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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陈美林
我国文学史上杰出的作家吴敬梓出生于清康熙四十年（1701），逝世于乾隆十九年（1754），今年为其逝世260周年。他在南京写成的《儒林外史》享誉世界，美国学者亨利·韦尔斯（Henry W﹒Wells）在其《论〈儒林外史〉》文中说这部作品“足堪跻身世界文学杰作之林”，“可与意大利卜迦丘、西班牙塞万提斯、法国巴尔扎克或英国狄更斯等人的作品相抗衡”。俄文本译者沃斯克列辛斯基在译本“前言”中说：“这部小说是作家卓越天才的里程碑，直到今天，它仍是中国古典文学的典范作品之一。”正因为他的杰出成就，中国作协于1954年在北京召开了“吴敬梓逝世200周年纪念会”，由作协主席茅盾主持，除国内著名学者、作家如翦伯赞、吴组缃、何其芳、曹禺、冯雪峰等出席外，还邀请各国驻华使节与会。从此，在安徽、江苏有关县市召开过6次纪念会，其中有两次在江苏举行，一次是1984年在南京召开的纪念吴敬梓逝世230周年学术讨论会，一次是1996年在扬州召开的《儒林外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这两次会议颇有可记可叙之特色，仅先行追忆由汪海粟主持的1984年南京之会，以纪念吴敬梓逝世260周年。
1984年在南京召开的纪念吴敬梓逝世23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距1954年的北京之会正好30年。这30年中，历经批判胡适、批判胡风、反右派、反右倾、“拔白旗、插红旗”、四清、“文化大革命”等政治运动，对学术研究（包括对吴敬梓和《儒林外史》研究）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直到1976年粉碎“四人帮”、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政治、经济各方面的秩序逐步恢复正常，特别是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全国科学大会召开之后，高校恢复招生、停顿多年的职称评定重新进行，科研机构恢复和重组，教学、科研队伍不断扩大，十二届三中全会更提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口号，各项教学、科研活动得以正常展开、健康发展，科研成果也得以日渐增多。即以吴敬梓和《儒林外史》的研究而言，从1954年首次会议召开之后，停顿了27年之久，到1981年才在滁州召开了纪念吴敬梓诞辰280周年学术讨论会；以成果言，1954年全年发表研究吴敬梓和《儒林外史》的论文有29篇；1955年1月至1976年12月，在长达21年间仅有76篇，其中还有数篇为“四人帮”鼓吹评法批儒的所谓“论文”；而从1977年1月到1981年12月，仅仅四五年间则有103篇，这就为滁州之会的召开提供了先决条件。
滁州之会，纪念委员会成员27名，全系安徽的干部和学人。应邀出席代表70余人中，外地学人30余人，其余均为安徽的干部、学人约40余人。会议于1981年10月12日上午举行开幕式，由安徽省文化局长戴岳致开幕词，安徽省委副书记、宣传部长兰干亭讲话，滁州地委书记王郁昭也讲了话，江苏省委常委、副省长、宣传部长汪海粟和上海市委宣传部第一副部长陈其五作为来宾先后在开幕式上致贺词。
汪海粟的贺词充分吸收了最新的研究成果，体现了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他说吴敬梓“一生中有很长一个时期是生活在江苏的。在他14岁到22岁的这段时间里，他的嗣父吴霖起在江苏赣榆县做官，他曾随同他父亲到赣榆，先是在全椒和赣榆两地往返，以后就在赣榆居住下来。33岁后……带领全家来到南京，一住将近20年。……最后在扬州去世，葬在南京……《儒林外史》也是在南京和扬州，用了10年时间写成的”。确实，吴敬梓青少年时代不仅在江苏赣榆住过，也多次来游南京，“昔年游冶，淮水钟山朝复夜”，这是吴敬梓30岁时所作《减字木兰花》的词句，回忆青年时代来游南京的往事，其从兄吴檠为其“三十初度”所作亦云“汝时十八随父宦，往来江淮北复南”可证。