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重新发现“资本一般”概念的理论意义

“1861—1863年手稿”又称“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指的是马克思1861年8月—1863年6月写下的连续编号的系列笔记本手稿，总标题是“资本一般（Das Capital im Allemeinen）”。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六册创作计划中，“资本一般”是第一册“资本”的第一篇，包括“商品”、“货币或简单流通”和“资本一般”三章。其中前两章构成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以下简称“第一分册”）的内容，于1859年先行出版；马克思从1861年开始为第三章　撰写了二十三个笔记本近1500页的草稿，后人将这二十三个笔记本合称为“1861—1863年手稿”。在过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1861—1863年手稿”受到学术界的关注主要是因为其中包含了《资本论》第4卷“剩余价值学说史”的唯一底稿；相应地，对这部手稿的学术讨论也主要集中在其中梳理政治经济学理论史的部分。随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以下简称“MEGA2”）第二部分“《资本论》及其手稿卷”以及中文新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37卷的陆续出版，“1861—1863年手稿”的主体部分首次以原始顺序出现在中文读者面前。新版“1861—1863年手稿”不仅重现了马克思写作手稿二十三个笔记本的大致顺序，而且还收录了大量此前未公开发表的内容。根据对新文献的阅读可以发现，马克思不仅在“1861—1863年手稿”中对政治经济学的主要代表人物都进行了专门评述，同时也完成了“资本一般”理论的逻辑建构，标志着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工作的初步完成。“资本一般”不仅是“1861—1863年手稿”的标题，同时也是这部手稿的核心议题。在新文献的佐证下，仅仅用“历史评述”这样的称谓已经无法概括“1861—1863年手稿”的主要内容，以“资本一般”为基础重新研究“1861—1863年手稿”将会成为一项崭新的理论工作。

一、为何要重新研究“1861—1863年手稿”

近年来，“回到马克思”逐渐成为国内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共同口号。这个口号的产生有着复杂的理论和现实背景，MEGA2的出版则进一步将这一口号落实为切实的学术研究范式。随着新文献的出版，马克思的许多经典文本被重新激活，各种尝试“回到马克思”的相关学术研究才获得了真正的生命力。不过，MEGA2各卷在学术研讨中的使用状况并不平衡。相比于“巴黎手稿”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等热门文本，MEGA2中最先出齐的“《资本论》及其手稿卷”始终没有得到充分利用。“《资本论》及其手稿卷”是MEGA2的第二部分，共15卷23册，涵盖了马克思从1857年开始与《资本论》直接相关的全部重要著作和手稿，其中有许多手稿此前并不为人所熟识。MEGA2中关于《资本论》的艰苦编辑工作本身已经为《资本论》的研究提出了新的课题，遗憾的是，目前学术界尚未基于这些文献得出令人信服的研究成果。《资本论》本身是一部未完成的著作，对《资本论》理论内涵的解读要结合马克思的众多经济学手稿才能实现。无论是为了推进新文献的利用，还是为了深入阐发马克思的思想发展历程，重新研究《资本论》及与之相关的各部手稿都具有基础性的意义。

