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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所知的一切只有父母和祖父母度过的那些漫长平静的时光；上至太阳，下到牛群，在海里养育或者捕获那些带着光滑的腮和飞扑的鳍的生物，还有电视来满足海无法满足的欲望。
撰文 简·卡森（Jan Carson）
译者 马力
你生来手里藏着一个鸟蛋。
它看起来是一只椋鸟的蛋，但也很可能是罗宾蛋。它们色泽近似。你的眼睛也是一样高远的纯正秋天的蓝。你也有一点点雀斑。
一开始我没有注意到这个蛋。我在那一刻就醉在了你初诞的气味里。你可以弯折的双臂、你的耳朵和脚。你的脚就像成人的一样，不过急遽缩小了。因为所有的推和挤我已经精疲力竭。然后，你突然地冲入这个世界，出现在最后的洪流里。
“真的来了。”你的父亲说，就像这一切已经结束了一样。
以拳为首，你像闪电一样冲出我的身体。手指蜷曲在拇指周围，紧得像核桃壳。在你的手臂之后，是你的头，第二条手臂，身体和像煎饼一样平坦的臀部，以及两条腿连带着脚——就像两个句子结尾处吵闹着的句点。你整个，都在那里。每个微小的局部，每一个，都在应当的位置正常地工作，除了你的左手，顽固地举着，持续几乎一周的时间。
“他早就准备好了和每个挡他路的人打架。”你的父亲说，好像这是件好事似的。我不觉得。作为一个全新的人，你看起来太愤怒了。“这正常吗？”我问。这不正常。接生婆从没接生过一个拳头先出来的孩子。
“不要慌张，”她说，“他看起来没事。我带他检查确认一下。”
于是她飞奔着带你量了体重和身长，你在一条白净的毛毯里摇晃着。当你回来的时候，看起来就像婴儿本该有的样子。扑眨着眼睛，鲜嫩的粉色。假使我好好抱着你的话，我甚至看不到你奇怪的胳膊从毛毯下竖起。
“他是不是很完美？”我说。
你的父亲没有回答，他慢慢解开毛毯，检查你蜷曲的拳头。
“没事的。”我说，“婴儿需要一定的时间放松开。他在我肚子里缩成一团九个月了，怪不得生得有点奇怪。”
“我觉得他握着什么东西。”你的父亲说。他可以看到蛋的白色从你指尖透出。
我握起你小小一团的手，开始慢慢打开你的手指。缓慢地，轻柔地，就像在冰面上的一小步一小步。婴儿的手指像鸟足一样脆，我不想把你折断。花了一分钟，或者九十秒才撬开。你的父亲和接生婆从我头顶观察，噤声敛气，似乎最稀薄的一呼气都会击碎你。那一刻我看到了蛋的一部分，但是直到它整个裸露出来前，我都没有说任何话。
“这是个蛋，”我说，“孩子出生的时候握着一个蛋。”
没有人说话。连你都没有发出任何一点声音。
我举起这个蛋，握住它，很轻柔地，握在手指之间。几乎是托着空气。太轻了。太容易被摧毁。
“这东西之前在我身体里，”我说。“它怎么会进到那里的？”我自己的声音从我身旁漂游而去。我感觉要晕厥了。
“你吞下去的吗？”接生婆问。“不，这没道理。孩子怎么拿到它的？”
你的父亲脸上呈现出一种滑稽的灰色。像一个曾经是白色却被洗刷太多次的东西。他支在床沿，要看那个蛋。我试着把它直接放他手里，但他坚持要垫一张纸巾。他不和我对视。
“你觉得这里面会不会有另一个小孩？”他问。
“这是个鸟蛋，”接生婆说，“很可能是只椋鸟。婴儿可不是从蛋里生出来的。”
“一只椋鸟。”你的父亲轻声重复着。他把这只蛋举到耳旁——举起贝壳去听海浪的声音的那个姿势。蛋没有发出声音。他看起来很失望。然后他略微用力地晃了晃蛋。
“不要！”我尖叫，“你会杀死它的。”
“这只是只椋鸟啊。在路那边的电线上还有几百只。”
“它曾经在我的身体里。它是我的。我想看看会生出来什么。”
回溯这些事情的时候，我意识到这就是我开始爱这个蛋的决定瞬间。
