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资本一般”理论的酝酿和写作

1857—1863年是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生涯中的一个主题集中、逻辑连贯的研究阶段。“资本一般”概念在这一阶段频繁地出现在马克思的手稿当中，是研究1857—1863年间马克思经济学理论的重要线索。以1858年6月为界，马克思这一时期的研究可以划分为两个相对独立的时期：1857年6月—1858年6月是“资本一般”理论的酝酿期，“资本一般”只是一个偶然出现的辅助性的范畴；1858年6月—1863年6月是“资本一般”理论的创作期，“资本一般”成为马克思创作的核心概念和总标题。合理并明确地区分这两个时期，是理解“资本一般”理论的必要前提。

一、“资本一般”理论的酝酿期（1857年6月—1858年6月）

在“导言”和“1857—1858年手稿”（即笔记本M和笔记本A）中，马克思虽然已经提出了“资本一般”范畴，但是“资本一般”只是一个辅助性的理论工具，马克思提出这个概念是为了更方便地说明“资本”和“货币”这两种价值形式的差别。而在“1861—1863年手稿”中，“资本一般”是对商品章、货币章和资本章所有理论内容的总括，其内涵和地位都远远超出“1857—1858年手稿”中的“资本一般”概念。区分“资本一般”概念在这两部手稿中的不同含义，是理解马克思“资本一般”理论的基本前提。在1857—1858年间，马克思的“资本一般”概念尚未达到“1861—1863年手稿”中的水平，还不足以对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关系进行彻底的说明。简言之，1857年6月—1858年6月只是“资本一般”理论的酝酿期。

马克思重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直接目的是论证危机和革命发生的必然性，并在此基础上论证消除社会对抗的现实路径。在写作“1857—1858年手稿”时，马克思面临的思想议题主要是当时经济学界关于危机问题的经济学争论。经历了1847年经济危机和1848年革命，马克思在抵达伦敦后一直相信新一轮的危机和革命很快就会相伴而来。当时的英国经济学界正在经历两场激烈的思想交锋，一场是围绕1823年《主仆法案》（Master and Servant Act，1823）和1847年《工厂法案》（Factories Act，1847） 而展开的关于工人权利的经济学争论，另一场是围绕1816年《铸币法案》（Coinage Act，1816）和1847年经济危机而展开的关于货币数量的经济学争论。这两场争论看起来毫无关联，但参与争论的各方拥有一种共同的信念，即国家可以通过恰当的法律改革和制度设计减小甚至消除经济危机的影响，并进一步避免危机的再次发生，而马克思显然无法接受这样的论调。抵达伦敦后，马克思不止一次表达了危机必然到来的信心，并认为“没有商业危机，就不会有重大的革命事件” 。

为了寻找危机产生的原因，当时的经济学家提出了形形色色的理论。在英国，危机的原因被归结为1844年银行法所导致的购买力下降，产生了反对货币流通理论 的银行学派；在法国，危机的原因被归结为工人贫困所导致的生产过剩，产生了主张对银行和货币进行改革的劳动货币理论 。最终，危机的争论演化成为关于货币理论和货币政策的争论，李嘉图和蒲鲁东的货币学说也因此被推到了理论前台。在马克思看来，通过货币改革来延缓甚至避免危机是不可能的；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危机必然会周期性地发生。为了回应“消除危机”的各种方案，马克思对这两场争论的相关材料进行了细致的摘抄，写下了著名的“伦敦笔记”。1857年经济危机爆发之后，马克思经济学创作的热情再次被激发起来，由此开始了新一轮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为了驳斥众多经济学家的无聊工作，马克思才在1857年准备要写作一部政治经济学方面的著作，并为这部著作写了准备性的导言。

在创作计划重启之初，马克思所拟订的写作纲要延续了他一贯的写作风格，试图直接对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的错误观念（以及以这些错误观念为出发点的理论）进行唯物主义的批判，揭露这些抽象理论所掩盖的现实对抗。然而，马克思所熟稔的写作方式在经济学批判中并不适用。由于英国政治经济学家的研究也是从现实生产出发的，如果没有事先提取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区别于其他生产形式的一般性特点，那么对经济学具体观点的批判将难以顺利进行。马克思为此进行了艰苦的学术探索，在1857—1858年间写下了七个探索性的笔记本，在其中首次提出了表征资产阶级社会特殊性的“资本一般”概念，并以此来批评从“生产一般”出发的政治经济学。古典经济学试图从各种生产形式——包括资本主义的生产形式——中抽象出“生产一般”，并在此基础上对现代社会进行分析，这种分析方法必然会将从古代社会到资产阶级社会的历史当作一个自然演进的过程。正确的方法应当是先指认现代社会与古代社会的差别，再在这个差别的基础上反观现代社会，这样才能发现资产阶级社会的历史性或非自然性。马克思用来指认的现代社会特殊性的范畴就是“资本一般”，即“把作为资本的价值同单纯作为价值或货币的价值区别开来的那些规定的总和” 。具体地讲，资本的价值与货币的价值之间的具体差别表现为：商品具有一个价值，它的价值体现为一定货币量；但是资本所支配的价值不是直接的货币量，而是货币所购买的劳动所能创造的产品的价值量，其特殊性在于“从形式规定性方面来看，是价值自行增殖过程” 。

