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宰法国政策的首要目标是：打仗要有英国作盟邦。要保证做到这一点，就要使它的英国朋友能够克服他们内阁和国内的不肯打仗和因循苟安的习性，法国务必要把谁是被进攻者、谁是进攻者弄得一清二楚，叫人没有任何怀疑。侵略的实际行动，侵略所招致的义愤，都必须让德国去做，去承担。法国政府期望德国会履行它的职责，而又唯恐法国的巡逻队或边境部队会过分情急而踩过界线，于是采取了一个大胆而异乎寻常的步骤。7月30日，法国政府下令在瑞士和卢森堡之间沿德国边境的所有部队后撤十公里。

勒内·维维亚尼（René Viviani）总理是一位口若悬河的社会党雄辩家。他过去关心的主要是福利和劳工，而这次后撤便是他的主张。他是法国政界一位少见的人物，一位从未做过总理的总理，此刻还兼代外交部长的职务。他上任只不过六个星期，在下令前一天，7月29日，他和普恩加莱总统刚从俄国进行国事访问归来。奥地利是等到他们两人行舟海上后才发出给塞尔维亚的最后通牒的。他们得到这个消息，便立即取消了预定对哥本哈根的访问，匆匆回国。

在巴黎，他们获悉德国边防部队已在离边境几百米处布防，但对俄国和奥地利的动员还一无所闻。通过谈判谋求解决办法仍属大有希望。维维亚尼“则是惊魂未定，生怕一簇树丛、两队巡逻兵的相遇、一个威胁姿态……一个不友好的眼神、一句粗话、一声枪响，都可能爆发成为战争”。由于还有不动干戈而和平解决危机的一线希望，同时也为了万一战争爆发可以完全免沾侵略之嫌，法国内阁同意后撤十公里。命令用电报发给了各军司令，告诉他们此举的用意是为了“保证取得英国邻邦的合作”。电告英国和实行撤退，是在同时进行的。就在敌军入侵的大门口实行撤兵，这是故意在军事上走的一着险棋，目的是为了取得政治效果。维维亚尼声称，如此冒险是“史无前例的”，也许他还应该加上一句，像西拉诺 说的那样：“啊，这是何等气概！”

法军总司令是一位深受进攻理论熏陶的将军，他除了进攻不知其他。现在要他撤退，诚是痛心之举。这件事何尝不可以使霞飞将军从此一蹶不振，就像毛奇在战争中的第一个遭遇就使他一蹶不振那样，然而霞飞将军却不曾因此心灰意懒。

从总统和总理返抵国门时起，霞飞将军便催政府下令动员，要不然至少也得采取一些准备措施：召回休假军人——许多人被准假回去收割庄稼——以及在边境一带部署掩护部队。他把纷至沓来的有关德国已经采取动员前措施的情报一件件地全都转报给政府。他在这届新内阁面前，俨然是个权威人物。这次组阁是五年内的第十次，上届内阁的寿命只有三天。眼下的内阁之所以令人瞩目，主要是它把法国大多数的强有力的人物都摒于内阁之外，白里安（Briand）、克列孟梭、卡约（Caillaux）这三位前任总理现在都是反对派。维维亚尼，用他自己的话说，这时处于“惶恐不安，紧张异常”的状态。据再次出长陆军部的梅西米说，这种状态“在整个8月份一直如此”。那位海军部长戈捷（Gauthier）博士是位医学博士，他是因为前任部长被一场政治丑闻撵下台去才给推上这个海军职位的。他被接踵而来的事件压得透不过气来，连下令舰队驶进海峡都“忘了”，因此也就不得不当下让位由教育部长来接替。