汪海粟的贺词还明确指出《儒林外史》是在南京写成的，吴敬梓病逝于扬州却葬于南京的史实。至于吴霖起为吴敬梓之父，是胡适当年考证的结论，但胡适的考证有所欠缺，他没有搞清吴敬梓生父为吴雯延，吴霖起只是他的嗣父，而这一成果却是笔者在1977年发表的《吴敬梓身世三考》文中提出的，并得到学术界的认可，所以汪海粟在贺词中说明此节。其次，汪海粟在贺词中还指出：“吴敬梓毕竟是受正统儒家影响的知识分子，他不能不存在阶级和时代的局限”，“他的这种世界观中的消极因素，也不可能不在他的作品中表现出来，但这并不能掩盖他作品的思想光辉”。既指出其不足，又充分肯定其成就，充分体现了如何继承民族优秀遗产的科学态度，这就显示了汪海粟的贺词非同内容泛泛的颂词。他的发言全文辑入安徽纪念吴敬梓诞辰280周年委员会所编纪念专刊《吴敬梓研究》中。
鉴于吴敬梓和《儒林外史》与南京的紧密关系，与会代表一致希望并要求江苏方面承办一次学术活动，经多方沟通，汪海粟代表江苏表示在1984年吴敬梓逝世230周年之际，在南京举行一次学术讨论会。
在南京，召开一次纪念吴敬梓逝世230周年学术讨论会殊有意义。
首先，吴敬梓从全椒移家南京，不是一般迁徙，而是在故乡“郁伊既久，薪纆成疾”，与“乡人”“游处”，“似以冰而致蝇，若以狸而致鼠”，在这种势利环境中，不得不“见几而作，逝将去汝”。一旦“达于白下”，便“买宅秦淮岸，殊觉胜于乡里”，不禁在《移家赋》中大加赞叹：“金陵佳丽，黄旗紫气，虎踞龙盘，川流山峙，桂桨兰舟，药栏花砌，歌吹沸天，绮罗扑地，实历代之帝都，多昔人之旅寄。爰买数椽而居，遂有终焉之志。”确实，吴敬梓自此归属金陵，即使病卒扬州，也叶落归根于白下，金兆燕诗云：“生平爱秦淮，吟魂应恋兹。”葬于秦淮而非全椒。朱绪曾《金陵诗征》录其诗作数首，并有小传，云：“敬梓，字敏轩，上元人。”上元，即江宁府属县，现为南京市区。陈作霖《金陵通传》虽无吴敬梓传，但有其长子吴烺传，云：“吴烺，字荀叔，号杉亭，上元人，始祖自六合迁全椒，祖雯延，始居金陵。”这乃是因为“金陵山水之乡，名贤多爱而居之”，陈作霖在编纂《通传》时便确定“是卷不载寓贤，必定居再世生长斯土者，始为甄入”。传中所记雯延，即吴敬梓生父，曾侨寓在清凉山下丛霄道院中，而非定居，吴敬梓则不同，已“诛茅江令之宅”，在秦淮、青溪汇合处购置秦淮水亭定居白下，其子吴烺乃得以入《金陵通传》，可见吴敬梓不仅仅是移家南京，而已入籍上元。
其次，《儒林外史》不仅仅是创作于南京，所谓“闲居日对钟山坐，赢得《儒林外史》详”，而且是南京深厚的文化积淀孕育了这位作家，而作家又形象地描绘了文化大邦南京的方方面面。在吴敬梓移家秦淮之后，结交了众多的学人，有科技专家、思想家、诗人、画家等，过着“论文乐友朋”的生活，这对促进其思想中的进步成分的增长起着良好的作用；同时，又由于生活日渐贫困，在他的交往中也多了伶人、道士等城市大众，体验了下层社会的生活、感受了市井平民的情操，促使其从缙绅子弟逐渐向平民百姓转变，这为他创作《儒林外史》这部杰出的小说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仅以体现作者社会理想的相关情节而言，小说中先有祭泰伯祠之举，后有“四客”的出现，均与南京有关。泰伯祠位于南京雨花台山麓，发起并操持这一活动的士人大都为江苏、南京籍，虽有个别外地知识分子，但也长期侨寓南京。此举的目的在于“借此大家习学礼乐，成就出些人才，也可以助一助政教”，然而这种礼乐兵农的理想也过于迂腐，并不能挽救封建社会的种种弊端，未有几年，泰伯祠也无人问津、已渐颓圮。当年主持这一活动的“南京的名士已渐渐销磨尽了”，这显然表明这一社会理想已成泡影。一个时代已经结束，但吴敬梓移家南京后，就一直自奉“一事差堪喜，侯门未曳裾”，在礼乐兵农理想破灭之后，继而发现“市井中间，又出了几个奇人”，即季遐年、王太、盖宽、荆元“四客”，他们都是南京土著，活动在清凉山、乌龙潭一带，也都凭一技之长，自食其力，不事权贵。这是在“学而优则仕”的士人传统的出路之外，另寻新路。这种探寻出现在300年前的作家身上，不是值得我们珍视的么！吴敬梓这种在南京士人和平民中寻求理想的努力，不是值得我们江苏、南京特别纪念的么！