我们从没期待过一只蛋的到来。它从未出现在任何你的超声波扫描报告里。我们会把所有报告都打印出来贴在冰箱门上，我们的朋友就会看到，知道你终于是真实存在的，不再是痴心妄想或者十指交叉期盼着成功的一次尝试。你的扫描图还在那里，就在购物清单和外卖菜单边上。靠近蛋的五岁生日照片。苹果大小的你，自己蜷缩进自己的身体里面，像一条被整整齐齐系上的蕾丝。香蕉大小的你，脚拭碰着我腹腔的顶端。最后，你，肿胀到一个巨大的萝卜的大小，直直地看向我们，好似在说：“我准备好出来了。”后来，你的父亲会在冰箱前面一站站上几个小时，盯着这些粗粒的图像，忘记了他为什么一开始会来到这里。我会在那里找到他，他就那么站着，手里拿着一个玻璃杯或者一个空碗，眼睛像显微镜一样扫过冰箱，就像他在努力去看清蛋壳在你攥紧的拳头间时隐时现。
这对他来说更难。他从未孕育过你。对于蛋也一样。
没有人期待过一只蛋的到来。这不正常。会诊医师来的时候，几乎无法控制自己的震惊。他紧捂着嘴不流露出一点点恶心，说这是一种畸形。他把这样一个污秽的词语带进这个房间，我本可以因此用手抓破他的脸。我张开嘴嘶嚎，无法停止。
“你已经搞得我妻子不开心了，”你父亲说，“你一定要在她面前说这种话吗？要我说这绝不是畸形，只是一件怪事。”
说是怪事也并没有好多少，这是我们用来形容你大姑婆莉莉的词。她从不洗东西，不和除了最亲的亲人之外的任何人说话，我们也说这是件怪事。不久之后你的父亲改变了想法。那时他开始叫这个蛋一个“奇迹”，考虑着要不要叫来报社拍个照，觉得这样能赚到钱。他提起这条街上的一户人家，他们在自己家推土机挡风玻璃的污泥上发现了圣母玛丽隐隐显现的脸。他们不就是通过把这个故事卖给报社而大发横财？这笔钱都足够建一个储藏室了。所以故事马上传遍邻里。
“畸形”一词酸涩的存在依旧没有消灭。会诊医师用小推车推着你穿过走廊到一个房间里检查你身体的其他部位。翅膀，角，光环，你胸腔之下低语着另一颗心脏的可能性。当然，他们什么都没找到。你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婴儿，同一颗鸟的蛋一起出生。没有人知道它是怎么到那里的，或者它为何没有在你手指的重压和诞生的巨力下粉碎。
一周之后他们让我们领你回家，带上蛋一起。我知道你希望我们扔下它。你的父亲也这么希望。他只想把它扔进垃圾桶。
“没有东西会从蛋里出来的，”他说，“我们回家安顿好孩子吧。”
但是，我需要同时照顾你们两个，我不能摆脱这种感觉。
你的父亲看到我连下巴都在紧张用力。一根微小的神经在皮肤下震颤。不可能说服我的，绝不，特别是当我用尽全力的时候。我们带着蛋回了家，为它搭了一个孵化器。一个鞋盒，铺上了锡纸、一些法兰绒，上面一盏台灯像垂落的郁金香一样斜压下来。我希望它发出的热量能让一切尽快发生。
“我会把它安置在杂物间的。”你的父亲说。但我坚持要在育儿室。我希望你们两个在同一个房间。同处，平等。任何一个孩子都不会被偏爱。我在你们之间拉来一张老旧的扶手椅，为了不偏差中点一厘米而精密计算距离。时而小睡，醒来哺育你，给你洗浴换衣。我告诉你，你是全世界最珍贵的男孩，而且我真的这样认为。请你谨记。我醒来给那颗蛋翻身，从反面到正面再翻回反面，让热量在蛋壳周边迭覆。我倾身靠近孵化器，呢喃着轻柔的诱导性的话语：“现在就出来吧，我们等不及要见你了。”我是认真的，在每个呵声说出的词语里认真着。
当我做梦，梦境总是关于这个蛋。比如某一天它裂成两半的样子，一条一条地碎裂剥离，露出里面一个小小的生物，某种需要关怀的东西。有时候这个生物是一只鸟，有时候是一个很小很小比瓶嘴还小的孩子。大部分时候，它是一个温暖的、不确定的印象，也不是鬼魂，但很接近。在我醒来之后，这个生物也和鬼魂一样几乎难以描述。早年间我和你的父亲说过这些梦，细细地解释了每一个。后来我就不说了。你的父亲对这个蛋并不感兴趣，也从未有过兴趣。对他而言，这不过是一件怪事，他听我说这些仅仅是为了迁就我而已。