表1　MEGA2第二部分“《资本论》及其手稿卷”的出版情况

在传统的经济学手稿研究中，比较受到重视的有“1844年手稿”“1857—1858年手稿”“1861—1863年手稿”。这三部手稿再加上《资本论》第1卷的德文第四版，共同构成了研究马克思经济学思想的核心文本。手稿是一种特殊的文本类型，本身就具有思想实验的性质，因此经济学手稿的内容一般还会包含着马克思在经济学之外的哲学思考。国内外学术界对于上述各部手稿的研究也往往侧重于对马克思经济哲学思想的挖掘，并且已经获得了丰富的学术成果。然而在手稿研究的热潮中，国内外学界对“1861—1863年手稿”的研究却始终停留在经济学具体观点的简单比较上，很少出现专门基于这部手稿的哲学研究。作为上述三部手稿中篇幅最大的一部，“1861—1863年手稿”对于手稿研究而言具有独特的价值。近年来，“1857—1858年手稿”与《资本论》之间的差别逐渐成为学术界的热点议题，国内外的研究者对两者的差别进行了形形色色的解释。当关于“1857—1858年手稿”与《资本论》的争论难以达成共识的时候，处在它们之间的“1861—1863年手稿”却被冷落和遗忘了，这种研究现状与“1861—1863年手稿”的地位并不匹配。作为两个文本个案，“1857—1858年手稿”和《资本论》之间存在着显而易见的差别，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马克思其他时期的文本对比研究之中。文本个案之间的差别，往往意味着马克思在思想的某些方面发生了尚未被关注的转变，但是这种转变不应当被任意地发挥。对于文本上的差别，理应通过回归文本的方式来得到恰当的解释。在脱离具体文本的情况下，形式对比和外在评论都无益于问题的解决，只会让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在这种意义上，作为马克思经济思想转变期的重要文本，对“1861—1863年手稿”的重新研究不仅可以补全手稿研究中的薄弱环节，而且也是破解当下手稿研究困境的关键步骤。

“1861—1863年手稿”是马克思众多经济学手稿中最先发表的一部，早在20世纪初，“1861—1863年手稿”中关于经济学史的评述部分就由考茨基编辑后单独发行。根据恩格斯的遗愿，考茨基将手稿中的部分内容编辑为《剩余价值学说史》，作为《资本论》的历史评述部分单独出版，这种编排方式也奠定了此后研究“1861—1863年手稿”的基调。苏共编排的俄文二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沿用了上述编排方式，将“1861—1863年手稿”主体内容拆散重排为两个相对独立的文本，一部分作为“剩余价值学说史”的草稿被整理为《资本论》的第4卷，另一部分被独立重新编排为《资本论》的第二稿。在以苏联学者为代表的传统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出版经济学手稿主要是为了给《资本论》研究提供辅助材料，因此手稿的大部分内容都根据《资本论》的篇章结构重新进行了删改和编排。例如，在出版“1857—1858年手稿”时，编者根据“七个笔记本的索引”以及《资本论》的结构额外补充了二十多个标题。在编辑出版“1861—1863年手稿”时，编者对手稿内容的删改更加明显，这部标题为“资本一般”的手稿被拆分为两部分，参照《资本论》重新设计了篇章　结构并修订了标题。对手稿的重新编排一方面凸显了马克思经济学手稿与《资本论》的关联，但另一方面也遮蔽了马克思在写作经济学手稿时所面对的理论困难，以及马克思为了克服这些困难而进行的艰苦理论探索。更为重要的是，上述编排方式导致了目前尴尬的研究现状：由于《资本论》第4卷和《资本论》第二稿的定位过于深入人心，“1861—1863年手稿”虽然出版最早且为学界所熟知，但是极少有学者关注手稿的原始顺序及叙述逻辑。

将“1861—1863年手稿”中的“批判部分”单独出版是恩格斯的遗愿。恩格斯曾在《资本论》第2卷的序言中对“1861—1863年手稿”进行过专门的介绍，并指出“这个手稿的批判部分，除了许多在第二册和第三册已经包括的部分之外，我打算保留下来，作为《资本论》第四册出版” 。在介绍“1861—1863年手稿”时，恩格斯的直接目的是尽快出齐《资本论》全部四卷，而不是全面地评估手稿的理论价值；因此，在《资本论》四卷出齐之后，理应按照原貌对“1861—1863年手稿”重新进行整体性的研究。然而，由于按原文顺序编排的“1861—1863年手稿”影响力甚微，“1861—1863年手稿”的整体研究一直停滞不前。目前，按原文顺序出版的“1861—1863年手稿”是MEGA2以及以MEGA2为蓝本的各个翻译版本，参照MEGA2重新编排的中文新版“1861—1863年手稿”目前也即将出齐。可惜，这些按照原始顺序编排的手稿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目前流行的仍然是另外两个版本：一个是将“剩余价值理论”部分单独出版的《剩余价值学说史》，实际上将“1861—1863年手稿”当作了《资本论》的注解；另一个是苏联学者重新编排过的《资本论》第二稿，编者根据《资本论》的结构重新编排了“1861—1863年手稿”中去掉“剩余价值理论”部分之后的其余内容，将“1861—1863年手稿”视为《资本论》的过程稿。这两种编排方式实际上蕴含着相同的理论判断：《资本论》代表了马克思的成熟论述，而作为注解和过程稿的“1861—1863年手稿”并不能构成一个独立的思想发展阶段。上述两种版本的编辑原则都是尽力呈现手稿与《资本论》的关联，而不是呈现手稿本身的结构；以此为文本依据来研究“1861—1863年手稿”，必然很难寻觅到马克思写作这部手稿时遵循的逻辑线索和蕴含的理论内容。