在“1857—1858年手稿”的七个笔记本中，“资本一般”只是一个偶尔出现的概念，它的论证逻辑服务于货币与资本的区分以及固定资本和流通资本的形式分析。在笔记本M和笔记本A（即“导言”和“1857—1858年手稿”）中，马克思关于货币的讨论大体延续了他在“1844年手稿”中的基本观点，货币既是“通用的分离剂”，也是“地地道道的黏合剂；它是社会的［……］化合力” 。当人从原始的共同财富中异化出来后，个人也就丧失了原有的社会地位和社会联系而只能为私人利益劳动；货币作为“通用的分离剂”将传统的社会纽带解开并重新联结在一起，劳动者不得不采用货币（交换尺度）作为自身和社会的唯一联系纽带，“每个个人行使支配别人的活动或支配社会财富的权力，就在于他是交换价值的或货币的所有者。他在衣袋里装着自己的社会权力和自己同社会的联系” 。货币本身是人为了方便流通而创造出来的东西，它的作用是衡量并实现商品的一般价格。但是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形式中，货币的流通表现为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货币成为与人对立的独立力量。人虽然可以认识到货币带来的社会问题，却无法取消货币这种人造物，反而只能服从于货币流通的规律。马克思认为，“只有在资本的基础上流通才能掌握一切生产要素” ，货币才会具有这样的强制力。因此，前资产阶级社会中的作为流通手段的货币与现代社会中的成为资本的货币之间具有根本的差别；在“1857—1858年手稿”中，马克思将资本区别于货币的特殊性质称为“资本一般”。“资本一般”原本只代表着与一般社会（经济）关系相对的、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的特殊社会（经济）关系，表明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立场；随着经济学批判的深入，“资本一般”概念逐渐表现为与现实的直接对立，这种割裂本质与现象的批判方法为马克思的叙述制造了巨大的障碍。

马克思提出“资本一般”首先是为了从形式规定上区分货币和资本这两种不同价值形式，这是“资本一般”在“1857—1858年手稿”中的第一重含义。在“1857—1858年手稿”中，马克思指出了经济学家在资本问题上的混淆：李嘉图和西斯蒙第等经济学家“不是把资本看作处在特有形式规定性上的资本”，“而只是想到资本的物质实体，原料等等”；不过这些物质实体不足以将自身变成资本，于是，萨伊和西斯蒙第把资本又看作“某种非物质的……同它的物质构成无关的东西”，将资本等同于非物质的价值 ；然而，资本本身虽然是价值，但价值不一定就能成为资本，为了说明价值和资本的差别，李嘉图和萨伊再次回到了生产的物质形态来解释资本的自我增殖，将资本“说成是生产新劳动时所使用的积累劳动”或在劳动过程中发挥作用的“生产性服务”。这些混乱的讨论只是一些无意义的同义反复，一方面抽象地将资本混同于流通过程中的价值形式，另一方面又抽象地将资本混同于劳动过程中的物质变化，因此“不可能表明价值和劳动所发生的关系”。理解资本的关键就在于“劳动与资本对立而作为主体出现，即工人只是在劳动的规定上出现，而劳动并不是工人本身” 。也就是说，价值和劳动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都获得了新的规定：价值及其货币的物化形式都只是交换的尺度，而资本是与劳动进行交换的特殊价值；劳动本身是人和生产资料共同发生作用的物质生产过程，而与资本进行交换的劳动是作为商品的、具有二重性的劳动。为了避免在概念上发生混乱，马克思认为“必须把资本在某一定点上表现出来的一定形式固定下来” ，从而第一次提出了“资本一般”概念。为了区分资本和货币，就不能从物的方面将资本“看作简单生产过程”，而是要从形式规定性方面将其看作“价值自行增殖过程”。在生产过程中，“资本通过劳动消费了自己的材料，并通过自己的材料消费了劳动”同 ；资本在退出流通的时候并没有像一般的商品那样在消费中丧失自己经济的形式规定（即价值），而是让资本的“使用价值的消费本身进入经济过程……在生产过程的任何一瞬间，资本都没有不再是资本，或者说价值都没有不再是价值” 。