你生长得极快。你整晚整晚地睡觉。你坐起来，挪动到可靠的地方，迈出最初的摇摇晃晃的步子。你发出一些声音，继而组成词汇。而蛋维持着原样。它没有长大也没有缩小，躺在法兰绒上，当大卡车驶过房子周围的时候偶尔晃动一下。但我无法劝说自己就这样放弃它，连续几个月地坚持给它每小时翻四次身。紧接着月变成了年。我伸长脊背俯向孵化器，轻声讲着故事，唱着快乐的歌；在生日和圣诞的时候我给你们一起拍照，把鞋盒包在圣诞装饰彩箔或者生日横幅里摇蹭作响，让它知道我们在庆祝，也能够从中得到一些快乐。假期我也不出门了。“没办法带上蛋啊。”我说，“我们不能把它独自留在这里，要是它突孵出来了怎么办？”
“它永远不会的。”你的父亲说。当你长大到可以享受游玩的乐趣时，他带你去欧洲迪士尼乐园。一整个漫长的周末，只有你们两个人。
我和蛋一起待在家里。看书，睡觉，希冀着你们不在的时候它会孵化，证明我不是随随便便抛下你们的。蛋没有孵化，我也从未出现在任何你最早的出游照片里。后来我同样地，缺席你无数记忆，运动节、爱丁堡旅行、乐高乐园、新学校家长之夜。没有别人会陪着那颗蛋。
你慢慢长大到可以组织出自己想说的句子。
“这不公平。”你一次又一次地说，“比起爱我你更爱那个蛋。”
“我没有。”我说，“它不过是更需要我罢了。它什么事都不会做。”
“我也需要你啊。”你说，但事实是，你并不需要。你几乎学会了自己做任何事情。至于其他的，你的父亲会帮你：系鞋带、约医生，诸如此类。一有问题你首先找他。看到你用吐司机，自己洗制服，甚至有时候给我们做晚饭，我很骄傲，同时全心地感到羞耻。
你那时才六岁，已经开始拒绝在拍照的时候站在蛋的旁边。
“它只是一个蛋。”你说，“不是一个真正的人。”尽管我告诉过你，你如何出生的故事：那时你的左手，温柔地抓着它。但你似乎并没有看到其中的奇迹，只看到怪异。
“求你了，”你会说，“求你能不能扔了它？”你的父亲也会在那儿看着我，好像我是个肥皂剧里的人物。那种人物总是说着“我没有问题，我随时可以停下的”，而确确实实地对酒精、海洛因或者外卖食品上瘾。
在最后，这颗蛋碎掉了。这并不算你的错。至少你父亲已经这样说过太多次，我都数不清了。你不过是在你的房间里玩，像平常男孩一样玩得越来越兴奋——你撞到了盒子，蛋掉出来在地上摔碎了。你并没有马上告诉我，而是等到我们都坐下准备吃晚饭的时候。
“妈妈对不起。”你说，“我把蛋打碎了，里面什么都没有。”
我尽力不在你面前哭出来。
你的父亲不让我惩罚你。罚你不能吃晚饭都不行。
“这是个意外。”他说。我看得出，他想笑。
过后，我去清理的时候发现，蛋里面并不是完全空的。在白色的当中，有那么一个红色的小斑点，像过曝照片里的一只眼睛，向上端详着我。那时我想到了你，被塞在我的体内，手里是一个蛋，蛋里是一只眼睛。一件宝贵的事物藏在另一件里面，就像俄罗斯套娃，就像我们所有人一样，隐秘地嵌套。
在别的城镇，别的时候，我的外祖母可能会被当成一个女巫。但在现在的贝尔法特东部就不会。所有的老妇人都在厨房里操练炼金术，将自己精妙的魔法搅拌进水果长面包、煎饼以及表面零星散落着面粉的苏打面包里。
她们用友善的话语吸引受害者。“真让人难过。”她们说着，还会说：“你一定感觉很不好。”当悲剧一件接一件地发生的时候：“当然啦，屋漏偏逢连夜雨。”她们说出来的每个词都如此温柔，像包裹了滑石粉。但这些老人就是知道如何引诱你们的魂。大部分时候她们给人打电话，但有时候也会把一些行人直接逼到墙角：在乐购超市外面，在巴士站，在学校大门前——常常有一个孩子在旁边颤抖着哭嚎。他们对于软弱的人有极为精巧的判断力。
“哎呀就现在，”她们看到泪光开始泛出的时候会这么说，“快来，快进来。坐下呀。水壶烧着呢，刚刚烤的东西快好了。别介意没什么好东西，但是上帝他老人家吃茶的时候也喜欢有点甜的东西。”
于是，特百惠牌和家园牌的饼干罐头就会被端进来，罐头里铺上了没有实际用处的纸质小垫布和圣诞餐巾；被压扁的纸垫着薄片饼干和摆成圆形的黄油饼干，以及蝴蝶小面包——它们那细小的、烤饼做成的翅膀从黄油乳酪中高耸起来，就像是真的昆虫准备起飞的姿态。