与此前整理出版的各个版本相比，MEGA2中重新编排的“1861—1863年手稿”几乎是一部全新的著作。MEGA2第二部分大致上按照原始顺序出版了与《资本论》直接相关的手稿和著作，其中的第三卷分六册收录了“1861—1863年手稿”的全部二十三个笔记本。除了第XVI笔记本和第XVII笔记本前7页的位置存有争议之外，MEGA2II/3的六个分册基本上还原了马克思的写作顺序和思考过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2—37卷中收录的“1861—1863年手稿”基本上是按照MEGA2翻译而来，因此手稿的各种细节　也得到了保存。新版的“1861—1863年手稿”保留了手稿的总标题“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三章资本一般” ，提示出“1861—1863年手稿”并不是一部独立的手稿，而是从属于政治经济学批判“六册计划”中第一册第一篇“资本一般”的第三章，这一篇的前两章　“商品”和“货币”已经在“第一分册”中先行出版。这意味着将“1861—1863年手稿”单独当作《资本论》的第二稿的判断可能是不恰当的，至少应当把“第一分册”和“1861—1863年手稿”合称为《资本论》的第二稿。除此之外，新版的“1861—1863年手稿”还保留了马克思为“历史评述”部分所拟订的目录和提纲。马克思的理论史评论是理论建构的辅助性工作，根据马克思的提示，“历史评述”至少包括“剩余价值理论”“关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理论”“亚·斯密和李嘉图关于利润和生产价格的理论”“地租（价值和生产价格的区别的例解）”“所谓李嘉图地租规律的历史”“利润理论”“庸俗经济学”七个部分；其中前两个标题是“资本的生产过程”部分的理论史评论，后五个标题是“资本和利润”部分的理论史评论。最初马克思计划先完成“剩余价值理论”部分，但是在“剩余价值理论”的写作过程中实际上几乎涉及了上述七个部分的全部内容。因此，马克思在最终制订提纲的时候才会专门列出了七个标题以提示每个理论史评论部分对应的位置。在这个意义上，在出版时仍然用“剩余价值理论”来命名“1861—1863年手稿”的历史评述部分是欠妥的，这实际上是将许多分属不同议题的内容强行归拢在一起。从上述状况可以看出，新文献的出现是对传统的文献解读框架的严峻挑战，如何消化这种冲击是理论工作者不得不面对的难题。

综上所述，“1861—1863年手稿”包含着有待解开的许多谜题，而且如何处理这些谜题直接关系到对《资本论》的解读以及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在“1861—1863年手稿”中，马克思不仅对经济学理论史进行了回顾和评述，而且还制订了《资本论》第1卷和第3卷的详细提纲并完成了其中大部分的内容，保留了马克思在经济学研究过程中理论批判和思想建构的大量细节。对于“1861—1863年手稿”的理论研究远远没有完成，而且“剩余价值学说史”或《资本论》第二稿的定位也不足以涵盖这部手稿全部的理论内容。传统的编排方式限制了解读“1861—1863年手稿”的视角，在新文献的支持和冲击下，对“1861—1863年手稿”的重新研究将成为越来越难以回避的理论任务。

