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第十三

现存的中国最早的文，是商代的卜辞，这只算是些句子，很少有一章一节的。后来《周易》卦爻辞和《鲁春秋》也是如此，不过经卜官和史官按着卦爻与年月的顺序编纂起来，比卜辞显得整齐些罢了。便是这样，王安石还说《鲁春秋》是“断烂朝报” 145 。所谓“断”，正是不成片段、不成章节的意了。卜辞的简略大概是工具的缘故，在脆而狭的甲骨上用刀笔刻字，自然不得不如此。卦爻辞和《鲁春秋》似乎没有能够跳出卜辞的氛围去，虽然写在竹木简上，自由比较多，却依然只跟着卜辞走。《尚书》就不同了，《虞书》《夏书》大概是后人追记，而且大部分是战国末年的追记，可以不论，但那几篇《商书》，即使有些是追记，也总在商、周之间。那不但有章节，并且成了篇，足以代表当时史的发展，就是叙述文的发展，而议论文也在这里面见了源头。卜辞是“辞”，《尚书》里大部分也是“辞”，这些都是官文书。

记言、记事的辞之外，还有讼辞。打官司的时候，原被告的口供都做“辞”；辞原是“讼”的意思 146 ，是辩解的言语。这种辞关系两造的利害很大，两造都得用心陈说；审判官也得用心听，他得公平地听两面儿的。这种辞也兼有叙述和议论，两造自己办不了，可以请教讼师，这至少是周代的情形。春秋时候，列国交际频繁，外交的言语关系国体和国家的利害更大，不用说更需慎重了。这也称为“辞”，又称为“命”，又合称为“辞命”或“辞令”。郑子产便是个善于辞命的人，郑是个小国，他办外交，却能教大国折服，便靠他的辞命。他的辞引古为证，婉转而有理，他的态度却坚强不屈。孔子赞美他的辞，更赞美他的“慎辞” 147 。孔子说当时郑国的辞命，子产先教裨谌创意起草，交给世叔审查，再教行人子羽修改，末了儿他再加润色 148 ，他的确是很慎重的。辞命得“顺”，就是婉转而有理，还得“文”，就是引古为证。

孔子很注意辞命，他觉得这不是件易事，所以自己谦虚地说是办不了。但教学生却有这一科，他称赞宰我、子贡，擅长言语 149 ，“言语”就是“辞命”。那时候言文似乎是合一的，辞多指说出的言语，命多指写出的言语，但也可以兼指。各国派使臣，有时只口头指示策略，有时预备下稿子让他带着走，这都是命。使臣受了命，到时候总还得随机应变，自己想说话，因为许多情形是没法预料的。——当时言语，方言之外有“雅言”。“雅言”就是“夏言”，是当时的京话或官话。孔子讲学似乎就用雅言，不用鲁语 150 。卜、《尚书》和辞命，大概都是历代的雅言，讼辞也许不同些。雅言用得既多，所以每字都能写出，而写出的和说出的雅言，大体上是一致的，孔子说“辞”只要“达”就成 151 。辞是辞命，“达”是明白，辞多了像背书，少了说不明白，多少要恰如其分 152 。辞命的重要，代表议论文的发展。

战国时代，游说之风大盛。游士立谈可以取卿相，所以最重说辞。他们的说辞却不像春秋的辞命那样从容婉转了。他们铺张局势，滔滔不绝，真像背书似的；他们的话，像天花乱坠，有时夸饰，有时诡曲，不问是非，只图激动人主的心。那时最重辩，墨子是第一个注意辩论方法的人，他主张“言必有三表”。“三表”是“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废（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 153 ，便是三个标准。不过他究竟是个注重功利的人，不大喜欢文饰，“恐人怀其文，忘其‘用’”，所以楚王说他“言多不辩” 154 。——后来有了专以辩论为事的“辩者”，墨家这才更发展了他们的辩论方法，所谓《墨经》便成于那班墨家的手里。——儒家的孟、荀也重辩，孟子说：“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 155 荀子也说：“君子必辩。 156 ”这些都是游士的影响。但道家的老、庄，法家的韩非，却不重辩。《老子》里说：“信言不美，美言不信” 157 ，“老学”所重的是自然。《庄子》里说“大辩不言” 158 ，“庄学”所要的是神秘。韩非也注重功利，主张以法禁辩，说辩“生于上之不明” 159 。后来儒家作《易·文言传》，也道：“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这不但是在暗暗地批评着游士好辩的风气，恐怕还在暗暗的批评着后来称为名家的“辩者”呢。《文言传》旧传是孔子所作，不足信，但这几句话和“辞达”论倒是合拍的。

