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忽必烈是一位非常出色的皇帝。虎父无犬子，他的儿子真金也是一位很有抱负的王子。他推行汉法，立志与奸臣阿合马作斗争、振兴国家。忽必烈对真金甚是喜爱，还册立他为太子。然而不幸的是，真金无意中卷入了一场“禅位风波”，并因此造成心理负担，最终忧虑过度而死。

真金是元世祖忽必烈的第二个儿子，在他之前，忽必烈还有一个儿子叫朵尔只。但朵儿只身弱多病，“竟以慢性病卒”，而真金的母亲又是昭睿顺圣皇后，所以他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忽必烈的嫡长子。真金出生时，正好有一名高僧云游漠北，忽必烈便让他为儿子取了一个汉名：真金。忽必烈对真金甚是喜爱，有一次真金生病，忽必烈亲自前去探视，亲手为他和药。后忽必烈又册立真金为太子，他本以为自己百年之后，真金可以继承自己的大业，然而让他没有想到的是，在经历了一场“禅位风波”之后，真金竟然先他而去。

在元朝，不少皇帝都很推崇汉学，忽必烈甚至为自己的儿子取了一个汉名，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元廷对汉学的重视。真金在成长的过程，也不断受到汉学的熏陶，忽必烈特地为他挑选了一些著名的儒家学士作为老师，教授他儒家经典、三纲五常、先哲格言、历代治乱等儒家思想。受到这些思想的影响，真金从小热爱汉学，也很有抱负，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创造出一片政治清明的景象。不过，任何一种梦想的实现都会受到现实因素的制约，更何况真金的梦想那么大，关乎到一个国家，遇到的阻碍就更多了，而在所有的阻碍因素中，阿合马是最难对付的。

忽必烈当政期间，由于连年征战，元廷财政紧张，忽必烈一心想要找个能为自己敛聚钱财的人，因此擅长搜刮钱财的阿合马受到了他的重用。真金接触汉文化较多，在儒家思想的熏陶下，他逐渐与朝中那些汉人大臣们一起形成了主张推行汉法的改革派。他们主张采用轻徭薄赋的方式来藏富于民，而阿合马则刚好相反，不断地搜刮民脂民膏，如此一来，以真金为首的汉法派与以阿合马为首的理财权臣之间的斗争日益激烈。阿合马屡屡诋毁汉法，用各种办法对付教习人才的国子监，使得国子祭酒许衡无法执教。真金一心与阿合马对抗到底，派遣东宫官员前往许衡处晓谕说：“公毋以道不行为忧也，公安则道行有时矣，其善药自爱。”表明了他实行汉法的决心和信心。

最终，由于阿合马作恶多端，百姓怨声载道，忽必烈前往上都巡幸时，王著等人将阿合马骗出宫杀死，但是阿合马的众多余党依旧与真金太子的改革派作对。

1285年，江南行台御史伯都上书：世祖年事已高，应该将皇位禅让给太子，皇后不宜参与朝政。在中原王朝的传统里，老皇帝死后传位给太子，以及不让皇后插手政事，这些都是很正常的，但这与蒙古的习俗并不相符。按蒙古习俗，前任皇帝死后，新任皇帝须经忽里台大会的通过才能成为大汗。所以，这个建议在忽必烈及蒙古贵族看来是非常荒谬的，这也必定会引起他对真金的猜忌，后果不堪设想。真金得知这件事后非常恐惧。此时，尚文为御史台都事，他深知这道秘章一旦传到忽必烈的手中，必定影响重大，所以暗中藏了起来，以避免别有用心的人用这件事来陷害真金太子。然而，没过多久，这件事还是被阿合马的余党达即归阿散知道，于是他上奏忽必烈说：“海内财谷，省、院、台内外监守，里魁什长率有欺蚀，请收内外百司吏案，大索天下埋没钱粮。”很明显，他这样做的目的是要找出那道秘章，以达到陷害真金的目的。忽必烈批准了他的请求，并下令让御史台配合。

有了忽必烈撑腰，达即归阿散全部封存了御史台档案，逐一进行排查。尚文担心事态恶化，急忙将秘章之事报告了当时右丞相安童及御史大夫月律鲁，但拒不交出秘章。第二天达即归阿散将此事告知了忽必烈。忽必烈即派大宗正薛尺轩亲自去御史台取秘章。眼见形势对真金越来越不利，安童与月律鲁也不知如何应对。尚文则较冷静，他分析达即归阿散的目的不外乎陷害太子和拥护他的大臣。但是，作为阿合马的余党，他们自己也都犯下了不少罪。所以，不妨利用这个来先发制人。有了方向后，尚文立即到御史台查阅旧文案，找出达即归阿散一伙数十条罪状后，又马上赶往中书省，将这些交由安童和月律鲁递交忽必烈。忽必烈听了安童和月鲁律的陈述，勃然大怒，但却反过来质问二人：“难道你们就没有罪吗？”安童上前说：“我们虽有不可推辞的罪过，但是达即归阿散这些人罪恶滔天，如果不及时作出处理，他们势必残害生灵，请皇帝尽快处理此事，以除后患。”忽必烈这才答应了两人的请求。

安童及月律鲁出宫后，马上宣布暂停达即归阿散等人的排查活动，真金化险为夷。后来达即归阿散等人又聚众生事，忽必烈得知后，派人将他们逮捕，并处死首恶。这次“禅位风波”对真金来说虽然有惊无险，但却让他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并于1285年底因忧虑而死。 0UMw3Cz2mkyS3CXgRY3TzBUkx4qD5cwlytZYVevObaK3izkE2HyHzJNLGKL/q4o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