然而，总统身上倒是具备着智谋、经验和坚强的意志，虽然根据宪法他未必具有权力。普恩加莱是一位律师、经济学家，又是法兰西学院的院士，担任过财政部长，1912年曾出任总理兼外交部长，1913年1月被选为总统。性格产生权力，危急关头尤其如此，所以这个没有经过风雨的内阁便甘心情愿地仰赖这位在宪法上无足轻重的人物的才干和坚强意志了。普恩加莱生于洛林，他还记得他在十岁那年，戴着尖顶头盔的长长的德军行列经过他的故乡巴勒迪克（Bar-le-Duc）市镇的情景。德国人说他最为好战，这是因为他在阿加迪尔事件期间担任总理时态度强硬，也因为他在1913年以总统身份施加影响，不顾社会党的猛烈反对通过了三年兵役法。这种情况，再加上他举止淡漠，不知哗众取宠，不会见风使舵，使他在国内也难以博取人心。选举的进程对政府不利，三年兵役法几乎遭到否决，劳工事件此起彼伏，农民的不满情绪比比皆是，7月的天气酷热多雨，风暴屡作，夏雷震耳，令人心悸。卡约夫人因枪杀《费加罗报》的主编在因谋杀罪受审 。每天的审讯，对财界、新闻界、法庭和政府种种不体面的弊端都有新的披露。

法国人一日清晨醒来，不期而然地发现有关卡约夫人的审讯报道退到了第二版，而突如其来的则是法国正面临战争的噩耗。于是乎在那政治上易动感情又好吵吵嚷嚷的国家里，顿时便为一种感情所主宰了。访俄归来的普恩加莱和维维亚尼驱车进入巴黎时，一片经久不息的呼喊声，反复地呼喊着“法兰西万岁！”。

霞飞告诉政府，若不授命他集结五个军的陆军和骑兵的掩护部队运往边境，德国人便会“不费一弹进入法国”。他之同意把已驻守在边界的部队后撤十公里，倒不是出于他对文官政府的顺从——霞飞与恺撒一样，都是天生不甘心顺从的人——而是由于他另有打算，想在掩护部队问题上全力相争。此时，外交上的讨价还价还在电报往来，和平解决危机还有一线希望，所以政府只同意给霞飞一个“打了折扣”的方案，也就是说，不征召后备役兵员。

第二天，7月31日凌晨4时30分，梅西米的一位阿姆斯特丹的银行界朋友打电话告诉他德国发布了“面临战争危险”公告的消息。一小时后，来自柏林的报告正式证实了这一消息。梅西米气冲冲地告诉内阁，这是“变相的动员令”。他那位在阿姆斯特丹的朋友说，仗是必打无疑的了，“整个德国，上自皇帝下到每个百姓”，全已做好准备。接踵而来的是驻伦敦的法国大使保罗·康邦的来电，报称英国的态度“半冷不热”。康邦担任此职十六年来，每天为之操心的目的便是要保证到时候英国会积极支持，然而，此时此刻他却不得不来电说明英国政府似乎尚有所待，还在看看会有什么新的发展。此次争端到目前为止“尚未为英国关注”。

霞飞一到，带来一份关于德军行动的新备忘录，坚持要实行动员。他奉准可以发出全面的“布防命令”，但也仅此而已，因为这时候已得到沙皇向德皇发出最后呼吁的消息。内阁继续开会，按照“绿台毯程序”（green baize routine）的规定，每位部长必须依次发言。梅西米焦急异常，已经不耐烦了。

当晚7时，冯·舍恩男爵来到外交部，这是他七天里的第十一次来访。他提出德国想知道法国意欲采取何种方针的要求，并声言次日1时再来听取答复。内阁会议仍然在对财政措施、议会复会、宣布戒严等等问题争论不休，而整个巴黎都已在惴惴不安地伫候消息。一个狂热的青年忍受不了这样的煎熬，失去了控制，朝一家咖啡馆的玻璃窗开枪，射杀了让·饶勒斯。由于饶勒斯在国际社会主义的领袖地位以及在反对三年兵役法的斗争中的领导作用，在那些过分爱国的人们心目中，他成了和平主义的象征。

