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古时代，人们把自然看得很神秘，认为整个宇宙有一个至高无上的主宰，就是帝或上帝。在上古文献里，天和帝常常成为同义词。古人又认为各种自然现象都有它的主持者，人们把它们人格化了，并赋予一定的名字，例如风师谓之飞廉，雨师谓之荓翳 （屏翳。 荓，读píng；翳，读yì ） ，云师谓之丰隆，日御谓之羲（xī）和，月御谓之望舒 （这里是举例性质，见《广雅·释天》） ，等等，就是这种观念的反映。这些带有神话色彩的名字，为古代作家所沿用，成了古典诗歌辞赋中的辞藻，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国是世界上最早进入农耕生活的国家之一，农业生产要求有准确的农事季节，所以古人观测天象非常精勤，这就促进了古代天文知识的发展。根据现有可信的史料来看，殷商时代的甲骨刻辞早就有了某些星名和日食、月食的记载，《尚书》《诗经》《春秋》《左传》《国语》《尔雅》等书有许多关于星宿的叙述和丰富的天象记录，《史记》有《天官书》，《汉书》有《天文志》。我们可以说远在汉代我国的天文知识就已经相当丰富了。

古人的天文知识也相当普及。明末清初的学者顾炎武说：

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七月流火”，农夫之辞也。“三星在户”，妇人之语也。“月离于毕”，戍卒之作也。“龙尾伏辰”，儿童之谣也。后世文人学士，有问之而茫然不知者矣。 （见《日知录》卷三十“天文”条。“七月流火”见《诗经·豳〈bīn〉风·七月》，“三星在户”见《诗经·唐风·绸缪〈móu〉》，“月离于毕”见《诗经·小雅·渐渐之石》，“龙尾伏辰”见《左传·僖公五年》。）

我们现在学习古代汉语当然不是系统学习我国古代的天文学，但是了解古书中一些常见的天文基本概念，对于提高阅读古书能力无疑是有帮助的。现在就七政、二十八宿、四象、三垣、十二次、分野等分别加以叙述。

古人把日月和金木水火土五星合起来称为七政或七曜（yào）。金木水火土五星是古人实际观测到的五个行星，它们又合起来称为五纬。

金星古曰明星，又名太白，因为它光色银白，亮度特强。《诗经》“子兴视夜，明星有烂” （见《诗经·郑风·女曰鸡鸣》） ，“昏以为期，明星煌煌” （见《诗经·陈风·东门之杨》） ，都是指金星说的。金星黎明见于东方叫启明，黄昏见于西方叫长庚，所以《诗经》说“东有启明，西有长庚” （见《诗经·小雅·大东》） 。木星古名岁星，迳（jìng）称为岁。古人认为岁星十二年绕天一周，每年行经一个特定的星空区域，并据以纪年 （下文谈到十二次和纪年法时还要回到这一点上来） 。水星一名辰星，火星古名荧惑，土星古名镇星或填星。值得注意的是，先秦古籍中谈到天象时所说的水并不是指行星中的水星，而是指恒星中的定星 （营室，即室宿，主要是飞马座的α、β两星） ，《左传·庄公二十九年》：“水昏正而栽”，就是一个例子。所说的火也并不是指行星中的火星，而是指恒星中的大火 （即心宿，特指心宿二，即天蝎座的α星。《史记·天官书》所说的火，才是指火星〈荧惑〉） ，《诗经》“七月流火”，就是一个例子。

古人观测日月五星的运行是以恒星为背景的，这是因为古人觉得恒星相互间的位置恒久不变，可以利用它们做标志来说明日月五星运行所到的位置。经过长期的观测，古人先后选择了黄道赤道附近的二十八个星宿作为“坐标”，称为二十八宿。黄道是古人想象的太阳周年运行的轨道。地球沿着自己的轨道围绕太阳公转，从地球轨道不同的位置上看太阳，则太阳在天球上的投影的位置也不相同。这种视位置的移动叫做太阳的视运动，太阳周年视运动的轨迹就是黄道。这里所说的赤道不是指地球赤道，而是天球赤道，即地球赤道在天球上的投影。星宿这个概念不是指一颗一颗的星星，而是表示邻近的若干个星的集合。古人把比较靠近的若干个星假想地联系起来，给以一个特殊的名称如毕参箕斗，等等，后世又名星官。二十八宿指的是：

