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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从马克思诞生到中国改革开放40年，已有200年了。这只是世界历史的瞬间，可对中国来说却是沧桑巨变，是从饱受列强侵凌宰割的苦难岁月，到经历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辉煌历程。中国近现代历史的走向，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可分，与改革开放不可分。在改革开放40年后的今天，重新回顾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值得纪念。因为马克思对无产阶级、对人类的贡献是其他思想家难以比肩的。马克思最大的贡献是创立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是马克思主义的缔造者。没有马克思，就不可能产生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即使当时会产生另一种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类似学说，但其科学性和面貌可能完全不同。历史不可能同时创造出两个绝对相同的历史人物，同样，历史也不可能创造出一模一样的科学思想体系。当前，我们应该反对那种以学术的名义把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对立起来的观点。有些西方学者甚至引用马克思在特定环境特定语境下说的“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这句话作为立论根据。其实，1890年恩格斯在批评德国党内的一些大学生的幼稚行为时曾明确指出马克思这句话的真实意义。他说，马克思说这句话是为了批评当时法国的共产主义者，是为了区分“龙种”与“跳蚤”。
马克思主义，不仅是学术思想，而且具有强烈的政治指向。我们只要比较费尔巴哈的《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和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就知道。恩格斯曾经批评费尔巴哈谈自然谈得太多而谈政治谈得太少。确实如此，只要读他的《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就知道，他主要是反对神学和思辨哲学。他说，神学的秘密是人本学，思辨哲学的秘密是神学。改变的方法只要把主词和宾词颠倒过来，将宾词当作主词，就能得到毫无掩饰的、纯粹的、显明的真理。马克思则不同。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既是一个哲学变革的纲领，也是一个革命实践的纲领。纲领第十条明确指出“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
。作为整个新唯物主义灵魂的第十一条则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改变世界最根本的就是改变旧唯物主义作为立脚点的市民社会，建立一个人类社会或社会化了的人类世界，即马克思为之奋斗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这个纲领超出了单纯哲学范畴，几乎可以同时视为以哲学语言表达的变革世界、变革资本主义社会的革命政治纲领。
我也从来不同意关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政治性的、非学术的，只有回归马克思原典研究才是回归学术研究的观点。这种观点是错误的、有害的。马克思主义鲜明的政治性就是源于马克思经典本身的政治性。马克思经典著作具有鲜明的政治性和明确的阶级性，因为马克思经典著作本来就是为工人阶级和人类解放而研究和著述的。《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最著名的经典著作，它至今仍然使资本主义统治者感到震怵和恐惧。可以说，无论是马克思所著的像《资本论》这样的皇皇巨著，还是他发表在报刊上的评论，无论是他正面阐述自己观点的著作，还是他与对手或论敌的论战文章，无不是既具有高度的学术性又具有立场鲜明的政治性。这并不奇怪，马克思首先是个革命家，这就决定了马克思的经典著作不可能只具有学术性而不具有政治倾向性，因而对马克思经典著作的研究不可能避免双重特性，即学术性和政治性。你只要读读西方有些学者从马克思经典中断章取义得出的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结论，就可发现，他们是纯粹的学术研究而不具政治性吗？！事实上，对马克思经典著作的研究，完全可以有两种不同的立场和态度。我们应该认真研究和学习马克思的经典著作，因为它能帮助我们掌握和精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的经典著作是我们的理论宝库，不能只将其作为注释和考证的文本。即便是只将其作为注释和考证的文本，也必然会渗入研究者诠释文本的理论结论和政治倾向。
另外，在有些人看来，研究马克思主义没有什么学术性，仿佛只有研究中外某个大思想家的著作才叫学术研究。这是对学术性的错误理解。对中外著名思想家的研究当然具有很高的学术性，我们也需要专门人才进行深入的研究，正确诠译和解读他们的思想，以便继承他们的智慧。但不能因为马克思主义鲜明的政治性而贬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术性。可以说，在当代哲学社会科学中，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仅具有政治性，而且具有极高的学术性，因为它是建立在对世界发展普遍规律和人类社会规律揭示基础上的学说。恩格斯说过：人们的意识决定于人们的存在而不是相反。这个原理看来很简单，但是仔细考察一下也会立即发现，这个原理的最初结论就给一切唯心主义，甚至给最隐蔽的唯心主义当头一棒。我可以大胆断言，马克思主义中每条基本原理都具有极丰富的内涵，要真正弄懂、弄通，能阐述、能运用，可得下一辈子的功夫。
自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后，马克思主义研究逐渐成为一门显学。不仅马克思主义革命者和理论家们精心研究马克思主义，而且马克思主义的反对者也关注马克思主义。在当今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学者之多，是任何一个思想家所无法相比的。不管是赞同马克思主义的学者还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学者，都无法绕开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学术宝库，是哲学社会科学中一座巍巍学术高峰。说这种为全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家和学者致力研究的学科没有学术性，岂非奇谈怪论？！
马克思诞辰200周年，正值真理标准大讨论40周年。这两个具有重大意义的纪念日同在一年，从时间角度说当然是偶然的，但从更深层次、从理论的关联性说却是必然的。
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历程，直接根源于40年前的真理标准大讨论。而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思想理论根源，就是马克思的思想，就源自马克思主义。没有马克思的思想指导，就不可能出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的核心命题，因而也就找不到处于历史转折关键时期突破人们思想束缚的强有力的哲学指导；反过来说，如果当时不通过真理标准大讨论解放思想，没有恢复实事求是的路线，中国就不可能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确立“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逐步走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辉煌道路，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中国改革开放40年取得的伟大成就，唤起了世界对马克思主义的重视和信心，让世界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有了新的认知。只要想想当红旗从克里姆林宫降落后，世界上不少人对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的看法，和改革开放40年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伟大成就的今天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的看法，并进行对比，我们就能明白这个道理。
马克思诞辰纪念和改革开放纪念是两件事，又是同一件事的两个方面。如果从真理标准大讨论中，从改革开放中看不到马克思的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的威力，或者从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伟大成就中看不到马克思的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只看到时间的偶合而看不到理论的必然，把两个纪念视为互不相关的两件事，就不可能深切理解马克思的思想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力量。
