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0年5月的一个上午，英国国王爱德华七世出殡，骑着马在队伍中前进的有九位帝王，多么宏伟的一个场面！穿着丧服，肃穆伫候的人群，都不禁惊叹不已。这些君主，服色斑斓，嫣红姹紫，宝蓝翠绿，三骑一排联辔出了重重宫门，在阳光照耀下，羽翎头盔，金丝衣镶，绯色绶带，嵌着珠宝的勋章闪闪发光。他们后面是五位王储，四十多位皇室贵胄，七位皇后——未亡人四，执政者三——以及为数不多的来自非帝制国家的特派大使。他们总共代表70个国家。王公贵族，达官显贵，在类似场合云集一起，这是盛况空前的一次，也是最后的一次。灵柩离开王宫时，议会塔尖沉闷的钟声报时九下，但在历史的时钟上则是日薄西山的时刻。旧世界的太阳正在西坠，虽日华灿灿，但已奄奄一息，行将一去不复返了。

前排居中一骑，是新登基的英王乔治五世，他左侧是康诺特公爵（Duke of Connaught），故王唯一的在世兄弟，右面的一位人物，是《泰晤士报》认为“属于所有前来吊唁的外国人士中的翘楚”，是一位“甚至在关系最紧张的时期，也从没有失掉他在我们中间的声望”的人物，他就是德国皇帝威廉二世（William Ⅱ）。这位皇帝，骑着青灰马，穿着嫣红的英国陆军元帅服，手执元帅杖，在他举世闻名的翘胡子的脸上，显现着一种“严肃甚至严酷”的神色。他百感丛生，心绪激动，思潮澎湃，波痕浪迹，在他的信中斑斑可见。在母后故居温莎堡的寓所度过一夜之后，他写信回去说：“这个地方，称它为家，这个皇室，以它为族，我引以为荣。”他悲喜交集：和英国亲戚在一起的这些黯然神伤的丧礼时日，使他不禁情意缠绵、怀旧思故；冠盖云集，唯他独尊，他又不禁倨傲自得，他舅父从欧洲舞台上消失殒没了，他更是感到个中的不尽滋味。他是前来埋葬他的心头祸患爱德华的；威廉认为爱德华是策划包围德国的元凶；爱德华，他的这位舅父，是他既不能吓倒，也无法讨好的；他这位舅父的肥硕身躯，在德国和太阳之间投下了阴影。“他是个魔王，你们想象不到他是怎样的一个魔王！”

对爱德华的这个论断，是德皇1907年在柏林招待300名宾客的午宴上宣布的，是爱德华怀着昭然若揭的包围德国的恶毒阴谋的一次大陆之行惹起的。爱德华在巴黎花了一周时间，从事煽动挑拨，并且莫名其妙地访问了（同他侄女结婚不久的）西班牙国王；最后还访问了意大利国王，显然是想诱使他脱离跟德、奥的三国同盟。而这位德皇是全欧洲最口无遮拦的人，他登基以来的二十年间，每过一些时候总要发表一通议论，叫那些外交家们极度神经衰弱；这次，他越说越激动，收尾时又疯狂地发表了这样一通议论。

所幸，主张包围他的这个人现在溘然长逝了，而接位的乔治（George），按德皇在葬礼前几天对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的说法，则是“一个听话的小伙子”（四十五岁，比德皇小六岁）。“他是个道道地地的英国人，他恨所有的外国人，不过这在我倒并不介意，只要他对德国人不比对其他外国人更恨些就行。”威廉正踌躇满志地同乔治并骑而行，经过他任名誉上校团长的第一皇家龙骑兵团的时候向团旗行着军礼。有一次，他曾分送穿着龙骑兵军服的本人照片，在他的签名上面写了一句诡秘莫测的话：“吾守吾时。”（I bide my time.）今天，他的时机到来了；他成了欧洲的至尊。

策马跟在他后面的是寡后亚历山德拉（Queen Alexandra）的两个兄弟——丹麦国王弗雷德里克（King Frederic of Denmark）和希腊国王乔治（King George of the Hellenes），她的侄儿挪威国王哈康（King Haakon of Norway），以及三位后来逊位的国王：西班牙的阿方索（Alfonso of Spain），葡萄牙的曼努埃尔（Manuel of Portugal）和缠着穆斯林丝头巾的保加利亚国王费迪南德（King Ferdinand of Bulgaria）。费迪南德此人，自称沙皇，并且在箱子里藏着从戏装商人那里弄来的拜占庭大帝的全副王权标帜，以备有朝一日把拜占庭的版图重集在他御杖之下的时候穿戴。这就使得和他同为九五之尊的其他君主不免耿耿于怀。