孔子开了私人讲学的风气，从此也便有了私家的著作。第一种私家著作是《论语》，却不是孔子自做而是他的弟子们记的他说的话。诸子书大概多是弟子们及后学者所记，自作的极少。《论语》以记言为主，所记的多是很简单的。孔子主张“慎言”，痛恨“巧言”和“利口”；他向弟子们说话，大概是很质直的，弟子们体念他的意思，也只简单地记出。到了墨子和孟子，可就铺排得多。《墨子》大约也是弟子们所记，《孟子》据说是孟子晚年和他的弟子公孙丑、万章等编定的，可也是弟子们记言的体制。那时是个“好辩”的时代，墨子虽不好辩，却也脱不了时代影响。孟子本是个好辩的人，记言体制的恢张，也是自然的趋势。这种记言是直接的对话，由对话而发展为独白，便是“论”。初期的论，言意浑括，《老子》可为代表；后来的《墨经》，《韩非子·储说》的经，《管子》的《经言》，都是这体制。再进一步，便是恢张的论，《庄子·齐物论》等篇以及《荀子》《韩非子》《管子》的一部分都是的。——群经诸子书里常常夹着一些韵句，大概是为了强调，后世的文也偶尔有这种例子。中国的有韵文和无韵文的界限，是并不怎样严格的。

还有一种“寓言”，借着神话或历史故事来抒论。《庄子》多用神话，《韩非子》多用历史故事，《庄子》有些神仙家言，《韩非子》是继承《庄子》的寓言而加以变化。战国游士的说辞也好用譬喻，譬喻成了风气，这开了后来辞赋的路。论是进步的体制，但还只以篇为单位，“书”的观念还没有。直到《吕氏春秋》，才成了第一部有系统的书 160 。这部书成于吕不韦的门客之手，有十二纪、八览、六论，共三十多万字。十二代表十二月，八是卦数，六是秦代的圣数，这些数目是本书的间架，是外在的系统，并非逻辑的秩序，汉代刘安主编《淮南子》，才按照逻辑的秩序，结构就严密多了。自从有了私家著作，学术日渐平民化。著作越过越多，流传也越过越广，“雅言”便成了凝定的文体了。后世大体采用，言文渐渐分离。战国末期，“雅言”之外，原还有齐语、楚语两种有势力的方言 161 ，但是齐语只在《春秋公羊传》里留下一些，楚语只在屈原“辞”里留下几个助词如“羌”“些”等，这些都让“雅言”压倒了。

伴随着议论文的发展，记事文也有了长足的进步，这里《春秋左氏传》是一座里程碑。在前有分国记言的《国语》，《左传》从它里面取材很多。那是铺排的记言，一面以《尚书》为范本，一面让当时记言体的、恢张的趋势推动着，成了这部书。其中自然免不了记事的文字，《左传》便从这里出发，将那恢张的趋势表现在记事文里。那时游士的说辞也有人分国记载，也是铺排的记言，后来成为《战国策》那部书。《左传》是说明《春秋》的，是中国第一部编年史。它最长于战争的记载，它能够将千头万绪的战事叙得层次分明，它的描写更是栩栩如生。它的记言也异曲同工，不过不算独创罢了。它可还算不得一部有自己的系统的书，它的顺序是依着《春秋》的。《春秋》的编年并不是自觉的系统，而且“断如复断”，也不成一部“书”。

汉代司马迁的《史记》才是第一部有自己的系统的史书，他创造了“纪传”的体制。他的书包括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共五十多万字。十二是十二月，是地支，十是天干，八是卦数，三十取《老子》“三十辐共一毂”的意思，表示那些“辅弼股肱之臣”，“忠信行道以奉主上”； 162 七十表示人寿之大齐，因为列传是记载人物的。这也是用数目的哲学做系统，并非逻辑的秩序，和《吕氏春秋》一样。这部书“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以剪裁与组织见长，但是它的文字最大的贡献，还在描写人物。左氏只是描写事，司马迁进一步描写人；写人更需要精细的观察和选择，比较的更难些。班彪论《史记》“善叙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野，文质相称” 163 ，这是说司马迁行文委曲自然，他写人也是如此。他又往往即事寓情，低徊不尽；他的悲愤的襟怀，常流露在字里行间。明代茅坤称他“出《风》入《骚》” 164 ，是不错的。

汉武帝时候，盛行辞赋；后世说“楚辞汉赋”，真的，汉代简直可以说是赋的时代，所有的作家几乎都是赋的作家。赋既有这样压倒的势力，一切的文体，自然都受它的影响。赋的特色是铺张、排偶、用典故。西汉记事记言，都还用散行的文字，语意大抵简明；东汉就在散行里夹排偶，汉、魏之际，排偶更甚。西汉的赋，虽用排偶，却还重自然，并不力求工整；东汉到魏，越来越工整，典故也越用越多。西汉普通文字，句子很短，最短有两个字的；东汉的句子，便长起来了，最短的是四个字；魏代更长，往往用上四下六或上六下四的两句以完一意，所谓“骈文”或“骈体”，便这样开始发展。骈体出于辞赋，夹带着不少的抒情的成分，而句读整齐，对偶工丽，可以悦目，声调和谐，又可悦耳，也都助人情韵。因此能够投人所好，成功了不废的体制。