9时，一个脸色吓得发白的副官闯进内阁，报告了这个消息。让·饶勒斯遇刺殒命！这是一桩可能酿成内乱的事故，内阁为之大惊失色。大战已经迫在眉睫，此刻又将出现内乱的景象：街垒，骚动，甚至暴动。部长们重新展开唇枪舌剑，是否要请出“另册”。所谓“另册”，乃是一份名册，上面开列的全是政府掌握的煽动分子、无政府主义分子、和平主义分子，以及间谍嫌疑分子，这些人都得在动员那天逮捕。巴黎警察厅长和前总理克列孟梭都建议内务部长马尔维（Malvy）先生把这份“另册”付诸实施。维维亚尼和另外几位同僚希望维持国家的团结，反对付诸行动。他们态度坚决，寸步不让。最终只逮捕了若干有间谍嫌疑的外国人，而没有一个法国人被捕。为了防范骚动，那天晚上军队作了严密戒备，但第二天早晨却只见一片深切的忧伤和深沉的寂静。“另册”上开列的2501人中，最后有80%都志愿参军服役去了。

那天深夜2时，普恩加莱被按捺不住的俄国大使从床上唤醒，来者便是先前做过外交大臣的过度活跃的伊兹沃利斯基。他“非常伤心，非常焦虑”，要求知道“法国作何打算”。

伊兹沃利斯基对普恩加莱的态度毫不担心，他本人和俄国的其他政治家们所害怕而日夜不安的是：俄法军事同盟，以其条款从未向法国议会透露过，到时候议会可能不予批准。条文中言明：“德国或在德国支持下的奥地利进攻俄国时，法国将竭尽全力进攻德国。”不论德国或奥地利，一经动员，“法国和俄国，无须事先有任何协议，应立即同时动员它们的全部军队，并将各自的军队调往尽可能靠近边界之处……两国军队应火速开始全力作战，迫使德国在东线和西线同时应战”。

这些条款看来是一清二楚、毫不含糊的，然而，正如伊兹沃利斯基1912年所焦急不安地询问普恩加莱那样，法国议会会承认此项义务吗？在俄国，沙皇拥有绝对权力，所以法国“对我们完全可以放心”，但是，“在法国，没有议会的支持，政府便无能为力。议会对于1892年文本 又毫不知情……我们凭什么可以相信你们的议会会跟着政府走呢？”

就在先前的那次谈话中，普恩加莱回答说，“如果德国进攻的话”，议会“无疑”是会听从政府的。

现在普恩加莱又在这深更半夜当面向伊兹沃利斯基保证：几小时内就会召集内阁会议，给他一个答复。在同一时刻，身着外交礼服的俄国武官也出现在梅西米的卧室里，提出了同样的问题。梅西米打电话给总理维维亚尼。维维亚尼虽然夜间政务繁忙，已精疲力尽，却尚未就寝。“天哪！”他一听之下，大为发作，“这些俄国佬不但是些酒鬼，而且是严重失眠的人。”他激动地劝告对方：“镇定，镇定，再镇定！”

俄国人逼着他们表态，霞飞逼着他们动员，然而为了向英国表明法国只是出于自卫才采取行动，而又不能有所动作，法国政府感到要保持镇定真是谈何容易。翌日，8月1日早晨8时，霞飞来到圣多米尼克大街陆军部向梅西米乞援，“一反其镇定的常态，言辞哀婉动人”，恳求梅西米迫使政府应允动员。他指出最迟不得晚于4时，这样命令就可以送往邮政总局，及时用电报发往全国各地而于午夜开始动员。上午9时，他和梅西米一起来到内阁，提出他自己的最后通牒：要是再耽误总动员，那么每耽搁二十四小时就等于失去15到20公里的国土，他作为总司令，将拒绝承担这个责任。他走了，把问题留给了内阁。普恩加莱主张行动起来；维维亚尼代表着反战的传统，仍然希望时间会提供一个解决办法。11时，他到外交部去会见冯·舍恩，后者迫不及待地已经提早两小时到达外交部，听取法国对德国前一天所提法国在俄德战争中是否保持中立问题的答复。“我的问题未免过于天真，”这位怏怏不乐的大使说，“因为我们知道你们已有一个同盟条约。”