在这一时期，马克思对“资本一般”概念的运用已经体现出他批判方法的转变。他此时对古典经济学资本理论的批评虽然仍然延续了“导言”中的基本观点，但已经明显不同于早年间批判形而上学时所运用的批判方法。古典经济学同样坚持从物质生产出发来分析经济形式，但这恰恰是其缺陷所在；古典经济学没有意识到“实体的形式同经济形式即价值本身无关” ，而只是从物质实体的形式变换来看待资本，因此在劳动、价值、资本等概念上纠缠不清，无法解释资本如何在物质形式的变换中实现了自身的增殖。马克思指出，“资本和劳动之间的交换——其结果是劳动价格——尽管从工人方面来说是简单交换，但从资本家方面来说……必须属于与交换的形式规定不同的另一种经济形式规定，否则，资本就不可能作为资本，劳动就不可能作为与资本相对立的劳动” ；也就是说，如果要理解资本与价值的差别，就必须研究资产阶级社会特有的经济形式，“在完成的资产阶级体制中，每一种经济关系都以具有资产阶级经济形式的另一种经济关系为前提” 。在批判古典经济学时，仅凭唯物主义颠倒并不足够，还必须要以逻辑的方式呈现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形式；在此意义上，代表这种经济形式的“资本一般”虽然只是“实际运动在观念上的表现” ，但却是经济学批判中不得不采用的一种理论中介。

在分析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时候，马克思再次运用了“资本一般”概念来区分一般形式上的资本和“各特殊的现实的资本” ，这是“资本一般”在“1857—1858年手稿”中的第二重含义。除了资本和货币的区分之外，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是马克思运用“资本一般”概念所做的另一个重要区分。在说明固定资本与“资本一般”的关系时，马克思指出，所有的资本都具有一些共同的东西，在概念上是与劳动进行交换的价值，即一般的资本或“资本一般”；但资本在现实中会采用不同的形式，从而体现为固定资本、流通资本等。资本采用物的形式来实现自身，是因为“资本一般……为了增殖自己的价值，它必须二重地存在……即自己把自己当作异己的东西来发生关系” ；换言之，资本要占有劳动的产品，不仅要购买劳动，而且还必须用货币“交换生产过程的各个要素，即工人的生活资料、原料和工具” ，而固定资本是“作为生活资料，作为原料，作为劳动工具” 的资本。固定资本体现了资本对劳动的统治，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单个工人的总体劳动是被固定资本结合在一起的：在“精神统一性”方面，工人的总体劳动“服务于他人的意志和他人的智力，并受这种意志和智力的支配”；而在“物质统一性”方面，工人的总体劳动从属于“机器的，固定资本的物的统一” 。但是从经验现象的层面上看，固定资本又表现为对“资本一般”的否定，表现为与经济形式和流通过程无关的物。正是因为固定资本的这种物的形式，古典经济学家才会在分析资本概念时产生价值和物质的混乱，认为固定资本的积累（即各种生产条件的改进）是产生利润的真正原因。

通过辩证法的运用，马克思试图证明：资本退出流通并表现为物，恰恰是为了实现自身的抽象规定；固定资本虽然在表面上表现为物的积累，但实际上是对劳动及劳动产品所有权的占有。为了说明“资本一般”和各种特殊资本（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之间的关系，马克思借用了黑格尔概念论中的基本范畴：“一般的东西，一方面只是思维中的特征，同时也是一种同特殊事物和个别事物的形式并存的、特殊的现实形式” 。作为一种特殊的经济形式，“资本一般”代表了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普遍存在的经济关系。但是，“资本一般”概念本身是自我矛盾的：价值是交换行为或流通过程中的尺度，无法通过交换行为或流通过程本身实现增殖；而“资本一般”作为一种特殊的价值，其本质特征就是产生利润或自我增殖。“资本一般”概念自身具有的内在矛盾意味着它无法在经济活动中直接实现自身，按照辩证法的基本观念，现实化的过程就首先表现为否定自身规定性的过程。“资本一般”的进一步现实化必须采用否定流通的、物的形式，“总要有一部分资本固定起来，丧失价值，不生产” ，从而将自身存在的各种条件重新创造出来。完成了这些特殊环节　的资本主义生产才能再生产出自身赖以存在的条件和前提，只有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一般”才可能是一种在现实中真正发挥作用的抽象，“资本一般”所代表的形式规定才可能在经济关系的各个方面被确立起来。“资本一般”所经历的一般、特殊、个别的发展过程，既是理论上的形式抽象，也是“完成的资产阶级体制”中每天都在发生的现实。 因此，“把流动资本和固定资本这两个规定理解为资本一般的形式规定，是非常重要的” 。马克思认为上述关于“资本一般”与现实资本的区分，其“逻辑学性质多于经济学性质，但毕竟是我们研究过程中极其重要的问题”，而且计划“以后我们还要回来谈这一点” 。

综合以上两个区分，在对古典经济学进行批判的过程中，“资本一般”概念获得了双重的理论内涵：一方面，“资本一般”是“抓住了与所有其他财富形式或（社会）生产发展方式相区别的资本的特征的一种抽象”；另一方面，“资本一般”是“与各特殊的现实的资本相区别的……一种现实的存在” 。作为自行增殖过程的价值，“资本一般”一方面是抽象的，因为它的辩证形式“不过是产生资本的实际运动在观念上的表现” ；不过，“资本一般”另一方面又是现实的、在经济活动中发挥作用的一般规律，“这一点虽然普通的经济学并不理解，但已承认” 。通过“资本一般”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就是要抛开资本的物的形式，而是重点考察资本的（与其物质实体形式无关的）经济形式。古典经济学试图直接从作为物质实体的资本中抽象出关于资本的形式规定，“不论是斯密，还是后来所有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照例都缺乏对于理解经济关系的形式差别所必要的理论认识，——他们都是粗略地抓住现成的经验材料，只对这些材料感兴趣” 。