梁昭明太子在《文选》里第一次提出“文”的标准，可以说是骈体发展的指路牌。他不选经、子、史，也不选“辞”。经太尊，不可选；史“褒贬是非，纪别异同”，不算“文”；子“以立意为宗，不以能文为本”；“辞”是子史的支流，也都不算“文”。他所选的只是“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之作。“事”是“事类”，就是典故，“翰藻”兼指典故和譬喻。典故用得好的，譬喻用得好的，他才选在他的书里。这种作品好像各种乐器，“并为入耳之娱”；好像各种绣衣，“俱为悦目之玩”。这是“文”，和经、子、史及“辞”的作用不同，性质自异。后来梁元帝又说“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文者，惟须绮縠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 165 这是说，用典故、有对偶、谐声调的抒情作品才叫作“文”呢。这种“文”大体上专指诗赋和骈体而言，但应用的骈体如章奏等，却不算在里头。汉代本已称诗赋为“文”，而以“文辞”或“文章”称记言、记事之作。骈体原也是些记言、记事之作，这时候却被提出一部分来，与诗赋并列在“文”的尊称之下，真是“附庸蔚为大国”了。

这时有两种新文体发展。一是佛典的翻译，一是群经的义疏。佛典翻译从前不是太直，便是太华；太直的不好懂，太华的简直是魏、晋人讲老、庄之学的文字，不见新义，这些译笔都不能做到“达”的地步。东晋时候，后秦主姚兴聘龟兹僧鸠摩罗什为国师，主持译事。他兼通华语及西域语，所译诸书，一面曲从华语，一面不失本旨。他的译笔可也不完全华化，往往有“天然西域之语趣” 166 ；他介绍的“西域之语趣”是华语所能容纳的，所以觉得“天然”，新文体这样成立在他的手里。但他的翻译虽能“达”，却还不能尽“信”，他对原文是不太忠实的。到了唐代的玄奘，更求精确，才能“信”“达”兼尽，集佛典翻译的大成。这种新文体一面增扩了国语的词汇，也增扩了国语的句式。词汇的增扩，影响最大而易见，如现在口语里还用着的“因果”“忏悔”“刹那”等词，便都是佛典的译语。句式的增扩，直接的影响比较小些，但像文言里常用的“所以者何”“何以故”等也都是佛典的译语。另一面，这种文体是“组织的，解剖的” 167 。这直接影响了佛教徒的注疏和“科分”之学 168 ，间接影响了一般解经和讲学的人。

演释古人的话的有“故”“解”“传”“注”等。用故事来说明或补充原文，叫作“故”。演释原来辞意，叫作“解”。但后来解释字句，也叫作“故”或“解”。“传”，转也，兼有“故”“解”的各种意义。如《春秋左氏传》补充故事，兼阐明《春秋》辞意。《公羊传》《谷梁传》只阐明《春秋》辞意——用的是问答式的记言。《易传》推演卦爻辞的意旨，也是铺排的记言。《诗毛氏传》解释字句，并给每篇诗做小序，阐明辞意。“注”原只解释字句，但后来也有推演辞意、补充故事的。用故事来说明或补充原文，以及一般的解释辞意，大抵明白易晓。《春秋》三传和《诗毛氏传》阐明辞意，却是断章取义，甚至断句取义，所以支离破碎，无中生有。注字句的本不该有大出入，但因对于辞意的见解不同，却取字义，也有各别的标准。注辞意的出入更大，像王弼注《周易》，实在是发挥老、庄的哲学；郭象注《庄子》，更是借了《庄子》发挥他自己的哲学；南北朝人做群经“义疏”，一面便是王弼等人的影响，一面也是翻译文体的间接影响，这称为“义疏”之学。

汉、晋人做群经的注，注文简括，时代久了，有些便不容易通晓。南北朝人给这些注做解释，也是补充材料，或推演辞意，“义疏”便是这个。无论补充或推演，都得先解剖文义，这种解剖必然的比注文解剖经文更精细一层。这种精细的克制不算是破坏的解剖，似乎是佛典翻译的影响。就中推演辞意的有些也只发挥老、庄之学，虽然也是无中生有，却能自成片段，便比汉人的支离破碎进步。这是王弼等人的衣钵，也是魏、晋以来哲学发展的表现，这是又一种新文体的分化。到了唐修《五经正义》，削去玄谈，力求切实，只以疏明注义为重。解剖字句的功夫，至此而极详。宋人所谓“注疏”的文体，便成立在这时代。后来清代的精详的考证文，就是从这里变化出来 的。

不过佛典只是佛典，义疏只是义疏，当时没有人将这些当作“文”的。“文”只用来称“沈思翰藻”的作品，但“沈思翰藻”的“文”，渐渐有人嫌“浮”“艳”了。“浮”是不直说，不简截说的意思。“艳”正是隋代李谔《上文帝书》中所指斥的：“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那时北周的苏绰是首先提倡复古的人，李谔等纷纷响应，但是他们都没有找到路子，死板地模仿古人到底是行不通的。唐初，陈子昂提倡改革文体，和者尚少。到了中叶，才有一班人“宪章六艺，能探古人述作之旨” 169 ，而元结、独孤及、梁肃最著。他们作文，主于教化，力避排偶，辞取朴拙。但教化的观念，广泛难以动众，而关于文体，他们不曾积极宣扬，因此未成宗派，开宗派的是韩愈。

