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日星期六正午，德国给俄国的最后通牒限期截止，俄国没有答复。不出一小时，一份电报发给了驻圣彼得堡的德国大使，令他于当天下午5时宣战。5时整，德皇颁发了总动员令，但一些先遣部队在前一天根据“面临战争危险”公告已提前动员。5时30分，首相贝特曼―霍尔韦格，手里拿着一份文件，整个心思沉浸在这份文件上，在矮小的外交大臣雅戈（Jagow）陪同下，急急忙忙地走下外交部的台阶，招呼了一辆普通出租汽车，向皇宫疾驶而去。不多久，忧郁怏悒的总参谋长毛奇将军，口袋里带着德皇签署的动员令，在返回总参谋部途中，座车突然被拦住，乘着另一辆车子带着皇宫紧急命令的信使赶上了他。他又回到皇宫，聆听德皇作最后一分钟铤而走险的建议。这个建议弄得毛奇潸然泪下，这个建议也几乎改变了20世纪的历史进程。

尽管参谋部保证在俄国完成全面动员之前，尚有六周时间的回旋余地，可是德皇不可避免地要冒可能丢失东普鲁士的风险的时刻现已到来。他曾向一位奥地利军官承认：“我憎恨斯拉夫人，我知道这样做是一种罪恶，我们不应憎恨任何人。但我免不了还是要恨他们。”不管怎样，圣彼得堡的罢工、骚动，暴徒捣毁窗户以及“警察和革命党人之间的激烈巷战”等等令人想起1905年情景的消息，都使他感到慰藉。他那驻俄七年之久的年老大使普塔莱斯（Pourtalès）伯爵断定，并一再向政府保证：俄国畏惧革命，不会打仗。武官埃格林上尉也一再重复要到1916年才会备战就绪之说的信条，及至俄国已经开始动员，他还报称俄国计划的“不是采取顽强攻势，而是像1812年 那样逐步退却”。在德国外交官爱犯错误的问题上，这些判断开创了纪录。这些判断鼓舞了德皇，所以时至7月31日，根据使节们提供的迹象，他还写了一份“指导”参谋部的手谕，犹得意洋洋地嘲笑笼罩着俄国宫廷和军队的情绪，有如“患病的雄猫”。

8月1日，柏林街头人群扰攘，皇宫前哄聚了成千上万的人。他们焦虑不安，情绪紧张，心境沉重。柏林多数工人承认，社会主义在他们思想上，还比不上他们对那些斯拉夫游牧民族的出于本能的恐惧和仇恨那样深刻。前一天晚上德皇在阳台上宣布进入“面临战争危险”状态的演说中已晓谕他们“我们已被迫拿起武器”，不过他们仍抱着最后一线希望，等待俄国答复。最后通牒的截止时间过去了。人群中一位新闻记者感到气氛紧张，“谣传四起。人们奔走相告，说俄国已要求延长时间。证券交易所则惊恐万状，人心惶惶。整个下午是在差不多令人无法忍受的忧虑焦急中度过的”。贝特曼——霍尔韦格发表的一项声明结尾说：“如果铁骰子滚动了，愿上帝保佑我们。”5时整，一名警察出现在皇宫门口，向人群宣读了动员令，人们便开始恭敬地唱起了国歌：“让我们大家感谢上帝吧！”站满着军官的车辆沿着椴树下街飞驰而去，他们挥舞着手帕，高呼着“动员起来！”。人们顿时从马克思变成了马尔斯 ，他们欢欣若狂，并且一哄而散，冲向那些有俄国间谍嫌疑的人去泄愤去了。之后的几天中，有数名嫌疑分子痛遭拳打脚踢，死于非命。

动员的电钮一经按动，征召、装备和运送200万人员的庞大机器便整个自动地运转起来了。后备役军人到指定的兵站集中，领取制服、装备和武器，先编成连，再编成营，然后加上骑兵、自行车兵、炮兵、医疗队、炊事车、修理车以及邮车，按预定的铁路时刻表，被送到邻近国境的集结地点。在那里，他们再编成师，再由师编成军，由军而集团军，待命出征。单是调运一个军——德军共有40个军——军官就需要火车车厢170节，步兵965节，骑兵2960节，炮兵和给养车1915节，总共需要6010节，分别组成140列列车，同时还需要同等数量的列车运送军需品。从命令下达那一时刻起，一切都在按预定时间表规定的时间运行，时间表订得非常精细，甚至对于多少对火车轮子将在什么时候通过什么桥梁，都作了具体规定。