再次，《儒林外史》的传播，也以江苏贡献为最。最早的刻本为金兆燕在乾隆年间任扬州府学教授时所为，但此刻本未见流传。金和在《儒林外史·跋》中说“发逆乱后，扬州诸版散佚无存”，可见当年刻本非止一种。此后“吴中诸君子将复命手民，甚盛意也”，则说明扬州各版虽已无存，但苏州又有刻本如群玉斋等刊本出现，而且还有潘氏抄本。20世纪50年代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有张慧剑校注本，而张氏却长期生活在南京。总之，由于作家吴敬梓和作品《儒林外史》与江苏、南京的关系如此紧密，在江苏南京召开相关的学术活动特有意义，汪海粟在滁州会上的表态，正反映这一特殊意义。
1984年学术讨论会交由南京师范大学承办，这与人民文学出版社于20世纪70年代初约请该校整理《儒林外史》有关。当时校方很重视，成立老中青三结合小组，成员4人，笔者是成员之一。为此，除一老先生外，其余3人持省革委会介绍信，前往芜湖、合肥、滁州、全椒等地访书寻人。全椒县接待我们的是时任县革委会负责人王郁昭、宣传组副组长韦邦杰等同志。此举触动了全椒县，引起他们对这一课题的重视，先后多次派人来南京访谈。不久，他们成立了安徽大学、滁州地区、全椒县三结合的研究小组，并来南师取经。此际，我在完成前言第一稿，经出版社广泛征求意见认可后，即被调出前言小组，从此便从职务研究转入个人业余研究，与安徽小组的座谈会便未参加。安徽大学李汉秋同志仍欲与我交流，便请我系一位教师陪同来宿舍晤谈。虽然南师起步早，但安徽动作快，他们返回不久，“一九七五年五月八日”便“根据安徽省委批转的关于《注释法家著作、评法批儒编写出版规划》”而拟出的《反儒的讽刺小说〈儒林外史〉》的写作提纲征求意见，不久，便将他们的成果《儒林群丑的讽刺画卷—评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小册子（有1976年6月内部印行本和1977年1月安徽人民出版社正式刊本）先后寄给我。粉碎“四人帮”以后，虽然江苏的成果多于安徽，但安徽也同样动作快，在1981年便召开纪念吴敬梓学术讨论会。
江苏在《儒林外史》研究方面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据不完全统计，1976年以来，全国共发表了吴敬梓研究的论文150多篇，其中三分之一出自江苏作者之手”（《南京日报》1984年11月2日报道）；而江苏论文又以南师作者所写为多，仅以笔者而言，自1976年到滁州会的1981年，发表17篇，而到1984年的南京会更达31篇。南师整理本《儒林外史》的前言又重新写过，删去他们原先所写的反儒评法内容后重印。由于印数多，影响也大。国内一些同道也肯定南师在这方面的成绩，如南开大学朱一玄教授当年就说：“南师是研究《儒林》的重镇。”
南京师大不负所托，在与省社联、省社科院、省文化厅、省作协、省出版社以及南京大学等单位协商后，联合发起举办纪念吴敬梓逝世230周年学术讨论会，给省委宣传部写了报告，经批准后，首先组织纪念吴敬梓逝世230年委员会，由原副省长、时任江苏省社科院名誉院长汪海粟为主任委员，委员23人，有省内相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参加，如盛思明（省社科院副院长）、王建邦（新闻）、顾明道（文化厅）、杨巩（南师党委书记）以及学人程千帆（南大）、陈美林（南师）等，同时也邀请各地学者代表参加，如章培恒（复旦大学）、何满子（上海古籍出版社）、宁宗一（南开大学）、袁世硕（山东大学）、李汉秋（安徽大学）、刘世德（中国社科院）等。至于出席会议的代表，根据当年的名册，外省学者有57人与会，本省干部、学人共有35人，充分体现全国性的特色。
南京还特地邀请了时任安徽省长王郁昭。20世纪70年代去安徽访书时，他以全椒县革委会副主任的身份接待过我们；80年代初滁州之会时，他以纪念委员会副主任、滁县地委书记的身份在开幕式上发表讲话，迨至南京之会时已升任安徽省长，对于南京的邀请，他于1984年6月16日复信云“承蒙邀请参加纪念吴敬梓学术讨论会，深为感谢。但因公务繁忙，难以到会，谨致歉意”，“衷心祝愿这次讨论会圆满成功”（信载《南京师大》特刊，1984年11月1日）。