“不消说，”维维亚尼应声说道，便搬出了他和普恩加莱事先商量好的答复，“法国将按它的利益行事。”冯·舍恩刚走，伊兹沃利斯基就奔了进来，带来了德国给俄国最后通牒的消息。维维亚尼回到内阁，内阁终于同意动员。命令签署好后交给梅西米，但是维维亚尼仍然希望在剩下的几小时内能出现扭转局势的变化，执意要梅西米将命令放在口袋里等到3时30分再掏出来。同时，他又重申了撤兵十公里的命令。当晚，梅西米亲自打电话给各军司令，“奉共和国总统令，各部队、巡逻队、侦察队、各种分遣小队，都不得向东越过规定的国界。违者一律军法论处。”此外，出于关怀，还特地给福煦将军率领的第二十军下了一道禁令，因据可靠报告，有人看见该军的一个胸甲骑兵中队曾跟德国一个枪骑兵中队处于“剑拔弩张”状态。

3时30分，霞飞部下的埃伯内（Ebener）将军由两名军官陪同按约来到陆军部领取动员令。梅西米默不作声，把动员令递给了他们。“我们四个人都意识到，这张小小的纸片将产生何等巨大、何等不可估量的后果，因而我们的心弦都绷得紧紧的。”梅西米和三位军官一一握手，他们举手敬礼，走出陆军部，将命令送往邮局。

4时，第一张布告出现在巴黎的墙头（在协和广场和皇家路的转角，至今还被保存在玻璃框里）。在阿默农维尔，在布洛涅公园这个上流社会的宴游之所，茶舞突然停止，经理走上前，招呼乐队停止演奏，并向大家宣布：“动员令已经颁布，午夜开始动员。奏《马赛曲》。”市内街上，车辆已经绝迹，都被陆军部征用去了。一队队的后备役军人，带着包裹和送别的花束前往东站，市民们沿途挥手欢呼。一群人在协和广场停了下来，把他们的花束放在披着黑纱的斯特拉斯堡雕像脚下。人群一片啜泣，高呼“阿尔萨斯万岁！”，并且拉下了从1870年以来一直披在它身上的丧装。在所有的饭店，乐队都高奏着法国、俄国、英国国歌。“想不到演奏这些曲子的全是匈牙利人”，有人发过这样的议论。演奏这些国歌，仿佛是在表示一种希望，但这弄得人群中的英国人很不自在，最不自在的莫过于肤色红润、身躯肥硕的英国大使弗朗西斯·伯蒂（Francis Bertie）爵士了。他身穿灰色礼服，头戴灰色高顶礼帽，撑着一把绿色遮阳伞，走进法国外交部。弗朗西斯爵士感到“恶心而且可耻”。他命令使馆把大门关上，据他在日记中写道：“虽然今天是‘英国万岁’，也许明天便是‘英国背信弃义’。”

在伦敦，在一间充塞着沉闷空气的房间里，身材矮小、留有白胡子的康邦先生正在跟爱德华·格雷爵士相对而谈。格雷告诉他，必须等待局势出现某种“新的发展”，因为俄、奥、德三国的争执所涉及的问题与英国“无关”。康邦在他无懈可击的口才和彬彬有礼的庄重仪态中也微露了一点怒火。英国是否“要等到法国的领土受到侵犯之后才出面干预”？他问道，并且示意对方，要是那样，它的援助就不免“失之过晚”。

格雷尽管守口如瓶，鼻如鹰爪，内心里却同样忧心如焚。他热切相信，出于英国的自身利益，也需要援助法国；事实上，他已拿定主意，如果英国不予援助，他便辞职；他相信未来的事态发展会迫使英国表态。但是，目前他既无法以官方地位对康邦作何表示，而又没有那么高明的本事非正式地表明自己的看法。他的态度，在英国公众看来是令人宽慰的，他们在他身上看到的是一个坚强有力、沉默寡言的形象；而在他的外国同僚看来则是“冷酷无情”。他力所能及的只是直言道出人人心中的一句话：“比利时的中立也许会成为一个因素。”格雷——并且不仅是他——所要等待的局势发展正是这个因素。