韩愈，邓州南阳（今河南南阳人）。唐宪宗时，他做刑部侍郎，因谏迎佛骨被贬；后来官至吏部侍郎，所以称为韩吏部。他很称赞陈子昂、元结复古的功劳，又曾请教过梁肃、独孤及。他的脾气很坏，但提携后进，最是热肠。当时人不愿为师，以避标榜之名；他却不在乎，大收弟子。他可不愿做章句师，他说师是“传道，授业，解惑”的 170 ，他实在是以文辞为教的创始者。他所谓“传道”，便是传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子的道；所谓“解惑”，便是排斥佛、老。他是以继承孟子自命的，他排佛、老，正和孔子距杨、墨一样。当时佛、老的势力极大，他敢公然排斥，而且因此触犯了皇帝 171 ，这自然足以惊动一世。他并没有传了什么新的道，却指示了道统，给宋儒开了先路。他的重要贡献，还在他所提倡的“古文”上。

他说他作文取法《尚书》《春秋》《左传》《周易》《诗经》以及《庄子》《楚辞》《史记》、扬雄、司马相如等。《文选》所不收的经、子、史，他都排进“文”里去。这是一个大改革、大解放，他这样建立起文统来。但他并不死板地复古，而以变古为复古。他说：“惟古于辞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贼。 172 ”又说：“惟陈言之务去，戛戛乎其难哉。 173 ”他是在创造新语。他力求以散行的句子换去排偶的句子，句逗总弄得参参差差的。但他有他的标准，那就是“气”。他说：“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 174 。“气”就是自然的语气，也就是自然的音节。他还不能跳出那定体“雅言”的圈子而采用当时的白话，但有意的将白话的自然音节引到文里去，他是第一个人。在这一点上，所谓“古文”也是不“古”的，不过他提出“语气流畅”（气盛）这个标准，却给后进指点了一条明路。他的弟子本就不少，再加上私淑的，都往这条路上走，文体于是乎大变。这实在是新体的“古文”，宋代又称为“散文”——算成立在他的手里。

柳宗元与韩愈，宋代并称，他们是好朋友。柳作文取法《书》《诗》《礼》《春秋》《易》，以及《谷梁》《孟》《荀》《庄》《老》《国语》《离骚》《史记》，也将经、子、史排在“文”里，和韩的文统大同小异。但他不敢为师，“摧陷廓清”的劳绩，比韩差得多。他的学问见解，却在韩之上，并不墨守儒言。他的文深幽精洁，最工游记，他创造了描写景物的新语。

韩愈的门下有难、易两派。爱易派主张新而不失自然，李翱是代表；爱难派主张新就不妨奇怪，皇甫湜是代表。当时爱难派的流传盛些，他们矫枉过正，语艰意奥，扭曲了自然的语气、自然的音节，僻涩诡异，不易读诵。所以唐末宋初，骈体文又回光反照了一下。雕琢的骈体文和僻涩的古文先后盘踞着宋初的文坛，直到欧阳修出来，才又回到韩愈与李翱，走上平正通达的古文的路。

韩愈抗颜为人师而提倡古文，形势比较难；欧阳修居高位而提倡古文，形势比较容易。明代所称唐宋八大家 175 ，韩、柳之外，六家都是宋人。欧阳修为首，以下是曾巩、王安石、苏洵和他的儿子苏轼、苏辙。曾巩、苏轼是欧阳修的门生，别的三个也都是他提拔的，他真是当时文坛的盟主。韩愈虽然开了宗派，却不曾有意立宗派，欧、苏是有意的立宗派。他们虽也提倡道，但只促进了并且扩大了古文的发展。欧文主自然，他所作纡徐曲折，而能条达疏畅，无艰难劳苦之态；最以言情见长，评者说是从《史记》脱化而出。曾学问有根柢，他的文确实而谨严；王是政治家，所作以精悍胜人。三苏长于议论，得力于《战国策》《孟子》；而苏轼才气纵横，并得力于《庄子》。他说他的文“随物赋形”，“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 176 ，又说他意到笔随，无不尽之处 177 ，这真是自然的极致了。他的文，学的人最多，南宋有“苏文熟，秀才足”的俗谚 178 ，可见影响之大。

欧、苏以后，古文成了正宗。辞赋虽还算在古文里头，可是从辞赋出来的骈体却只拿来做应用文了。骈体声调铿锵，便于宣读，又可铺陈词藻不着边际，便于酬酢，做应用文是很相宜的。所以流传到现在，还没有完全死去，但中间却经过了散文化，自从唐代中叶的陆贽开始。他的奏议切实恳挚，绝不浮夸，而且明白晓畅，用笔如舌。唐末骈体的应用文专称“四六”，却更趋雕琢，宋初还是如此。转移风气的也是欧阳修，他多用虚字和长句，使骈体稍稍近于语气之自然。嗣后群起仿效，散文化的骈文竟成了定体了，这也是古文运动的大收获。

唐代又有两种新文体发展，一是语录，一是“传奇”，都是佛家的影响。语录起于禅宗，禅宗是革命的宗派，他们只说法而不著书。他们大胆地将师父们的话参用当时的口语记下来，后来称这种体制为语录。他们不但用这种体制记录演讲，还用来通信和讨论。这是新的记言的体制，里面夹杂着“雅言”和译语。宋儒讲学，也采用这种记言的体制，不过不大夹杂译语。宋儒的影响究竟比禅宗大得多，语录体从此便成立了、盛行了。

