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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大学文学院
陈文新
内容提要 ：面对科举功名，吴敬梓不仅是一个痛苦的失意者，也是一个冷静的考察者和思索者。他的《儒林外史》，以冷峻而幽默的风格，从举人的身价、功名与人品、功名与学问、功名与机缘等不同角度展现了科举时代的社会生活。《儒林外史》的描写，有助于我们全面把握科举制度的利弊，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科举时代的民间社会。
关键词 ：儒林外史；科举功名；举人；人品；学问；机缘
作为社会的一员，人总有实现个体价值的欲望。科举制度为读书人满足这一欲望指出了一条明确但不平坦的道路，激励千百万读书人挤上这条道路的是看上去光华照人的科举功名。
围绕着科举功名，上演了太多的人间悲喜剧。《儒林外史》从举人的身价、功名与人品、功名与学问、功名与机缘等不同角度展现了这些悲喜剧，有助于我们准确权衡科举制度的利弊，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明清时代的民间社会。
明清时代，中国民间社会对举人怀有强烈的迷信心理。在他们眼里，举人是“天上文曲星”。
读者想必记得范进的一场遭遇。他想去考举人，因没有盘费，去同岳父商议，结果被胡屠户骂了个狗血淋头：
不要失了你的时了！你自己只觉得中了一个相公，就“癞蛤蟆想吃起天鹅肉”来！……如今痴心就想中起老爷来！这些中老爷的都是天上的文曲星！你不看见城里张府上那些老爷，一个个方面大耳？像你这尖嘴猴腮，也该撒抛尿自己照照！不三不四，就想天鹅屁吃！
在胡屠户眼里，“尖嘴猴腮”的范进怎么会是“天上文曲星”呢？然而，出乎他的意料，范进居然中了！中了，这就证实了范进确是“天上文曲星”，确是地上老爷，区区胡屠户与天上文曲星相比，自觉卑微之极，再也摆不出丈人的架子来。因此，当范进突然发疯，要胡屠户打他一个嘴巴时，胡屠户为难地说：
虽然是我女婿，如今却做了老爷，就是天上的星宿。天上的星宿是打不得的！我听得斋公们说：打了天上的星宿，阎王就要拿去打一百铁棍，发在十八层地狱，永不得翻身。我却是不敢做这样的事！
好不容易壮着胆子打了范进一下，便不觉那只手隐隐地疼将起来：自己看时，把个巴掌仰着，再也弯不过来。自己心里懊恼道：“果然天上文曲星是打不得的，而今菩萨计较起来了。”想一想，更疼得很了。
上述情节经常被用来说明胡屠户的势利性格。胡屠户固然势利，但以上描写却旨在揭示市井小民对举人的迷信心理，他们天真地相信举人是上天降下的星君，绝不能当作寻常人看待。他们打心眼里崇拜举人，绝不只是出于利害算计，如严贡生之讨好范进，当“范举人先走，屠户和邻居跟在后面。屠户见女婿衣裳后襟滚皱了许多，一路低着头替他扯了几十回”时，当胡屠户高叫“老爷回府了”时，胡屠户对范举人的迷信心理无疑居于主导地位，巴结的意味并不明显。
清代文康《儿女英雄传》写安公子中举，依次刻画了安老爷、安公子、丫头、安公子的干丈母娘、安公子的丈母等人的反应。作者从赞赏的角度展示人们对中举的歆羡，与吴敬梓出于讽刺的目的不同，却一样使我们感受到了民间对于举人的迷信心理，且看其中的一个片断，是描写安公子的干丈母娘（舅太太）的：
只听舅太太从西耳房一路唠叨着就来了，口里只嚷道：“那儿这么巧事！这么件大喜的喜信儿来了偏偏儿的我这个当儿要上茅厕！才撒了泡溺，听见，忙的我事也没完，提上裤子，在那凉水盆里汕了汕手，就跑了来了，我快见见我们姑太太。”……他拿着条布手巾，一头走，一头说。一头擦手，一头进门。及至进了门，才想起……还有个张亲家老爷在这里。那样的敞快爽利人，也就会把那半老秋娘的脸儿臊了个通红。
一反常态，不也快赶上范进了么？