英国的困境源出一种人物性格的分裂对立，这在内阁之中和政党之间都是显而易见的。布尔战争遗留下来的裂痕造成了内阁中的派别——以阿斯奎斯、格雷、霍尔丹和丘吉尔为代表的自由党的帝国派，和除此以外的人所代表的“小英格兰派”。格莱斯顿的后辈，跟他们已故的领袖一样，对于在国外的纠葛都疑虑重重，他们认为，给被压迫民族提供援助乃是外交事务中唯一的正业，要不然，外交事务就会被视为对于改革、对于自由贸易、对于国内管理，以及对于上院否决权的恼人的干扰。他们倾向于把法国视为颓废、轻佻的蚱蜢，并乐于把德国看作勤劳而值得尊敬的蚂蚁，可惜德皇和泛日耳曼军国主义者趾高气扬，咆哮如雷，不免给这种看法浇了冷水。他们本来是绝不会站在法国一边支援一场战争的，不过比利时这个“小小的”国家如果发出正义的呼声，要求英国给它保护，可能使情况有所变化。

另一方面，内阁里的格雷派则是和保守党同持一个基本前提：英国的国家利益和维护法国的生存是紧紧连在一起的。格雷有一句语似平淡但内容精彩的话最好不过地说明了这个道理：“德国主宰欧洲大陆，是我们和别的国家都不愿意看到的，因为我们势必会被孤立起来。”这个史诗般的句子包含了英国的全部政策，据此也就可以看出，假如英国果真受到挑战，它就非打不可，以防出现那个“不愿意看到”的结局。但是，如果格雷口吐真言，则又势必引起内阁和全国的分裂，从而在战争开始之前就使任何从事战争的努力都要遭到致命打击。

在欧洲唯独英国不实行义务兵役制。战时，它得依靠自愿应募。如果在战争问题上有人退出政府，那就意味着退出政府的那批人将领导成立一个反战组织，募兵工作就会因此产生不堪设想的后果。如果法国的首要目标是要与英国结盟开战，那么英国参战的首要条件就是要有一个联合一致的政府。

这便是问题的试金石。内阁会议上，反对干预的那一派力量雄厚。他们的领袖莫利勋爵是格莱斯顿的老朋友和传记作家，他相信可以指望有“八九个人可能赞同我们”，反对丘吉尔以“超凡的精力”和格雷以“狂热的直率态度”所公然为之奋斗的解决办法。从内阁的讨论来看，莫利觉得有一点是很清楚的：比利时的中立“比起我们在德法争斗中的中立来是处于第二位的”。在格雷眼中，同样清楚的是，只有比利时的中立遭到破坏才会使主和派相信德国的威胁，相信需要进行战争以保卫国家的利益。

8月1日，内阁里和议会里的裂痕已现，并且在扩大中。那天，十八个内阁阁员中，有十二个人声明他们反对英国保证在战争中给予法国支持。下午，在下议院会客厅里，自由党议员决策委员会以十九票对四票（虽然有许多人弃权）通过一项动议：“不论比利时或其他地方发生什么事情”，英国都应保持中立。那个星期的《笨拙》（ Punch ）周刊发表了《表达一个普通的英国爱国者意见的诗》：

凭什么我要奉行你们的打仗路线，

就为了一桩与我无关的事件？……

到时候我将被征召作战，

全欧洲烽火遍地，

卷进了一场别人的战争，

为的是要履行两家协约的规定。

普通爱国者在当时的爱尔兰危机中，已经泄尽他们那份正常的激情和愤怒。“克拉兵变”（Curragh Mutiny）便是英国的卡约夫人事件。《爱尔兰自治法案》的影响所及，北爱尔兰要以武装叛乱相威胁，反对爱尔兰自治，而驻扎在克拉军营的英军则拒绝向北爱尔兰亲英分子开火。克拉的驻军司令高夫（Gough）将军和他部下的军官全体辞职，总参谋长约翰·弗伦奇爵士随后辞职，继霍尔丹之后任陆军大臣的约翰·西利（John Seely）上校也接着辞职。陆军情绪激愤，全国鼎沸，国家陷于分裂状态，国王和各党领袖举行了御前会议，但也无济于事。劳合·乔治不祥地谈到这是“斯图亚特王朝以来我们国家发生的最严重的事件”，“内战”和“叛乱”这些字眼也被用上了，还有一家德国军火公司满怀希望地把4万支步枪和100万发子弹运进北爱尔兰。在此期间，陆军大臣的职务继任无人，而由首相阿斯奎斯兼代，他既无时间，更无兴致过问及此。