东方苍龙七宿　角亢氐（dī）房心尾箕

北方玄武七宿　斗牛女虚危室壁

西方白虎七宿　奎娄胃昴（mǎo）毕觜（zī）参（cēn）

南方朱雀七宿　井鬼柳星张翼轸（zhěn）

东方苍龙、北方玄武 （龟蛇） 、西方白虎、南方朱雀，这是古人把每一方的七宿联系起来想象成的四种动物形象，叫做四象。

以东方苍龙为例，从角宿到箕宿看成为一条龙，角像龙角，氐房像龙身，尾宿即龙尾。再以南方朱雀为例，从井宿到轸宿看成为一只鸟，柳为鸟嘴，星为鸟颈，张为嗉（sù），翼为羽翮（hé）。这和外国古代把某些星座想象成为某些动物的形象 （如大熊、狮子、天蝎等） 很相类似。

上文说过，古人以恒星为背景来观测日月五星的运行，而二十八宿都是恒星。了解到这一点，那么古书上所说的“月离于毕”“荧惑守心”“太白食昴”这一类关于天象的话就不难懂了。 （《尚书·洪范》伪孔传：“月经于箕则多风，离于毕则多雨。”“荧惑守心”见《论衡·变虚》篇；“太白食昴”见邹阳《狱中上梁王书》。） “月离于毕”意思是月亮附丽于毕宿 （离，丽也） ；“荧惑守心”是说火星居于心宿；“太白食昴”是说金星遮蔽住昴宿。如此而已。苏轼在《前赤壁赋》里写道：“少焉，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也是用的二十八宿坐标法。

二十八宿不仅是观测日月五星位置的坐标，其中有些星宿还是古人测定岁时季节的观测对象。例如在上古时代，人们认为初昏时参宿在正南方就是春季正月，心宿在正南方就是夏季五月，等等。这是就当时的天象说的。《夏小正》：“正月初昏参中，五月初昏大火中。”

古人对于二十八宿是很熟悉的，有些星宿由于星象特殊，引人注目，成了古典诗歌描述的对象。《诗经》“维南有箕，不可以簸扬；维北有斗，不可以挹（yì）酒浆” （见《诗经·小雅·大东》） ，这是指箕宿和斗宿说的。箕斗二宿同出现于南方天空时，箕宿在南，斗宿在北。箕宿四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簸箕形，斗宿六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舀酒的斗形。《诗经》“三星在天”“三星在隅”“三星在户”，则是指参宿而言 （此从毛传） ，因为参宿有耀目的三星连成一线。至于乐府诗里所说的“青龙对道隅” （见《陇西行》） ，道指黄道，青龙则指整个苍龙七宿了。有的星宿，伴随着动人的神话故事，成为后世作家沿用的典故。脍炙人口的牛郎织女故事不必叙述。 （但是织女不是指北方玄武的女宿，而是指天琴座的α星；牛郎也不是指北方玄武的牛宿，而是指天鹰座的α星，牛郎所牵的牛才是牛宿。） 二十八宿中的参心二宿的传说也是常被后人当作典故引用的。《左传·昭公元年》说：

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阏（yān）伯，季曰实沈，居于旷林，不相能也，日寻干戈，以相征讨。后帝不臧（zāng），迁阏伯于商丘，主辰 （主祀大火） ，商人是因，故辰为商星 （即心宿） ；迁实沈于大夏 （晋阳） ，主参 （主祀参星） ，唐人是因，……故参为晋星 （即参宿） 。