明清社会对于举人的迷信心理源于明清科举制度。明清的科举考试分为三级：第一级是院试；第二级是乡试；第三级，包括会试、复试和殿试。院试过关，考生便取得了生员的资格，俗称秀才。做了秀才，即正式成为下层绅士的一员。虽然秀才不能直接做官，但一方面，他们从此在经济上免于赋税和徭役，国家还给予一定的例银或其他津贴，在社会地位上高出平民百姓一等，见知县时不必下跪；另一方面，他们可参加举人以至进士等更高级别的考试，有希望跻身上层绅士的行列。乡试中被正式录取的称为举人。举人的功名比生员重要得多。因为，举人不但可参加会试投考进士，即使考不中进士，也能参加“大挑”，或做知县，或做学官，从此步入仕途；再退一步，哪怕不做官，在地方上以其绅士的身份，也实际上参与大量地方事务的管理，拥有相当大的权力。考上举人是读书人成为上层绅士的标志。它在读书人的人生经历中是极为关键的一环。科举制度为读书人参与国家管理提供了一条通道，民间社会对于成了举人的读书人的崇拜，就是在这条通道运行良好时产生的一个事实。
明末董说《西游补》第四回有一段文字摹写揭榜后考生各式各样的悲伤和兴奋，绘声绘色，蔚为大观：
当时从“天字第一号”看起，只见镜里一人在那里放榜，榜文上写着：……顷刻间，便有千万人挤挤拥拥，叫叫呼呼，齐来看榜。初时但有喧闹之声，继之以哭泣之声，继之以怒骂之声。须臾，一簇人儿各自走散：也有呆坐石上的；也有丢碎鸳鸯瓦砚；也有首发如蓬，被父母师长打赶；也有开了亲身匣，取出玉琴焚之，痛哭一场；也有拔床头剑自杀，被一女子夺住；也有低头呆想，把自家廷对文字三回而读；也有大笑，拍案叫“命、命、命”；也有垂头吐红血；也有几个长者费些买春钱，替一人解闷；也有独自吟诗，忽然吟一句，把脚乱踢石头；也有不许僮仆报榜上无名者；也有外假气闷，内露笑容，若曰应得者；也有真悲真愤，强作喜容笑面。独有一班榜上有名之人：或换新衣新履；或强作不笑之面；或壁上写字；或看自家试文，读一千遍，袖之而出；或替人悼叹；或故意说试官不济；或强他人看刊榜，他人心虽不欲，勉强看完；或高谈阔论，话今年一榜大公；或自陈除夜梦谶；或云这番文字不得意。
《儒林外史》虽然没有描摹如此众多的情状，但它更为细腻地渲染了两个人的大悲大喜，一个是周进，一个是范进。
周进本来是一名童生，离考举人还差着一个档次，吴敬梓何以安排他在贡院（乡试的试场）大哭？其原因，正在于举人的身价比秀才重得多，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在中举这个环节上呈现得尤为分明，周进中举时，“汶上县的人，不是亲的也来认亲，不相与的也来认相与，忙了个把月。申祥甫听见这事，在薛家集敛了分子，买了四只鸡，五十个蛋和些炒米、欢团之类，亲自上县来贺喜”。而正是这个申祥甫，在砸塾师周进的饭碗时充当了主角。
范进中举有着更为浓郁的喜剧性。他一眼望见“捷报”，不看便罢，看了一遍，又念一遍，自己把两手拍了一下，笑了一声道：“噫！好了！我中了！”说着，往后一跤跌倒，牙关咬紧，不省人事。范进的三个感叹句很有层次。“噫！”表示喜出望外，难以置信。是呀，中举如此艰难，他居然中了么？“好了！”当范进确认自己已中举时，他的第一个念头便是：从此不必挣扎在饥饿线上了。苦尽甘来，命运的突然转折使范进松了一口气。中举前，范进家早已断炊“两三天”，母亲“饿得两眼都看不见了”；已是初冬，范进却只能穿“麻布直裰，冻得乞乞缩缩”。一切辛酸到此画上了句号。这便是“好了”的内涵。“我中了！”这最后说出的一句话是范进命运转折的前提，但在他的下意识中，重要的不是举人的称号，而是举人身份带来的新的生活，因此，首先涌上脑际的是“好了”，然后才是“我中了”。“好了”才是他所真正关心的。做了举人，转眼之间成为上层绅士的一员，即所谓“天上人间一霎分”。难怪读书人梦寐以求，难怪民间社会视举人为“天上文曲星”了。不是文曲星，怎么当得起这样大的“福气”？