“多吃点。”她们端着刚刚抛光过的茶壶从黑暗的门口现身的时候，会这么说。于是这个哭泣的可怜虫会开始吃，吃完再拿一次，甚至吃第三轮。在此之后她不会那么想哭了。她的嘴里塞太多东西了，根本没地儿可以哭。她的脑袋会因为突然摄入精制的糖而开始快速、精密地运转。
“感觉好点没？”她们会问，于是她会缓缓点头，尽量小心不在地毯上洒上饼干碎和椰子粉。接着她会站起来，跌跌撞撞地回家，手里攥着一盒倾注了善意的油酥点心。当悲伤再次袭来的时候，她就可以把自己浸没进去。
整个东部的存在都倚靠这些女人。每一个，都是某一类型的专家。这个老年女人的小麦制品能治愈悲伤。烘烤后融化欲滴的黄油可以削弱任何东西，包括真正的死亡的戾气。下一个女人的苹果挞对于孤独有奇效。在理想状态下，这挞应该是滚烫的，而且得浸泡在新鲜搅打出来的奶油里。另一个女人则会做一人份或者一家人分量的炖菜，她根据问题确实的大小程度来精密修改分量大小。炖菜真的非常好，浓且厚，还有着恰到好处的流动性。这样的一勺踏踏实实地停留在你的舌尖，只会让你感受到被温柔地爱着，没有其他。你甚至会感觉到心烧，但这种感受只在炖肉的滋味从你齿间逃走之后，才会出现。
怀疑与忧郁，没能拥有的孩子，拈花惹草的丈夫，这些问题都能被直接解决，假使不能至少也能被缓解。就靠着用正确的方式摄入正确的食物（而且摄入越多绝对越好）。
这些来自东部的老妇人们，默默地承担起治疗当地人所有疾病痛苦的责任。她们诊断，开药。假如需要介入，她们会挨门挨户地去拜访。这是她们的使命，从一个伊丽莎白/玛格丽特/苏珊，传到下一个。她们像是从同样的坚硬布料里剪出来的：圆润结实，臀部肥大，能够用一个几乎空掉的食品柜奇迹般地制作出食物。她们在厚奶油上缺斤少两吗？绝不敢！就算只是做一个蛋奶冻完全可以替代厚奶油的小松糕，也肯定不会发生这种事。她们对家庭烘焙的虔诚近乎宗教信仰，谁会明知故犯地偷工减料呢？
我的外祖母是她们所有人的女王。她专长做汤。她的冰柜又硬又满，几乎成了一整堵砖墙，里面全是灌了汤的小桶，它们本来是装人造奶油的。假如汤从这些塑料包装中倾倒出来，就会形成巨大的冰块，从橙色、绿色到泛泥色的米黄，汇集了蔬菜可能存在的各种颜色。在她的冰柜里除了汤没有其他任何东西，剩下的空间大不过夏天的一块树莓冰淇淋。这是由需求导向的。她早已准备好在东部的紧急事态——用汤可以解决的那种事态中尽好自己的职责了。她主要能够预见葬礼，但是预测一个小地震也不会超越她的应对范畴。
“能在朋友有需要的时候帮上他们是件好事。”她会说。这是非常善良的一种念头。多数还算正派的人将会回应：“确实是啊，凯瑟琳。这确实是啊。”点着头生怕别人听不到他们同意的声音。只要朋友有点事儿，我的外祖母就会忙得停不下来。她做的汤足够喂饱贝尔法特所有悲伤的灵魂。
“这是我最起码能做的事情了。”她会说，然后我就想回答：“不对，外婆，这不是。你最起码可以什么都不做啊，然后在圣诞的时候捐十美元给慈善协会就行了。”但我并没有这么说。我知道在汤这件事情上，外祖母根本控制不住自己。
她为受苦的朋友们特别制作一罐罐汤，指派我祖父载着满后备厢的萝卜香菜或者旧式汤来来去去。（守灵要浓汤，病痛要鸡汤，悲伤的人则需要颜色鲜亮快活的汤。我的外祖母有自己的规矩，她坚守着它们，除了汤，她从没有片刻地考虑过从那些罐头里倒出别的什么东西。）“小心开车。”她会对外公说，“转弯的时候慢点儿开。”汤很容易溅出来，而且它们的气味在车里很难消散。几天之后，空空的容器就回来了，干净如新，还经常带着一张纸条或者代表“谢谢”的糖果。外祖母从不给容器贴上自己名字“凯瑟琳·里奇”的标签，尽管在东部这很常见。“当然啊，这不过是一个小塑料盒子。”她会说，“假如它回得来，它就会回来。假如它回不来，那么也会有别人因它受益。”