因此后世把兄弟不和睦比喻为参辰或参商。又因为参宿居于西方，心宿居于东方，出没两不相见，所以后世把亲朋久别不能重逢也比喻为参辰或参商。杜甫《赠卫八处士》所说的“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就是这个意思。

随着天文知识的发展，出现了星空分区的观念。古人以上述的角亢氐房心尾箕等二十八个星宿为主体，把黄道赤道附近的一周天按照由西向东的方向分为二十八个不等份。在这个意义上说，二十八宿就意味着二十八个不等份的星空区域了。

古代对星空的分区，除二十八宿外，还有所谓三垣，即紫微垣、太微垣、天市垣。

古人在黄河流域常见的北天上空，以北极星为标准，集合周围其他各星，合为一区，名曰紫微垣。在紫微垣外，在星张翼轸以北的星区是太微垣；在房心尾箕斗以北的星区是天市垣，这里不一一细说。

现在说一说北斗。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玑、天权、玉衡、开阳、摇光七星组成的，古人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舀酒的斗形。天枢、天璇、天玑、天权组成为斗身，古曰魁；玉衡、开阳、摇光组成为斗柄，古曰杓（biāo）。北斗七星属于大熊座。

古人很重视北斗，因为可以利用它来辨方向，定季节。把天璇、天枢连成直线并延长约五倍的距离，就可以找到北极星，而北极星是北方的标志。北斗星在不同的季节和夜晚不同的时间，出现于天空不同的方位，人们看起来它在围绕着北极星转动，所以古人又根据初昏时斗柄所指的方向来决定季节：斗柄指东，天下皆春；斗柄指南，天下皆夏；斗柄指西，天下皆秋；斗柄指北，天下皆冬。

现在说到十二次。

古人为了说明日月五星的运行和节气的变换，把黄道附近一周天按照由西向东的方向分为星纪、玄枵（xiāo）等十二个等份，叫做十二次。每次都有二十八宿中的某些星宿作为标志，例如星纪有斗牛两宿，玄枵有女虚危三宿，余皆仿此。但是十二次是等分的，而二十八宿的广狭不一，所以十二次各次的起讫界限不能和宿与宿的分界一致，换句话说，有些宿是跨属于相邻的两个次的。下表就说明了这种情况 （此表是根据《汉书·律历志》作的，各次的名称、写法和顺序都根据《汉书·律历志》） ：

（加有着重点的字是各次的主要星宿，这是参照《淮南子·天文训》。）

外国古代把黄道南北各八度以内的空间叫做黄道带，认为这是日月和行星运行所经过的处所。他们也按照由西向东的方向把黄道带分为白羊、金牛等十二个等份，叫做黄道十二宫。其用意和我国古代的十二次相同，但起讫界限稍有差异，对照起来，大致如下表所示：

我国古代创立的十二次主要有两种用途：第一，用来指示一年四季太阳所在的位置，以说明节气的变换，例如说太阳在星纪中交冬至，在玄枵中交大寒，等等。第二，用来说明岁星每年运行所到的位置，并据以纪年，例如说某年“岁在星纪”，次年“岁在玄枵”，等等。这两点，后面谈到历法时还要讨论。

有一件事值得提一提，上述十二次的名称大都和各自所属的星宿有关。例如大火，这里是次名，但在古代同时又是所属心宿的名称。又如鹑首、鹑火、鹑尾，其所以名鹑，显然和南方朱雀的星象有关，南方朱雀七宿正分属于这三次。《左传·僖公五年》“鹑火中”，孔疏说“鹑火之次正中于南方”，又说“鹑火星者谓柳星张也”，可以为证。