马克思从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经济形式出发来理解“资本一般”，并试图通过对“资本一般”的辩证逻辑演绎来呈现资本如何将自身存在的条件不断地再生产出来。马克思将这种“自己创造自己”的现象看作作为总体的“社会有机体”的共同特征 ，“有机体制本身作为一个总体有自己的各种前提，而它向总体的发展过程就在于：使社会的一切要素从属于自己，或者把自己还缺乏的器官从社会中创造出来。有机体制在历史上就是这样生成为总体的” 。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形式能够在自身的运动过程中将自己的前提重新创造出来，“资本一般”的抽象规定因此才成为普遍发挥作用的一般规律。为了实现对“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形式”的总体认识，马克思试图在唯物主义研究的基础上，将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关系在理论上呈现为“资本一般”在现实中自我克服和自我实现的对象化过程。

按照马克思在“1857—1858年手稿”中的论证逻辑，“资本一般”是资产阶级社会中经济关系的抽象，其作用是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与一般的社会生产关系区分开来，从而说明资本主义生产的历史性质。然而，“1857—1858年手稿”中的“资本一般”概念实际上难以完成这样的任务。首先，马克思试图从现代社会中抽象出“资本一般”的规定性，但是很难证明对“资本一般”所做的抽象规定是恰当和全面的。“资本一般”本身是观念抽象的结果，当“资本一般”的抽象规定与现实资本的经验现象相悖的时候，“资本一般”就会显现出它与唯物主义立场的内在矛盾。其次，即使认可了“资本一般”的有效性，也很难证明“资本一般”所揭示的社会生产形式能够扬弃自身从而实现人类的自由和解放。在“1857—1858年手稿”中，“资本一般”概念实际上只是说明了人的活动在何种生产方式下会成为货币增殖的工具和中介，但是尚不足以论证一种不以货币为中介的社会关系，并证明它的可能性和必然性。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只是完成了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但还没有超越政治经济学提出自己关于通往未来社会的解决方案。

1858年初，马克思“又把黑格尔的《逻辑学》浏览了一遍”，并认为黑格尔的方法“在材料加工的方法上帮了我很大的忙” 。借助黑格尔的辩证法，马克思重新改造了“资本一般”概念，克服了“资本一般”的抽象性，并逐渐形成了以“资本一般”为开端的新的写作计划。在新的写作计划中，马克思解决了如何通过辩证法来获得“资本一般”规定性的方法论问题，从而重新制订了“资本一般”的创作提纲。得到新思路的马克思很快就结束了笔记本A即“1857—1858年手稿”的写作，转而按照新的思路开始写作笔记本B和C，正式开启了“资本一般”理论的写作期。

二、“资本一般”理论的写作期（1858年6月—1863年6月）

在“1857—1858年手稿”中，马克思将资本区别于其他价值形式的总体性规定称为“资本一般”，以此来对应适用于一切时代的“生产一般”。在此基础上，马克思用辩证法的逻辑演绎展现了“资本一般”将自身现实化的物质前提，即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方式。因此，马克思在相关的论述中将主要的精力放在了货币和资本——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式对比上。不过，上述对比不仅没有获得确定的结果，反而在关于“资本一般”的论述中显示出了越来越多的先验思辨色彩。从1858年6月开始，马克思转变了论证的思路，不再将“生产一般”和“资本一般”对立起来，转而试图在政治经济学著作的开篇呈现商品、货币和资本的内在一致性，即价值在这三种财富形式上的不同表现，“资本一般”因此也拓展为商品、货币和资本三个理论环节。马克思将辩证法运用到了全部三个环节之中，在新的叙述结构里，“资本一般”的全部规定性都来自对商品概念和货币概念的辩证演绎。

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商品、货币和资本是现代社会中物质财富的三种形式，商品是可以直接满足个体或社会需要的产品或服务，货币是财富数量的实物表现和衡量尺度，资本是为了实现财富增长而进行的货币积累。在这三种形式的财富中，商品的历史最悠久，通常被当作财富最普遍、最正义的存在方式，而货币和资本形式的财富经常会遭到道德上或政治上的批评。古典经济学试图调和这两者之间的矛盾，例如斯密和李嘉图都一方面承认资本生产中的分配方式不利于直接生产商品的雇佣工人，另一方面又试图证明货币流通和资本积累可以提高生产效率从而带来福利水平的总体提升。在19世纪中叶，经济学出现了分化，关于财富形式的争论逐渐走向前台，成为各方争论的核心议题。社会主义的经济学坚持将商品作为唯一真实的财富形式，并以此来批评资本家的利润是将工人的产品据为己有；与之相对，正统的经济学研究则普遍认为商品生产是工人和资本家共同努力的结果，资本家有理由获得一部分产品作为利润。经过50年代艰苦的经济学研究，马克思发现了财富争论中各方的共同局限，并指出了解决这场争论的出路：“经济学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 。从物的自然形态来看，财富的这三种形式体现为绝对的差异性；从人和人的关系来看，三种财富形式具有共同的特征，它们都代表了“通过转让而进行占有”的经济关系。 商品、货币和资本本身都只是自然物，它们之所以能够成为进行交换的物品，是因为处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中；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目标，就是排除物质材料的干扰，从而将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方式剥离出来加以考察。在这个意义上，商品概念和货币概念都是对现代资本生产过程的抽象，并不能构成对资产阶级社会的批判。为了对这三种财富形式的内在关联进行说明，马克思从1858年开始系统地整理过去十多年的经济学手稿，并试图以“资本一般”为题正面阐述自己与古典经济学的差别，写下了一系列的笔记和书稿。