她离开家的时候，从不会忘记在手包里塞上一整个装得满满当当的热水瓶。那是个很大的手包，更像是一个大麻布袋，刚擦拭过一样干净，里面缝着为了让汤不倒出来的特制口袋。她会做极好的番茄奶油，还有极好的蘑菇奶油，小葱和土豆，西兰花和斯提尔顿干酪的也有（这算是她比较高级的食谱之一了，是从《女性领地》杂志上剪下来的。苍白加上薄荷绿的颜色，里面分布着更深的绿色颗粒物，闻起来像是在炉盘上烤了太久的人脚）。祖母每个工作日都会准备不同的汤，周末的话就做一整锅蔬菜浓汤，一整只鸡骨架在表面上下浮动，就像可怜动物的残肢漂浮在酸水里。
有时候她会搅拌，有时候她忍住不搅拌。
每个呷啜外祖母这一碗汤的人都会感受到不同的黏稠度。决定因素包括年龄、性别、消化不良的程度和有没有假牙，收受者有没有说过喜欢牙齿和胡萝卜硬碰硬的感觉（或者从未提到过这种恶心的事情），季节、天气以及是直接从马克杯里喝还是从一个普通的碗里舀出来喝，民族、社会经济背景和婚姻状况。
有时候她会搅拌。有时候她的汤里面还有很多块状物，因为搅拌机里面那块塑料小东西还在洗碗机里，而她根本懒得去把它捞出来。
外祖母分发她的汤时几乎是无法想象的慷慨。她会停下脚步和面露悲戚的陌生人说话，无论他们是在邮局排队还是只想在路堤上安安静静地遛狗。她太精明了，我的祖母，她不会傻傻地直接给人汤或者问一些明显的问题，例如“你看起来不开心啊。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而会说“天气真好呀”，或者“天气好差”，或者“这小狗狗什么品种呀？”她说话的那种感觉像是有个肩膀温柔地推着门，于是那个悲伤的人会说：“过会儿会下雨”，或者“午饭之前会放晴”，或者“这是只杰克罗素梗犬，对的。性格很可爱的小东西”。于是他们觉得必须停下脚步开始谈话。十分钟之后，他们就会发现自己坐在长椅上或者其他公共休息区，和我的祖母倾诉着他们不知道在现在这样一切都令人绝望的情况下，该如何继续一天天地起床面对，此时的他们往往泪水涟涟。
“你不懂。”他们会说，“就是太难了。”
我的外祖母总会这样回答：“你是对的。我不懂的。”因为她真的不理解。
外祖母是那种生下来就站得稳的女人。她没有经历过任何大的病痛，或者失去过任何特别重要的东西，也从未缺过食物或钱。她的双眼由于微笑太多而永远和六角手风琴一样褶皱着。每过一段时间外祖父都会说：“她睡着的时候笑得像个傻子。”他暗示这跟在公共场合放屁一样是个恶劣的习惯。但他不过是在找茬。其实外祖母随时随地都讨人喜欢。外公完全知道。他每次想起住在那些隔壁或者对门的苦瓜脸老东西的时候，都会意识到自己太幸运了。“你外婆不是一般女人，”他会对我说，“她会做全东部最好的番茄汤。”这已是他浪漫的极限了。出生在那个特定的时代，他完全不会油嘴滑舌也不会送花，从未将外祖母揽到怀里说：“凯瑟琳，你万里挑一。”每周五晚上他会为她带回一个特里牌香橙巧克力和一瓶柠檬红茶，假定这些东西能够代替他说些甜言蜜语。
我的外祖母无可抱怨。所以她是快乐的。
她无法对那些在邮局排队和在路堤上拖着自己的西高地小猎犬走路的悲伤灵魂感同身受，但是，她的确有同情心和大量的汤。“亲爱的，哦亲爱的”，她会说，“一切都好糟糕啊”，或者“我的心和你在一起”。对于那种处于特定年龄段的忧伤女性，她会像年长的牧师施与祝福那样，缓慢、温柔地上下轻拍她的手。但是对待年轻人或者男性时，她会谨慎一些，因为这个举动容易让他们产生误会。“我根本不敢想象你到底什么感觉，”她会说，“但你一定要坚持下去。”接着她就会在手包里翻找那瓶汤。
有时候陌生人拒绝她的汤（常常十分礼貌地用合适的借口），在其他时候，他们会拿起热水瓶离开，把它已经缓和下来的热量贴近胸口，像抓紧一个装满滚热的水的瓶子。常识让他们不去猜想里面的东西，但是当温暖悄悄蔓延过他或她的衬衫，他们的肉体微微渗出汗水，这已经足够令人安慰了。这些人，虽然从没有完整地感受到外祖母的汤全部的好，却也留住了一些余味——他们意识到，原来自己还能接触到一些小小的、在可控范围内的善意。