副总参谋长瓦德西（Waldersee）将军对他这宏伟不凡的组织系统满怀信心，很有把握，甚至在危机开始时也没有返回柏林，只是写了一封信给雅戈说：“我将留此准备猛攻，我们的总参谋部一切都已准备就绪，现时我们在那里将无所事事。”这是从老毛奇或“大”毛奇继承下来的光荣传统。1870年动员那天，老毛奇还躺在沙发上阅读《奥德利夫人的秘密》（ LadyAudley’s Secret ）呢。

但老毛奇的这种令人景仰的镇定自若，今天并不见之于皇宫。两面作战已不再是幽灵般使人忧惧，而已成为现实。面对这种情况，德皇也同样接近陷入他认为俄国人已接近陷入的那种“病猫”情绪。他比起地道的普鲁士人，更见识广博也更胆怯。他从不曾真心想打大仗，他要的是更大的权力、更高的声望，尤其是要德国在国际事务中具有更多的权威，而且只想用恐吓别国而不是攻略别国的手段以遂其图。他想不战斗而获得斗士的奖赏。所以每当到了战争一触即发的时刻，就像阿耳赫西拉斯（Algeciras）和阿加迪尔事件爆发时那样，他就畏缩不前了。

当危机终于到达沸点时刻，他在电文上的批语愈来愈激动：“哈！恬不知耻的欺骗！”“胡说！”“他撒谎！”“格雷先生是条骗人的狗！”“废话！”“这个无赖不是疯子就是白痴！”俄国动员了，他突然间冲口发表了预感大难临头的激动的长篇大论，他不是针对那些斯拉夫叛徒，而是遗恨于他念念不忘的那个人物——他的狡黠的舅父。他说：“全世界将卷入极为可怕的战争漩涡，这些战争的最终目的是想毁灭德国。英国、法国和俄国狼狈为奸，图谋消灭我们……这就是爱德华七世慢条斯理、踏踏实实一手造成的局面的真相……包围德国终于成为事实。我们已把脑袋伸进绞索……爱德华已死，但比我这个活人还强！”

一想到死去的爱德华的影子，任何可以摆脱要与俄、法两国，以及与在法国背后至今尚未公开露面然而已隐约可见的英国交战的出路，德皇总是欢迎的。

就在最后时刻，一条计策献上来了。贝特曼的一个同僚，前来恳请他尽可能设法使德国不致陷于两线作战境地，并向他提出一个办法。几年来，对于是否可按照自治方式将阿尔萨斯作为德意志帝国的一个联邦国的问题，一直在进行讨论。这个办法如果提出来并为阿尔萨斯人民所接受，就可使法国收复失地的任何理由站不住脚。近在7月16日，法国社会党大会还公开宣布赞成这一办法。但德国军方始终坚持这些省份必须驻防，其政治权利必须服从“军事需要”，所以，直到1911年，既未准予制定宪法，自治更无从谈起。贝特曼的同僚现在敦请他立即公开正式建议召开会议讨论阿尔萨斯自治问题。这种会议可以让它一无结果地拖延下去，但在道义上它的影响将可迫使法国不得进攻阿尔萨斯，至少使它在考虑这一建议期间有所克制。德国就此可以在西线保持平静无事，并使英国置身局外，从而赢得时间将兵力调过去对付俄国。

提这一建议的人，至今姓名不详，也许是个伪托，但这无关紧要。这种机会本来是存在的，首相本人也是可以设想到的。但要抓住这个时机得要有胆略，而贝特曼，尽管器宇轩昂、目光深沉、髭须整洁，但如西奥多·罗斯福对塔夫脱（Taft）的看法那样，“是个软弱的好人”。德国政府非但不向法国投之以饵，诱它中立，反而在向俄国递交最后通牒的同时也向它递交了最后通牒。他们要求法国在十八小时内答复它在俄德战争中是否保持中立，并说如果法国保持中立的话，德国“要求将图勒和凡尔登两地要塞交由我方占领作为保持中立的保证，待战争结束后归还”。——换句话说，就是要法国把大门的钥匙交出来。

