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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革命家”的马克思，在他与恩格斯于1848年合著的《共产党宣言》中，就明确地阐述了他们所从事的“革命”：“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
马克思作为从事“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的“革命家”，他为自己提出的历史任务，包括“实践”和“理论”两个方面：“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胜过其余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
马克思对于自己所从事的“革命”的理论自觉，向我们展现了马克思作为“革命家”和“思想家”的深刻的一致性：作为“革命家”，他自觉地担当“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推动运动前进的部分”；作为“思想家”，他自觉地承担为“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做出“理论方面”论证的历史任务。
马克思把自己的全部思想归结为关于“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的理论，这鲜明而深刻地表明，以马克思的名字命名的马克思主义，就是关于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学说。诉诸马克思的全部理论，我们就会深刻地理解，从包含着“新世界观萌芽”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到凝结着马克思毕生心血的理论巨著《资本论》，马克思所创建的马克思主义，就是以恩格斯所概括的“两大发现”为实质内容的关于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学说。
1843年，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就明确地提出，理论的彻底性，在于抓住事物的根本；而“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正是从这个“根本”出发，马克思所提出的历史任务就是“必须推翻那些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把人从非人的存在中“解放”出来。人类解放何以可能？这构成了贯穿马克思全部著述的“主题”和“主线”，这构成了马克思的“最伟大的思想”的“活的灵魂”。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以求索人类解放为主题，从“人的本质”和“异化劳动”去探索“解放的根据”。在这部“手稿”中，马克思既从人的“自由自觉活动”的“类特性”去寻求解放何以可能的“可能性”，又从人的“类特性”的“异化”去论证争取人类解放的“必要性”，从而推进了对人类解放何以可能的求索。
1845年春，马克思写出了被恩格斯称作“包含天才世界观萌芽的第一个宝贵文件”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这个“宝贵文件”，升华了马克思此前探索人类解放的理论成果，提出了以“实践”为核心范畴来理解和阐释人与世界关系的新世界观，把《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关于人的“自由自觉活动”的“类特性”确认为人类“改变世界”的实践活动。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明确地提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以“实践”的观点看待人与世界的关系，把实践的主体确认为“人类社会或社会化了的人类”，并把这个主体的使命确认为“改变世界”，这就是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所提出的“新世界观”。这个新世界观为马克思主义的关于人类解放的学说奠定了“新唯物主义”的哲学基础。
1845—1846年，在马克思与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新唯物主义的出发点——“现实的人”——做出了系统的明确的理论阐述：“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一当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的时候，这一步是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人们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同时间接地生产着自己的物质生活本身。”
“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
正是从“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和“第一个历史活动”出发，马克思明确做出结论，“任何历史观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必须注意上述基本事实的全部意义和全部范围，并给予应有的重视”
。正是基于对“历史观”的这种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把这种研究结果归结为“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
，“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形成”
。这样，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意义上把人类的实践活动（首先是生产物质生活资料的实践活动）确认为“人的存在何以可能”的根据和“人的解放何以可能”的前提。
1848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合著的《共产党宣言》中，以他们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创立的唯物史观为基础，对于未来的社会做出了简洁明确的表述：“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对此，马克思在后来的研究中更为具体地揭示了人在自己的历史活动中所实现的人自身存在方式的变革。就历史事实而言，人类已经从总体上实现了从“人的依赖关系”转化为“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因此，马克思的理论聚焦点，就是不仅揭示这个“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所造成的人的“异化”状态，而且以其作为人类走出这种“异化”的前提条件。正是基于对人的存在和发展的现实理解，马克思把人的未来的存在方式描述为“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
。在马克思这里，人类解放并不是某种“状况”，而是一个“过程”，是一个“使现存世界革命化”的过程。马克思明确提出，“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
因此，马克思进一步提出：“实际上，而且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
“改变世界”的“新世界观”——马克思主义，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的“现实的运动”——共产主义运动的一致性，构成了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引的人类解放事业。
1859年，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对自己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即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和人类解放的历史任务，做出了如下的精辟表述：“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义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这里所说的对抗，不是个人的对抗，而是指从个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中生长出来的对抗；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
马克思在这里所表述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就是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
回顾马克思创建关于人类解放学说的思想历程，概括马克思关于人类解放学说的思想内涵，我们不仅会更为亲切地了解作为“革命家”和“思想家”的马克思的生平与事业，而且会更为深切地理解作为“革命家”和“思想家”的马克思的学说和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