一段时间里，曾有人说真理标准大讨论是出于当时的政治需要，不具有学术性。这种观点是片面的。毫无疑问，真理标准大讨论是政治性的讨论，不是纯学术性的讨论。它是在中国历史发展的关节点上，对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命运和走向具有决定意义的重大政治事件。但并不能因此就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命题不具有学术性，而是纯粹为政治需要而臆想出来的。一个没有真理性、没有科学性的命题，不可能在社会主义命运转折的关键时期发挥如此重大的实际作用。单纯政治口号不可能与真理相比，只有它本身同时具有真理性时才最具有理论力量，才最能动员群众，才最具有说服力。
真理标准问题本身是一个哲学问题。在中外哲学史上，哲学家们曾为认识正确性标准进行过无数次争论。中国哲学史上庄子与惠子的濠梁之辩，关于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和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的反复诘辩，以及西方哲学史上关于理性标准与经验标准的争论，都没有科学解答这个问题。只有马克思科学地回答了这个问题。因为任何主体标准或理性与经验标准都不可能与实践标准相比。实践高于认识，实践具有普遍性和直接现实性。
实践具有普遍性，因为实践是群众性的活动，因而被实践证明了的真理性认识不同于任何个人的认知，也具有普遍性；实践还具有直接现实性，因为实践是一种客观的物质性活动，是人们直接从事的现实活动，具有直接可验证性和可感知性，而不是像认识那样以主观形式存在于主体内部。正因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具有真理性的判断，因此它才有可能在1978年的历史转折中发挥思想解放作用。可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挥的作用，是真理的作用，是马克思主义的作用，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作用。习近平同志说过，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最终要落实到怎么用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说到底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并在运用中创造性的发展。真理标准大讨论就是一次卓有成效的运用。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这个命题自身就是一个真理性命题，因为除此以外没有别的标准，逻辑不是标准而是论证。逻辑论证本身正确与否仍然有待实践检验，三段式的推论推不出新知识。由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真理标准大讨论是在特定时期发生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实践作为认识是否具有真理性的标准是普遍真理。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始终坚持实践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在40年的改革开放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立足于实践，并在实践中不断向前发展的。也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向前发展的每一步都是在接受实践的检验。
改革开放40年来，我们党一直试图回答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当前最重大的时代课题就是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系统回答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这个重大时代课题，坚持立足实践，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新历史方位和主要矛盾的变化，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出台了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推出了一系列新举措，推进了一系列重大工作，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推动党和国家的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实践没有止境，理论创新也没有止境。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始终是有效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有双重含义：既是真理性认识之所以是真理的标准，也是错误之所以是错误的标准。因此，实践既可检验真理，也可纠正错误。但不能认为真理性认识标准是实践，而是否错误是由主观认定的。因为不少被主观认定是错误的东西，却在事后的实践中被证明是正确的。无论真理或谬误，一切都应该通过实践检验，这才是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
真理是有用的，但有用的不一定是真理。这是马克思主义真理观和实用主义的分界线。如果马克思主义和它的基本原理没有用，那还算什么马克思主义。没有用的“马克思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嘲弄。毛泽东说过：“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从这个角度说，真理标准大讨论不仅拓展了我们当时的理论视野，而且在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成为我们继续解放思想、全面深入推进改革、衡量正确与错误的“金标准”。这次大讨论对我们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来说也是一次教育。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并不是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者的成果就天然具有学术性。一门学说的学术性和研究者的学术水平是不能等同的。实际上在任何学科中，研究者的水平都是参差不齐的。每门学科的研究者既有大学者，也有成就一般甚至毫无成就的人。这无关学科的学术性，而是与研究者个人的资质、条件与努力有关。我们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在增强政治意识的同时，应该努力提高自己研究和教学的学术含金量。实际上，我们很多研究者是这样做的。只要不心存偏见都可以看到，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水平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水平在逐年提高，出版的著作和学术论文的学术含金量也在不断增加。当然，我们与时代要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成果和实践仍有很大距离，仍需努力。
首先，应该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学术性问题。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中的指导地位，坚守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阵地，有力地回击反马克思主义思潮，提高学生正确理解社会问题和辨别各种错误思潮的能力，都必须提高我们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术含金量。在马克思主义领域中，光喊口号是无济于事的，正如枪里没有子弹不可能克敌制胜一样。即使你嗓门如大炮，也无济于事。只有理论才有最充分的说服力，只有精通马克思主义理论才会有这种本领。
其次，要真正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中的指导地位。我们所有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一领域中工作的人，都必须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门科学来研究，都必须提高我们的学术水平。为此必须认真学习马克思的经典著作，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学习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尤其是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马克思主义研究成果的含金量越高，学术性越强，就越有说服力。如果说，在专业课领域中的一个错误只影响学生的知识水平，那么我们在这一领域中的一个错误观点，将影响读者的一生，影响学生的一生。几乎在任何一个重大理论或现实问题上，我们都必须旗帜鲜明，观点明确，而且具有学术含金量。信口开河，或打马虎眼，都是不行的。
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我们纪念改革开放40年，要始终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立足实践，继续解放思想，大胆创新；我们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要无愧于“马克思主义”这个称号，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始终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道路。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我们应该当“龙种”，绝不当“跳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