可是，阿斯奎斯却有一位特别活跃的海军大臣。温斯顿·丘吉尔闻到远方战争的火药味，就像《旧约·约伯记》里的那匹战马，不因刀剑退回，而是“一听角声就不耐站立，角每发声，它说，呵哈”。在英国大臣中，只有他对于国家应该如何行事成竹在胸，并能毫不犹豫地采取行动。7月26日，也就是奥地利拒不接受塞尔维亚复照内容的那天，同时也是英国政府下定决心前的十天，他发布了一道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命令。

7月26日，英国舰队正在完成一场动员和作战演习。这次演习，参加的舰艇一律按战时定员配足，但与当前的危机无关。各中队定于翌晨7时解散，有些将去公海进行各种训练项目，有些将返回港口基地，把部分人员遣回训练学校，有些将进坞修理。7月26日，星期天，据海军大臣日后的回忆，是“风和日丽的一天”。他获悉来自奥地利的消息后，便拿定主意，决心“使海军的形势不落后于外交的形势，所以大舰队必须在德国人能够知道我们是否参战前， 因而如有可能的话，也必须在我们自己作出决定之前， 保持在它的战位上”。他与海军部第一海务大臣、巴登堡的路易斯亲王磋商后，便命令舰队不得解散。

接着，他把采取的措施告诉了格雷。经格雷同意后，他向报界发布了海军部的命令，希望这个消息会对柏林和维也纳产生“一种清醒剂的作用”。

单把舰队集结起来是不够的，还必须使之处于“战位”，这两个字丘吉尔都是用大写字母写的。舰队的首要职责，根据海军上将马汉（Mahan，他是海战理论方面的克劳塞维茨）的规定，是保持“舰队的存在”。在战时，英国作为一个岛国所仰仗的舰队，必须确立和保持对海上贸易航线的控制权；必须保护不列颠诸岛不受侵略；必须保护海峡和法国海岸，以履行英法协约；必须集中足够的实力，在德国舰队讨战时能每战必胜；而尤为重要的，则是必须防范自身不致受到其潜在威胁力量尚未为人所知的新式武器——鱼雷——的袭击。海军部缠绕于怀的，是生怕突然遭到一场不宣而战的鱼雷攻击。

7月28日，丘吉尔下令舰队开赴远在北海浓雾弥漫的奥克尼群岛（Orkney）尖端的斯卡帕湾（Scapa Flow）的作战基地。29日，舰队驶出波特兰（Portland）港，夜幕降临时，长达18英里的战舰行列便已向北驶过多佛尔海峡。此行与其说是为了寻求战功的光荣，还不如说是为了寻求审慎的安全。海军大臣写道：“无论如何，突如其来的鱼雷袭击已成为一场噩梦，一去不复返了。”

舰队的临战准备布置完毕，丘吉尔便将他的旺盛的精力和巨变临头的直觉转到为整个国家做好战前准备。7月29日，他说服阿斯奎斯授予拍发报警电报的权限，这是预先安排好由陆军部和海军部发出宣布进入预警阶段的信号。英国没有德国的面临战争危险的公告或法国的戒严令可以作为实施戒严的根据，因此这一预警阶段的设定便被说成是“天才的发明……在时间已经成为决定一切的因素时……可以让陆军大臣无须通过内阁而径自采取一定的措施”。

生龙活虎的丘吉尔深感时机紧迫，他认为自由党会分裂，于是便去找他昔日曾经投身过的保守党接触。联合政府根本不合首相的胃口，首相一心只想维持政府的团结一致。谁都不会认为七十六岁高龄的莫利勋爵能在战时政府留任。政府不可或缺的关键人物，不是莫利，而是精力更为充沛的财政大臣劳合·乔治，这是因为他在任职期间所展露的才能，以及他对选民具有影响的缘故。劳合·乔治精明干练，雄心勃勃，又有威尔士人令人着迷的口才，他倾向主和派，但是也可以跨向任何一边。他的盛誉新近遭到几次挫折。他看出一个人已成为和他争夺党魁的新对手，那就是莫利勋爵所说的“海军部的那个杰出的雇佣兵队长”；他的一些同僚认为，“打和平牌”来对付丘吉尔也许会在政治上得到好处。劳合·乔治完全是个难以捉摸的危险人物。