1984年11月2日纪念吴敬梓逝世230周年学术讨论会在南京举行。据《新华日报》11月3日报道：会议在南京师范大学举行，“开幕式由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副教授谈凤梁主持。纪念吴敬梓逝世230周年委员会主任委员、省社科院名誉院长汪海粟致开幕词。省委副书记孙颔、南京市顾问委员会副主任刘平分别在会上讲了话。上海古籍出版社编审何满子、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研所副研究员刘世德也发了言。来自全国各地的有关专家学者何泽瀚、宁宗一、朱泽吉、李汉秋、孟醒仁、陈美林，吴敬梓后裔吴炽棨、文化部政策研究室顾问朱平康，以及南京师范大学古代文学研究专家、教授唐圭璋、孙望等120多人出席了开幕式”。
开幕式前，几位老先生还填词、吟诗，以为祝贺。如词学大家唐圭璋先生有《减字木兰花·纪念吴敬梓逝世二百三十周年》，词云：
奇才卓荦，坐对钟山详稗说。拨墨研朱，描绘人间丑恶图。
飘香盈袂，千里嘉宾参盛会。邃密同商，祖国文明更发扬。
唐圭璋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
会后，唐老还书写此词赠我，词句稍有不同。
老辈段熙仲先生有《敬为六绝句颂文木先生》，录其“移居”一首：
故家池馆今何许？
十丈红尘买一廛。
谁信寻春几狂客，
秦淮水畔拥寒毡！
孙望先生亦有诗：
一派名场逐竞狂，
谁怜痼疾入膏肓。
时人若问医心术，
敢荐儒林作处方。
纪念吴敬梓逝世二百三十年
孙望
11月2日清晨，我接获通知，让我提早一刻钟到会场，省委副书记孙颔要在开幕式前与我晤见，乃奉命前往，在会场周边的小会议室中等候。不一会孙书记由大会人员陪同进来，交谈几分钟，会议开始，孙颔乃去主席台就座，我则在最后一排空位处坐下。
汪海粟在开幕词中首先对来自全国各地学者表示欢迎，强调此次会议是全国性的盛会。继而说明吴敬梓与江苏南京的关系，再次说明其早年随嗣父来到江苏赣榆，《儒林外史》是在南京写成的。汪海粟还对这部小说的内容作了精辟阐说，认为它“以科举时代的知识分子生活为主要题材……塑造了各种各样知识分子的艺术形象，从而解剖了整个科举社会，接触到比较广泛的社会现实问题”。汪海粟还引用十二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所提出的“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号召，说“此时此刻，我们再来回顾吴敬梓时代知识分子的不幸和苦难，感受自会不同”（全文见《南京师大》1984年11月7日）。汪海粟的开幕词予与会代表以深刻启发。省委副书记孙颔代表江苏省委、省政府向大会表示热烈的祝贺；市顾问委员会刘平副主任代表南京市委、市政府向大会表示热烈祝贺。
此后是5天的学术讨论，围绕作品的题材、主题、表现形式等问题充分展开交流，各抒己见。在提交的论文中，有学者对吴敬梓的家世、交游等方面也提供了新的材料。这些论文代表了近年来研究吴敬梓和《儒林外史》的新成绩。大会圆满地结束了预定的议题，于11月6日下午闭幕。在闭幕式上，江苏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陈超讲了话。会议期间，代表们还欣赏了省昆剧院的精彩演出，观看了由笔者任文学顾问、南京电视台摄制的《吴敬梓和〈儒林外史〉》专题片，游览了吴敬梓笔下所描写的部分南京景点。在会议结束前，大会还将南京师大整理的《儒林外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李汉秋所编《儒林外史研究资料》（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陈美林所著的《吴敬梓》（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和《吴敬梓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4本书分送与会代表。与会代表何泽翰先生于返回湖南后特地寄来墨宝，诗云：
阳狂玩世秦淮客，
薄俗纷纷过眼新。
著述九流甘末等，
风标百代慕高人。
徽音愧我才难企，
遗躅欣君地与邻。
更有金陵图咏在，
赓歌好作盛时民。
美林先生于吴文木外史最为专精，赋赠即正。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
弟 何泽翰