德国驻巴黎大使冯·舍恩（von Schoen）男爵感到难以递交这份“蛮横”的要求。在他看来，此时此刻的法国如果保持中立，对德国具有莫大好处，本国政府大可以为此主动付出酬谢而不应采取惩罚手段。他递交了要法国声明中立的要求，而没有提出对要塞的要挟。但法国人截获并破译了给他的指示，对实情还是清楚的。所以当舍恩于8月1日上午11时要求法国答复时，他得到的回答是法国“将按自身利益行事”。

在柏林，5时刚过，外交部的电话铃响了，副外交大臣齐默尔曼（Zimmermann）接了电话，随即转身对坐在他办公桌旁的《柏林日报》编辑说：“毛奇想知道可否开始行动。”可在这时，刚译好的一份伦敦来电，一下子打乱了计划部署。它带来了希望，如能立即停止对法国的行动，德国就可以安全地一面作战。贝特曼和雅戈就是带着这份电报乘上出租汽车奔向皇宫的。

这份电报是由驻伦敦大使利希诺夫斯基（Lichnowsky）亲王发来的，汇报英国的一份提议。据利希诺夫斯基的理解，这个提议是说“如果我们不进攻法国，英国将保持中立，并保证法国也保持中立”。

这位大使，在德国属于讲英语，模仿英国人的举止、消遣方式、服饰，千方百计要成为英国式绅士的那类人物。与他同侪的贵族，如普莱斯亲王（Prince of Pless）、布吕歇尔（Blücher）亲王和明斯特尔（Münster）亲王，都娶了英国夫人。1911年，一位英国将军在柏林为他举行的宴会上发现在座的四十位德国人，包括贝特曼―霍尔韦格和海军上将蒂尔皮茨在内，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感到惊讶。利希诺夫斯基还跟他的那类人物不同，他不仅在举止上，而且在内心世界也是一个诚挚的亲英派。他是决心到伦敦来使自己、使祖国都博得英国人的欢心的。英国社会是个恣情乡间欢度周末的社会。对这位大使来说，最大的悲剧莫过于生我育我之邦和我所钟爱之邦发生战争，所以他抓住一切时机避免两国兵戎相见。

因此，那天上午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爵士在内阁会议休息时间打电话给他的时候，他出于自己的迫切愿望，将格雷的话理解为英国的提议，即如果德国答应不进攻法国的话，英国愿在俄德战争中保持中立并使法国也保持中立。

事实上，格雷根本没有那么说。他说话一向简略而含糊，他所表示的不过是：如果德国答应对法国和俄国保持中立，就是说对两国都不发动战争，静待各方为解决塞尔维亚事件努力的结果，英国将答应使法国保持中立。格雷在比洛称之为慢性病的“波斯尼亚问题”时期做了八年外交大臣之后，已把他那种极尽迂回模糊的说话方式锤炼得炉火纯青；据他的一位同僚说，他那种回避直截了当的说话方式，几乎已成为一种方法。那天被即将来临的悲剧弄得晕头转向的利希诺夫斯基，在电话中也就不难误解他的话了。

德皇紧紧抓住利希诺夫斯基的这个通向一面作战的通行证。现在是分秒必争的时候。已经大军辐辏，在无情地开赴法国边境。卢森堡的中立是由德国在内的五大国保证的，而第一个敌对行动就是夺取它的一个铁路枢纽站，并将按照预定时间表于一小时内开始行动。这必须停止，必须立即停止。但如何着手？毛奇又在哪里？毛奇已离开皇宫。于是派了一名副官，乘着汽车一路上响着刺耳的报警器，将他半途找回来。毛奇被找回来了。

德皇恢复了常态，这个尘世的至尊、军阀又心花怒放，有了一个新的设想，又筹划，又拟议，又安排。他给毛奇念了电报，并且得意洋洋地说：“现在我们可以只同俄国作战了。我们干脆全军挥戈东进！”

毛奇想到他神奇的动员机器将要倒车逆转，不禁愕然失色，他断然抗旨。毛奇这十年来，先是施利芬的助手，随后又是施利芬的继承人，他的工作一直就是计划这一天的到来，为这一天，已把德国的全部力量集中起来了，在这一天，要开始向最终主宰欧洲进军。这是个压得他喘不过气来，几乎难以肩负的重任。