阿斯奎斯无意领导一个分裂的国家投入战争，他以煎熬难忍的耐心继续等待，以便让事态的发展使主和派认识错误。他在7月31日的日记中，以丝毫不动感情的笔调写道，当前的问题是“我们要投身其中还是袖手旁观。当然，人人都渴望袖手旁观”。在7月31日内阁会议上，格雷的态度倒并不这么消极，而近乎开门见山。他说，德国的政策“是跟拿破仑一样凶恶的欧洲侵略者的政策”（拿破仑的名字在英国只有一个意思），他告诉内阁作出决定的时刻已经到来，是支持协约国，还是保持中立，不容再事拖延了。他说，倘内阁选择中立，他绝不是执行这种政策的人。弦外之音是以去就相争，其影响几乎跟明言直说一样。

一个在场的人写道，“内阁好像发出了一声浩叹”，好长一阵子，举座“鸦雀无声”。大臣们面面相觑，顿感他们这个政府的继续存在现在已成问题。他们没有作出任何决定就休会了。

那个星期五，正值8月份银行假日周末的前夕，证券交易所在金融恐慌风潮中于午前10时宣告停市；奥地利对塞尔维亚宣战的消息首先在纽约掀起了这场风潮，全欧洲的交易所也都相继关闭。伦敦城人心惶惶，预示着末日将临，外汇暴跌。劳合·乔治说，银行家和商人一想到战争就“大惊失色”，战争将“使以伦敦为中心的整个信贷体系陷于崩溃”。英格兰银行总裁于星期六晋见劳合·乔治，告诉他整个伦敦城“全都反对我国插手”战争。

就在这个星期五，保守党的领袖人物全都从他们的乡间别墅被召回到伦敦会商这一危机。亨利·威尔逊，一会儿冲到这个人面前，一会儿冲到那个人面前，又是申述理由，又是劝告，又是大发议论，说明如果犹豫不决的自由党在这当口退缩不前将会使英国蒙受怎样的耻辱。威尔逊此刻正是英法军事会谈的心脏、灵魂、精神、脊梁和支柱。两国总参谋部给他们的联合计划商定了一个委婉的用词，称之为“会谈”。霍尔丹首先确定了“不承担义务”的措辞。这一措辞，曾引起坎贝尔―班纳曼的忧虑不安，曾为伊舍勋爵所摒弃，但为格雷在1912年致康邦的信中所采用，如今仍然代表着官方立场，虽然它并不具有什么意义。

它确实没有什么意义。克劳塞维茨说得好，如果战争是国家政策的延续，那么，军事计划也同样如此。英法联合计划是花了九年时间才把全部细节拟订完毕的，它不是逢场作戏，不是幻想的驰骋，也不是为避免军事人员惹是生非的纸上游戏。这些军事计划如不是政策的继续，那就什么都不是。它和法俄之间的安排或德奥之间的安排丝毫没有两样，所不同的只是它在最后还有明知不符事实而仍按习惯采用的法律上的假设，说什么英国无须因此“承担义务”，采取行动。不喜欢这个政策的政府大臣和议员，只是闭上双眼，自行催眠，而对这样的假设深信不疑。

康邦先生在与格雷进行了痛苦的会见之后，再去拜访反对党领袖时，连外交辞令也弃置不顾了。“我们所有的计划都是双方共同拟定的。我们两国的总参谋部都曾进行过磋商。你们已经看到了我们的全部计划和准备工作。请看我们的舰队！由于我们和你们所作的安排，我们的整个舰队都在地中海，因而我们的海岸对敌人敞开着。你们把我们搞得门户洞开！”他告诉他们，如果英国袖手旁观，法国是永远不会原谅它的，他最后满含悲愤，厉声责问：“那么荣誉呢？英国知道什么是荣誉吗？”