同时，又寄来刊有此诗的《湖湘诗萃》第2期（岳麓书社出版）。这4本书均为滁州之会后的新成果，有3种出自江苏学人之手，由此可见，江苏承办此次会议也是有条件的。
学术讨论虽已结束，但代表并未离去。据《新华日报》1984年11月7日报道《中国〈儒林外史〉学会在宁成立》云：“今日，《儒林外史》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将通过《中国〈儒林外史〉学会章程》（草案），并成立中国《儒林外史》学会。”笔者未参加这一活动，具体情况并不知悉。据说，在滁州会时就已经酝酿过，但无人对我说及，此后更一无所知。直到1984年夏，有人通知我去参加在我校宾馆召开的一个座谈会，讨论成立学会事，我以未受校方委托，不便参加。此后便来了一位副校长通知我，在问清我校另有同志参加后，便允只去坐坐。岂知这一坐，就坐出“事”来，安徽大学孟醒仁带着几位青年同志找到舍间，表示他们反对该校一位先生出任副会长；我再三声明未参加具体筹备，不知此事，因此成立学会活动的7日清晨便离开学校避会。次日返校有人交给我一份打印的名单，乃是中国《儒林外史》学会组成人员，名誉会长：吴组缃（北京大学）；会长：章培恒（复旦大学），副会长除笔者外，尚有宁宗一（南开大学）、李汉秋（安徽大学）；理事有刘世德、陈毓罴（均为中国社科院）、赵齐平（北大）、聂石樵（北师大）、郭豫适（华东师大）、黄霖（复旦大学）、李厚基（天津师大）、孟醒仁（安大）、黄岩柏（辽大）、何泽翰（湖南师大）、袁世硕（山大）、吴志达（武大）、蔡景康（厦大）、张文潜（福建师大）等40人。学会成立后，活动不多，我也是被推进会去，所以从不主动揽事。岂知事隔多年，有人据《扬子晚报》2011年8月25日报道，前来问我，说全椒正准备重组“中国《儒林外史》学会”，1984年《新华日报》不是报道过学会成立的消息？怎么又重组呢？我一无所知，无从回答。直到11月1日全椒旅游局田胜林局长来访，并将李汉秋10月29日给我的信给我，信上说“全椒筹备纪念吴敬梓诞辰310周年，并筹组中国《儒林外史》学会，鉴于吾兄的卓越的学术成就，拟推兄台为名誉会长，祈请俯允，以光学界”云云。据田局长说，一切准备就绪，届时派车来接，并请我题词祝贺。此后便一无消息，会后托人捎来一纸名誉会长证书，未见组成人员名单，仅知会长为李汉秋，此后便处于“失联”状态。
在1984年的学术讨论会上，笔者提议建一座吴敬梓纪念亭，《南京日报》1984年11月3日有报道；后又在省政协六届三次会议及七届二次会议上，两度写提案，建议在修建秦淮风光带中复建吴敬梓“秦淮水亭”，得到市委、市政府的重视；于1997年底完成重建任务，对外开放，《新华日报》1998年1月14日有专题报道，笔者并应邀撰写《秦淮水亭重建记》，勒石为碑，嵌于园内。此际，全椒县人大副主任李宗烈来舍间，将景德镇烧制的吴敬梓坐像送我一座，以表示全椒人民对我长期以来对他们的帮助表示感谢。我乃建议他再送一座给“秦淮水亭”，他也欣然同意。“秦淮水亭”建成不久，省政协约我撰文记其事，刊于《江苏政协》2004年第9期，全国政协所编《人民政协纪事》也全文辑入，提案也收入《江苏省志·政协志》，此事也算载入史册了。可惜前数年已有媒体报道，“水亭”已变为茶馆，又有报道，大门紧闭，一片荒芜；还有作者在其所著中向笔者问道：“不知当年花费十年工夫，多方呼吁，才复建了吴敬梓秦淮水亭的陈美林教授，近年可故地重游？假若见到此情此景，他又有何感慨？”同道们乃力促笔者向有关方面反映，得到市、区的重视，并邀请笔者参加2014年5月15日下午召开的座谈会，听取有关部门的修葺方案。方案中拟在园内辟一块菜地，笔者认为甚好，因为吴敬梓晚年所居之水亭已是梁空墙坏，人稀草合（见严东有《过顾氏息园和敏轩丈韵》），可供“闭门种菜”（《盋山志》卷三），这是符合一个平民作家的生活实况的，没有必要花费巨资去修建高墙深院的豪宅，参观游览者乃是出自对其著作的崇敬，受其感召，而非为其未曾住过的豪宅所吸引。何况在南京，不但吴敬梓无力购置豪宅，其从兄吴檠来南京，更是租房居住，“也向秦淮僦舍居”是也。因之，恢复南京秦淮水亭不宜花巨资大兴土木，借以招揽游客，而应着重介绍其从缙绅子弟向平民百姓的转变，分析其著作中对南京的热爱与赞美，展示其作的思想意义与艺术价值，为弘扬祖国的优秀文化遗产鼓与呼，为建设精神文明做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