科举制度一方面为读书人参与国家管理提供了一条通道，这是读书人的幸事；另一方面，帝王在向读书人开放国家权力时，也以此为工具来控制知识阶层，又不可避免地带来一些负面因素。将读书人的思想纳入皇家所希望的轨道，使这个居于“四民之首”的社会集团真正与皇家同心同德，便是帝王希望达到的一个目的。明清科举制度规定以四书五经为基本考试内容，目的即是“端士习”、“崇正学”，把儒家的君君臣臣等纲常名教观念灌输到读书人的大脑中去。清顺治九年（1652），在各省学宫立卧碑，开门见山地指出：“朝廷建立学校，选取生员，免其丁粮，厚以廪膳；设学院、学道、学官以教之，各衙门官以礼相待，全要养成贤才，以供朝廷之用。”此后的康熙帝、雍正帝亦一脉相承地强调“养成贤才”这一宗旨。
朝廷的这种努力，不能说完全没有成效。在《儒林外史》中，那个主考的学道听知县李本瑛介绍了匡超人“行孝的事”后，立即热情地表示：“‘士先器识而后辞章。’果然内行克敦，文辞都是末艺。”答应一定录取匡超人。这表明，有些官员还是听朝廷的话，注重培养贤才的。
但教育目标与实际状况两歧却是更为普遍的情形。以四书五经为考试内容，朝廷的本意是灌输圣贤之道，而应试者却大都只将儒家经典当成猎取功名富贵的工具，根本不打算身体力行。清人陈澧《太上感应篇·序》切中要害地分析道：“世俗读四书者，以为时文之题目而已；读五经者，以为时文之辞采而已。”孔孟的著作，朱子的言论，一旦沦为陈澧所说的“题目”、“辞采”，也就是高翰林说的“教养题目文章里的辞藻”，还有谁当真照着去做？
吴敬梓对这种教育目的与实际情形分道扬镳的状况看得很清楚，他在小说第一回便提醒读者：用八股文取士，“这个法却定的不好！将来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也许，天目山樵的评语讲得比吴敬梓更全面些：“古来荣禄开而文行薄，岂特八股为然。”但八股取士中存在“文行薄”的弊端，毕竟是事实。
用“代圣贤立言”的八股文博取富贵，延伸到日常生活中，便是用美妙的合乎纲常的言论来为一己的私利服务，王德、王仁便是如此。严监生因原配王氏快要死了，跟这两位舅丈商议扶正“生了儿子的妾”赵氏，两位“把脸本丧着，不则一声”，但当他们各得到严监生的一百两银子后，态度立即大变，催他赶快扶正赵氏。王仁甚至拍着桌子道：“我们念书的人，全在纲常上做工夫，就是做文章，代孔子说话，也不过是这个理；你若不依，我们就不上门了！”言辞多么冠冕堂皇，可骨子里是为了那一百两银子。
用“代圣贤立言”的八股文来博取富贵，它可能导致的另一后果是：儒家经典读得越来越熟，八股文写得越来越好，人品却越来越差。匡超人便是一例。这个农家子弟，起初是何等能干，孝顺，淳朴，但等到读了书，考了一个秀才，又因为提携他的知县李本瑛“坏了”，他怕被连累，逃到杭州，碰上了景兰江、赵雪斋等人，学他们做斗方名士，又从一个衙门潘三那里，学了很多做坏事的本领，从此，他变成了一个卑鄙无耻的混蛋。匡超人的堕落，责任在谁？齐省堂本评语归罪于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卧闲草堂评语则以为，主要在于匡超人所遇匪人，假如他碰上的尽是马二先生辈，是不至于陡然变为利欲熏心之人的，“无如一出门既遇见景（兰江）、赵（雪斋）诸公，虽欲不趋于势利，宁可得乎！蓬生麻中，不扶自直，苟为素丝，未有不遭染者也”。
卧闲草堂评语无疑更为公正。但从“《春秋》责备贤者”的角度来看，马二先生也负有不可推脱的责任。他是匡超人早期的生活导师，却未能帮助匡超人增强免疫力，我们还记得他对匡超人的那段发自肺腑、情真意切的教诲：
贤弟，你听我说。你如今回去，奉事父母，总以文章举业为主。人生世上，除了这事，就没有第二件可以出头。不要说算命、拆字是下等，就是教馆、作幕，都不是个了局。只是有本事进了学，中了举人、进士，即刻就荣宗耀祖。这就是《孝经》上所说的“显亲扬名”，才是大孝，自身也不得受苦。古语道得好：“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而今甚么是书？就是我们的文章选本了。……