他身材高大，魁伟，秃顶，现年六十六岁。他常常愁眉苦脸，使得德皇总是称他为“忧郁的恺撒”（der traurige Julius，也可称为“忧郁的古斯”，实际上他的名字是赫尔穆特，Helmuth）。他健康状况不佳，每年都得去卡尔斯巴德（Carlsbad）治疗，以及他伟大的伯父的影子，也许是他忧郁的原因。从坐落在国王广场上的总参谋部红砖大楼——他工作和生活的地方——的窗外望去，他每天可以看到1870年的英雄，与俾斯麦同是德意志帝国奠基人的与他同名的老毛奇的跃马塑像。而他这个侄儿，则是个不高明的骑手，在参谋人员乘骑进行战术作业时，常从马背上摔下来。更糟的是，他是个主张信仰疗法的基督教科学派信徒，此外，对于人智主义和其他一些迷信也感有兴趣。身为一个普鲁士军人，有了这些不相称的弱点，也就被认为是“软弱的人”，更有甚者，他绘画，拉大提琴，口袋里常带着歌德的《浮士德》，而且还在着手翻译梅特林克 的《卑丽亚与梅丽桑德》。

他善于反省，又是个生性多疑的人。1906年就任时，他曾禀告德皇：“一旦发生战争，我不知道将如何是好。我对自己很不满意。”不过不论在个性上或在政治上，他都不是个懦夫。

1911年，他深恶德国在阿加迪尔危机时的退缩，写信给康拉德·冯·赫岑多夫说，如果事态恶化的话，他就辞职，建议解散军队，“并把我们置身于日本保护之下；这样我们就可以太平无事地去挣钱，索性做无能之辈”。他曾毫不犹豫地犯颜极谏，1900年他曾“相当蛮横地”对德皇说，他的远征北京之举是个“疯狂的冒险”。当被提名为总参谋长时，他问德皇是否奢望“一张彩票中两次头奖”——这种想法肯定影响了德皇的选择。他拒不任职，除非德皇丢弃凡进行军事演习都想得胜使演习成为儿戏的恶习。出乎意外，德皇竟顺从了。

现在在这8月1日深夜，毛奇不愿再让德皇干预重大军务和任何既定安排。把部署到西线的百万大军，在开拔的关键时刻一百八十度地转过头来调运到东线，需要更大的、远非毛奇力所能及的铁的毅力。他脑海中浮起一个幻影——整个部署垮了，一片混乱：这里是军需给养，那里是士兵，中间是丢失的弹药，连队没有军官，师部没有参谋，那些都作了精确安排的每隔十分钟将通过某条指定轨道的11000列火车，则是紊乱不堪；有史以来计划得最完善的军事行动就此荒谬地毁于一旦。

“皇帝陛下，”毛奇这时进谏说，“这不可能办到。成百万大军的调动部署是不可能临时急就的。如果陛下坚持要把全军带往东线，那这支军队将不再是一支枕戈待旦的军队，而将是一群带枪而没有给养供应的乌合之众。单单安排他们的那些给养，就花了整整一年艰巨复杂的劳动才完成的。”毛奇的最后一句话则更为僵硬：“凡事一经决定，就不能变动。”这句话是德国每次犯大错误的根源。正是由于这句话，发动了对比利时的入侵，发动了对美国的潜艇战，这句话在军事计划支配政策的时代，是必不可免的。

其实是可以变动的。德国总参谋部虽自1905年以来就在从事拟订首先攻打法国的计划，但在它的档案里却另有一份所有列车东进攻打俄国的计划。这份计划在1913年以前还年年修订。

“不要再筑要塞了，要多铺设铁路。”老毛奇下令说。他把战略部署放在铁路分布图上，并为后人留下了铁道是战争胜负关键的教条。德国的铁路系统是军方控制的，每条线路都派有一名参谋；不经总参谋部许可，不得铺设或改变任何线路。每年的战事动员演习，使铁路官员经常受到训练，并考验了他们根据线路被切断、桥梁被毁坏的电报随机应变，更动运输线路的能力。据说军事学院培养出来的脑子最灵的人，都被送到铁路部门工作，最后在疯人院归天。