在获得了“资本一般”的叙述结构之后，马克思很快就结束了“1857—1858年手稿”的写作，转而在笔记本B和C 上按照新的结构重新构思自己的政治经济学著作。马克思起初没有预料到“资本一般”理论的创作难度，甚至计划在1859年初就可以完成“资本一般”全部的写作工作。按照辩证法的逻辑要求，“资本一般”理论中商品、货币和资本的每一个环节的发展都必须是自我设定或自我克服的二重化过程，马克思不得不花费大量的精力来寻找各个环节过渡的逻辑中介。在出版合同的期限内，马克思只完成了“资本一般”写作计划中带有绪论性质的“商品章”和“货币章”，最重要的“资本章”还一点也没有谈到。1859—1861年间，马克思对自己的经济学手稿进行了系统的回顾，并在1861年8月恢复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二分册）》的写作，写下了二十三个笔记本的手稿，也就是“1861—1863年手稿”。因此，1858—1863年是“资本一般”理论真正的写作期，其间的系列文本共同构成了马克思“资本一般”理论的完整内容。

与“资本一般”理论直接相关的文本首先是马克思从1858年6月开始写作的笔记本B′、B″和C。为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出版，马克思中断了“1857—1858年手稿”的写作，并在题为B′和B″的两个笔记本上重新整理思路。在这两个笔记本中，马克思以“资本一般”为题拟订了一个相对完备的理论框架，并大体上完成了“资本一般”理论的前两章和第三章的开头的付排稿。马克思以“资本一般”理论的新提纲重新整理了1857—1858年间七个笔记本的内容，并草拟了两份提纲，写了一部草稿。从提纲和草稿的内容来看，“资本一般”的前两章“价值（商品）”和“货币”在1858年10月就已经大致完成，第三章“资本”的提纲也初具雏形。

对于理解马克思的“资本一般”理论而言，笔记本B′和B″的内容具有独特的理论价值，其中有马克思在“货币章”和“资本章”之间写的两个过渡章节“简单流通中占有规律的表现” 和“向资本过渡” ，后来的“第一分册”、作为第二分册的“1861—1863年手稿”以及《资本论》中都没有收录这两个章节。由于马克思对“资本一般”的逻辑完整性有着极高的要求，当我们要完整呈现“资本一般”理论时，上述过渡章节就成为不可或缺的逻辑环节。在“向资本过渡”一节中，马克思简明地梳理了“商品章”和“货币章”的整体结构，并说明了这两个章节同“资本章　”的关系。商品及其简单流通形式并不是历史上真实发生过的过程，它只“是资产阶级生产总过程的抽象领域，它通过自身的各种规定证明，它是［B″-6］那个在流通背后进行的、从流通中产生又产生出流通的更深刻的过程即工业资本的要素，其单纯表现形式” 。简单流通中价值的抽象形式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形成之前也存在，但也只是第二性的、派生的、偶然出现的形式，“作为商业资本和货币资本的资本，在资本还没有成为社会的支配因素的地方，正是在这种抽象中表现出来” 。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的条件下，价值本身才成为社会关系普遍的形式，价值才会成为分析资本关系的出发点。价值从商品形式到货币形式的发展过程只是从现代社会关系投射到过去的抽象形式，马克思试图以此来证明前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的生产和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生产所采用的是完全不同的社会关系。正是由于看不到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的特殊性，政治经济学家才会将现代生产的社会形式看作人类理想的实现。在“简单流通中占有规律的表现”一节　中，马克思明确地批评了上述庸俗观念：“流通中发展起来的交换价值过程……是自由和平等的现实基础”，“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所有权、自由和平等的三位一体……只是在现代的资产阶级社会中才得到实现” 。也就是说，经济学家所追求的人类理想实际上都只能在资本主义的生产中实现，因此经济学以商品生产来批评资本生产的思路从根本上讲只能沦为对现实的辩护和解释，不具有改变现实的力量。