马二先生说这些话自是“热肠一片”，可他不引导匡超人先做一个合格的人，然后谈学业、功名，却一个劲地鼓励他“出头”、“荣宗耀祖”、“宦途相见”，为了做举业，甚至可以不管躺在床上的父亲，这能说是恰当的吗？举业之无助于人品的改善，岂非一目了然？
用“代圣贤立言”的八股文博取富贵，到头来，“富贵”战胜了“圣贤”，于是利欲熏心、世风日下便成为题中应有之意了。五河县就是这样一个标本。即使是曾经活跃过虞博士一辈人的南京，最终也不免一派污浊之气。“士习未端，儒效罕著”，朝廷的教育目标只能是设想，一个永远也兑现不了的设想。
相当一部分读书人的堕落是一个客观事实，作为对照，吴敬梓设置了一个与之相对的命题：不读书，不求功名者倒有可能是君子。
我们从商贾的侠行义举说起。《儒林外史》中有几位风标照人的商贾。他们在第三回就出场了。周进苦读了几十年书，秀才也不曾挣得一个，一天，他来到乡试的考场—贡院，想到自己因不是秀才，无权参加乡试，不禁放声大哭。同行的几位生意人在弄清周进的心事后，慷慨地帮他捐了一个监生，使周进得以参加乡试，周进的潦倒生涯也就此画上了句号。
吴敬梓更加引人注目之处在于，他热情洋溢地塑造了一个“不读书”不做官的君子系列，包括秦老、鲍文卿等人。
秦老是第一位。帮助周进的几位生意人是第二批。这些人，不读书，不做官，但偏是他们做了天下极豪侠极义气的事。作者为他们树碑立传，正如卧闲草堂评语所说：“此是作者微词”，“作者于此寄慨不少”。
写“不读书”的君子，吴敬梓在鲍文卿身上着墨最多。而且，不只是写他的君子行为，还进一步由向鼎来评议一番，有意拿他与“中进士、做翰林的”比较。通过向鼎的言谈，作者的“微词”明朗化了；不妨说，那正是吴敬梓本人的声音。且让我们来听听：“而今的人，可谓江河日下。这些中进士、做翰林的，和他说到传道穷经，他便说迂而无当；和他说到通今博古，他便说杂而不精。究竟事君交友的所在，全然看不得！不如我这鲍朋友，他虽生意是贱业，倒颇颇多君子之行。”
市井奇人荆元从事的亦是“贱行”。他开了一个裁缝铺，每日替人家做了生活，余下来工夫就弹琴写字，也极喜欢作诗。虽然喜欢作诗，却从不相与“学校中的朋友”。什么原因呢？“学校中的朋友”，专心攻八股文，他们的“见识”是以八股文博取功名富贵；不结交他们，“不贪图人的富贵”，这便维护了人格的独立与纯洁。
到此为止，我们可以回答前面的提问了。吴敬梓大写商贾及其他“不读书”、不做官者的侠行义举，就对题材的处理而言，乃是“有激之言”；现实中的大量“不读书”、不做官的人，未必当得起吴敬梓的赞赏。“人不如鬼”，莫非真的不如鬼么？但不这样处理，又怎能宣泄出胸中的愤慨？“有激之言”，这是艺术的特权；读者不宜挑剔，当然也不能“一一作实法会”。
《阅微草堂笔记》卷一有一个鄙薄功令文字的笑话。纪昀以光为喻，认为“学如郑、孔，文如屈、宋、班、马者”，其光“上烛霄汉，与星月争辉。次者数丈，次者数尺，以渐而差，极下者亦荧荧如一灯”，惟功令文字只是团团黑烟。且看笑话中“老学究”与“鬼”的一段问答。学究问：“我读书一生，睡中光芒当几许？”鬼迟疑了好长时间，回答道：“昨过君塾，君方昼寝。见君胸中高头讲章一部，墨卷五六百篇，经文七八十篇，策略三四十篇，字字化为黑烟，笼罩屋上。诸生诵读之声，如在浓云密雾中。实未见光芒，不敢妄语。”
所谓郑、孔，指汉代的经学大师郑玄和孔安国；所谓高头讲章，指八股文题库“四书”的讲义；所谓墨卷，指科举考试中考中的原卷；所谓策略，又叫策论，是科举考试中的一种文体。纪昀的意思是：用于求取功名的八股文、策略之类，只是“黑烟”（其中没有真学问）；只有郑玄、孔安国等人与功名无关的汉学，才“字字皆吐光芒”（是真学问）。
一心只求功名的人没有学问，这不只是纪昀的看法，明清两代的许多人都持这种见解。比如，明清之际的顾炎武曾在《日知录》卷十六中慨叹：“嗟乎！八股盛而六经微，十八房（即刻板流行的进士考卷）兴而二十一史废”；“此法不变，则人才日至于消耗，学术日至于荒陋，而五帝三王以来之天下将不知其所终矣。”清代袁枚《随园诗话》卷十二引有他同时代人徐灵胎的一首《道情》：