传奇是有结构的小说，从前只有杂录或琐记的小说，有结构的从传奇起头。传奇记述艳情，也记述神怪，但将神怪人情化。这里面描写的人生，并非全是设想，大抵还是以亲切的观察做底子，这开了后来佳人才子和鬼狐仙侠等小说的先路。它的来源一方面是俳谐辞赋，一方面是翻译的佛典故事，佛典里长短的寓言所给予的暗示最多。当时文士做传奇，原来只是向科举的主考官介绍自己的一种门路。当时应举的人在考试之前，得请达官将自己姓名介绍给主考官，自己再将文章呈给主考官看。先呈正经文章，过些时再呈杂文如传奇等，传奇可以见史才、诗、笔、议论，人又爱看，是科举的很好媒介，这样，作者便日见其多了。

到了宋代，又有“话本”，这是白话小说的老祖宗。话本是“说话”的底本，“说话”略同后来的“说书”，也是佛家的影响。唐代佛家向民众宣讲佛典故事，连说带唱，本子夹杂“雅言”和口语，叫作“变文”，“变文”后来也有说唱历史故事及社会故事的。“变文”便是“说话”的源头，“说话”里也还有演说佛典这派。“说话”是平民的艺术，宋仁宗很爱听，以后便变为专业，大流行起来了。这里面有说历史故事的，有说神怪故事的，有说社会故事的。“说话”渐渐发展，本来由一个或几个同类而不相关联的短故事，引出一个同类而不相关联的长故事的，后来却能将许多关联的故事组织起来，分为“章回”了，这是体制上一个大进步。

话本留存到现在的已经很少，但还足以见出后世的几部小说名著，如元罗贯中的《三国志演义》，明施耐庵的《水浒传》，吴承恩的《西游记》，都是从话本演化出来的，不过这些已是文人的作品，而不是话本了。就中《三国志演义》还夹杂着“雅言”，《水浒传》和《西游记》便都是白话了。这里除《西游记》以设想为主外，别的都可以说是写实的，这种写实的作风在清代曹雪芹的《红楼梦》里得着充分的发展。《三国志演义》等书里的故事虽然是关联的，却不是联贯的。到了《红楼梦》，组织才更严密了，全书只是一个家庭的故事。虽然包罗万有，而能“一以贯之”。这不但是章回小说，而且是近代所谓“长篇小说”了，白话小说到此大成。

明代用八股文取士，一般文人都镂心刻骨地去简练揣摩，所以极一代之盛。“股”是排偶的意思，这种体制，中间有八排文字互为对偶，所以有此称。——自然也有变化，不过“八股”可以说是一般的标准。——又称为“四书文”，因为考试里最重要的文字，题目都出在四书里。又称为“制艺”，因为这是朝廷法定的体制。又称为“时文”，是对古文而言。八股文也是推演经典辞意的，它的来源，往远处说，可以说是南北朝义疏之学，往近处说，便是宋、元两代的经义，但它的格律，却是从“四六”演化的。宋代定经义为考试科目，是王安石的创制，当时限用他的群经“新义”，用别说的不录。元代考试，限于四书，规定用朱子的章句和集注。明代制度，主要的部分也是如此。

经义的格式，宋末似乎已有规定的标准，元、明两代大体上递相承袭。但明代有两种大变化：一是排偶，一是代古人语气。因为排偶，所以讲究声调。因为代古人语气，便要描写口吻；圣贤要像圣贤口吻，小人要像小人的。这是八股文的仅有的本领，大概是小说和戏曲的不自觉的影响。八股文格律定得那样严，所以得简练揣摩，一心用在技巧上。除了口吻、技巧和声调之外，八股文里是空洞无物的。而因为那样难，一般作者大都只能套套滥调，那真是“每下愈况”了。这原是君主牢笼士人的玩意儿，但它的影响极大，明、清两代的古文大家几乎没有一个不是八股文出身的。

清代中叶，古文有桐城派，便是八股文的影响。诗人作家自己标榜宗派，在前只有江西诗派，在后只有桐城文派。桐城派的势力，绵延了二百多年，直到民国初期还残留着，这是江西派比不上的。桐城派的开山祖师是方苞，而姚鼐集其大成。他们都是安徽桐城人，当时有“天下文章在桐城”的话 179 ，所以称为桐城派。方苞是八股文大家。他提倡归有光的文章，归也是明代八股文兼古文大家。方是第一个提倡“义法”的人，他论古文以为六经和《论语》《孟子》是根源，得其枝流而义法最精的是《左传》《史记》，其次是《公羊传》《谷梁传》《国语》《国策》，两汉的书和疏，唐宋八家文 180 ——再下怕就要数到归有光了。这是他的，也是桐城派的文统论。“义”是用意，是层次，“法”是求雅、求洁的条目。雅是纯正不杂，如不可用语录中语、骈文中丽语、汉赋中板重字法、诗歌中俊语，《南史》《北史》中佻巧语以及佛家语。后来姚鼐又加上注疏语和尺牍语，洁是简省字句，这些“法”其实都是从八股文的格律引申出来的。方苞论文，也讲“阐道” 181 ；他是信程、朱之学的，不过所入深罢了。