除了笔记本B和C之外，另一部与“资本一般”理论直接相关的文本是“第一分册”。尽管“第一分册”只包含了“资本一般”理论的前两个环节，“第一分册”本身也是一部相对成熟的经济学著作，体现了“资本一般”理论的基本特点。恩格斯在回忆马克思这段时间的工作时说：“1859年前后……他自己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不仅在纲要上已经完成，而且在最重要的细节　上也已经完成” 。马克思自己也认为“这部著作第一次科学地表述了关于社会关系的重要观点” 。在论及社会关系时，马克思曾说“有些经济学家……根本就不知道，人的社会关系与动物之间的关系有什么区别”，“只有在人们思维着，并且具有这种对可感觉的个别性和偶然性进行抽象的能力的情况下，才可能有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 。在资产阶级社会中，社会关系不是使用价值和使用价值之间的物的关系，而是由交换价值代表的抽象关系，即通过交换而实现占有权转让的经济关系。如果单纯从物的方面出发来看待社会关系，就会像古典经济学家一样，“把人们的社会生产关系和受这些关系支配的物所获得的规定性看作物的自然属性，这种粗俗的唯物主义，是一种同样粗俗的唯心主义，甚至是一种拜物教，它把社会关系作为物的内在规定归之于物，从而使物神秘化” 。为了批驳古典经济学家的错误立场并呈现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的社会关系，马克思在“第一分册”中以极其严整的形式呈现了交换价值（即一般劳动时间）的抽象运动过程，以此来呈现价值观念被普遍接受需要怎样的生产方式作为现实前提。交换价值的抽象运动形式不仅仅是思维中的过程，它同时代表了现实中经济参与者在生产和交换过程中的社会身份，“这种特定的社会身分，决不是来自人的个性，而是来自以商品这个特定形式来生产产品的人们之间的交换关系” 。价值形式抽象运动中各个范畴之间的相互联系，反映的是现实生产过程中拥有不同社会身份的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在现实的生产过程中，这些社会关系往往通过人的占有物来发挥作用，经济学家因此才会将各种社会关系混同于某种物质的特殊性质。

由于拥有新的理论内容和叙述方法，马克思在“第一分册”中采用了崭新的写作形式。在19世纪40年代的著作中，马克思一般都会直接对批判对象的观点进行批评，揭示其观点的现实基础，并证明他们的观点为什么最终无法改变现实。在“第一分册”中，马克思没有沿用这种写作习惯，而是对社会关系的抽象表现——价值概念——进行系统而全面的理论建构，“它一开始就以系统地概括经济科学的全部复杂内容，并且在联系中阐述资产阶级生产和资产阶级交换的规律为目的” 。在对价值这一抽象概念进行阐释时，叙述的方法就显得尤为重要。马克思这时通过提取黑格尔的辩证方法找到了将研究对象呈现为统一整体的逻辑工具，恩格斯说这“是一个其意义不亚于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的成果” 。除了“第一分册”以及笔记本B′和B″之外，“资本一般”理论最重要的部分是在“1861—1863年手稿”中写下的。马克思原计划写作两个分册来阐述他的“资本一般”构想，而且“这两个分册必须同时出版” 。仅通过“第一分册”无法展现“资本一般”的理论全貌，对“资本一般”的完整阐述必须要结合马克思此后为第二分册而写的“1861—1863年手稿”。综上所述，马克思为完成“资本一般”理论而进行的写作过程大体上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1858年6月—1859年1月，马克思拟订了“资本一般”的三章结构并出版了其中的前两章。这一阶段的相关文本包括：（1）“七个笔记本的索引” ，马克思在其中首次提出了“资本一般”理论价值、货币、资本一般的三篇结构，写在笔记本M的第23—33页上 ；（2）“资本一般”理论的最初草稿，马克思在其中完整地勾勒了“资本一般”理论的内在逻辑，写在笔记本B′、B″和C上 ；（3）出版的“第一分册”，内容是在“资本一般”理论的框架下对商品和货币这两种财富形式的辩证逻辑演绎。

第二个阶段是1859年2月—1861年8月，马克思为了继续写作“资本一般”而进行了艰苦的手稿整理和文献摘抄工作。这一阶段的相关文本包括：（1）为准备“资本一般”理论而写的“引文笔记” ，马克思在其中分二十余个专题系统地重新整理了“巴黎笔记”、“布鲁塞尔笔记”、“曼彻斯特笔记”和“伦敦笔记”中的相关内容 ；（2）用来摘录新材料的“厚笔记本” ，马克思在其中有意识地记录了遇到的新材料，并根据自己的新观点对过去的摘录进行了整理，这个笔记本的内容后来大部分在“1861—1863年手稿”中得到了采用 ；（3）为完成“资本一般”理论而写的“我自己的笔记本的提要” 和“资本章计划草稿” ，“我自己的笔记本的提要”写在笔记本B″的最后几页上，内容为“1857—1858年手稿”七个笔记本的目录，“资本章　计划草稿”保存在一个只有16页的单独笔记本里，内容是“1861—1863年手稿”的写作提纲。

第三个阶段是1861年8月—1863年6月，马克思开始正式动笔写作“资本一般”最后一章　的书稿。这一时期的相关文本包括：（1）以“资本一般”为题的系列草稿，即“1861—1863年手稿”收录的二十三个笔记本；（2）以“补充笔记”为题的摘录笔记，“补充笔记”包括A—H共八个笔记本，保存了马克思在大英博物馆摘录的“与我（指马克思——引者注）所加工的那部分政治经济学有关的文献” 。