给那些为《泰晤士报》称作“御辔执鞭，英姿飒爽的王孙公子”弄得眼花缭乱的观众，很少有人注意第九位国王，而他却是他们中间后来立下丰功伟绩，不失为顶天立地大丈夫的唯一王孙。虽然他极其魁伟轩昂，并且善于骑术，但是这位并不喜爱这种皇家礼仪浮华排场的比利时国王阿尔贝（Albert），在这行列里，总是显得局促不安又心不在焉。这时候，他才三十五岁，登基仅一年。日后，他的容貌成了英雄主义和悲剧的象征而闻名于世，可仍然还是那副茫然若失的样子，似若另有所思。

阿尔贝右侧一骑，是老奥皇弗朗茨·约瑟夫（Franz Josef）的继承人——奥地利大公弗朗茨·斐迪南（Franz Ferdinand）。他高大肥硕，身着紧身胸衣，头盔上绿色羽翎招展，是未来悲剧的根源。阿尔贝左侧是永远登不上王位的另一个王裔——优素福（Yussuf）王子，土耳其苏丹的继承人。继帝王之后是皇室贵胄：日本天皇的兄弟伏见（Fushimi）亲王；俄国沙皇的兄弟米哈伊尔（Michael）大公；意大利国王的兄弟，穿着天蓝衣裳、戴着翠绿羽翎头盔的奥斯塔（Aosta）公爵；瑞典国王的兄弟卡尔（Carl）亲王；荷兰女皇的丈夫亨利（Henry）亲王；再就是塞尔维亚、罗马尼亚和黑山的王储们。最后一名是达尼洛（Danilo）亲王，“一个和蔼可亲、俊秀非凡、举止悦人的翩翩公子”，他并非徒有“风流寡妇情侣”之名，而是确实如是。他上一夜到达时伴同他一齐来的竟是一个“姿色倾城、艳丽妩媚的妙龄淑女”，他向人介绍说是他夫人的一个侍女，到伦敦来采购一些东西的。英国官吏无不为之目瞪口呆。

再后面是一队德国的次等皇族：梅克伦堡―什未林（Mecklenburg-Schwerin）、梅克伦堡―施特雷利茨（MecklenburgStrelitz）、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Schleswig-Holstein）、瓦尔代克―皮尔蒙特（Waldeck-Pyrmont）、萨克森―科堡―哥达（SaxeCoburg Gotha）的大公们，萨克森（Saxony）、黑森（Hesse）、符腾堡（Württemberg）、巴登（Baden）和巴伐利亚（Bavaria）的大公们。最后的这位大公——鲁普雷希特（Rupprecht）王储，不久就将率领一支德军转战沙场。此外有暹罗的一个亲王，波斯的一个亲王，前法国奥尔良皇族的五个亲王，戴着金流苏土耳其帽的埃及总督的兄弟，穿着浅蓝绣花长袍、其古老王朝只剩两年寿命的中国载涛亲王，还有代表德国海军的海军总司令、德皇兄弟、普鲁士的亨利亲王。在这绚丽壮观的行列中有三个穿着便装的人士：瑞士的加斯东―卡兰（Gaston-Carlin）先生，法国外交部长毕盛（Pichon）先生，以及美国的特使、前任总统西奥多·罗斯福。

爱德华，这个各国首脑盛况空前地为之云集的人物，素有“欧洲之伯”的尊称。从欧洲统治家族这方面来说，这个头衔可说是名副其实的。他不仅是德皇威廉的舅父，而且由于其妻的姊妹俄国玛丽皇太后的关系，还是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姨父。他的侄女亚历山德拉是沙皇的皇后；他女儿莫德是挪威的王后；另一个侄女埃纳是西班牙的王后；第三个侄女玛丽，也即将成为罗马尼亚的王后。他妻后的王族，除据有丹麦王位外，还为俄国生养了沙皇，为希腊和挪威提供了国王。其他的亲戚，维多利亚女王子女九人各支的后裔，则充斥欧洲宫廷。

他驾崩后，前来哀悼吊唁者势如潮涌，非始料所及。这不仅出于家族之情，也不在于他的突然逝世，噩耗顿传——公众知道他只病了一天，第二天就与世长辞了。事实上，这反映了他的善于结交。他纵横捭阖，对国家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他在位短短九年期间，英国的“光荣孤立”，在压力之下业已放弃，让位于同两个宿敌法国和俄国以及一个正在崛起的新强国日本达成的一系列“谅解”和友好关系；虽然英国不喜欢对事情过于肯定，同它们并不是真正的结盟，但结果是均势为之改变，波及整个世界，且影响了各国之间的关系。爱德华既不创立也不左右英国的政策，但政策之得以改变，他个人的外交手腕却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他童年被带往法国访问时，曾对拿破仑三世说：“您有一个美丽的国家，我愿做您的儿子。”他的偏爱法国事物，同他母后的偏爱德国事物显然是志趣殊异，但也可能是对她的分庭抗礼。他的这种偏爱，历久不变，在他母后崩殂后且付诸行动。德国1900年的海军计划，对英国包藏挑衅之心，英国日益惴惴不安，于是决心弥合跟法国的旧隙，爱德华的魅力为此铺平了道路。1903年，他不顾进行正式国事访问将会遭到冷遇的忠告，径往巴黎。到达时，群众面带愠色，默不作声，有人还奚落性地叫喊了几声“布尔人万岁！”和“法绍达 万岁！”但这位国王毫不介意。忧心忡忡的副官嘟囔着说：“法国人不喜欢我们。”他回答说：“凭什么他们该喜欢我们？”他继续从马车上向群众点头微笑。