下面谈谈分野。

《史记·天官书》说“天则有列宿，地则有州域”，可见古人是把天上的星宿和地上的州域联系起来看的。在春秋战国时代，人们根据地上的区域来划分天上的星宿，把天上的星宿分别指配于地上的州国，使它们互相对应，说某星是某国的分星，某某星宿是某某州国的分野；也有反过来说某地是某某星宿的分野的。例如《汉书·地理志》：“齐地，虚危之分野也。”这种看法，便是所谓分野的观念。

星宿的分野，一般按列国来分配，如根据《淮南子·天文训》作的表甲；后来又按各州来分配，如根据《史记·天官书》作的表乙：

星宿的分野也有以十二次为纲，配以列国的，如根据《周礼·保章氏》郑玄注作的表丙：

古人所以建立星宿的分野，主要是为了观察所谓“礼几（jī）祥”的天象，以占卜地上所配州国的吉凶。例如《论衡·变虚》篇讲到荧惑守心的时候说：“荧惑，天罚也；心，宋分野也。祸当君。”显而易见，这是一种迷信。但是古人对于星宿分野的具体分配既然有了一种传统的了解，那么古典作家作品在写到某个地区时连带写到和这个地区相配的星宿，就完全可以理解了。庾（yǔ）信《哀江南赋》说“以鹑首而赐秦，天何为而此醉”，王勃《滕王阁序》说“星分翼轸”，李白《蜀道难》说“扪（mén）参历井”，就是在分野的意义上提到这些星宿的。

最后应该指出的是，古人的天文知识虽然已经相当丰富，但是由于科学水平和历史条件的限制，古代的天文学在很大程度上是和宗教迷信的占星术相联系的。古人对于某些异乎寻常的天象还不能作出科学的解释，于是在崇敬天帝的思想基础上，把天象的变化和人间的祸福联系起来，认为天象的变化预示着人事的吉凶。例如日食，被认为对最高统治者不利，所以《左传·昭公十七年》说：“日有食之，天子不举（不杀牲盛馔〈zhuàn〉），伐鼓于社。”《礼记·昏义》也说：“日蚀则天子素服而修六官之职。”这是把日食看成是上天对最高统治者的警告。又如彗星（一名孛〈bèi〉星，欃〈chán〉枪）的出现，被认为是兵灾的凶象，所以史书上常有记载。甚至行星运行的情况也被认为是吉凶的预兆。例如岁星正常运行到某某星宿，则地上与之相配的州国就五谷昌盛，而荧惑运行到这一星宿，这个国家就要发生种种祸殃，等等。占星家还认为某某星主水旱，某某星主饥馑，某某星主疾疫，某某星主盗贼，注意它们的隐现出没和光色的变化而加以占验。这些就不一一叙述了。

占星无疑是迷信。 全世界所有的占星术都曾被统治阶层利用，作为欺人与自欺的工具， 我们阅读古书，对此应该有所了解。

四神瓦流行于西汉。青龙、白虎、朱雀、玄武 （蛇蟠龟） 分别代表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对于四象的意义，从汉代青铜镜的镜铭上可以看到非常详尽的解释。比如汉代博局纹镜 （TLV镜） 镜铭中就有：“刻治六博中兼方，左龙右虎游四旁。朱雀玄武顺阴阳，八子九孙治中央。常葆父母利兄弟，应随四时合五行。”以及“左龙右虎掌四旁，朱雀玄武顺阴阳。八子九孙治中央，刻具博局去不祥。”六博局几乎涉及了汉代人所有的时空、宇宙、神人观念，系统而完备。 （所谓“博局”，指的是汉代一种棋类游戏“六博棋”的棋盘。） 可惜六博玩法早已失传，我们也就一直未能完成对它的意义的全面理解。

四神瓦中以玄武最为稀见。四神形制亦各自并不恒定，不同时、地出土者亦有工拙蚩（chī）妍之辨。

王澍写的镜铭是：“尚方御镜大毋（wú）伤，左龙右虎避不祥，朱鸟玄武顺阴阳，子孙备具居中央，长保二亲乐富昌。”