二、解读“1861—1863年手稿”的多重困境

“1861—1863年手稿”是马克思众多经济学手稿中最先发表的一部，但是研究的热度远远不及后来出版的“1844年手稿”和“1857—1858年手稿”。造成这种反差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文献编辑方面的因素，也有理论研究方面的因素，但其中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在于手稿本身复杂的文本状况。“1861—1863年手稿”涵盖了海量的思想史议题，二十三个笔记本的内容也并不连贯。清理“1861—1863年手稿”的文本状况，是解读这部手稿的必要前提。

前面已经提到，马克思1861年开始写作“1861—1863年手稿”的目的是完成《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第二分册，也就是说，“1861—1863年手稿”是一部未能付印的书稿。手稿的文本状况也可以证明这一点，在写作第I—V笔记本和第I—II最终笔记本（即第XVI—XVII笔记本）时，马克思按照付排稿的规格设计了篇章并进行了相对严谨的叙述；但是随着写作的进行，手稿内容开始变得越来越散乱，表明马克思遇到了某些困难以致无法按照原有的计划进行写作。“1861—1863年手稿”的文本可以明显地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正面阐述性的文本，内容大体上是按照1858—1861年间制订的“资本一般”第三章　提纲创作的，具有成熟专著的形式；第二类是历史评述性的文本，是对其他经济学观点的引注和评述，具有研究手稿的形式；第三类是提纲线索性的文本，是马克思对自己思路的不断整理。在手稿中，这三类文本在理论内容上混杂存在、在写作时间上交替进行，给手稿的编排和解读制造了极大的困难。过去的手稿研究往往没有将这三类文本区分开来加以对待，导致了“1861—1863年手稿”一直被当作一部内容庞杂、逻辑隐晦的不成熟手稿。在面对原始顺序的文本时，复杂的文本结构就成为解读“1861—1863年手稿”时必须应对的一个技术性障碍。从手稿文本的原始状况来看，马克思在开始写作“1861—1863年手稿”时已经有了相对成型的创作规划和理论构想（第I—V笔记本、第XVI—XVII笔记本）；但是这些规划和构想在手稿的写作过程中遇到了实际的困难，导致他不断地重新整理思路（第XI—XV笔记本、第XVII—XVIII笔记本）；经过长时间的反复整理之后，马克思修订完善了原有的提纲并继续进行付排稿的写作（第XVIII—XXIII笔记本）。相对棘手的是，在上述每个创作阶段的手稿中都同时存在着正面阐述性的文本、历史评述性的文本和提纲线索性的文本，难以将它们完全剥离开来加以单独的研究。

由于“1861—1863年手稿”特殊的文本结构，清理“1861—1863年手稿”混杂的文本内容时首先需要确定马克思在写作手稿初期所拥有的思路，接着还要寻找上述思路遇到了怎样的困难，最后才能解释马克思如何克服了遇到的困难并修订了写作提纲。这样，解读“1861—1863年手稿”就遇到了第二重困境，也就是如何理解马克思在写作手稿时所运用的理论框架。“1861—1863年手稿”的标题是“资本一般”，那么“资本一般”应当就代表了马克思在手稿中所运用的理论框架。然而，过去的手稿研究大多没有这样做，因为“资本一般”概念往往被当作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过程中的一个不成熟表述。例如，德国学者容尼克尔和桑德尔在评论“1861—1863年手稿”时就认为，“资本一般”是马克思“根据认识论的考虑提出来的，即认为应把资本一般和资本的‘现实’严格区分开来……在资本的‘现实’运动中，资本的本质表现为相反的东西”，而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是与逐步克服‘资本一般’的概念联结在一起的”，“1861—1863年手稿”所呈现的就是马克思如何通过回顾理论史“逐步克服资本一般和资本的‘现实’运动之间的严格区分” 。这种观点是基于经典教科书体系的合理推论，基本上代表了20世纪80、90年代理论界对“资本一般”概念的共同判断。如果上述推论都成立的话，那么“资本一般”概念就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过程中所采用的一个权宜之计，一旦我们掌握了马克思更具唯物主义色彩的认识论方法（也就是《资本论》中所运用的方法），“资本一般”概念就不再具有特别的研究价值。正因如此，研究者在解读“1861—1863年手稿”时往往刻意地将“资本一般”概念排除在研究视域之外，专门去寻找手稿中符合唯物主义的表述。