读书人，最不齐，烂时文，烂如泥。国家本为求才计，谁知道，变做了欺人技。三句承题，两句破题，摆尾摇头，便道是圣门高弟。可知道“三通”、“四史”，是何等文章？汉祖、唐宗，是那一朝皇帝？案头放高头讲章，店里买新科利器。读得来肩背高低，口角嘘唏，甘蔗渣儿嚼了又嚼，有何滋味？辜负光阴，白白昏迷一世。就教他骗得高官，也是百姓朝廷的晦气！
嬉笑怒骂，可谓淋漓尽致。
在《儒林外史》中，吴敬梓写范进不知道苏轼是什么人，马二不知道李清照是什么人，张静斋胡诌刘基“是洪武三年开科的进士”，用意亦同于徐灵胎。写“讲功名”的人没有学问，尤具表现力的是第四十九回。这回的回目是“翰林高谈龙虎榜”。高翰林唯一精通的大概只有八股。如同“文以载道”、“诗言志”、“词缘情”一样，八股文也有自己的基本文体规范，即“代圣贤立言”。“代圣贤立言”，在写作上的限制是：不能引秦汉以后之书，不能引秦汉以后之事。这种限制本来只是针对八股文的，可读书甚少的高翰林却以为适用于别的所有的文体，于是，他拿这做标准，对庄绍光提出批评：
敝处这里有一位庄先生，他是朝廷征召过的，而今在家闭门注《易》。前日有个朋友和他会席，听见他说：“马纯上知进而不知退，直是一条小小的亢龙。”无论那马先生不可比作亢龙，只把一个现活着的秀才拿来解圣人的经，这也就可笑之极了！
“现活着的”自然是秦汉以后的人了，其事自然是秦汉以后的事了，故高翰林振振有词地说庄绍光“可笑”。殊不知“可笑”的正是他本人。吴敬梓不想认真反驳，只让武书跟高翰林开了个玩笑：“要说活着的人就引用不得，当初文王、周公为甚么就引用微子、箕子？后来孔子为甚么就引用颜子？那时这些人也都是活的。”弄得高翰林很狼狈，当下便承认自己学力浅陋。吴敬梓用这个情节表达了和清代钱泳《履园丛话》卷十三《科举·立品》一样的意思：科举考试得中与否，与应试者的人品学问原不相干；不是中进士、登高科者，就有学问。
讲功名的人没有学问，讲学问的人又得不到功名，这矛盾该如何处理？
迟衡山的意见是：“讲学问的只讲学问，不必问功名；讲功名的只讲功名，不必问学问。若是两样都要讲，弄到后来，一样也做不成。”迟衡山给我们的印象很迂，这段议论却不失为一种见解。
清代一些学者又有另一种看法。邵长蘅《赠王子重先生序》提出：“成进士始可以为学。”这见地相当通达，因为在成进士前，倘若沉潜于“经史子集、兵农礼乐、天文律历象数诸书”，其八股文绝对写不好；但如果成进士后，还抱住八股文不放，那就只能是高翰林似的陋儒。《红楼梦》第八十一回，贾代儒教训宝玉说：诗词一道，不是学不得，但要在发达以后。所谓发达以后再学诗词，即意在将人生分为举业和学问两个阶段、两个侧面。举业是进身之道，学问是终身之事；以举业为终身的学问，失之于陋，以学问为进身的举业，失之于迂。不陋不迂，因时制宜，这种人生安排才是恰当的。
读到这里，也许读者会忍不住插入一个问题：既然大家看不起八股文，干吗不取消它，改用别的取士方式？
明清时代实行以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其合理性至少有三点（我们讨论学问与功名的矛盾，也正是以承认其合理性为前提的）：
一、科举制度比历史上的九品中正制等有较多的合理性，舍此还没有别的更好的选拔人才的途径。清乾隆年间的大学士鄂尔泰指出：用八股文取士，自明迄今，近四百年，人知其弊而又守之不变的原因，在于变了以后没有良法以善其后。
二、取消八股文，考试别的内容，也会有流弊，其至流弊更大。唐代的进士考试以诗赋为主，北宋的王安石曾批评道：“今以少壮时，正当讲求天下正理，乃闭门学作诗赋。及其入官，世事皆所不习，此科法败坏，人才致不如古。”根据王安石的建议，宋神宗年间的进士科以儒家的经典《易》、《诗》、《书》、《周礼》、《礼记》、《论语》、《孟子》为主要考试内容，王安石的《三经新义》则被规定为对经典的权威性的解释。王氏的目的，是要甄拔实用的人才，但事与愿违，应试者却“专诵王氏章句而不解义”。这使王安石大为沮丧，感慨说：“本欲变学究为秀才，不谓变秀才为学究。”由此一例，不难看出，“官学功令，争为禽犊；士风流弊，必至于斯。即使尽舍‘四书’朱注，而代以汉儒之今古文经训，甚至定商鞅韩非之书，或马迁班固之史，若屈原杜甫之诗骚，为程文取士之本，亦终沦为富贵本子、试场题目、利禄之具而已，‘欲尊而反卑之’矣”