毛奇“这不可能办到”的话，在战后见载于他的回忆录之后，铁道部门负责人冯·施塔布（von Staab）将军认为这是对他主管的路局的谴责，非常气愤，特为此写了一本书，证明这是可以办得到的。他以大量篇幅的图表和图解，说明他如果在8月1日得到通知，可以在七个集团军中留下三个集团军守卫西线，把余下的四个集团军于8月15日前调运到东线。马蒂亚斯·埃茨贝格尔（Matthias Erzberger），这位德意志帝国议会议员和天主教中央党领袖，提出了另一个证明。他说，在事发后半年里，毛奇本人曾向他承认，一开始就袭击法国是个错误，“应该先将我军大部分兵力派到东线粉碎那部俄国压路机，而把西线的军事行动限于击退向我国境进犯的敌人”。

8月1日夜，毛奇缺乏必要的勇气，死死抱住既定计划不放。“你的伯父肯定会给我一个不同的回答。”德皇无可奈何地对他说。这一谴责“深深地刺伤了我”，毛奇后来这样写道：“我从没有自命可同这位老元帅相提并论。”但他当时还是继续抗命。“我坚决认为德法两国既然都已动员，要维持两国之间的和平是不可能的。但我这异议没有收到效果。大家愈来愈激动，只有我孑然一人坚持己见。”

最后，毛奇终于说服了德皇，动员计划不能变动，由贝特曼和雅戈参加的小组起草了一份给英国的电报，表示了歉意，说德军开向法国边境的行动已“无法改变”，但提出一个保证，在8月3日下午7时前将不越过边境线。这对德国是毫无损失的，因为时间表上并未安排在这时间以前越境。雅戈还赶紧给驻巴黎大使发了一份电报——巴黎已在4时颁发了动员令——指示他助一臂之力，请他“务必暂时稳住法国不动”。德皇还加发了一封给英王乔治的私人电报，对他说，因“技术原因”，要撤回动员令已为时过晚，但“如法国向我表示保持中立，我自当勒马不进攻法国，而将军队用于别处，但英国必须以海陆军为它担保。深望法国不必紧张”。

现在离第十六师向卢森堡挺进的规定时间7时只有几分钟了。贝特曼很激动，坚持在等候英国答复时，不管怎样都不得进入卢森堡。德皇没有征询毛奇意见，也立即命令副官用电话和电报通知设在特里尔（Trier）的第十六师司令部取消这一行动。毛奇又一次看到计划破产。借道比利时进攻法国，卢森堡的铁路事关至要。“那时，”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我想我将五内俱裂。”

德皇对他的请求无动于衷，寸步不让，反而在给英王乔治的电报末尾加了一句“正在用电报电话命令我国境线上的部队停止行动，不使越境进入法国”。这里，对事实真相玩了一个微小但重要的手法，这是因为德皇不能向英王承认他所企图的和正在阻止的是侵犯一个中立国的行为。而且那也会流露他侵犯比利时的企图，而这会成为英国参战的原因，何况英国当时尚未打定主意。

“完啦！”毛奇在该是他的事业登峰造极的这一天，不禁自我哀叹，并在回到总参谋部后，“凄惨失望之泪夺眶而出”。当他的副官将取消卢森堡行动的命令拿来要他签署的时候，“我把钢笔扔到桌上，拒绝签字”。这是动员令后的第一道命令，他知道一旦签署了这道会使精心准备的一切工作化为乌有的命令，将被认作“犹豫不决和优柔寡断”的证据。“这份电报你爱怎么办就怎么办罢，”他对副官说，“我是不会签字的。”

晚上11时了，他还在苦苦思索，这时皇宫又来召见。德皇在宫中的卧室接见了他。皇帝在睡衣外面罩了一件军大衣，是特地为这次接见穿的。原来是利希诺夫斯基的电报来了。他和格雷进一步交谈之后，发现自己错了，现在伤心地来电说，“英国的积极建议已基本无望”。

“现在你可以为所欲为啦。”德皇说完就去睡了。毛奇，这位现时势必要指挥一场决定德国命运的战争的总司令，从此就永远心绪不宁。“这是我对战争的第一个感受，”他事后写道，“我一直没有从这次事件的震动中恢复过来。我的机体一定有所失灵，从此以后与过去就判若两人。”