然而，参照“1861—1863年手稿”中关于“资本一般”的具体讨论，理论界此前关于“资本一般”概念的判断可能是不符合马克思原意的。如果“资本一般”概念只是一个权宜之计，那么在手稿中应当能够看到马克思反思或放弃这一概念的相关叙述；但从“1861—1863年手稿”中找不出这样的痕迹，恰恰相反，马克思始终在强调“资本一般”概念对于理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作用。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采用的叙述结构与“1861—1863年手稿”中的“资本一般”提纲并没有实质性的差别，两者之间的关联更体现为同一种批判思路的延续，而并非一种方法对另一种方法的替代。随之而来的就是解读“1861—1863年手稿”的第三重困境，即如何客观地评估“资本一般”概念的逻辑功能和理论内容。直观地看，“资本一般”这样的提法显然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如果沿着历史唯物主义的思路进行政治经济学批判，那么马克思的理论工作就应当是直接指出资产阶级社会中“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并在此基础上批判那些试图从观念出发来变革现实的“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 。令人困惑的是，马克思没有直接这样做，而是采用了一个具有黑格尔辩证法色彩的“资本一般”来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开篇。甚至有学者据此认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在19世纪60年代初出现了倒退，不得不借助制造现实与本质的对立来叙述自己的政治经济学观点。因此，在解读“1861—1863年手稿”的文本内容之前，需要预先清理马克思运用“资本一般”概念的具体情况，以及“资本一般”概念与历史唯物主义之间的具体关联。

以1858年6月为界，马克思对“资本一般”概念的运用可以明显地分为两个阶段。在“1857—1858年手稿”中，“资本一般”只是一个偶尔出现的概念；在1858年6月之后，马克思计划以“六册结构”出版他的政治经济学著作，“资本一般”成为这个计划中第一册第一篇的总标题，马克思在“第一分册”和“1861—1863年手稿”中基本上完成了对“资本一般”部分的完整论述。如果单从“1857—1858年手稿”的内容来看，“资本一般”概念确实存在过于思辨的特点。在“1857—1858年手稿”第II笔记本的第18页和第22—23页，马克思拟订了两个提纲；在这两个提纲里，马克思表达了用“一般性（或资本的一般概念）”“特殊性”“个别性（或资本作为货币）”三个环节来阐述资本理论的想法。这三个环节后来经常被用来对应《资本论》的三卷，即资本的生产过程、流通过程和总过程（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的统一），而“资本一般”概念被认为代表了资本的“一般性”环节。如果上述观点成立的话，那么“资本一般”概念严格来讲就不是一个历史唯物主义概念，它以一种抽象的“一般性”作为资本理论的前提，却没有具体解释如何从社会生产过程中得出这种一般性。

在“1857—1858年手稿”之后，马克思对“资本一般”还有一个漫长的探索期。马克思在1858年初把“资本一般”确立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起点，同年6月马克思中止了“1857—1858年手稿”（即编号为A的七个笔记本）的写作，另起了两个笔记本（编号为B和C）来写作这部名为“资本一般”的著作。由于出版期限的迫近，马克思计划将“资本一般”分为两册出版，其中笔记本B和C完成的是##第一分册的全部内容以及第二分册的开头，1859年出版的“第一分册”就是以这两个笔记本为底稿完成的。“第一分册”出版之后，马克思1859—1863年持续修订纲要、整理手稿，为第二分册的写作做准备，留下了三个关于“资本章”的提纲（两个写在编号为B″的笔记本上、一个写在单独的小册子里）、一本“引文笔记”（内容是对此前所有经济学手稿的分类索引）和一个用于信息摘录的“厚笔记本”。在这些工作的基础上，马克思在1861年夏天开始另起了一个笔记本序列来写作“资本一般”的第二部分，也就是“1861—1863年手稿”的二十三个笔记本。马克思将此系列笔记本的标题定为“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一般”，并在手稿写作中不断地调整写作提纲。