方苞受八股文的束缚太甚，他学得的只是《史记》、欧、曾、归的一部分，只是严整而不雄浑，又缺乏情韵。姚鼐所取法的还是这几家，虽然也不雄浑，却能“迂回荡漾，余味曲包” 182 ，这是他的新境界。《史记》本多含情不尽之处，所谓远神的。欧文颇得此味，归更向这方面发展——最善述哀，姚简直用全力揣摩。他的老师刘大櫆指出作文当讲究音节，音节是神气的迹象，可以从字句下手 183 。姚鼐得了这点启示，便从音节上用力，去求得那绵邈的情韵。他的文真是所谓“阴与柔之美” 184 。他最主张诵读，又最讲究虚助字，都是为此，但这分明是八股文讲究声调的转变。刘是雍正副榜，姚是乾隆进士，都是用功八股文的。当时汉学家提倡考据，不免繁琐的毛病，姚鼐因此主张义理、考据、词章三端相济，偏废的就是“陋”儒 185 。但他的义理不深，考据多误，所有的还只是词章本领。他选了《古文辞类纂》，序里虽提到“道”，书却只成为古文的典范。书中也不选经、子、史，经也因为太尊，子、史却因为太多，书中也选辞赋。这部选本是桐城派的经典，学文必由于此，也只须由于此。方苞评归有光的文庶几“有序”，但“有物之言”太少 186 。曾国藩评姚鼐也说一样的话，其实桐城派都是如此。攻击桐城派的人说他们空疏浮浅，说他们范围太窄，全不错，但他们组织的技巧，言情的技巧，也是不可抹杀 的。

姚鼐以后，桐城派因为路太窄，渐有中衰之势。这时候仪征阮元提倡骈文正统论，他以《文选序》和南北朝“文”“笔”的分别为根据，又扯上传为孔子做的《易·文言传》。他说用韵用偶的才是文，散行的只是笔，或是“直言”的“言”，“论难”的“语” 187 。古文以立意、记事为宗，是子、史正流，终究与文章有别。《文言传》多韵语、偶语，所以孔子才题为“文”言。阮元所谓韵，兼指句末的韵与句中的“和”而言 188 。原来南北朝所谓“文”“笔”，本有两义：“有韵为文，无韵为笔”，是当时的常言 189 。——韵只是句末韵。阮元根据此语，却将“和”也算是韵，这是曲解一。梁元帝说有对偶、谐声调的抒情作品是文，骈体的章奏与散体的著述都是笔 190 ，阮元却只以散体为笔，这是曲解二。至于《文言传》，固然称“文”，却也称“言”，况且也非孔子所作——这更是附会了。他的主张，虽然也有一些响应的人，但是不成宗派。

曾国藩出来，中兴了桐城派。那时候一般士人，只知做八股文；另一面汉学、宋学的门户之争，却越来越厉害，各走偏锋。曾国藩为补偏救弊起见，便就姚鼐义理、考据、词章三端相济之说加以发扬光大。他反对当时一般考证文的芜杂琐碎，也反对当时崇道贬文的议论，以为要明先王之道，非精研文字不可；各家著述的见道多寡，也当以他们的文为衡量的标准。桐城文的病在弱在窄，他却能以深博的学问、弘通的见识、雄直的气势，使它起死回生，他才真回到韩愈，而且胜过韩愈。他选了《经史百家杂钞》，将经、史、子也收入选本里，让学者知道古文的源流，文经的一贯，眼光便比姚鼐远大得多。他的幕僚和弟子极众，真是登高一呼，群山四应，这样延长了桐城派的寿命几十年。

但“古文不宜说理” 191 ，从韩愈就如此，曾国藩的力量究竟也没有能够补救这个缺陷于一千年之后。而海通以来，世变日亟，事理的繁复，有些绝非古文所能表现。因此聪明才智之士渐渐打破古文的格律，放手做去。到了清末，梁启超先生的“新文体”可算登峰造极。他的文“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学者竞效之”，而“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 192 。但这种“魔力”也不能持久，中国的变化实在太快，这种“新文体”又不够用了。胡适之先生和他的朋友们这才起来提倡白话文，经过五四运动，白话文是畅行了，这似乎又回到古代言文合一的路。然而不然，这时代是第二回翻译的大时代。白话文不但不全跟着国语的口语走，也不全跟着传统的白话走，却有意地跟着翻译的白话走。这是白话文的现代化，也就是国语的现代化。中国一切都在现代化的过程中，语言的现代化也是自然的趋势，并不足怪的。

[1] 原文为“孤负”，今改正。

[2] 《淮南子·本经训》及高诱注。

[3] 古代简牍用泥封口，在泥上盖印。

[4] 《说文·文部》。

[5] 民国时期通用的汉语注音符号，“ㄐ”相当于汉语拼音之“j”，“ㄧ”相当于汉语拼音之“i”。

[6] 《说文序》。

[7] 语见《易·系辞》。太极是混沌的元气，两仪是天地，四象是日月星辰。

[8] 《左传·僖公四年》。

[9] 《周礼·春官·太卜》。

[10] 《古论语》作“易”，《鲁论语》作“亦”。

[11] 《庄子·天运篇》和《天下篇》所说六经的次序是：《诗》《书》《礼》《乐》《易》《春秋》，到了《汉书·艺文志》，便成了《易》《书》《诗》《礼》《乐》《春秋》了。