。
三、以考试的方式甄拔人才，必须有统一的标准，否则，考生与考官都将无所适从。所以，尽管一些著名学者如纪昀对朱熹的《四书集注》颇有非议，却不赞成在科举考试中脱离朱注而杂采汉学。据清代梁章钜《制义丛话》卷十一记载，有个叫王惕甫的考生，在嘉庆丙午科的考试中，采用汉儒的注而不用朱熹的集注；结果，尽管他文章写得很好，还是被考官纪昀给刷掉了，而纪昀在学术上却正是偏爱汉学、不满宋学的学者。可见，纪昀主张，个人在学术上的独立见解不能影响考试标准的统一性。
面对学问与功名的矛盾，迟衡山主张“讲学问”的与“讲功名”的各行其是，井水不犯河水，以为两者不可兼得；贾代儒则提倡前期攻八股文以求功名，后期读诗古文以求学问，鱼与熊掌，一人兼得。谁的说法更切实可行呢？
清初褚人获曾在《坚瓠集》中记载过这样一件事：师生二人，同时中举，各立碑纪念，老师题曰“必然”，学生题曰“偶然”。若干年后，“必然”圮毁，而“偶然”独存。这故事的含义很好把握，无非说人生功名富贵，大多出于“偶然”，是一种机缘，也就是所谓“功名富贵无凭据”。范进和马二先生的遭遇从正反两方面为这一命题作了很好的注解。
范进考中秀才，与周进的阅卷关系很大。
“周学道校士拔真才”一节，写考官评阅试卷，颇有黑色幽默的意味。周进做广东学道，第三场考南海、番禺两县童生，五十四岁的老童生范进第一个交卷。周学道将范进卷子用心用意看了一遍，心里不喜，道：“这样的文字，都说的是些什么话！怪不得不进学！”丢过一边不看了。又坐了一会儿，还不见一个人来交卷，遂再次拿过范进的卷子来看，看完，觉得有些意思。当他将范进的卷子看过三遍后，印象更好了，不觉叹息道：“这样文字，连我看一两遍也不能解，直到三遍之后，才晓得是天地间之至文，真乃一字一珠！可见世上糊涂试官，不知屈煞了多少英才！”忙取笔细细圈点，卷面上加了三圈，即填了第一名。又把魏好古的卷子取过来，填了第二十名。
考生的中与不中，存在极大的偶然性，于此可见一斑，假如周进只看一遍，范进岂不是还得做童生？而只看一遍的阅卷方式正是普遍现象。清代流传有以快、短、明三字衡文的说法。所谓快，即交卷越快越好；所谓短，即篇幅越短越好；所谓明，即文章的意思越明快直白越好。为什么会这样呢？原因在于，清代的督学使者，按临各郡考试秀才和童生，每次须分十多场，往往因公事繁冗，期限太紧，根本不可能从容评阅考卷。为了赶时间，取的名额一满，尽管考试还没结束，录取名单照样公布。有些写得不够快的考生，或因文章篇幅长而拖延了时间的考生，说来是既可怜又可笑的：他们正伏案苦思，或挥笔疾书时，忽然间听到鼓吹聒耳，龙门洞开，才知道是公布录取名单，于是，不等写完考卷，便踉踉跄跄地走出考场。
“定弃取于俄顷之间，判升沉于恍惚之际”，其失误是在所难免的。范进的运气好，他第一个交卷，占了“快”的优势，否则周学道连看第二遍都来不及，遑论第三遍？他的文章是否“短”，读者不甚了然。但可以断定，绝对不属于“明快直白”一类，倒是写得相当含蓄，需要反复品味，才能体会出其用笔的高妙。
富于含蕴的八股文是不适于应试的。晚清宣鼎的传奇小说集《夜雨秋灯录》三集卷二《科场》记有吴兰陔的一段传奇经历。“吴兰陔，时文中之名手也。其门下从学之徒数百人，发科甲入词林者甚众。惟先生落笔高古，屡困场屋，时年已五旬外矣，功名之念甚切。”未几入闱应试，试题为《乡人皆好之》。吴兰陔早先作有此文，但入闱前已为本家吴生某抄去，兰陔不胜悔恨，说：“得意之作既被人录去，谅天意终身不得售矣”，遂信笔一挥，交卷而出。录取的结果是令人啼笑皆非的：吴生归，不作第二人想，却居然落第；吴兰陔已不作被录取的指望，然“是科竟中”。吴兰陔带着旧作去见座师，请求用旧作换下考场中的那一篇。座师同意了，但补充说明道：“虽然，此文若在场中，未必中式，盖阅卷时走马观花，气机流走者，易于动目。此文非反覆数过，不知其佳处，试官有此闲情乎？”座师的话直截了当，再坦率不过了。