有时，这个人太饿了，直接在公园长椅上或者公共场合的座椅上就打开了外祖母的热水瓶——盖子就像热水瓶口上的帽子，拿下来就是小小的白色马克杯——把里面柔滑的液体倒进去。蒸汽升腾，一团团如花椰菜的雾气。于是他们会想起童年时候那些简单的汤，鸡肉、番茄、蘑菇，在没有意识到的时候，他们已经开始向着杯口吹凉气了。光是这个简单的动作，已经能够让他们逃离现在所处的境地半英尺远，甚至两英尺。他们会把杯子举到唇边，感受汤水灵活滑过齿间和舌上，落入他们焦躁的咽喉后方，直至等候已久的腹腔。等太久了，为了那一点点的安慰。过后他们会觉得勇敢一点，但只有大约半个小时的效用，就是他们仍在外祖母给予他们的善意之汤的宇宙里徜徉的那段时间。他们将会得到从公共座椅站起来的力量，沿着卡斯尔雷街往下走回到自己的门前——所有的烦恼都在那里等待着。
外祖母的名字是凯瑟琳。大部分东贝尔法特的人都认她为那个“汤女士”。在街上偶遇的时候，他们绝不会错过她。
去年春天，我的外祖父因为心梗突然死去。透过厨房的窗子，外祖母看着他慢慢滑倒在割草机的后面，躺在草坪上。静止了，他整个人静止了，甚至都没有一根手指在抽动。她不必前去查看，她知道他死了。她没有哭，或者发出任何疯狂的悲恸的声音，而是像膝头上卧着的猫一样持续着自己的安静。她祷告。不出声地坐在客厅的角落，快速一页又一页地翻过家里的圣经，直到自己学会怎样像一个丧偶的女人一样闭嘴不语。这一切花了大约一个月的时间，而这中间她没再做汤。我们拼命催促、乞求，指向她那充满了所有可想象到的味道的冰柜，可她也绝不喝哪怕是一茶匙大小的一口。那一整个月，我的外祖母就靠着白味的饼干和洗碗水一样的茶活下来。她声称自己对任何味道更浓烈的东西都毫无胃口。
其他的女人带来很多食物：砂锅菜，水果长面包，还有新鲜出炉的、仍旧温热的慰问煎饼。我的外祖母礼貌地道谢。她等到这些好心人都离开，把礼物转赠给前来拜访的亲戚，或者储存在冷藏库里，等候着更饥饿的时光的到来。
第二个月的第一个早晨，她从自己用来悲伤的椅子上站起来去做汤。蔬菜浓汤，鸡肉奶油，番茄，小葱和大块的马铃薯，每个都是徒手削的皮。她的炉台上挤满了长柄汤锅，一个个冒着气泡，迸溅液体，像迸发的火山口。气味从这些汤锅里溢出，神圣的气息，像熏香一样，向着屋顶和更远的天空升腾。凝结的水汽让窗户起了雾，又在窗台上形成小水池。厨房工作台那厚达一英寸的外表层也崩裂开，水滴滴落到亚麻油地毡上。我的外祖母站在漫过拖鞋那么深的混乱当中，像耶稣在他的船里平息风浪一样举起右手，把所有的悲痛都搅进汤里。她用的是一把木制的汤勺。每个汤锅都有一把自己的汤勺。
悲恸会让一个好的东西变得苦涩，但是，在外祖母最后做的那些汤里，并不是苦涩在吵闹着争夺舌头的注意力。最上面一点是酸的番茄，下面柔滑的奶油和黄油煎过的蘑菇构成更温柔的味觉，等着接管一切。就像是两个时常歌唱的声线慢慢响起和声。像一只手温柔地滑进另一只，或者一种理解，或者接收者特别渴望的某些东西。这些汤由最原始和真诚的材料而来，是我的外祖母做过的最好的汤。
他们依照安排在石头旁边相见，石头从一边看像一只兔子，而另一边像帝国大厦。她从未冒险踏入过北方的土地，只知道它像兔子。他对南方一无所知，自他有记忆起这块石头就是一座高楼。
她是最后一个，他也是。所有其他的年轻人都抱着成为美容师或者博士的念想去了大陆。他们两个是被留下的孩子，过于肥胖和虔诚以至于无法离开。他们不梦想着记住梦想，也不在野心中沉溺。假使有一天没有见到海洋他们就会感到自己的身体病了。他们所知的一切只有父母和祖父母度过的那些漫长平静的时光；上至太阳，下到牛群，在海里养育或者捕获那些带着光滑的腮和飞扑的鳍的生物，还有电视来满足海无法满足的欲望。
他们是被留下的孩子，在这样的时候被抛到一边。为了从北到南的整个岛屿，他们明天就会结婚。他们明白这件事的意义，能够想象明天晚上，音乐声中穿着华丽衣服的自己。但是当他们试想一个月后，一起喝茶，为一个陌生人铺床，能确认的不过是一些细节：鞋带、陶具，以及一个不熟悉的水池中救生圈牌肥皂的腐蚀性气味。