[12] “雅言”见《论语·述而》。

[13] 《说文·言部》：“谟，议谋也。”

[14] 《说文·书部》：“书，著也。”

[15] 《论衡·正说篇》。

[16] 《劝学篇》。

[17] 裴骃《史记集解》引张晏曰：“伏生名胜，《伏氏碑》云。”

[18] 《论衡·正说篇》。

[19] 《汉书》本传。

[20] 语见章学诚《文史通义·言公》上。

[21] 《后汉书·杨伦传》。

[22] 《家语》托名孔安国，《孔丛子》托名孔鲋。

[23] 桓谭《新论》作五十八，《汉书·艺文志》自注作五十七。

[24] 见真德秀《大学衍义》。所谓十六字是：“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在伪《大禹谟》里，是舜对禹的话。

[25] 以上引顾颉刚《盘庚中篇今译》（《古史辨》第二册）。

[26] 《晋书·荀嵩传》。

[27]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四。

[28] 见《朱子语类》七十八。

[29] 《吕氏春秋·古乐篇》。

[30] 英美吉特生《英国民歌论说》，译文据周作人《自己的园地·歌谣章》。

[31] “土鼓”、“土槌儿”（蒉桴）见《礼运》和《明堂位》，“芦管儿”（苇蘥）见《明堂位》。

[32] 今《诗经》共三百十一篇，其中六篇有目无诗，实存三百零五篇。

[33] 《卫风·淇澳》的句子。

[34] 《论语·学而》。

[35]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卫风·硕人》的句子，“素以为绚兮”一句今已佚。

[36] 《论语·八佾》。

[37] “思无邪”，《鲁颂·駉》的句子；“思”是语词，无义。

[38] 《论语·阳货》。

[39] 卫、王、郑、齐、魏、唐、秦、陈、桧、曹、豳。

[40] 《周礼·大师》郑玄注。

[41] 《礼论篇》。

[42] 《礼记·郊特牲》。

[43] 《礼记·乐记》。

[44] 《老子》三十八章。

[45] 阮籍语，原文见《世说新语·任诞》。

[46] 《荀子·乐论篇》，《礼记·乐记》。

[47] 《礼记·乐记》。

[48] 《礼记·乐记》。

[49] 《礼记·乐记》。

[50] 《左传·襄公二十九年》。

[51] 《论语·泰伯》。

[52] 《左传·宣公二年》。

[53] 《左传·襄公二十五年》。

[54] 《史记·孔子世家》。

[55] 《孟子·滕文公下》。

[56]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说是“鲁君子”，《汉书·刘歆传》说“亲见夫子”，“好恶与圣人同”，杜预《春秋序》说是“身为国史”。