表2　“资本一般”文本群的创作时间

因此，1858年6月—1863年6月实际上构成了一个与“1857—1858年手稿”相对独立的创作期，马克思在这五年间集中完成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六册计划”中第一册的第一篇“资本一般”；“1861—1863年手稿”是这个创作期的收官之作，同时也标志着“资本一般”理论的真正完成。在这个创作期中，最为重要的是“1861—1863年手稿”与“第一分册”，将这两部分结合起来一起看待才能呈现“资本一般”概念的整体结构。1858年，马克思在给拉萨尔的信中曾提示道，“第一篇《资本一般》很可能一下子就占两个分册……这里正是叙述政治经济学的最抽象的部分，写得过于简短，读者不易理解”，而且“这两个分册必须同时出版” 。马克思后来只出版了其中的“第一分册”，而没有出版的第二分册实际上就是“1861—1863年手稿”。结合马克思的书信可以推测，马克思在1858年之后再次使用“资本一般”概念时已经完成了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改造，并在“第一分册”和“1861—1863年手稿”的写作过程中将其确立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这个方法的制定……是一个其意义不亚于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的成果” 。马克思十分重视“资本一般”理论的完整性，而且它“第一次科学地表述了关于社会关系的重要观点” ，意味着这部以“资本一般”为起点的著作包含着马克思从未公开表述过的理论成果。因此，对这一时期的文献进行研究时，应当将“第一分册”和“1861—1863年手稿”当作同一部著作的上下篇以发现马克思的新见解，它们共同构成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一般”概念的完整阐述。将“资本一般”当作一个不成熟的非唯物主义表述是一种误解，产生这种误解的主要原因是以往理论界对于“资本一般”概念的研究主要依据“1857—1858年手稿”进行，往往采用“一般性—特殊性—个别性”的形式比附来推测“资本一般”概念的理论内涵。这样做的弊端十分明显：一方面，这种观点难以获得足够的文献支持，长久以来都难以形成有效的理论共识；另一方面，这种观点人为地设定了“本质”和“现象”的对立，将“资本一般”概念设定为一个直接指认本质的、带有思辨哲学残余的独断论概念，制造了马克思思想水准的倒退。在“1857—1858年手稿”的研究中，已经有学者关注到了“资本一般”概念与上述思辨三段论之间的差别，以及马克思对“资本一般”概念的发展。但是，由于马克思对“资本一般”概念的完整论述是在“第一分册”和“1861—1863年手稿”当中完成的，以“1857—1858年手稿”为底本必然无法展现“资本一般”概念的真正内涵。

综上所述，解读“1861—1863年手稿”的困难在于其复杂的文本结构和晦暗的逻辑线索，而破解这种困难的出路就在于重新发现马克思的“资本一般”理论。对于“1861—1863年手稿”的研究而言，最紧要的工作不是将它与“1857—1858年手稿”或《资本论》进行具体观点的对比，而是结合1858年6月—1863年6月的全部经济学文献来重新发现“资本一般”理论的具体内容和逻辑功能。

三、“资本一般”与“1861—1863年手稿”

根据MEGA2和中文二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收录的“1861—1863年手稿”，马克思写作这部手稿的直接目的是完成“资本一般”理论。“1861—1863年手稿”的内容虽然看起来较为杂乱，但马克思的写作过程始终没有脱离他为“资本一般”理论所制订的提纲，而且最终完成了提纲中的大部分内容。“资本一般”不仅是“1861—1863年手稿”拟订的总标题，同时也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六册计划”的开篇。1858年6月到1863年6月，马克思致力于分两册完成这部题为“资本一般”的政治经济学著作，以此来批评当时流行的各种政治经济学观点。“1861—1863年手稿”是“资本一般”系列文本的收官之作，同时也标志着“资本一般”创作期的完结。

