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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之成，主要得感谢麦克米伦公司的塞西尔·斯科特先生。其忠告，其勉励，其有关知识，对本书克底于成，始终是不可或缺的因素和坚实可靠的支持。我还有幸取得丹宁·米勒（Denning Miller）先生的协作，他以推究入微的高见，为我澄清了写作上、阐述上的许多问题，使本书得以改进良多。他的惠助，我将永志不忘。
我要感激纽约公共图书馆提供的非富资源；同时希望我出生的城市有朝一日能设法使图书馆给学者的方便，堪与它无比丰富的资料媲美。我也感谢纽约社会图书馆，殷勤备至，始终如一，为我看书大开方便之门，为我写作提供安静的环境；感谢斯坦福的胡佛图书馆的阿格尼丝·F. 彼得森（Agnes F. Peterson）夫人，惠借有关布里埃一地失守的《调查录》，并应询查明了许多疑点；感谢伦敦帝国战争博物馆的R. E. B. 库姆（R. E. B. Coombe）小姐，承她提供许多图片说明；感谢巴黎当代国际文献图书馆的工作人员，承他们供给原始资料；还感谢美国军械协会的亨利·萨克斯（Henry Sachs）先生，给我以技术指导并弥补了我德语的不足。
必须向读者说明，奥匈、塞尔维亚、俄奥以及塞奥战线，本书均略而未谈，这并非完全出于主观武断。巴尔干半岛问题了无穷尽，它自然而然地有别于这次大战的其他问题。此外，奥地利战线的行动在战争的第一个月中纯属准备性工作，其发展以及对整个战事的影响直到对俄的伦贝格（Lemberg）战役和对塞的德里纳（Drina）战役才达到高潮。而这两役发生在9月8日至17日之间，超出了本书覆盖的时间范围。不把它们列入其中，我看倒也完整统一，包括进来反而会冗长生厌。
在终日埋首战争回忆录一段时间后，我曾想摒弃不用罗马数字番号，但结果是习惯势力强大，胜过善良的意图。这种数字，像同陆军结下了不解之缘，分割不得，我只好徒唤奈何。
然而，可以奉献读者一个有用的判别左右的法则：江河以面对下游的方向为准；军队，即使中途改换方向乃至向后撤退，仍视为面向其出发的方向，也就是其左其右始终不变。
本书的叙事所本和引文出处，都列于书末注释。我竭力避免牵强附会以及历史著作中像“拿破仑眺望着法国海岸线消失天际之时，他必然想起很久以前……”的那种“他必然如何如何”的文风。书中有关气候状况、思想感情，以及公众舆情、个人见解，都有所本，凡属必要之处，注释中均有依据可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