在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生涯中，1858—1863年是一个以“资本一般”为主线的独立写作时期。在此期间，马克思为了创立“资本一般”理论留下了众多的文本，“1861—1863年手稿”是整个创作期的收官之作。因此，对“1861—1863年手稿”的解读，必须结合整个创作期的所有文本才能实现。在全新的“资本一般”部分，马克思不再设想更加符合自由人格的古代社会或未来社会，而是通过对现代社会的财富形式的辩证演绎来揭示价值观念的普遍化需要怎样的社会前提。在这个意义上，商品概念、货币概念和资本概念都是经济学家对于现代资本生产的理论抽象，只是抽象程度依次递减；相应地，各种经济学理论的对立实际上只是抽象程度的差异，而这种对立本身所蕴含的意义只有在“资本一般”的逻辑体系中才能得到恰当的理解。与“资本一般”的酝酿期（1857年6月—1858年6月）相比，马克思从1858年6月开始彻底放弃以“生产一般”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开篇的想法，转而以“资本一般”的新思路来作为全部创作计划的开端，从而终结了“1857—1858年手稿”的思路并开启了通往《资本论》的思想旅程。

三、关于“资本一般”理论的三个提纲

按照1858年制订的写作计划，马克思准备用两个分册分三章完整地阐述他的“资本一般”理论；其中“商品章”和“货币章”在“第一分册”中出版，但计划中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二分册）》最终没有完成，只留下了篇幅浩大的“1861—1863年手稿”。“1861年8月—1863年6月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是1859年以同一书名在柏林出版的第一分册的续篇” ，作为第二分册的“1861—1863年手稿”内容庞杂、结构繁复，对其直接进行文本解读的难度极大。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为“资本章”而写的三组提纲就成为理解“资本一般”理论的主要文本线索。

关于“资本一般”的第一组提纲，是马克思在“1857—1858年手稿”中为“五篇计划”的第二篇而拟订的两个提纲，可以看作“资本一般”理论的前身。马克思始终没有正式动笔写第二篇，不过草拟的两个提纲是追溯“资本一般”起源的主要文本依据。在“1857—1858年手稿”的笔记本II第18页“货币章”的写作过程中，马克思插入了一个关于资本的提纲，这个提纲将第二篇分为六个部分 ：

I.

（1）资本的一般概念。

（2）资本的特殊性：流动资本，固定资本。（资本作为生活资料，作为原料，作为劳动工具。）

（3）资本作为货币。

II.

（1）资本的量。积累。

（2）用自身计量的资本。利润。利息。资本的价值：即同作为利息和利润的自身相区别的资本。

（3）诸资本的流通。

（α）资本和资本相交换。资本和收入相交换。资本和价格。

（β）诸资本的竞争。

（γ）诸资本的积聚。

III.资本作为信用。

IV.资本作为股份资本。

V.资本作为货币市场。

VI.资本作为财富的源泉。资本家。

可能是觉得这样的六部分显得过于散乱，马克思在笔记本II第22页又将上述六部分整合为极具辩证法意味的三部分 ：

I.一般性：

（1）

（a）由货币生成资本。

（b）资本和劳动（以他人劳动为中介）。

（c）按照同劳动的关系而分解成的资本各要素（产品。原料。劳动工具）。

（2）资本的特殊化：

（a）流动资本，固定资本。资本流通。

（3）资本的个别性：

资本和利润。资本和利息。资本作为价值同作为利息和利润的自身相区别。

II.特殊性：

（1）诸资本的积累。

（2）诸资本的竞争。

（3）诸资本的积聚（资本的量的差别同时就是质的差别，就是资本的大小和作用的尺度）。

III.个别性：

（1）资本作为信用。

（2）资本作为股份资本。

（3）资本作为货币市场。

这两个提纲并没有实质性的差别，可以看作同一个提纲的两个版本。与后来的提纲相比，这组提纲要呈现的主要是资产阶级社会形成之后资本的总体性作用及其对从前的各种社会关系——特别是劳动关系和土地所有制——的改造，从而将历史性的资本概念和一般性的货币概念区分开来。不过，这样的写作计划有两个难以克服的缺陷：第一，这个计划涉及的议题繁多庞杂，几乎囊括了当时经济学研究的所有领域，在短时间内几乎没有完成的可能；第二，更重要的是，这个计划虽然突出了资本和货币的差别，但是并没有体现出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经济关系崩溃的潜在可能性，因而无法与后面国家、世界市场和危机的内容串联起来。

关于“资本一般”的第二组提纲，是马克思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前两个分册所拟订的提纲，是“资本一般”理论的首次整体出场。放弃了以“生产一般”为开端的“五篇计划”之后，马克思转而制订了以“资本一般”为开篇“六册计划” 。新的写作计划中的第一册“资本”大大地缩减了涉及的经济学内容，论题也更加集中。在写作《政治经济学批判》付印稿之前，马克思根据新的写作计划为“资本一般”拟订了新提纲 ：