在不同人的眼中，荣誉有着不同的外衣。格雷知道，必须使荣誉穿上一件比利时的外衣，才能说服主和派考虑它。就在同一天下午，他给法德两国政府分别去电，要求它们正式保证：“在比利时的中立地位未受到其他国家破坏时”，它们准备尊重比利时的中立。法国在7月31日深夜接到电报一小时内，就回电表示同意；德国则未作答。

第二天，8月1日，内阁讨论了这个问题。劳合·乔治用手指在地图上划了一条他认为德国人会经过比利时的进军路线，这条路线正好穿过靠近法比边境的一个小角落，是直达巴黎的最短直线路径；他说，这不过是对中立的“小小的破坏”。丘吉尔要求授权他进行舰队动员，就是说，征召海军的后备力量，内阁在经过一番“激烈交锋”后拒绝了。格雷要求授权他履行对法国海军承诺的义务，莫利勋爵、约翰·伯恩斯（John Burns）、约翰·西蒙（John Simon）爵士和刘易斯·哈考特（Lewis Harcourt）便要求辞职。内阁外边，谣传四起，都在议论德皇与俄国沙皇之间最后一分钟的较量和德国的最后通牒。格雷走出房间去和利希诺夫斯基通电话——他的话被后者误解了——言者无心，听者有意，最后还引起了毛奇将军一场虚惊。他还会见了康邦，告诉他“此时此刻法国必须独自作出决定，不要指望我们眼下所无法提供的援助”。格雷回内阁会议室去了，康邦则是脸色发白，浑身哆嗦，瘫倒在他的老朋友常务次官阿瑟·尼科尔森（Arthur Nicolson）爵士办公室的椅子上。“他们要抛下我们不管了。”他说。一位《泰晤士报》编辑问他作何打算，他回答说：“我要等着瞧，‘荣誉’这个词是不是会从英语词典里删去。”

内阁里谁也不想破釜沉舟，虽然有辞职的传闻，却还没有人正式提出。阿斯奎斯继续稳坐不动，绝少开口，等待局势的发展，好让这种电报往来频繁、如痴似狂的日子快告结束。那天夜间，毛奇拒绝东进，费尔德曼中尉的连队占领了卢森堡名叫“三贞女”的地方，梅西米在电话中重申了后撤十公里的命令；海军大臣在海军部殷勤款待反对党的朋友们，其中两位是未来的比弗布鲁克（Beaverbrook）和伯肯黑德（Birkenhead）勋爵。他们吃罢了晚饭便打桥牌，消磨焦急等待的时光。就在打牌的当儿，一员信使送来一只红色公文递送箱——恰巧还是最大号的。丘吉尔从衣袋里取出一把钥匙，打开箱子，里面只是一纸公文，上面只是一行字：“德国已向俄国宣战。”他告诉了在座的人，便换下晚餐礼服，“径自走出去，就像是去处理习以为常的事务一样”。

丘吉尔穿过皇家骑兵卫队阅兵场，来到唐宁街，从花园门进去，上楼见到格雷、现已出任大法官的霍尔丹以及印度事务大臣克鲁（Crewe）勋爵都在首相这儿。他告诉他们，“不管内阁如何决定，必须立即进行舰队动员”。阿斯奎斯一言不发，但是丘吉尔认为他似乎“十分满意”。格雷陪同丘吉尔出来时对他说：“我刚才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我对康邦讲了，我们绝不允许德国舰队进入海峡。”或者这是丘吉尔在与格雷交谈中感到难于捉摸他说话的要领的情况下，对他的话的理解。这话意味着现在舰队已承担了保卫海峡的义务。到底格雷是怎么说的，他是已经作了保证，还是如学者们后来所肯定的那样准备翌日作出保证，其实都无关系，不论何者属实，都不过是对丘吉尔已作的决定加以肯定而已。丘吉尔回到海军部后，便“立即发出了动员令”。

丘吉尔的命令，以及格雷要信守同法国的海军协议的保证，都是与内阁的多数意见背道而驰的。第二天，内阁势须批准这些行动，否则就得解散，格雷则预计到那时比利时会出现某种“发展”。他跟法国人一样，认为这个“发展”会由德国作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