甲骨上关于月食的文字为：“ （癸酉贞日月又食） 。”

这片甲骨的刻辞无年月，有纪日干支。这片甲骨刻辞属于历组卜辞，它所属商代王世至今仍有争议。董作宾等以为它属于武乙、文丁时期 （公元前12世纪） ，李学勤等以为它属于武丁时期 （公元前13世纪） 。

这片卜辞中的“ ”字释读上也有不同意见。“ ”有人释读为“月”，有人释读为“夕”。表面上看，“癸酉贞，日月又食”和“癸酉贞，日夕又食”没什么实质区别，但释为“月”或“夕”的不同将影响到我们对这次月食性质的认识。如果将“ ”释为“月”，推算月食发生时间，陈遵妫（guī）认为是公元前1230年8月1日或公元前1222年8月4日，董作宾认为是公元前1217年5月11日。如果将“ ”释为“夕”，卜辞中的这个天象则被理解成发生在黄昏时的日食。刘朝阳推算月食发生时间是公元前1217年5月25日下午，张培瑜推算是公元前1176年8月19日傍晚。

胡厚宣以为这片卜辞的意思是：“癸酉日占卜，贞人 （占卜的巫师） 问，假如发生日食或月食，会是吉利还是不吉利的呢？”这倒未必是说癸酉这一天已经真的发生了月食。

鸮形目鸟类的俗名就是猫头鹰。猫头鹰只在夜间活动，而且飞翔起来没有声音。先秦时期人们认为猫头鹰是和人的灵魂有关的鸟。

鸮形目鸟类现在全世界一共有136种，在中国可以见到其中的27种。

新疆阿斯塔那地区是唐代高昌故国。目前高昌遗址发现这种伏羲女娲图总数达三十幅以上。这些图一般都画在麻布或绢上，用木钉钉在墓室顶部，画面向下朝向被葬者的脸。

这幅伏羲女娲图最上方和最下方的正中央分别是群星围绕的太阳与月亮 （月中绘有鸮面，即抽象的猫头鹰的脸，形制与北大赛克勒博物馆收存的陕西出土新石器时代黑陶鸮面全同） 。画中伏羲女娲下半身交缠在一起，周围画满星辰 （还有一个彗星） 。所绘星辰里除“斗” （北斗七星） 之外，其他星辰都没有证据可以说明它是用来指代二十八宿中的某一宿。

画中左边的是女娲，右边的是伏羲。女娲右手执圆规，左手搭在伏羲肩上，手中握着四支算筹 （做加减乘除数学计算的工具） 。伏羲左手执矩 （即直角尺，又称曲尺、角尺） ，右手则搭在女娲肩上。伏羲搭过女娲肩膀的手中还握有一件奇怪的难于辨认的东西，参考敦煌壁画中的伏羲女娲图，我们可以判断出伏羲右手拿的应该是墨斗 （木匠弹绘墨线的工具） 。

画中伏羲女娲除手中工具和发饰外，看不出其他性征区别。女娲脸颊上点了胭脂，伏羲则是眉心点一记朱砂。女娲的高髻（jì）发式并不让人觉得奇特，但伏羲的幞头（头巾。幞，读fú）以及怪异的发簪所代表的涵义我们目前仍找不到解答。

伏羲女娲穿的都是圆领 （即现代衣饰概念中的“无领”） 对襟镶黑边的红底夹缬（xié）印花大袖上襦（rú，是一种长袖小袄）。这种男女袖口同等宽大的上襦形式是晋末到齐梁期间形成的。伏羲女娲在腰部相接，腰间着百褶（zhě）短裙。

至于引申这幅画出现的其他空话解释，比如“规矩”“阴阳”“交媾”“天圆地方”“人性”“繁衍子嗣”“精神温暖”“宇宙观”“天人合一”“同谐”，等等，我们就不予考虑了。