卧闲草堂刻本《儒林外史》第三回的一则总评说：“周进之为人本无足取，胸中大概除墨卷之外了无所有，阅文如此之钝拙则作文之钝拙可知。空中白描出晚遇之故，文笔心细如发。”深文周纳，似于周进过于苛酷。“周学道校士拔真才”，这八字回目宜从正面看：不必认为作者处处心机极深，暗藏针砭（自然，这“真才”是指写八股文的“真才”）。至少，吴敬梓笔下的周学道，无一丝一毫达官贵人的矜持气息，不失为读书君子。比如，他虽也请了几个看文章的相公，但并不依赖他们。他的想法是：“我在这里面吃苦久了，如今自己当权，须要把卷子都要细细看过，不可听着幕客，屈了真才。”诚心实意地想识拔“真才”，做到这一步并不容易。《聊斋志异·何仙》叙述了这样一个故事：李生应试的文章，公认为一等，发案时却“居四等”，毛病出在主考的不负责任：主考公事繁杂，根本不关心考试的事，一切委托给幕客；而幕客中不少是粟生、例监，这些连句读都弄不清的人，其升降当然是颠倒黑白了。比起《何仙》中的主考来，周进是值得尊敬的。
第三回还有一个细节：当面黄肌瘦、花白胡须、头上戴一顶破毡帽、身上穿一件朽烂的麻布直裰、冻得乞乞缩缩的范进走进考场时，“周学道看看自己身上，绯袍金带，何等辉煌”，同情之感油然而生，这迥异于王惠、梅玖的得意、自负、轻狂。吴敬梓把握住周进作为一个有良心的试官的心理基础，由此切入，写他细读范进的文章，笔墨之间，并无憎恶之意。
对周学道的调侃则是有的，满场号生，才交了两份卷子，可第一名、第二十名已经定下，这就很难说是恰当的了。此外，他所选拔的“真才”范进，除了堪称八股行家外，其他方面的才能也不敢恭维。第二十名魏好古，替人作了一个荐亡的疏，“倒别了三个字”，看来学问有限得很。但这种弊病是伴随整个科举制度而来的，责任不能由周学道一个人来负。
马二先生的遭遇也是考察功名与机缘关系的一个有趣的例证。
马二先生是个有着豪侠气质的形象。“马纯上仗义疏财”一节，写他有血性，有担当，化解了蘧駪夫的一场灾难，他不愧为儒林的君子。
马二先生对举业的迷信也是以极豪爽的方式表现出来的。他听说蘧駪夫“不曾致力于举业”，当下便交浅言深、倾筐倒箧地开导这位还只有一面之交的明友：
你这就差了。举业二字，是从古及今人人必要做的。就如孔子生在春秋时候，那时用“言扬行举”做官，故孔子只讲得个“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这便是孔子的举业。讲到战国时，以游说做官，所以孟子历说齐梁，这便是孟子的举业。……到本朝用文章取士，这是极好的法则，就是夫子在而今，也要念文章、做举业，断不讲那“言寡尤，行寡悔”的话。何也？就日日讲究“言寡尤，行寡悔”，那个给你官做？孔子的道也就不行了。
马二先生这番话，数十年来颇为人诟病。说实话，他讲得太露骨了，把举业和做官的联系不加遮掩地揭示了出来。为什么要做举业？求科第而已。为什么要求科第？要做官而已。连孔、孟子也被看成利禄之徒。这话该说吗？
站在朝廷的立场上，这话是不该说的。明清时期以八股取士，官方的理论上的目的，是引导知识分子多“读圣贤之书”，通过对君君臣臣等儒家的价值观的反复灌输，将读书人的思想纳入官方所期望的轨道，即所谓“隆学校以端士习，黜异端以崇正学”。只是，这种理论上的目的往往与生活实际相距甚远。清乾隆皇帝的《训饬士子文》就不无恼怒地指斥道：“……独是科名声利之习，深入人心，积重难返。士子所为汲汲皇皇者，惟是之求，而未尝有志于圣贤之道。”马二先生不向后学宣传朝廷的理论上的崇高目的，却毫无保留地鼓励蘧駪夫追求科名，其境界未免太“低”。
换了秀才王仁这一流人，也不会说这种话。王仁曾情绪激昂地说：“我们念书的人，全在纲常上做工夫，就是做文章，代孔子说话，也不过是这个理。”而在冠冕堂皇的言辞遮掩下，他与严监生正在进行的交易是：严监生给他一百两银子，他答应严监生将偏房扶正。从这里，我们发现了王仁的处世技巧：他备有两套哲学，一套哲学是“说的行不得的”教养题目的辞藻，那是对外的；一套哲学是“行的说不得的”自己内心的隐秘，那是对内的。马二先生只有一套哲学，如何行即如何说，表里一致，言行如一，实在是太天真了。