他抛头露面四天。在万森检阅了军队，在隆尚观看了赛马，参加了歌剧院的特别演出盛会，出席了爱丽舍宫的国宴和外交部的午餐会。他在剧院幕间休息时间同观众打成一片，并在休息室里向一位著名的女演员用法语表示祝贺，使冷漠的气氛化为笑脸相迎。他所到之处都发表演说，讲得谦和有礼，机智圆通。他谈论着对法国人，对他们的“光荣传统”，对他们的“美丽城市”的情谊和仰慕。他表白说“很多愉快的记忆加深了”他对这些方面的眷恋之情，而他对这次访问的“由衷喜悦”，他对旧隙的“欣然冰释，不复介怀”，对法英的彼此繁荣、唇齿相依的深信不疑，以及对两国的友好在他的心目中“常居首要地位”的信心，也无不增强了他的这种眷恋之情。他离开巴黎时，群众山呼“吾王万岁！”。一个比利时外交官报告说：“这个国家所出现的这种180度的态度转变是少见的。他赢得了所有法国人的心。”德国大使认为英王的访问是件“不可思议的事情”，认为英法的言归于好是出于一种“对德国的普遍反感”。不出一年，经过排难解纷的大臣、部长们的艰苦努力，重新和好终于变成了《英法协约》，并于1904年4月签字生效。

倘不是德国领导人怀疑英国动机不正，先于1899年，继之又于1901年断然拒绝了英国殖民大臣约瑟夫·张伯伦（Joseph Chamberlain）的建议，德国本也可以跟英国缔结一份协约的。至于他们怀疑英国什么，这不论是幕后操纵德国对外事务的影子人物荷尔斯泰因（Holstein），或是风度翩翩、博学宏通的首相比洛（Bülow）亲王，或是德皇本人，都头绪不清；但是，他们都肯定其中必有奸诈。德皇又总是希望在既能到手而看来又似无心于此的情况下同英国达成协议。一次，在参加维多利亚女王葬礼时，在英国环境和家族情谊的感召之下，他曾情不自禁地向爱德华倾吐了他的这种心愿。“没有我们的首肯，在欧洲一只耗子也不能乱动一下”，他就是这样设想英德同盟的。可是，英国人一表示有意的时候，他和大臣们又立即改变主意，怀疑其中有什么阴谋诡计。他们担心在会议桌上为人所乘，宁愿干脆避而远之，而凭借日益强大的海军来吓唬英国人就范。

俾斯麦（Bismarck）曾告诫德国要以陆上力量为满足，但是他的那些继承人，不论就他们个人或是就整体而言，都不能与俾斯麦相提并论。俾斯麦所追求的目标，看得清楚，且志在必得；而他们则海阔天空到处伸手，究竟想要什么又无定见。荷尔斯泰因是个马基雅维里 式的人物，没有一定的政策，赖以行事的唯一原则是怀疑一切。比洛则根本没有什么原则；他非常油滑，他的同僚蒂尔皮茨（Tirpitz）海军上将曾为他哀叹，说泥鳅比起他来还不过是条水蛭。而锋芒毕露、反复无常、一贯见异思迁的德皇，则是一时一个目标，玩弄外交手腕，犹如搞永恒运动的练习。

他们谁都不信英国会和法国和解，所有有关的警告，荷尔斯泰因全都置之不理，斥之为“幼稚”，甚至对于他派驻伦敦的使节埃克哈德斯泰因（Eckhardstein）男爵明确不过的警告也是如此。1902年，在莫尔伯勒大厦的一次宴会上，埃克哈德斯泰因曾注意到法国大使保罗·康邦（Paul Cambon）和约瑟夫·张伯伦消失在弹子房里，他们在里面兴致勃勃地交谈了28分钟之久。他所能偶尔听到的只是“埃及”和“摩洛哥”这几个词（这位男爵的回忆录中没有说明弹子房的门是开着的，还是他从钥匙孔里窃听到的）。后来，他奉召去英王书斋，爱德华敬他一支1888年的厄普曼雪茄，告诉他英国即将同法国达成一项解决所有殖民地争端的协约。