他还可以加上这么一句——整个世界也是如此。德皇给特里尔的电话命令还未及时到达。7时正，部队按预定时间在这次战争中首次越过国境，这个荣誉属于一个叫费尔德曼（Feldmann）的中尉所率领的六十九团的一个步兵连。在卢森堡境内不远，离比利时的巴斯托涅（Bastogne）仅约12英里的阿登山脉的山坡上，有一个德国人称为乌尔弗林根（Ulflingen）的小镇。它周围的山坡草地，是奶牛牧场；斜坡上的鹅卵石小街，即使在8月的收获季节，也不容许有一小捆干草失落在地，否则就有违这个大公国严格的市政清洁条例。小镇下面是个车站和一个与德国、比利时电报线路衔接的电报局。这就是德国的目标，费尔德曼中尉的那个连驾着摩托车按时占领了这个地方。

德国人对付不圆通的人有着毫不留情的才能，他们选中了一个当地名称和正式名称都叫做“三贞女”（Trois Vierges）的地方入侵卢森堡。“三贞女”实际上代表着忠信、希望和仁爱，但是历史以其切合实际的联系，为这时机作了安排，使这“三贞女”在人们心目中代表了卢森堡、比利时和法国。

7时30分，第二批士兵乘着摩托车来了——他们也许是接到德皇的通知而来的——他们命令第一批人撤走，他们说：“犯了一个错误。”在这期间，卢森堡的国务大臣艾申（Eyschen）已将消息电告伦敦、巴黎和布鲁塞尔，并向柏林提出了抗议。“三贞女”已经表明了她们的立场。午夜以前，毛奇纠正了撤出的命令，及至第二天即8月2日终了时，按照德国动员第一天的预定计划，占领了这个大公国的全境。

倘若德国人在1914年出击东线，而对法国采取守势，那会是什么样的结局？从那时起，史学年刊上对这一问题总是纠缠不休。冯·斯塔布将军表示，掉转头来攻打俄国在技术上是可能的。至于在“那一天”已经到来的时刻，德国人能否在精神上克制自己而不进攻法国，则是另一回事了。

7时整，就在德国人进入卢森堡的同时，在圣彼得堡，普塔莱斯大使水汪汪的蓝眼睛眼眶发红，花白的山羊胡子颤动着，两手哆哆嗦嗦地向俄国外交大臣萨佐诺夫递交了德国的宣战书。

“全世界将咒骂你们！”萨佐诺夫大声嚷着。

“我们是为了维护我们的荣誉。”德国大使回答说。

“这与你们的荣誉无关。上天自有公道。”

“是呀！”普塔莱斯喃喃自语，“上天自有公道，上天自有公道。”他蹒跚走向窗口，倚着窗，不禁潸然泪下。“好啦，我的使命到此结束了。”说到这里，他就再也说不下去了。萨佐诺夫拍着他的肩膀，相互拥抱。普塔莱斯踉跄地走向门边，颤抖着的手好容易才把门拉开，出去的时候，低声地道着：“再见，再见。”

这一幕动人的场面是萨佐诺夫的记录留给我们的，但有着法国大使帕莱奥洛格的艺术加工之处，那很可能是萨佐诺夫告诉他的。因为普塔莱斯的报告只是说，他曾三次要求对最后通牒作出答复，在三次遭到萨佐诺夫否定的回答之后，“我就按指示递交了照会”。

为何一定得要递交宣战书呢？海军大臣蒂尔皮茨海军上将在前夜起草宣战书的时候就曾忧心忡忡地问起这个问题。他想知道，如果德国不打算入侵俄国，是不是有必要宣战和担当战争发动者的恶名？他说，这些话他是“从直觉而不是从理智出发的”。这个问题是极其中肯的，因为德国的目的就是想把发动战争的罪责加在俄国人身上，好使德国人民相信他们确实是在为自卫而战，而且这样做更可以使意大利同其在三国同盟中应承担的义务紧密地联系起来。

意大利只是在防卫战争中才有参与其盟国作战的义务，并且早已动摇，存有离心，一般都认为它一有空子可钻，就会溜之大吉。贝特曼颇为这个问题所苦。他警告说，如果奥地利在塞尔维亚问题上拒不让步，“那就难以把引起欧洲大战的罪责加在俄国人身上”，而且会“使我们在本国人心目中处于无法立足的境地”。可是，没有人听从他的警告。动员令下达那天，按德国外事工作规定，需要正式宣战。据蒂尔皮茨说，外交部的法学家们坚称：这样做在法律上是正确的。“在德国之外，”他黯然神伤地说，“绝不会有人欣赏这种想法。”

然而在法国，对这种想法的欣赏却比他所知道的要强烈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