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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与死，是人的生命的始与终。人的生命内容是生死之间的全部活动。这段时间或长或短，有的人英年早逝，有的人寿高期颐。王羲之在《兰亭集序》中发过感叹：“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但不能因为人人“终期于尽”，而否定生死之间存在各式各样的人生。
人，落地时的哭声像最美妙悦耳的乐章，逝去时的昏迷无言像断弦的破琴。任何人，都是在自己的哭声中来，在别人的哭声中走。如果只从哭声中探索人生，永远无法理解人生的意义和价值。人的生，不由自主，是父母结合的产物；人的死，不由自主，物壮则老，这是自然规律。我们不可能只欢迎生的规律，拒绝死亡的规律。可是要正确理解人生的意义和价值，重在人的一生的活动内容，这个内容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自己用行动书写的。
人世间最令人伤心的事莫过于“死别”。没有死亡，哲学也会失去最有智慧的部分。如何对待死亡，是哲学智慧的重要部分。如果没有死亡，庄子哲学的智慧就会大打折扣。中西方哲学如果不包含生死智慧，就会失去它的精彩篇章。使人从对死亡的恐惧中解脱出来，是古今中外许多哲学家全力以赴的事。但对死的恐惧是人生存本能的一部分，人们很难坦然面对死亡。哲学家以最大的智慧谈论生死，宗教从产生起就教导人从对死亡的恐惧中解脱出来，但极乐世界或天堂不管被描绘得如何美，人还是愿意留在人世。
对死的分析可以有两个角度：科学的角度和价值的角度。科学的角度容易讲清楚。像庄子说的，生死如日夜之常，是自然规律。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说过，“今天，不把死亡看作生命的重要因素，不了解生命的否定实质上包含在生命自身之中的生理学，已经不被认为是科学的了，因此，生命总是和它的必然结局，即始终作为种子存在于生命中的死亡联系起来考虑的。辩证的生命观无非就是如此”。恩格斯还补充了一句，“生就意味着死”。生死相依，再愚蠢的人，再怕死的人都无法否认这个事实。这是铁的规律。虽然有过秦始皇求长生不老药，有过汉武帝受李少君之骗，也有过无数炼丹合气、企求羽化登仙的道士，但一个个都是历史的过客。
对死的科学分析是容易的，最难的是价值判断。既然人终究必有一死，生还有什么意义呢？贤愚，肖与不肖，英雄懦夫，好人坏人，富人穷人，达官贵人与贩夫走卒，最终都是坟头一个，有什么区别呢？这是最常见的一种生死观。其实，死只是生命的终结，而不是生命意义和价值的终结。如果人生的价值最后都淹没在死亡中，人的生命活动就没有任何意义，因为人最终必有一死。
在现实中，有的人活着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仍然活着。人们之所以赞赏“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这一诗句，表明人们并不认同一死百了的生死观。这种区别就是人生的不同意义和价值。近年来，学术界、文化艺术界成就卓著但英年早逝的消息时有所闻，令人倍感惋惜。人们惋惜的不仅是早逝，而且是英年早逝，即他们短暂的人生对社会做出了重大贡献，本还可以继续做出贡献，可过早逝世。人老寿终是必然的，但英年早逝并不正常。
话又说回来，如果人人不死，都与天地同老，万物同春，何必讨论人生意义与价值问题呢？人生意义与价值问题的产生，正在于人生短促，人人有死。在有限的人生中，如何尽一个人的责任？对于永不消逝的东西是不存在价值问题的。不同的人生价值观，主要表现为对生与死不同意义的认识。所谓“人必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讲的就是短暂人生中的人生意义问题。“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是一种对人生意义的理解；好死不如赖活，又是一种理解。由于人皆有死而否定人生的意义，否定对生的价值判断，并抱着为善为恶、好人坏人都是一样，反正人人归于一，最终都是死的这种生死观，是最无道德、最无责任、最无担当的生死观。
死，是无可逃避的。由于有死亡而看破红尘，或人未死而心先死，都解决不了生死问题。我们应该直面死亡。人人都是向死而生，生死之间或长或短，终有了时。从个人来看，是个悲剧，是宿命；从人类的角度来看，是喜剧，是人类的发展。死，只是个体生命的终结，但你参与创造的世界会因为你的参与而美好。动物的死亡留下的躯体最终化为尘灰，而人的个体的死亡留下的是充满意义和价值的世界。人类，因个体的死亡而延续，因一代代个体的创造而使世界越来越美好。这就是超越个体死亡之苦的生死观。囿于个体，死亡是痛苦；着眼人类，个体死亡是社会进步和延续的必然。
从对死的恐惧中解脱出来，最好的方法就是勇敢地面对死亡，快乐地生存，过有意义的生活。如果逃避死亡，寻求解脱，实际并未解脱，因为心存解脱之念，证明仍生活在对死亡的恐惧之中。真正的解脱应该是认识死的必然性，又懂得生的价值。既热爱生命，又保持死亡时的尊严。这才是真正懂得生与死。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这是充满智慧的回答。生死相依，只有生的伟大，才有死的光荣；而生时的卑鄙，必是死后的遗臭。
出生与死亡的性质并不相同。出生是生命的获得，这是自然的恩赐，即父母结合的产物。这是任何个人都不能自主的。死是生命的终结，它同样也是自然的规律。但有一点不同，生是不能自我做主的，是“被生”的；而死，则存在多种可能和不同方式。有寿终正寝，有冤屈而死，有为国牺牲，有为理想和信仰而死，因此死亡中会存在“应当”与“不应当”的问题，即存在不同的价值负载。
我想起《论语》中孔子对管仲不死君难的评价。子路问孔子：“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贡也有同样的疑问，他说，“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路和子贡都问孔子，齐桓公杀了自己的亲哥哥公子纠，公子纠的老师召忽自杀，可同为公子纠老师的管仲却活着，而且帮助齐桓公。孔子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远远超出了单纯道德的判断，他区分仁人之仁与妇人之仁，对死的“应当”与“不应当”赋予更高的价值意义。孔子说，“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还说，“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孔子是站在更高的角度来判断管仲的生与死的问题。叶落归根的死亡是必然规律，可当死亡存在可选择性时，就存在“应当”和“不应当”问题。
在生与死的问题上，我们应该贵生知死。要贵生，即要重视生命的价值，尽量避免英年早逝，尤其要避免各种非正常死亡；也要知死，即死得其时，享天年，死得其所，即死得有价值。没有辩证唯物的生死观，不可能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孔子就反对那种“自经於沟渎而莫之知也”的匹夫匹妇对生命的态度。当我读报时看到有些年轻人或因感情纠葛，或因考试失利，或因就业受挫，或因某些不如意的小事，就轻生跳楼时，十分痛心，深感他们太缺乏对生命的意义和价值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