协约成了事实，威廉怒不可遏。这里面，使他更为撕心裂肺的是爱德华在巴黎的胜利的旧痛。这位向以出行频繁著称的“旅游皇帝”，对仪式隆重地进入外国首都，常甘之如饴，可是他最向往的巴黎却可望而不可即。他走遍各地，甚至去过耶路撒冷，在那里，为了让他骑马入城，曾不得不砍削雅法城门；然而巴黎，这个无美不备，无不令人神往，柏林无一可与之同日而语的中心，他却始终不得其门而入。他想享受巴黎人的欢呼，他想获得法国荣誉勋章，他曾两次让法国知道他的这个心愿，但邀请久盼不至。他可以到阿尔萨斯发表演说，颂扬1870年的胜利；他可以率领游行队伍穿过洛林（Lorraine）的梅斯（Metz）；可是这位德皇活了八十二岁，至死也没有看到巴黎，这也许是帝王命运中最为辛酸的一个史话。

对于立国较久的国家怀有嫉妒，这种心情咬啮着他。他向西奥多·罗斯福埋怨英国的达官显贵，说他们访问欧陆时从不光临柏林，而老是前往巴黎。他感到不为人所赏识。“我在位多少年以来，”他对意大利国王说，“我的同仁们，欧洲的那些君主，总是把我的话当作耳边风。要不了多久，有我伟大的海军做后盾，我的话就会有人洗耳恭听了。”这样的情绪，遍及他的整个国家。他们同他们的皇上一样，全都迫切需要得到认可。他们血气方刚，野心勃勃，他们意识到自己实力的强大，他们是尼采和特赖奇克 之道哺育起来的。因而，他们认为理应称王称霸，他们感到为人所负，世界没有承认他们为盟主。军国主义的发言人弗里德里希·冯·伯恩哈迪（Friedrich von Bernhardi）写道：“我们必须在整个地球上为德国的民族性和德国的精神赢得崇敬，这是我们应得的……可是迄今未给我们。”而要达到这个目的，他直言不讳，只容许采用一种办法；从德皇以降的一些小伯恩哈迪们，于是力图使用威胁和显示力量的办法来取得他们梦寐以求的尊敬。他们挥着“包着铁甲的拳头”，要求获得“日光下的地盘”，他们歌颂“铁与血”和“闪闪发光的甲胄”，宣扬刀剑的功德。罗斯福先生当时关于跟邻国和谐相处的格言已被条顿化为“提高嗓门，挥舞大枪”。当德国人挥舞大枪，当德皇吩咐军队为义和团之乱开往中国像阿提拉率领的匈人（Huns of Attila）那样行事（把匈人作为德国人的榜样是他自己选择的），当泛德意志同盟和海军联盟纷纷建立，集会要求别国承认它们扩张的“合理诉求”时，别的国家便以结盟相报了；而当这些国家结成同盟的时候，德国便嚎叫“这是包围”！“全德国被包围啦”这句副歌给咬牙切齿地唱了整整十年。

爱德华的出国访问照常行事，去罗马，去维也纳，去里斯本，去马德里，且不仅限于拜访王室。他每年都去马林巴德（Marienbad）温泉疗养，并在那里与“法国之虎” 交谈，互抒己见。此人与他同庚，在他在位期间任总理四年。爱德华生平有两个癖好，一尚衣着得体，一爱与异端为伍。但他不计较前一个癖好而敬仰克列孟梭（Clemenceau）先生。这位“老虎”跟拿破仑所见略同，认为普鲁士是“炮弹里孵出来的”，并且看到这个炮弹正迎面飞来。“德国贪求权力……已把消灭法国作为定策”是他的主导思想，在这种思想的笼罩下，他运筹帷幄，纵横捭阖。他对爱德华说，有朝一日法国需要帮助的时候，靠英国的海上力量是不够的，他提请爱德华注意，拿破仑是在滑铁卢被打败的，而不是在特拉法尔加角（Trafalgar）受挫。

1908年，爱德华乘御用游艇去雷维尔 作国事访问，会见沙皇，英国臣民不以为然。英国的帝国派认为俄国是克里米亚战争中的宿敌，新近又是虎视印度的觊觎者；而在自由党和工党看来，俄国是鞭笞苛刑、屠杀犹太人和1905年大批残杀革命党人之乡。至于沙皇，按拉姆齐·麦克唐纳（Ramsay MacDonald）先生的说法，则是个“杀人犯”。这种厌恶是相互的。俄国人痛恶英国同日本结盟，憎恨它是使俄国对君士坦丁堡和海峡地区历史性的觊觎不能得逞的列强。尼古拉二世一次曾把他最乐道的两个偏见并为简单的一句话：“英国人是犹太人。”

