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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是受到一时表面现象的影响，新近国内发表的马克思文本研究成果中，考察和清理马克思著述的总体状况及其流传情形，介绍和评论国外“马克思学”界的研究成果以及MEGA2编辑的最新动态，梳理和甄别某些文本个案（如《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写作过程和版本源流等方面的著述占了比较大的比重，引起论者的关注。同时，也给人们造成一种印象，即文本研究只是做版本考证而不研究思想。这种看法甚至引发了早几年前率先在国内开始系统地研究马克思文本的学者的“反叛”，指责我和同道们只做缺乏“思想”的“伪文献学考据”。
究其实，上述看法的形成可能是由于不了解我们对马克思文本研究工作的通盘考虑、阶段设计和完整构思所致。正是痛切地感受到马克思主义研究中迄今为止依然十分盛行的寻章摘句、断章取义的方式的恶劣后果和影响，受过严格学术训练的新一代研究者特别期望通过扎实的文本研究体现或建构起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术规范和通行规则。按照我自己的理解，完整的文本研究应该包括前后相续、层层累积而又相互支持和融通的三个步骤，也即三个阶段：版本考证、文本解读和思想研究（每一个阶段又包含很多环节）。从中可以看出，版本研究只是文本研究工作的一个部分，并不是文本研究的全部内容，毋宁说，它只是更为重要的文本解读和思想阐释的前提性、基础性的条件，文本研究的意旨和归宿仍然是思想研究。与过去的研究路数不同的是，对于马克思原始思想的理解和把握绝不能再靠思辨和想象，不能离开对具体文本写作过程、刊布情形和版本源流等方面的考察和梳理，不能离开对构成文本的各个具体章节所进行的翔实的剖析和解读，不能单纯依据作品中的片言只语便对马克思的观点进行无限的概括和提炼，不能对其思想进行随意的阐释和评论，更不能天马行空地“制造”出一个“没有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我认为，不论研究者的个性多么独特，在介入某一项具体研究时，你必须遵循这样一种严格的步骤或程序。
版本考证的成果将为客观地理解和把握马克思的思想提供扎实的文献基础，解构长期以来这一方面存在的“过度诠释”现象。以在我国影响巨大、被约定俗成地命名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研究为例，迄今为止我们基本上都是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2卷、中文2版第3卷（与2000年单行本一致）来阐释其思想的。这样的结果是，将只在其中第1部分手稿中阐发的“异化劳动”的观点抬升到这一文本核心思想的地位，进而认为这是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巴黎时期”（即1843年10月—1845年1月）的主旨思想。然而，通过版本考证的新成果就会发现，这种概括所依据的文献学信息是不全面的，因而在此基础上做出的结论也靠不住。
其一，流行的研究并没有还原马克思当时实际的写作情境。作为我们研究基础的文本，只是一部被后人将并不是连续写作的3部分手稿撺掇在一起的所谓“著述”。其实这一时期，除了这些手稿，马克思还穿插着写有9册经济学笔记。不仅如此，马克思当时还有一个编纂“一套社会主义史的资料汇编，或者毋宁说是一部用史料编成的社会主义史”的计划，因此，他当时直接阅读了与其思考主题有关的法国文献，并且通过德译本或法译本了解了英国社会主义者的著作，并且都做了摘要。因此，研究巴黎时期马克思的思想，单独把《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从众多材料中撷取出来，没有完整地呈现马克思当时的理论视域，由此所进行的概括必然是片面的。实际上马克思所思考的议题很多来自他自己阅读和摘录的书籍和文献，“异化劳动”的思想不过是其中之一，只有把这些书籍和文献中所涉及的思想通盘考察，才能厘清马克思思想的实际状况，从而避免做出“过度诠释”。
其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名称中所谓“经济学”“哲学”的提法割裂了马克思当时理论活动的整体状况。实际上，在马克思的研究活动中，没有我们后来习惯了的、作为现代学科分类的什么“经济学”或“哲学”的分野。第1部分手稿中所论述的“工资”“资本的利润”和“地租”，是经济学议题吗？其实，马克思把它们看作当时的工人、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三个阶层不同的三种收入形式，由此体现出他们差距悬殊的社会境遇，以透视当时森严的社会阶层结构、相互关系及其未来命运，这分明是属于哲学和社会学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尤其是固守于马克思巴黎时期研究的所谓“经济学”领域，而把它们与他当时正在为甄别和了断与青年黑格尔派思想渊源关系而写作的《神圣家族》和随后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分开，这样怎么能完整地勾勒出当时马克思思想的原貌呢？
强调文本研究中版本考证的意义，极容易被指责为“唯文本至上”，搞“本本主义”。然而，从以上的叙述中不难看出，研究者之所以下如此大的功夫梳理和甄别作者的写作情形、作品的版本源流，正是认识到，虽然我们把文本看成是作者思想的表达，但同时又必须保持警觉，即文本与原始思想之间其实不可能是完全对应的关系。也就是说，作者的思想未必已经完全通过文本本身表达净尽了。文本本身只是作者表述其思想的一个载体，它的表述有可能不恰当、不完备。按照文学理论中的“冰山原理”，作者的思想只有六分之一露出水面（是其自觉意识到的），六分之五则是处于形成过程中的或混沌状态的水下部分（自己也不明所以）。如此说来，文本只能是对其六分之一部分的描摹和表达，那么它与这些确定性的思想之间是否达到了自洽？作者的思想状态、写作心理与文本的表述方式之间是否存在差异？如此等等，就要求研究者借助文本之外的佐证、作者同时代的文献研究以及同一文本的不同版本做出分析、判断、推理和构想。这是文本思想研究中极其重要的前提步骤。
甄别思想与文本之间复杂关系的工作，对于作为我们研究对象的马克思本人的情况来说，显得尤其必要。尽管他从少年时代便开始写作，毕生最善于用文字表述其对世界的理解和看法，但回到他的文本世界就会发现，其生前发表过的论著不到其全部著述的三分之一。在他的著述中，已经完成的定稿也很少，大部分是成型稿之外的准备材料、先行稿、最初草稿、过程稿、修改稿、誊清稿、刊印稿、遗失稿以及其他相关材料。因此，要理解马克思、把握他的思想，单纯从那些现成的著述中概括是最方便的，但也是最不可靠的。因为马克思很多重要的思想就保留在那些杂乱的材料中，需要我们悉心梳理。还有一部分思想甚至没有形诸文字，需要我们借助他阅读过的书籍、与人的交往情况、当时人的回忆等材料做出推断。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由于中国马克思研究的特殊性，他著述的原始手稿的复制件我们基本上没有收藏，于最新文献的掌握上很容易出现纰漏甚至差错。在具体研究中我们不占有优势，长期以来又不重视文本、文献材料的收集和研究，这些方面欠账很多。但这绝不意味着我们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必须放弃这一基础性的研究环节，可以凭空抽象马克思的思想。科学的态度要求我们必须深入了解国外“马克思学”界在马克思具体文本、问题的探讨中所做过的工作及其最新进展，结合我们自己的分析和判断，做出梳理和评价。我们喜欢强调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中国特色，但我认为这种中国特色应当是建立在具备国际视野、把握学术前沿动态的基础之上的，而不是另辟蹊径，与国际马克思研究界互不了解、互不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