（III）资本一般

从货币到资本的过渡

（1）资本的生产过程

（a）资本和劳动能力的交换

（b）绝对剩余价值

（c）相对剩余价值

（d）原始积累（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的前提）

（e）占有规律的转变

（2）资本的流通过程

“第一分册”写作完成后，马克思又在一个单独的笔记本上写下了另一个版本的“资本章”计划草稿，并大致上按照这个草稿写作了“1861—1863年手稿” ：

I.资本的生产过程

货币转化为资本

（α）过渡

（β）资本马克思在手稿中写的是“商品”，这里是《全集》编者根据所注手稿页码上的内容订正的。和劳动能力的交换

（γ）劳动过程

（δ）价值增殖过程

（2）绝对剩余价值

（3）相对剩余价值

（α）大量人的协作

（β）分工

（γ）机器

（4）原始积累

（5）雇佣劳动和资本

II.资本的流通过程

III.资本和利润

在这第二组提纲中，马克思对“五篇计划”的第一篇和第二篇的内容进行了大幅度的改造。第一组提纲中的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混杂在一起，“一般性”这一章中既要讨论资本和劳动，也要讨论原料、劳动工具以及流通资本和固定资本。这样的讨论形式说明，马克思此时的论述主要还是按照批判对象的理论结构进行，尚未形成自己独立的论证逻辑。在第二组提纲中，马克思将理论对象限定在了可变资本及其再生产的过程，将不变资本排除在讨论范围之外。 这样做有两个好处。第一，论域的缩小可以让马克思在较为有限的篇幅内呈现资本与其他价值形式的差别。在第一组提纲中，以价值增殖为目的的资本是第二篇论证的最终结果，在此之前需要对资本的一般性、特殊性和个别性进行完整的考察；而在第二组提纲中，通过可变资本的简短论述已经足以界定出资本的概念，并将其与简单流通中的商品和货币等价值的表现形式区分开来。第二，对可变资本的具体分析可以直接导出资产阶级社会中阶级对抗和经济危机的必然性。在“五篇”结构中，危机问题只有到第五篇才会出现；在第二篇中既没有关于危机问题的专门论述，也没有呈现出危机潜在的必然性。由于危机问题是马克思进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重要现实和理论指向，这样的处理方式显然不可能让马克思满意。在第二组提纲中，马克思通过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的比例变化论证了危机的必然发生，为马克思之后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工作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因此，在新的提纲中，马克思用“资本的生产过程”一篇奠定了整个资本主义批判的理论基础，在理论的精致程度上超越了第一组提纲所代表的“五篇计划”。

关于“资本一般”的第三组提纲，是马克思在“1861—1863年手稿”写作进入尾声时再次拟订的一个提纲，是“资本一般”理论的完成形式。1862年，马克思在写作“1861—1863年手稿”第XVIII笔记本的时候已经基本完成了对政治经济学的历史性回顾和“资本一般”理论环节　的整体构建，马克思开始再次审视“资本章”的写作计划，并重新拟订了“资本一般”章　第一篇和第三篇的目录 ，即“资本一般”的第三组提纲：

I.资本的生产过程

（1）导言。商品。货币。

（2）货币转化为资本。

（3）绝对剩余价值；

（a）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

（b）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

（c）绝对剩余价值；

（d）争取正常工作日的斗争；

（e）同时的各工作日（同时雇佣的工人人数）。

（4）相对剩余价值；

（a）简单协作；

（b）分工；

（c）机器等等。

（5）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结合。

（6）剩余价值再转化为资本。原始积累。韦克菲尔德的殖民理论。

（7）生产过程的结果。（占有规律的表现上的变化可以在第6点或第7点中考察。）

（8）剩余价值理论。

（9）关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理论。

III.资本和利润

（1）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

（2）利润转化为平均利润。

（3）亚·斯密和李嘉图关于利润和生产价格的理论。

（4）地租（价值和生产价格的区别的例解）。

（5）所谓李嘉图地租规律的历史。

（6）利润率下降的规律。

（7）利润理论。

（8）利润分为产业利润和利息。商业资本。货币资本。

（9）收入及其源泉。

（10）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中货币的回流运动。

（11）庸俗经济学。

（12）结论。《资本和雇佣劳动》。

与第一组和第二组提纲相比，第三组提纲已经与《资本论》中第1卷和第3卷的篇章安排高度一致。由于第二分册的出版计划临时取消 ，马克思在1863年终止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写作。因此，这组提纲可以被看作“1861—1863年手稿”的总结，同时也是“资本一般”理论的最终成果。从这三组提纲的演变过程中可以看出，马克思1857—1863年间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是一个层层递进、环环相扣的过程，而且“资本一般”理论正是马克思从“1857—1858年手稿”向《资本论》过渡的中介环节。 v7M6bM4ky09nsaWlWGTv9YzuHgbTdCvoWycmTDOYwHH7S4RRQmL0+FZMx6PMiVk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