他们完全理解事态，但没有任何选择。这个安排不过是一个数学等式的结果；如果没有足够多的婴儿出生，很快岛上就没有人了，岛也不复存在。他们为了所有人包括自己而结婚。结婚之后会发生什么，几乎没有人想过。比如，他们要安顿在岛的哪一边，他们的孩子会和谁结婚，当每年圣诞准时降临之时，他们会在哪里吃圣诞晚餐。这些问题都没被考虑过。
这块石头标志着岛屿的正中，距离北岸大约是七英里的森林，到另一边则是七英里空地。岛长而褶皱，像一段刚刚被展开的小肠。冬天的时候，整个岛都被淹没，直到由夏入秋的时候才勉强干燥起来。每年它都要轻上十到二十英石，因为一个接一个，有时一对接一对的年轻人都赶上渡船去了大陆再也没有回来。日新的轻盈让岛屿的潮汐线在过去的十二年内上涨了三厘米。人们之前总把这多出来的砾石覆盖的沙滩归因于全球变暖。岛民们心情轻松，坚信在极地冰盖崩溃和整个世界下沉的时候，他们，也只有他们，在高处漂浮着。
岛民们是一个忠厚而壮实的种族，头发硬而翘，非常英俊。每个月中的一个周三，岛上会来一艘书船，给人们短期借阅名著经典，养育他们。他们居住在北边或者南边，就算是那些流离盘桓在中部的人们，比如还会用脚趾在篝火边试探的孩子们，都确切知晓自己把头枕在了中线的哪一边。在岛上你不是北方的就是南方的，不然的话你就算是已经离开这里去向了大陆。东方和西方从不在认知范围之内。在谈及地理的时候，这两个概念才会姗姗来迟，像两个左方括号一样不合逻辑。20世纪70年代，有一次，东部海岸的半英里自己断裂开，漂去了兰萨罗特岛或者其他阳光灿烂的地方。没有人注意或者特别关心这件事，因为只要北部还是北部，南部最远处也还在岛民们的掌控范围内，其他方位的边缘根本不重要。
岛屿所有的孩子都是从同样的砂质泥土里长成的，每年抽芽，朝着同样一片树汁般灰色的天空成米成米地生长。他们说着同样的话，性情阴沉，醉心于那条缓慢流淌的河流，它始于北部，然后笨拙地穿过南部的田野和森林，追寻着没有母亲的海洋。下雨的时候——每天下雨——同样苦闷的云停留在他们尖尖的屋顶上、秋千架上和越野车上；也是同样的雨从岛屿淤泥厚布的腹部将懒了太久的萝卜诱骗出来，投入岛民的汤锅中。
人们一模一样，就像岛屿两头最平凡的铁锹一样齐整。对于现在还生活在这里的岛民来说，这些相似点闻所未闻、不可能存在。1973年，一个年轻人来这里拍纪录片，差点被愤怒的岛民踩死。他一封接一封地寄信回家，声称生活在两边的人完全相同，而将岛屿分成两半，这样根本是太愚蠢了。岛民们去小水泊中照一下就会意识到自己和住在另一边的人区别有多小，但就算是这样，他们也做不到。对于自己多种多样的眉毛、独家的菜肴和专属自家后院的运动活动，他们太自豪了。光是一个来参观的大陆人随意说一句话，例如“你们岛上的人是不是都有这么好看的头发啊？”或者“你们岛上的用那种老方法造船都很厉害，是不是？”，都会让一个岛民因为过于愤慨而面色紫青。真正的南方人决不想被当成一个北方来的傻子，同样地，北方人也决不要展示出任何和南方有关的习惯甚至发型。
当她走近石头的时候她认出了他。他比照片里看起来矮一些，但是胡子，以及那对同样狂怒的眉毛是一样的。假使她没有记错，他穿着的这件褪色的马球衫，和照片上的是同一件。
在这之前他从未见过她，本人或是照片。但她站立在布满树木、石头和颤抖的绵羊的田野间，只有这一个女人，所以他理所当然地假定这就是他的妻子。
“你是她吗？”他问。
她点了点头。她的帽子在额头上略微向上爬了一点，像一团奶油停留在皇冠的顶部。她已经够好看了，像当地电视上的女人，不过不是会出现在电影里的那种。
“你是他吗？”她问。
“我当然是。”他答道。他的声音全从鼻子里压滤出来，听起来和他的米奇叔叔完全一样。在她奶奶的葬礼上，她还是个孩子时候，曾在电话里听过这个声音一次。
“我买了三明治。”她说。他思忖着在岛的另一边，他们是不是也往三明治里面加一样的东西。