但是，旧的敌对情绪毕竟没有新的压力那么强烈。同时法国人也殷切希望他们的两个盟国能言归于好，就在法国的敦促下，双方于1907年缔结了《英俄协定》。爱德华认为，为了去除可能还萦回脑际的疑念，进行王室的个人友好接触事属必要，于是登舟前往雷维尔。他同俄国外交大臣伊兹沃利斯基（Isvolsky）进行了长谈，同皇后在《风流寡妇》（Merry Widow）的舞曲旋律中跳起了华尔兹舞，收效之大，居然使她嫣然一笑。自这位郁郁寡欢的妇人戴上罗曼诺夫王朝的王冠以来，完成这一成就的，他还是第一人。这个成就，看起来仿佛微不足道，其实不然。沙皇治理俄国，虽很难说是名实相符，但他毕竟一面统治国家，俨然是一个专制君主，一面却受制于他那才识浅薄但意志坚强的老婆。她美丽，她歇斯底里，她病态性地多疑，她憎恶每个人，只有直系亲属和一群癫狂怪诞的江湖骗子除外，这些骗子抚慰着她绝望的心灵。而这位沙皇既天禀不厚，又没有受过很好的教育，在德皇看来，他“只配住在乡下草房子里种种萝卜”。

德皇认为这位沙皇属于他的影响范围，企图施用妙计，诱使他脱离与法国的同盟。这个同盟原是威廉自己的不智造成的。威廉把俾斯麦的准则“与俄国为友”以及贯彻这个准则的《再保险条约》（Reinsurance Treaty），连同俾斯麦一并抛到九霄云外，铸成了他在位期间第一个也是最糟糕的大错。昔日的那个魁伟而严峻的沙皇亚历山大三世（Alexander Ⅲ），立即改弦易辙，于1892年同共和政体的法国结成了同盟，甚至不惜对《马赛曲》肃立致敬。而且，他很瞧不起威廉，认为他是个“没有教养的家伙”，同他谈话时也总是把脸别向一旁。自尼古拉登基以来，威廉一直想设法弥补他所铸成的大错，他给这位年轻的沙皇（用英文）写了许多封长信，有忠告，有闲谈，有政治性的长篇大论，称他为“最亲爱的尼基”，自己则署名“你亲爱的朋友威利”。他对沙皇说，一个玷污着几位君主鲜血的、漠视宗教的共和国不适合做他的伙伴。“尼基，请您相信我，上帝的诅咒已叫那个民族万世遭劫。”威利还对他说，尼基您的真正的利害关系在于缔结三皇同盟，即俄、奥、德三国皇帝的同盟。老沙皇冷淡轻蔑的态度他记忆犹新，然而，他又不禁居高临下地关怀老沙皇的儿子。他会拍拍尼古拉的肩膀对他说：“我对您的忠告是多发表演说，多举行阅兵，多多演说，多多阅兵。”他表示愿意派遣德国军队去保护他，防范乱臣贼子。可是他的这个建议却激怒了沙皇皇后。她憎恨威廉，每互访一次，她就多恨他三分。

在这样的情况下，德皇没有得逞，没有能使俄国断绝同法国的关系。他于是拟了一个巧妙的条约，约定俄德双方在一方受到攻击时有义务相互支持。这项条约在沙皇签字以后要通知法国，并邀请法国参加。德皇是在俄国同日本作战惨败（他曾竭力怂恿俄国与日本开战），继而革命兴起，沙皇政权处于最低潮之时，邀请尼古拉在芬兰湾的比约克岛（Björkö），在没有大臣随从之下进行秘密会谈的。德皇非常清楚，俄国不可能接受他的条约而不背盟失信于法国；但是，他认为，只消双方君主签字，问题就能迎刃而解。尼古拉签了字。

威廉欣喜若狂。他弥补了致命的失误，使德国的后门安全牢靠了，包围圈打破了。他写信给比洛说，“我热泪盈眶”，他深信他的祖父（威廉一世，临终时犹嘀咕着两线作战问题）正从天国注视着他。他认为他的这份条约是德国外交上的一个杰作。要不是存在权限问题的缺陷，这倒确实是或者本可以成为一个杰作的。沙皇将条约带回俄国，大臣们一看之下惊恐万状，向他剖析指出，在一场可能爆发的战事中承诺参加德方，那他就抛弃了与法国的同盟，这个细节，“无疑是在威廉皇帝口若悬河、巧舌如簧的情形下，逃过了陛下的注意”。于是这份《比约克条约》只不过昙花一现，就寿终正寝了。

现在是爱德华到雷维尔来同沙皇亲切交谈了。关于他们会晤的情况，德国大使报称爱德华真正有心和平。德皇阅后，不禁怒气冲冲地在页边挥笔批道：“这是谎言，他要的是战争。但是我得发动战争，好让他不致沾有臭名。”