在解读“1861—1863年手稿”时，“资本一般”是最为明显同时也是最为重要的一条逻辑线索。通过“资本一般”的若干提纲和草稿，“1861—1863年手稿”的写作过程和理论结构可以很直观地被指认出来。根据马克思的提示，“资本一般”部分包括“商品”“货币”“资本”三章，其中前两章在“第一分册”中先行出版。“第一分册”出版后，马克思为第三章“资本”拟订了提纲：

I.资本的生产过程

（1）资本转化为资本

（α）过渡

（β）资本和劳动能力的交换

（γ）劳动过程

（δ）价值增殖过程

（2）绝对剩余价值

（3）相对剩余价值

（α）大量人的协作

（β）分工

（γ）机器

（4）原始积累

（5）雇佣劳动和资本

II.资本的流通过程

III.资本和利润

“1861—1863年手稿”的第I—V笔记本基本上是按照这个提纲来写的。在“资本一般”提纲的基础上，“1861—1863年手稿”的逻辑框架可以很容易地辨认出来。“1861—1863年手稿”的内容可以被分为两部分，第I—V、XVI—XVII、XIX—XXIII笔记本的内容是“资本一般”理论第三个环节（即资本形式的价值）的正面阐述，而第VI—XV、XVIII笔记本的内容是在此基础上对各种经济学理论的历史述评。在“1861—1863年手稿”中的正面阐述部分，马克思完成了“资本章”的三个环节，即“资本的生产过程”“资本的流通过程”“资本和利润”。在历史评述的部分，马克思首先主要摘录和评述了三个版本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三个版本的《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以及其他一些零散的相关著作，完成了对斯密和李嘉图古典经济学的批判；之后，马克思又摘录了马尔萨斯以及李嘉图学派开始解体后社会主义经济学和庸俗经济学的一些著作，完成了对空想社会主义和庸俗经济学的双重批判。

结合“第一分册”和“1861—1863年手稿”的内容可以证明，“资本一般”理论的逻辑框架就是运用辩证法对价值概念的逻辑演绎，表现为价值概念克服自身的抽象性、获得全部具体规定的辩证发展过程，包括商品、货币和资本三个环节。“商品”是“资本一般”理论的逻辑起点，价值在商品中具有最抽象的规定性，但同时也是最无规定性的抽象，即体现在特殊使用价值中的一般劳动时间。“货币”是“资本一般”理论的逻辑中项，价值在货币形式中克服了无规定的抽象性并获得了新的规定性，成为通过流通来实现增殖的物化劳动（即金银等贵金属）；价值在货币的形式上实现了自为的存在，不过它仍然是抽象的，还需要以人们对货币的普遍认可为前提。“资本”是“资本一般”理论的逻辑终点，价值在资本形式中克服了自己的抽象性，成为不依赖于人的自在自为的独立主体。在资本的形式中，价值既是自己的前提又是自己的结果：资本存在的前提是雇佣劳动制度，雇佣劳动制度的前提则是生产资料与社会个体的分离，而生产资料与社会个体的分离本身又是资本生产的结果。因此，价值在资本的形式中获得了自我创造、自我更新的能力，而个人基于自由意志的行动只不过是资本生产的中介和工具，价值由此获得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外表。

不过，在呈现了“1861—1863年手稿”的逻辑结构之后，对这部手稿的文本解读才会遇到其真正的困难，即如何看待马克思的“资本一般”理论。“资本一般”的提纲是清晰的，令人疑惑之处在于马克思为什么要以这样一个概念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开端。除此之外，由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运用的叙述方法与“资本一般”是基本一致的，这意味着他后来也没有放弃在“资本一般”部分所得到的理论成果。随之而来的另一个困惑就是：“资本一般”这样一个看起来带有思辨色彩的“先验结构”，为什么可以用来批判政治经济学呢？

