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从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起，确立了儒家思想的正统与主导地位，也让武帝完成了专制政治结构的基本工程。然而，同样是“柔仁好儒”，汉元帝却未能以此振兴汉室江山，而是让其走上了由盛至衰的道路，西汉开始衰落，所谓“元、成、哀、平，一代不如一代”。那么，是儒家的思想出了问题？还是元帝这个人能力不够？抑或是……

在《汉书》中记载了这样一幕，正值宣帝在位，当时的太子名为刘奭。有一次，太子刘奭对自己的父亲宣帝说：“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一听，非常生气地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

从这段对话中可以看出，父子二人在治国的根本方针上已经出现了分歧。宣帝当即说了一句极有前瞻性的话：“乱我家者，太子也！”当时，郁闷的宣帝甚至都有了废掉太子的心，想以“明察好法”的淮阳宪王刘钦来更易太子。结果，一想到自己的糟糠之妻许平君（刘奭的生母），就打消了这一念头，才终于没有废兄立弟。

俗话说，做大事的人就不能有“妇人之仁”，想必这话也不无道理。如果当时宣帝能在太子之事上更霸道些，处理得更果断些，也许历史将会是另一番景象。因为从种种迹象可以看出，从汉武帝时开始确立的“霸王道杂之”的“汉家制度”，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治国方式，宣帝一语道出了其中要诀。这一制度从汉武帝以后，始终为后世所称颂和遵循。

然而，汉元帝一上台，就把老子及祖辈那套治国方针扔到一边，开始单崇儒家，纯任德教，治国完全以经学为指导，选官用人完全用儒家标准。那么，元帝为什么要摒弃主张严刑峻法的“霸术”，而改用“以柔治国”、强调“教化”的儒术呢？

这里面的原因其实也显而易见。一方面，宣帝在位时，他给太子刘奭选择的老师就是一个纯儒生，所以太子刘奭自幼就受儒经熏陶，让他成为中国历史上“儒化”很深的皇帝。据记载，太子刘奭所习之经十分广泛，包括《春秋》、《诗》、《尚书》、《礼》、《论语》等。元帝的经学功底，不仅远过乃父，就是在西汉一代所有帝王中，也可谓首屈一指。

除此之外，更深层的原因则是，元帝登基后，土地兼并日趋加剧，农民纷纷破产，有的投入田庄沦为佃客和奴隶；有的接受政府假田，成为假田农民；更有的成为流民，而这些人原来所承担的租税赋役，又都转嫁给编户齐民（即自耕农）身上。再加上政治腐败，官吏贪残，天灾频繁，各地不断爆发反抗西汉统治的斗争。所以，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汉元帝只好放弃“霸术”，纯任德教，以期缓和社会矛盾。

从这方面考虑，元帝一改祖制，也的确是出于无奈。事实上，在以儒家仁义之道为治国指导思想之后，业已动荡的社会又暂时平静下来，使得西汉王朝没有即刻崩溃，而又苟延残喘了几十年。

儒家思想成了一粒“止疼片”，虽然立即见效，但副作用也不小。以经取士固然为汉王朝选送了大批人才，但由此也决定了许多人读经即为做官，因而在入仕以后，往往不是尽忠守职而只图保持禄位，尸位素餐而已。也就是说，一些只知书本、而不省吏事的“书呆子”被选进了各级政府机构。

和那些“书呆子”官吏一样，元帝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文人，他的想法天真、脱离现实。在为政时始终依赖宦官，因为他认为宦官没有家室，形不成盘根错节的庞大集团。正是这样一种观念，让宦官石显之流得势，并最终形成气候。本来身体多病的元帝原想自己不理政事，而要通过宦官石显来控制大权，结果大权旁落，授柄于人，迫使乃父宣帝为他安排的三人（萧望之、周堪、刘更生）一体的辅政班子成员或被杀或被贬。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痛心疾首道：“甚矣，孝元之为君，易欺而难悟也。”意思是说，元帝之所以大权旁落，不仅在于近幸的狡猾佞巧，更在于他自身政治水平的低能。显然，这样一位皇帝，注定是管不好大事的，汉室江山从他手上衰微，也就不足为怪了。 x2MDOzLiw82v7GyZC4HoDKYtf97wUcyuq8gYWWBsQiT67cwMdcKU2NkN5D++y/x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