这一年终了时，德皇发表了他生平最具有爆炸性、最为失检的谈话。他接见了《每日电讯报》记者，谈了他当时对于谁将同谁打仗的见解。这一次可不仅使得他的一些邻国神经紧张，也弄得他自己的国人坐立不安。公众的非难直言不讳，以致德皇卧床不起，一病三个星期，而且在以后一段时间里也比较寡言慎行了。

此后没有爆发什么新的惊人事件。那十年中的最后两年是最太平的两年。欧洲享受着午后的悠闲，富足安乐。1910年是平静的，繁荣的。摩洛哥的第二轮危机和巴尔干战争还没有到来。诺曼·安吉尔 的一本新著《大幻想》（ The Great Illusion ）刚刚出版，它力图证明战争已经变得徒劳。他以令人信服的例证和颠扑不破的立论，说明在当时各国财政经济相互依存的情况下，胜者和败者都将同样遭殃，所以，战争已无利可图；因此，没有一个国家会愚蠢到发动一场战争。这本书经译成十一国文字，成了崇拜的偶像。在曼彻斯特、格拉斯哥以及其他工业城市的一些大学，忠实信徒组织了四十多个研究小组，致力于宣传该书的教义。安吉尔的一位最热忱的门徒是伊舍（Esher）子爵，一个对军事政策颇具影响的人物，英王的朋友和顾问，陆军委员会主席——这个委员会受命对布尔战争中作战受挫后的英国陆军进行改造。这位勋爵在剑桥大学和巴黎大学讲授《大幻想》，他在那里阐明“新的经济因素一清二楚地证明侵略战争是荒唐愚蠢的”。他说，一场20世纪的战争，其规模之大当使“商业遭劫，财政崩溃，人民遭殃”。这些不可避免的后果，将“包含着克制力量”，使战争毫无可能。他在总参谋长约翰·弗伦奇爵士任主席的三军俱乐部里，向听讲的军官们说，由于各国利害关系相互交织，战争“已成为日益困难和不可能的了”。

至于德国，伊舍勋爵很有把握地说，“是和大不列颠同样接受诺曼·安吉尔的学说的”。他曾奉赠给德皇和王储几本《大幻想》，或者是他设法给他们的，但不论怎样，他们对学说的接受程度如何，则无报道。也没有证据可资说明他也曾赠送冯·伯恩哈迪将军一本。这位将军在1910年正埋首写作《德国与下一次战争》（ Germany and the Next War ），该书于第二年出版，和安吉尔的书具有同样巨大的影响，不过是出自相反的观点。“发动战争的权利”、“发动战争的义务”和“或为世界强权，或是没落”，这三章的标题概括了全书的论点。

伯恩哈迪，1870年是个年方二十一岁的骑兵军官，是德军进入巴黎时第一个乘骑突入凯旋门的德国人。自此以后，军旗和荣誉，已不再像他在另一章“德国的历史使命”中所运用的有关战争的理论、哲学和科学那样使他感兴趣了。他曾任总参谋部军事史部门的负责人，是这个苦思苦干的组织中的智囊之一，是一部关于骑兵的经典著作的作者。尔后，他集毕生精力从事研究克劳塞维茨（Clausewitz）、特赖奇克和达尔文，并将研究所得倾注到后来使他的名字等同战神的这本书里。

他说，战争“是生物的需要”，战争是“自然界一切法则所依存的自然法则亦即生存竞争法则”在人类社会的体现。他说，各个国家，不是发展就是衰退，“不可能有静止状态”。德国必须选择，“或为世界强权，或是没落”。在各国之中，德国“在社会政治方面，居所有文明进步国家之冠”；但是，它却“被挤压在狭窄的、非自然的境域之内”。没有日益强大的政治权力，没有一个扩大的势力范围，没有新的领土，它就不可能达到它的“伟大的道义目的”。这种权力的增强“是同我们的重要性相称的”，“是我们有权要求的”，是一种“政治需要”和“国家的首要任务”。他宣称，“凡我们现在所希望达到的，均必须力争”，他自己把“力争”二字写成斜体字。由此，他驰笔归结：“征服遂成为一条必要的法则（a law of necessity）。”

既证明了“必要”（这是德国军事思想家爱用的词儿），伯恩哈迪便进而谈论手段问题。发动战争的义务一经确认下来，使战争胜利这第二项义务便随之而来了。而要取得胜利，一个国家必须在它自己选择的“最有利时刻”发动战争；它有“公认的权利……掌握发挥这种主动性的可贵特权”。进攻战于是成了另一个“必要”，再一个结论也就免不了是：“采取攻势和打出第一枪，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德皇对于附在侵略者身上的“臭名”还有所顾忌，伯恩哈迪则毫无此感，并且在这一枪将打向何处的问题上，也毫不闪烁其词。他写道，以为德、法总可以通过谈判解决它们的问题的想法，是“不可思议的”。“法国必须化为齑粉，使它再也不能越我雷池一步”；“必须予以毁灭性的打击，使之永不复为列强”。