作为选家，马二先生也信守一套哲学：严谨、认真、不来丝毫虚假。他认定“文章以理法为主”，“不可带注疏气，尤不可带词赋气”，批文章时便严守矩镬。且听他自道家门：
小弟每常见前辈批语，有些风花雪月的字样，被那些后生们看见，便要想到诗词歌赋那条路上去，便要坏了心术。古人说得好，“作文之心如人目”，凡人目中，尘土屑固不可有，即金玉屑又是着得的么？所以小弟批文章，总是采取《语类》、《或问》上的精语。时常一个批语要做半夜，不肯苟且下笔，要那读文章的读了这一篇，就悟想出十几篇的道理，才为有益。
按两套哲学生活的匡超人便“潇洒”得多。马二先生“三百篇文章要批两个月”，匡超人“屈指六日之内，把三百多篇文章都批完了”。至于读者是否获益，匡超人是不在乎的。
由于马二先生的豪爽、天真、严谨，他的形象可笑亦复可敬。正如天目山樵的评语说：“马二先生十分真诚”，“言虽可笑，其意却可感”。齐省堂本评语也赞许道：“马二先生逢人教诲，谆谆不倦，自是热肠一片。莫以其头巾气而少之也。”
然而，使我们读者颇为不平的是，马二先生这样一位虔诚的举业信奉者，居然未能中举。他到头来得到的最高功名竟只是优贡。
马二先生何以不能中举？
是他不懂八股文吗？选家卫体善确曾攻击马二先生：“正是他把个选事坏了！他在嘉兴蘧坦庵太守家走动，终日讲的是些杂学。听见他杂览倒是好的，于文章的理法，他全然不知，一味乱闹，好墨卷也被他批坏了。”但明眼的读者心里清楚：马纯上生平最厌恶杂览。“马二先生论举业，真是金科玉律，语语正当的切，足为用功人座右铭。其评选亦必足为后学津梁，岂若信口乱道、信手乱涂者哉！”
是马二先生不会“揣摩”吗？高翰林确曾以此作为马纯上不能中举的理由：
我朝二百年来，只有这一桩事是丝毫不走的，摩元得元，摩魁得魁。那马纯上讲的举业，只算得些门面话，其实，此中的奥妙，他全然不知。他就做三百年的秀才，考二百个案首，进了大场总是没用的。
这里的“揣摩”，是指揣摩“风气”，“读近科中式之文”，以期投考官所好，这倒真是马二先生的“短处”。他执著地认为：“任他风气变，理法总是不变，所以本朝洪、永是一变，成、宏又是一变。细看来，理法总是一般。”洪、永指洪武、永乐年间，这是八股文体制初具规模的时期，文风崇尚简朴，虽注重对偶，却没有几股的限制；成、弘指成化、弘治年间，这是八股文的成熟时期，文风趋向繁复，对偶工整，体式更加严谨；隆庆、万历以后，更以机锋侧出和借题发挥取胜。这表明，风气的不断演变是客观存在，但注重风气，忽视理法，却于朝廷的宗旨相悖。马二先生强调理法，这是他的诚实处；而忽视风气，也许正是他落第的原因之一。
不过，吴敬梓持另一种看法，他将马二先生的不中归结于录取的偶然性。迟衡山讲得直截：“上年他（马二）来敝地，小弟看他着实在举业上讲究的，不想这些年还是个秀才出身，可见这举业二字原是个无凭的。”这也就是归有光所谓“场中只是撞著法”，《儒林外史》开场词所谓“功名富贵无凭据”。深于举业，文章出色，却照样困于场屋。这在明清时代并非个别现象。清人诸联《明斋小识》卷三《中式有命》记载叶大绅“雄才绩学，为世所推。甲午秋试，考据详核，文更古茂，以为必售。及发榜，又落孙山”。诸联为之叹息道：如此结局，殆“命矣夫”。马二先生的“命”，大概也不怎么好。
话说回来，科举考试中个人的中与不中，固然有极大的偶然性，但就整体而言，文化发达的程度，仍是决定不同地区录取人数多少的决定因素。据王德昭《清代科举制度研究》统计：有清一代，凡属经济繁荣、文风兴盛之区，科名亦盛。以全国各直省获中会元、三鼎甲和传胪的人数为例，清代以江苏、浙江、安徽、直隶和山东等五省获中的人数最多；此五省中，又依次以江苏和浙江为盛。科举制度的这种相对公平的竞争性，亦不必抹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