画面正中人的侧边刻有“西王母”三字。西王母背后有舒展开的云朵。画面上有三只鸟。这三只鸟的名字在汉代传说中叫“青鸟”，它们是西王母的信使。后世用“青鸟”指代书信，用的就是这里的意思。西王母左侧是戴“进贤冠”的伏羲，右侧是戴花冠的女娲。伏羲和女娲下半身为交缠的蛇。

伏羲和女娲手上拿的都是扇子。这种扇子叫做“户扇”或者“便面”。举例来说，江陵马山一号战国楚墓就出土有户扇的实物。户扇在今天仍然流行，我们常可以在小商品集贸市场以及超市中买到。

西王母和伏羲女娲的共同出现意味着这可能是汉代的“高禖（méi）神”。高禖神是一种和生育有关的神，高禖祭祀简单说来是“求子”行为，其具体细节非常复杂。祭祀高禖的活动类似于一种在树下的男女晚间群聚野合，最后生下孩子来往往连孩子父亲是谁都不知道。高禖这种祭祀活动可能可以被追溯到史前母系氏族社会制度，也可以被我们理解成古人解决不孕不育症的办法。有传说讲到孔丘就是高禖祭祀的产物。关于高禖的研究工作目前还很不充分。

图中伏羲女娲盘成典型的中国结结构。这种结在今天的定名是“双钱结” （双钱结的结构细节详见《衣饰》一章“双钱结的编结方法”的插图） 。这件画像石是直接的证据，说明双钱结的结构到东汉已经非常成熟了。双钱结真正成熟的时间可以上溯至良渚文化时代 （距今4000年） ，详见《衣饰》一章关于“双钱结藤编残件”的注释。

通常伏羲女娲的图像都是成对出现，以下半身交缠的结构存在。大家都不能否认伏羲女娲图像带有婚姻或者交媾的意象。这让我们推测，双钱结与婚媾相关联，它应该就是从汉代到唐代的诗文中随处可见的“同心结”。或者说，这种编结结构在汉代的名字就是“同心结”。

《孔雀东南飞》里说的“结发同枕席”，意思很可能就是说婚礼中将夫妻二人的头发编连成同心结。结发是婚礼仪式的一部分。

南齐钱塘人苏小小也有诗讲到同心结。当时的人说：“钱塘苏小小，歌声上林鸟。腰细楚王宫，杨柳摇春风。”小小是有名的美人。有一天她乘油壁车出行，在西湖边遇到心仪的男子。她作诗说：“妾乘油壁车，郎骑青骢（cōng）马，何处结同心？西泠（líng）松柏下。”

可是这段空灵而美好的际遇还是让她失望了。她并没有活太久。“易求无价宝，难得有情郎”并不是日光下的新事：桃花流水杳（yǎo）然去，油壁香车不再逢。

1-7a　鲵鱼纹彩陶瓶

1-7b　曾侯乙二十八宿衣箱展开图

衣箱顶上右边的动物是龙，左边的是虎。衣箱正中是篆书的“ （斗） ”字，围绕“斗”字顺时针排列写有二十八宿的名称。

“虎”形状与甲骨文中的“虎”字非常相似。虎左边的火焰，是“大火”星，也就是《诗经·豳（bīn）风·七月》中“七月流火，九月授衣”的火，亦即“心宿二”，在西方被标称为“天蝎座α星”。“火”是南天星斗，北半球仅在黄昏时能看到。

“龙”的形象，来源已久，可以与图1-7a所示甘肃甘谷县出土的新石器时代鲵鱼纹彩陶瓶相印证。鲵（ní）鱼，即娃娃鱼，有四只脚，叫声像小孩啼哭。鲵鱼是水陆两栖动物，昼伏夜出。有的鲵鱼会长到非常大的个头。解放后湖北就曾数次捕获过60公斤以上的鲵鱼。

在衣箱的平面展开图中，我们看到箱盖下方的侧面图中有代表南宫的“朱雀” （鸟形） ，而代表北宫的“玄武” （龟及蛇） 应在的部位被涂成全黑。王健民等人认为，这代表着北方玄武 （北方七宿） 在地平线以下。