爱德华国王未能看到伯恩哈迪的这本书就逝世了。1910年1月，在前往马林巴德温泉和比亚里茨（Biarritz）以前，他向德皇致以一年一度的生日祝贺，并送了他一根手杖作为贺仪。几个月后他逝世了。

伊兹沃利斯基得此噩耗，便说：“我们失去了我们外交政策的支柱。”这可说得过分了些。对于形成新的联盟格局，爱德华不过是一个工具，而不是一个建筑师。在法国，据《费加罗报》的报道，英王逝世引起了“深切的哀痛”和“真心的惶恐不安”。该报说，巴黎失去了一位“伟大的朋友”，像伦敦一样感到深切悲痛。和平大街的灯柱和店家的橱窗，同伦敦皮卡迪利大街一样披着黑纱；马车夫在鞭子上都系着黑绉纱蝴蝶结；甚至在外省城镇，也像悼念法国的伟大公民逝世一样，可以看到挂着黑纱的英国故王相片。在东京，不忘英日同盟之功，家家户户挂着两国国旗，在旗杆上缠着黑纱。在德国，不论感情如何，是按常规办事的。陆、海军全体军官奉命服丧八天，在领海内的舰队鸣炮致哀并下半旗，帝国国会全体肃立谛听议长宣读唁电，德皇亲自去英国大使馆吊唁，拜会了大使，历时一小时又半。

在伦敦，王室在英王逝世后的整个一周里都忙着在维多利亚车站迎接前来的王公贵族。德皇是乘坐“霍亨索伦”号（Hohenzollern）游艇，在四艘英国驱逐舰护送下前来的。他将船停泊在泰晤士河口，到伦敦的最后一段路程改乘了火车，同一般的王公贵族一样来到维多利亚车站。月台上铺着紫红地毯，在停放他乘坐的马车的地方还放着紫红地毯覆盖的踏脚。钟报正午，火车入站，德皇为人熟悉的身躯走下车来，受到他表弟英王乔治的欢迎，他吻了乔治的双颊。午饭后，他们一齐来到停放爱德华遗体供人瞻仰的威斯敏斯特大厅。上一夜的雷暴雨和整个早晨的倾盆大雨，没有阻碍得了爱德华的子民们成群结队肃穆耐心地等待着穿过大厅。这一天是5月19日，星期四，队伍绵延，长达五英里。这一天，地球合该通过哈雷彗星的尾部。彗星的出现，总叫人想起历来是灾难的预兆——它不是曾预兆过诺曼人的征服吗——并使报界感慨系之，文艺栏的编辑们刊印了《尤利乌斯·恺撒》中的诗句：

乞丐死了的时候，天上不会有彗星出现；

君主们的凋殒才会上感天象。

宽敞的大厅里，停放着灵床，一片庄严肃穆。灵床周围摆着王冠、王徽和御杖。灵床四角由四个军官守护着，他们来自帝国不同的部队，按传统致哀仪态站在那里，低着头，戴着白手套，两手相交按在剑柄上。德皇以同是帝王的切身兴趣注意着帝王殡殓的全部礼仪。他印象深刻，多少年后，对这“令人叹为观止的中世纪情景”的场面，犹能一一道其细节。他看到狭长的哥特式的窗户透进来的一道道阳光使王冠上的珠宝光芒四射；他观察着灵床四角警卫的换岗仪式，四个新警卫举着剑正步走来，到达岗位的时候将剑头掉转向下，换岗下来的警卫则缓慢而又悄悄地从隐在暗处看不见的出口处消失了。他将紫白两色的花圈放在灵柩上，随即同英王乔治跪下默默祈祷。他站起身来，紧紧抓住这位表弟的手，有力而深表同情地握着。这个姿态，得到广泛的报道，博得了很好的评价。

他在公开场合，举止得体，无懈可击；但在私下，见到玩弄新阴谋有机可乘时就按捺不住了。那天晚上，当英王在白金汉宫设宴招待前来吊唁的70位王公贵族和特使时，他在宴会上老是缠着法国的毕盛先生谈个不休，并向他提出一旦德国在一场冲突中处于同英国对立的地位，法国就该支持德国。鉴于当时的场合和地点，这位皇上新发作的这次心血来潮，引起了和以往同样无谓的纷扰。前此，英国那位被同样纠缠过的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Edward Grey）爵士曾一度深有感触地说过：“别的君主们要安静得多。”德皇后来矢口否认，说他根本没有讲过这类话。他声称只谈了摩洛哥问题和“其他一些政治问题”。毕盛先生也小心策略地说德皇当时的言语是“友善的、温和的”。