“资本一般”概念的直接批判对象是18、19世纪的政治经济学，因此在呈现“资本一般”概念的批判功能之前，首先需要重新梳理政治经济学中的资本理论在何种意义上会成为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对象。一般情况下，资本的表现形式是一定量的货币，而将资本和一般货币区分开来的特征是它可以带来新的货币。从斯密开始，关于资本的研究就一直是政治经济学的重要议题；在李嘉图之后，经济学家开始进一步关注如何计算或确定资本的一般利润率。为了确定资本的一般利润率，经济学家进行了多种多样的理论探索，由此也产生了激烈的学术争论。随着经济危机的加剧和工人运动的兴起，相关争论在19世纪40年代达到顶峰，许多的社会活动家也参与其中，出现了社会主义经济学派对正统经济学的猛烈冲击。尽管当时参与争论的流派各执一词，但是经济学家们却分享了一种共识，认为经济危机的发生是因为现实的经济运行背离了资本的一般利润率。在当时的经济学家看来，资本拥有天然的或正当的一般利润率，但错误的经济政策会导致利润率过高或过低，从而进一步导致经济危机的发生。也就是说，如果能够发现一般利润率的计算方法，并让资本的一般利润率正常地实现，那么经济危机就不会发生。马克思显然不会接受政治经济学通过理论消除危机的思路，马克思认为，经济危机的发生并不是因为经济的和谐秩序“被经济学家们的错误理论搞乱了”，恰恰相反，资产阶级社会的“这种不和谐是真实的”，不可能通过经济理论或者经济政策的方式彻底消除。

然而，仅仅凭借单纯的历史唯物主义立场不足以彻底批判英国政治经济学的上述观点。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类似，政治经济学也从物质动因出发来解释“资本”，一般利润率的观念是从现实的生产过程中抽象出来的。对于参与经济活动的个体而言，商品的所有者需要参照既定的一般利润率来为自己的商品定价，以保证自己的商品能够顺利交换出去并获得收益。而且，无论个体以何种动机、何种身份参与经济活动，都必然会遇到一般利润率的客观外在限制。除了从物质动因出发之外，政治经济学与历史唯物主义在方法论上也会表现出一定的相似性，特别是古典经济学家和李嘉图派社会主义者也与马克思一样把资本主义生产视为生产的特殊形式。政治经济学以一般利润率的经验事实为研究对象，把利润视为“资本”这种特殊商品的价格，并试图从一般的商品生产中抽象出交换价值的计算方法，从而以此确定资本的价值——一般利润率。19世纪英国的经济学家大体上都认同上述带有唯物主义色彩的思路，经济学内部的分歧仅仅在于如何对商品生产的一般条件进行理论抽象，由此产生了多种相互对立的价值理论。由于政治经济学同样采用了唯物主义的研究立场，一般的唯物主义批判方法在批判政治经济学的时候就难以奏效了：如果直接从社会生产的物质动机出发进行抽象，那么必然会同样陷入政治经济学业已存在的争论之中；如果在理论上直接指认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性，那又会陷入形而上学独断论的泥淖。

马克思最终选择了用“资本一般”来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开端，意味着他在对“资本一般”的叙述过程中已经克服了历史唯物主义在批判政治经济学时所遇到的困难。在用“资本一般”还原了“1861—1863年手稿”的原始逻辑结构之后，对“1861—1863年手稿”的文本解读还要解决另一个问题，即解释马克思如何运用“资本一般”理论完成了对政治经济学的唯物主义批判。由于“1861—1863年手稿”只包含了“资本一般”的第三个环节，因此还需要将前两个环节　的相关文本也纳入“资本一般”的议题下整体考虑，即“第一分册”以及未收入“第一分册”的笔记本B′和B″（见表3）。总而言之，“1861—1863年手稿”本身是“资本一般”理论的后半部分，对于这部手稿的恰当解读只有在“资本一般”理论的整体框架下才可能实现。

表3　“资本一般”文本群的三种文本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