他曾听他的兄弟保罗——他现在住在大陆了——说在南部人们会用蛋黄酱涂满三明治吐司。不过这可能只是人们的谣传。自从岛屿一分为二，像两页书分开，各种故事在界线来回潜爬：北部人把家里的老人和鸡群养在一起，南部的人们不相信牙医或者牙刷的作用，以及北部至今没有卫星电视甚至微波炉。他们都是孩子的时候，就悄悄在中心空地上传递着这些谣言，捂嘴低声交头接耳。上学之后，他们不再在乎这些鬼话。学校在中心空地的一角，是一个活动房屋，带不大不小的厕所以及书架最顶上的一整套百科全书，皮制封面下不断鼓吹着理性。考虑到类似马丁·路德·金、黑廷斯战役以及犹太大屠杀这样的确切历史事实，人们现在居然相信那样毫无意义的推测，简直是荒谬。但这些谣言实在太有趣了，真的无法完全放任不听。
“给，”她说，“吃点火腿三明治。”她为他剥开锡纸，把裸露出来的三明治递过界线。他们坐到草上。她在她这边；他在他那边。他把两片面包压紧，蛋黄酱从吐司的硬边中渗出。
“三明治里有蛋黄酱。”他大叫，“你们南边的是不是疯了？”
“你们光会说没用的，然后你们在茶里加红酱。这是我听过最恶心的事了。”
“我们不这样。”但是没有茶壶，他并无法证实自己的说法。
他们静静地吃三明治。蛋黄酱让他似乎要呕吐，但他不想在结婚之前就让她反感。她看着他吃。唾液沾在他的嘴角，像是布谷鸟吐出的泡沫，随着他每次咬下的动作铺展开，这让她反胃。她对于带着如此动物性热情进食的人并不习惯，但是她努力不盯着看。结婚之后她会慢慢习惯他的行为方式，开始教他文明人是怎样处理餐桌礼仪的。
“那么，你真打算好这么做了？”他问。
“我觉得是吧。”
“对以后怎么样算是满意？”
“我相信你和我是一样的情况。我一直就打算着找一个岛民结婚。”
“没得选了吧现在？”
“你在说我丑吗？”
“当然没有啊宝贝。你当然不是岛上最丑的女人。只是，我觉得假如不是我们自己那边没人可选了，我们也不会这么做。”
“……根本没有别人了。”
“这还是为我们的岛好是不是？我们还是得为老一辈做那么一点点牺牲吧。”
“是啊，他们不就是总把我们放在第一位吗？”
他们滔滔不绝地谈了起来，先是他，接着是她，知无不尽地描述许许多多发生在他们各自那边的新奇事：北部高耸的树木和南部有七个手指的男人，她那边五种不同的麦芽啤酒和他那边完全不同但一样烈的五种生啤。
他的声音就像是一场能够对抗无聊的陆地上的庆典。她发现自己的前臂起了一层鸡皮疙瘩，恐慌不安又激动不已。
而她的声音像一声枪响，遥远缥缈，没有什么威胁性。
正当他们几乎已经准备好跨越界线，跳过牧师教堂那一套，直接步入婚姻的种种美好之时，未知的未来像个闷屁一样溜了进来。
“今后我们住在你那边还是我这边？”他问道。她扮出一副施恩的姿态，为了她丈夫的血统，主动要求去北方。（这多少是个谎言，以甜蜜的方式说出，却掩盖了她自己的欲望，她生平第一次渴望生活在树下，身边跑窜着狐狸、陪伴着歌唱的人们。）而他则以自己的谎言去应对她的。他声称愿意搬到南部去，首先是为了他妻子好，其次是为了那空旷的土地、新鲜的牛奶和充足的晨光。
他们无法决定到底去哪边，因为只要有人踏入一边，整片土地就会改变形状。距离举办婚礼的日子还有十分钟时，他们意识到，小岛向他们索求的已远超过他们的掌控。
“如果同时搬到北部，我们就会打破平衡，让整个岛倾覆到海里”，在边界线上，他冷漠地握着她的小手，这样解释道。
“但如果我们都在南部定居，小岛就会向另一边倾倒”，她哭道，“更别说等我们有了孩子之后了。”
“我们加起来的重量将会毁掉一切。”
他们松开相握的手，就像一条老旧项链的两端，断开了。她盘腿坐在南部，而他则凝视着熹微晨光降落在大石头的北面。他们没入一片虔敬的静默里，思忖着自己是否足够热爱这片岛屿，以至于可以既不去北边也不去南边，既不做异乡客也不做故乡人，而是勇敢地开拓一个全新的方向，在一切的中间，达成一个如发丝状裂缝一样微妙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