第二天上午，在置身送葬行列不能开口的当儿，威廉的举止堪为楷模。他紧勒缰绳，走在乔治国王一肩之后。他在这次葬礼的专访记者柯南·道尔眼中，显得“如此崇高，要是英国今天再不把他搂回自己的怀抱，就不免有损于它固有的仁慈之心”。送葬队伍到了威斯敏斯特大厅，他第一个跳下马来，在亚历山德拉王后的马车走近的时刻，“他奔向车门，敏捷非常，赶在王室侍从前面到了”，不过看到王后正准备从另一边下车。威廉又矫捷如燕，转奔过去，仍然赶在侍从前面第一个到达车门，伸手把这位寡后搀扶下来。他吻着她，充满着外甥痛伤舅父的悲痛激情。幸好乔治国王这时赶来为他母后解围，亲自护送了她。她之嫌恶德皇，既出于对他本人的憎恨，也为了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的缘故。尽管德国夺取丹麦那些公国的时候，德皇年仅八岁，但她从没有饶恕过他和他的国家。当她的儿子1890年访问柏林被授予普鲁士某团名誉上校团长的时候，她写信给他说：“这样吾儿乔治就成了一个活生生的穿着令人作呕的蓝军服，戴着尖顶头盔的德国兵了！！！唉！我从没有想到我活着的时候竟看到这个！但是，不要介意……这是你的不幸，而不是你的过错。”

鼓声低沉，笛声泣诉，灵柩裹着王旗，由二十名身穿蓝衫、头戴草帽的水兵抬出大厅。阳光下突然闪烁着一片剑光，骑兵在立正致敬。四声刺耳的哨音信号一发，水兵将灵柩抬上紫、红、白间饰的炮车。两面是密层层黑压压的人群，鸦雀无声；阻拦人群的掷弹兵禁卫团警戒线，纹丝未动。送葬的行列就在这两堵红墙似的警戒线之间徐徐前移。伦敦从没有这样倾城倾巷，从没有这样万籁俱寂。灵车由皇家马拉炮兵曳着，伴随灵车和在车后走着的是已故陛下的六十三名侍从副官，不是陆军上校就是海军上校，并且全部都是贵族，其中有五位公爵、四位侯爵和十三位伯爵。英国的三位陆军元帅——基钦纳（Kitchener）勋爵、罗伯茨（Roberts）勋爵和伊夫林·伍德（Evelyn Wood）爵士并骑前行。他们后面是六位海军元帅，再后是独自一人行走着的约翰·费希尔（John Fisher）爵士——前任第一海务大臣，爱德华的挚友，此人不仅脾气急躁，性情怪僻，而且有着一副非英国人所有的那种官气十足而古怪的面孔。来自各方面的著名部队的特遣队，云集一起，有科尔德斯特里姆禁卫团、戈登高地人团、王室骑兵团和一般骑兵团、禁卫骑兵团、枪骑兵和皇家燧发枪团，有爱德华曾任名誉官长的德国、俄国、奥国显赫的轻骑兵和龙骑兵及其他国家的骑兵部队，还有德国海军的将军们——这个军事场面，在一些不以为然的观众看来，对于一个有“和平缔造者”之称的人的葬礼来说，未免过于庞大了。

故王的坐骑，由两个马夫牵着，鞍在人不在，马镫上马靴倒置；故王的鬃毛猎犬恺撒踯躅在后面，更增添了睹物思人的伤感。后面走来的是英国的盛大队伍：穿着中世纪纹章战袍的传令官们，银杖侍从，白官仗侍从队，王室侍从武官，苏格兰弓箭卫队，假发黑袍的法官们，深红法衣的高等法院的首席法官，紫色长袍的主教们，黑丝绒礼帽和伊丽莎白式饰边衣领的王室卫队，以及一队随行的号手。接着就是帝王的队伍。他们后面是一辆玻璃车厢的马车，载着新寡的王后和她的姊妹俄国皇太后，再后是十二辆马车，载着各国的王后、贵妇以及东方各国的王公显贵。

沿着白厅、林荫大街、皮卡迪利大街和海德公园一直到帕丁顿火车站——遗体要从那里用火车送往温莎安葬——长长的出殡队伍缓缓而行。皇家禁卫骑兵的乐队奏着《扫罗王》清唱剧中的送葬曲。人们在哀乐声中缓慢前进，感到曲终永诀的肃穆。葬礼之后，伊舍勋爵在日记中写道：“如此烟消云散，前所未有，所有指示我们生活航向的老航标似乎都被席卷而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