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邦就是个没文化的人，这一点他自己从来也不否认，即使贵为九五之尊后，他依旧敢说自己没文化。不仅如此，他还敢这样做，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他对有文化者的不屑和蔑视。比如，他称儒生为“腐儒”，还对着儒生的帽子撒尿。然而，不久后，坐在龙椅上的刘邦，一改马上得天下的傲慢，对儒学表现出了高度的赞扬和敬佩。那么，是什么导致了汉太祖高皇帝一前一后如此大的变化呢？

春秋战国时期，天下纷乱割据，各个诸侯国间打得如火如荼，这时思想界也是百家争鸣，儒、法、道、阴阳等各家，都拿着自己的思想武器想要一展宏图。显然，这其中尤以儒家思想影响最为深远，在秦始皇一抹六国国王脖子后，儒士们更是欢呼雀跃，心想这下可以施展自己的抱负了。

著名儒生贾谊同志就说：“秦灭周祀，并海内，兼诸侯，南面称帝，天下之士，斐然向风。”这似乎可以代表当时大多数读书人的心态。于是，他们也积极参与了新王朝的建设。相当大的一批儒家士人进入到秦朝政治序列之中，叔孙通、淳于越只是其代表者而已。

然而，好景不长，一场灭顶之灾很快就浇灭了儒生们的希望之火，焚书坑儒之后，儒家迎来了长久的沉默期。直到刘邦成为秦王朝掘墓人后，天下儒生们才又开始蠢蠢欲动，其中有一个不得不提，他就是名叫郦食其的陈留儒生。

有一天，郦食其的一个老乡的儿子回家探亲，正好他在刘邦麾下当差，并且刘邦经常跟他打听陈留的豪侠贤仁。郦食其当时已经是个六十有余的花甲老人，但仍旧没有放弃扬名立万的夙愿，他对那位后辈说：“我听说沛公有雄才大略，这是我真正想要追随的人，只是苦于没人替我介绍。你见到沛公，可以这样对他说，‘我的家乡有位郦先生，年纪已有六十多岁，身高八尺，人们都称他是狂生，但是他自己说并非狂生。’”

谁知，那位后辈直接给他泼了盆冷水，他对郦生说：“沛公并不喜欢儒生，许多人头戴儒生的帽子来见他，他就立刻把他们的帽子摘下来，在里边撒尿。”看来，刘邦拿儒生的帽子当尿壶的说法并非子虚乌有，这也说明刘邦当时真的是不愿见儒生的。

不过，后来的情况有所改变，因为郦食其这个儒生的确是有两把刷子的。他不仅成功地将自己推销给刘邦，而且受到了刘邦的重用。先是他献策攻下陈留，使沛公的西征军获得许多粮草和辎重物资，解除了后顾之忧。接着，在楚汉两军相持苦战难解难分情势被动的局面下，他又建议刘邦夺取荥阳，占据敖仓，获得巩固的据点和粮食补给，为日后逆转形势反败为胜奠定了基础。

然而，这时的刘邦对儒生群体的态度还是没有发生多大的改变。这从一件事情就能说明，前面提到的秦朝儒生叔孙通本来打算以儒者的身份追随刘邦，谁知，当他穿着儒服来见刘邦时，就惹起了刘邦一肚子“邪火”。关于此，《史记》中是这样记载的：“叔孙通儒服，汉王憎之，乃变其服，服短衣，楚制，汉王喜。”

叔孙通这个人还算是相当识相的，他心里盘算：“如今刘邦这厮正忙于打天下，肯定不会重用我这样的儒生的，我还是伺机而动吧！”果然，等到刘邦取得天下，登基称帝后，对与之一同打天下的开国功臣们的粗野无礼难以忍受时，叔孙通知道机会来了。于是，他向刘邦进言说：“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臣愿征鲁诸生，与弟子共起朝仪。”

就这样，叔孙通携众儒生通宵达旦赶了一个多月，终于制定出了一套完整的礼仪规则。刘邦按照这套规则在长乐宫接见群臣，“自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肃敬”，“御史执法举不如仪者辄引去，竟朝置酒，无敢欢哗失礼者”。

刘邦一看，先前的一些粗野之人，如今个个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又对自己俯首帖耳，恭敬有加。于是，他终于发出了这样的感慨：“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由此，他对儒生的看法有些改变。

接下来出场的陆贾对刘邦转变对儒生的态度起了很大的作用。陆贾虽为儒生，但他却并不是因此而得到刘邦重用的。他个人也不是只知诵读的书生，而是极有才能的政治家。他从刘邦起事时，就跟随刘邦打天下，可以说是开国功臣，口才十分了得，仅凭三寸不烂之舌，就让南越王向汉朝俯首称臣。

刘邦初定天下，陆贾意识到是儒学发挥作用的时候了，于是常常有意在刘邦面前谈论《诗》、《书》，目的自然是引起刘邦的注意。于是，就引出了那段关于天下“马上得之，安能马上治之”的著名对话。

刘邦也不愧为一代英主，他当然听出了其中的道理。于是，就命令陆贾著书论秦所以失天下、汉所以得天下以及自古以来成败兴亡的道理。陆贾也真不含糊，一口气写下了《道基》、《术事》、《辅政》、《思务》等12篇，篇篇以关注秦亡天下，从中引出的经验教训为主要内容，这也就是流传后世的《新语》一书的由来。

刘邦每每听陆贾奏上一篇，都“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可见，此书真的是打动了刘邦。也许是涉及帝业千秋万代的事情，让刘邦开始意识到儒生的作用。于是，公元前195年，刘邦“自淮南过鲁，以太牢祀孔子”，同时封孔子九代孙孔腾为“奉祀君”，开帝王祭孔的先河，这也为汉朝后来的尊儒政策做了铺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