在二十八宿文字中，亢宿下方还有四个字“ （甲寅三日） ”。根据墓中出土镈（bó）钟铭文，可知曾侯乙死于公元前433年。从年表推算，甲寅三日是下葬当年的五月初三。那时的北方七宿的确处于地平线下，无法看到。另外，“甲寅三日”，也就是五月初三，天文学上北斗七星的斗柄应该正好指向二十八宿中亢宿的位置。王健民等人推测，所有这些奇异的、彼此吻合的天象表明，甲寅三日 （公元前433年的五月初三） 就是曾侯乙死的日子。

二十八宿起源于中国还是印度过去学界一直有争论。曾侯乙二十八宿衣箱证明，二十八宿是在中国产生的。

衣箱上二十八宿按顺时针排列，而天空中的二十八宿实际是按逆时针排列的。考古发掘者郭德维认为，衣箱可以被视为一个天象模型。假如把箱盖假想为人头顶的天空，人仰头看天，视线透过箱盖，则箱盖上的二十八宿就是逆时针排列的。

（《曾侯乙墓》发掘报告公布的二十八宿衣箱摹本有明显疏误，我们讨论的内容以本书公布的新绘制的摹本为准。）

垣，本意为“墙”，引申为“区域”。天空中每个垣都有东西两藩（藩，读fān，篱笆）的星，左右环列像城墙一样。

紫微，意思是皇宫；太微，意思是政府；天市，意思是集贸市场。所以，如果有“客星犯紫微垣”的天象，大家都认为不是好兆头。

太微垣很多星名用官名命名，天市垣很多星名用货物或专门市场来命名。

三垣的正式文献记录我们只能追溯到唐代成书的《开元占经》和《天象诗》，但《史记·天官书》中已有和三垣相当的星官名称。另外天市垣东西两藩的星都用战国时的国名命名，说明三垣的概念基本上始于战国时期。

这幅星占图残存二十八宿中轸（zhěn）、角、亢、氐（dī）、房、心、尾一共七个星宿以及黄道十二宫中双女、天秤、天蝎 （残） 三个宫。这是现存最早的我国黄道十二宫图像。

星图绘在墓后室半球形穹窿顶内部。星图正中的圆实际是一面嵌在砖上的铜镜，外绘莲瓣，可以与《营造法式·小木作制度三》相印证。

莲花外画着唐代的九曜（日、月、火、水、木、金、土、罗睺和计都。曜，读yào；睺，读hóu）及二十八宿。其中表示日的红星上还画有日中金乌 （莲花正东位置，红色星中有一只鸟） 。二十八宿最外一圈绘有西方古巴比伦天文系统中的黄道十二宫。这是典型的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产物。

这里的黄道十二宫，就是我们今天常说的、由西方传来的十二星座。从图上我们很容易可以辨认出巨蟹宫、天蝎宫，等等。特异一点的是，双子宫中画的两个人从服饰上可以辨认出分别是一男一女，而室女宫中画的两个人都是女子。

十二星座传入中国居然是在一千多年前，在没有见到考古证据以前，大家一般是很难想象的。

帛书上有二十九幅彗星图，十九种彗星。古代彗星是大凶之兆。二十九幅彗星图的占辞几乎全是兵、丧的倒霉内容，如“兵兴，将军死”“邦有反者”“小人啼号”“蚩尤旗，兵”……惟一例外是“有内兵，年大熟” （“有窝里斗的内战，但年成大丰收”，还不是彻底的差） 。这些彗星图中有的彗星名字在后世星占作品中仍然沿用，比如蚩尤旗 （听名字就知道不是好东西） 。 vVBU9/ynOLf49Fdez1r6DdQit+achGl0QudkcBdH2hlmsmV3BJFq0b/HN268YY7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