[57] 九经：《易》《书》《诗》、三《礼》、《春秋》三传。十三经：《易》《书》《诗》、三《礼》、《春秋》三传、《论语》《孝经》《尔雅》《孟子》。

[58] 《汉书·艺文志》有《中庸说》二篇，《隋书·经籍志》有戴顒《中庸传》二卷，梁武帝《中庸讲疏》一卷。

[59] 原文见《大学章句》卷头。

[60] 原文见《中庸章句》卷头。

[61] 原文见《中庸章句》卷头。

[62] 朱子《大学或问》卷一。

[63] 《孔子世家》。

[64] 《中庸或问》卷一。

[65] 《公孙丑》。

[66] 《滕文公》。

[67] 《孟子集注序》说引程子说。

[68] 《离娄》。

[69] 罗根泽《战国策作于蒯通考》及《补证》（《古史辨》第四册）。

[70] 李格非《书战国策后》。

[71] 原文见《史记自序》。

[72] 原文见《史记自序》。

[73] 《后汉书·班彪传》。

[74] 《汉书·司马迁传赞》。

[75] 《后汉书·蔡邕传》。

[76] 《汉书·司马迁传赞》。

[77] 《汉书·叙传》。

[78] 刘向著有《别录》。

[79] 《通志总序》。

[80] 《通志总序》。

[81] 《超奇篇》，这里据《史通·鉴识》原注引，和通行本文字略异。

[82] 《超奇篇》。

[83] 原文见《晋书·张辅传》。

[84] 原文见《史通·杂说》上。

[85] 《通史·六家》。

[86] 《通史·六家》。

[87] 《通志总序》。

[88] 《后汉书·班固传赞》。

[89] 《汉书评林序》。

[90] 《文史通义·诗教》下。

[91] 《史通·书事》。

[92] 语见章学诚《文史通义·言公》上。

[93] 《论语·卫灵公》。

[94] 《论语·述而》。

[95] 《论语·颜渊》。

[96] 《孟子·公孙丑》。

[97] 《论语·宪问》。

[98] 《淮南子·氾论训》。

[99] 《老子》十六章。

[100] 《老子》三十六章。

[101] 《老子》四十五章。

[102] 《老子》五十七章。

[103] 《庄子·在宥》《庄子·天运》。

[104] 《吕氏春秋·审应览·离谓篇》。

[105] 语见《庄子·秋水》。

[106] 《荀子·非十二子篇》。

[107] 语见《韩非子·孤愤》。

[108] 《韩非子·定法》。

[109] 《韩非子·定法》。

[110]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

[111] 《吕氏春秋·有始览·名类篇》及《文选·左思＜魏都赋＞》、李善注引《七略》。

[112] 何休《春秋公羊经传解诂序》说《春秋》中“多非常异议可怪之论”。

[113] 《史记·秦始皇本纪》。

[114] 原文见《汉书·董仲舒传》。

[115] 《楚辞·渔父》。

[116] 《史记·屈原传》。

[117] 王逸《离骚经序》，班固《离骚赞序》。

[118] 刘熙载《艺概》中《赋概》。

[119] 《史记·屈原传》。

[120] 王逸《楚辞章句序》。

[121] 《朱子语类》一四〇。

[122] 《文心雕龙·谐隐篇》。

[123] 《汉书·王褒传》：“宣帝时……徵能为《楚辞》。九江被公召见诵读。”

[124] 《汉书·司马相如传赞》引扬雄语。

[125] 《法言·吾子篇》。

[126] 《两都赋序》。

[127] “俳体”的名称，见元祝尧《古赋辨体》。

[128] “文体”的名称，见元祝尧《古赋辨体》。

[129] 以上参用朱希祖《汉三大乐府调辨》（《清华学报》四卷二期）说。

[130] “诗教”见《礼记·经解》。

[131] 《与吴质书》。

[132] 《咏怀》第一首。

[133] 《诗品序》。

[134] 《诗品》论陶语。

[135] 原是贺知章语，见《旧唐书·李白传》。

[136] 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

[137] 胡适《白话文学史》。

[138] 《沧浪诗话》说诗的“大概有二：曰优游不迫，曰沈着痛快”。“优游不迫”就是“温柔敦厚”。

[139] 白居易《与元九（稹）书》。

[140] 以上参用胡小石《中国文学史》（上海人文社版）说。

[141] 《水谷夜行寄子美圣俞》。

[142] 周必大跋杨诚斋诗语。

[143] 陆游《文章诗》。

[144] 《诗大序》。

[145] 宋周麟之跋孙觉《春秋经解》引王语，“朝报”相当于现在政府公报。

[146] 《说文·辛部》。

[147] 均见《左传·襄公二十五年》。

[148] 《论语·宪问》。

[149] 《论语·先进》。

[150] 《论语·述而》：“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这里用刘宝楠《论语正义》的解释。

[151] 《论语·卫灵公》：“子曰：‘辞达而已矣。’”

[152] 《仪礼·聘礼》：“辞多则史，少则不达，辞苟足以达，义之至也。”

[153] 《非命》上。

[154] 《韩非子·外储说左上》。

[155] 《滕文公》下。

[156] 《非相篇》。

[157] 八十一章。

[158] 《齐物论》。

[159] 《问辩》。

[160] 上节及本节参用傅斯年《战国文籍中之篇式书体》（《中央研究院语言历史研究所集刊》第一本第二分卷）说。

[161] 《孟子·滕文公》：“有楚大夫于此，欲其子之齐语也，则使齐人傅诸。”楚人要学齐语，可见齐语流行很广。又《韩诗外传》四：“然则楚之狂者楚言，齐之狂者齐言，习使然也。”“楚言”和“齐言”并举，可见楚言也是很有势力的。

[162] 《史记自序》。

[163] 《后汉书·班彪传》。

[164] 《史记评林》总评。

[165] 《金楼子·立言篇》。

[166] 宋赞宁论罗什所译《法华经》语，见《宋高僧传》卷三。

[167] 梁启超《翻译文学与佛典》六之二。

[168] 佛教徒注释经典，分析经文的章段，称为“科分”。

[169] 李舟《独孤常州集序》。

[170] 《师说》。

[171] 《谏佛骨表》触怒宪宗，被贬为潮州刺史。

[172] 樊绍述《墓志铭》。

[173] 《答李翊书》。

[174] 《答李翊书》。

[175] 茅坤有《唐宋八大家文钞》，从此“唐宋八大家”成为定论。

[176] 《文说》。

[177] 何薳《春渚纪闻》中东坡事实。

[178] 陆游《老学庵笔记》。

[179] 周书昌语，见姚鼐《刘海峰先生八十寿序》。

[180] 《古文约选·序例》。

[181] 见雷《卜书》。

[182] 吕璜纂《吴德旋初月楼古文绪论》。

[183] 刘大櫆《论文偶记》。

[184] 姚鼐《复鲁絜非书》。

[185] 《述庵文钞序》，又《复秦小岘书》。

[186] 《书震川文集后》。

[187] 根据《说文·言部》。

[188] 阮元《文言说》及《与友人论古文书》。

[189] 《文心雕龙·总术》。

[190] 《金楼子·立言篇》。

[191] 曾国藩《复吴南屏书》：“仆尝谓古文之道，无施不可，但不宜说理耳。”

[192]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 tsWXjCV1vrgx/9P125OiKCK3KUmopqXObOfqbWt+aFrD2qdhIjL5SsKOzeCyeXW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