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和法国的联合军事计划是1905年诞生的，那一年俄国在遥远的战场上败于日本人之手，它在军事上的积弱无能已公诸天下，欧洲因之失去平衡。所有各国政府都在同一瞬间突然意识到，不论哪一国政府，如果有心要趁此时机开启战端，法国势必要在一无盟国的情况下单独作战。德国政府立即抓住这一时机检验一番。1905年俄国兵败盛京（今沈阳）之后只过了三个星期，德皇即于3月31日御驾亲临丹吉尔（Tangier），举世为之轰动，此行不啻是给法国下了一纸战书。在法国人看来，这等于说德国在窥测时机，以便“旧事重演”，而且它是会找到时机的，即使现在尚非其时，为时当也不远。“我跟大家一样，是那天上午9时来到巴黎的。”夏尔·贝玑（Charles Péguy）如此写道。他是诗人、编辑、神秘论者和反社会党的社会主义者和反天主教会的天主教徒，他的话在很大程度上表达了法兰西的心声。“我跟大家一样，在11时30分知道了就在那两小时中间，我个人的一生，我国的历史，世界的历史，都已开始了一个新时期。”

就他自己的生平而言，贝玑的这些话确是言之不虚。1914年8月，他以四十又一之年志愿从军，并于9月7日在马恩河战役阵亡。

英国也同样对丹吉尔的挑战作出反应。它的军事体制当时正由伊舍勋爵主持的委员会进行全面刷新。这个委员会除他本人外，还有那位生性暴躁的海军部第一海务大臣约翰·费希尔爵士，他已经接二连三地大发雷霆，对海军进行整顿；此外还有一位陆军军官乔治·克拉克（George Clarke）爵士，因对帝国战略见解新颖而著名。“伊舍三巨头”建立了一个帝国国防委员会，其职责是主管有关军事政策，伊舍担任常务委员，克拉克任秘书，并给陆军新设了一个总参谋部。正当德皇提心吊胆地骑着一匹白色悍马在丹吉尔的大街上走过的时候，英国总参谋部正在地图上研究一场假想性的模拟战争，它设想德军借道比利时在马恩河以西和以北进行大幅度的翼侧行动。这一图上战术作业，向作战处长格里尔森（Grierson）将军和他的副手罗伯逊（Robertson）将军表明，如果英军不能“迅速到达战场并具有充分实力”的话，就难有堵截德国人的机会。

那时候，英国人所考虑的是独自在比利时作战。保守党首相贝尔福当即吩咐给他提交一份报告，说明德国一旦入侵比利时，英方至少要多少时间才能动员起四个师的兵力并在比利时登陆。但就在此次摩洛哥危机声中，格里尔森和罗伯逊这两位将军还在大陆上沿法比边界观察地形之时，贝尔福的政府便告倒台了。

各方面人士神经都极度紧张，担心德国会利用俄国正经历着一场大难的时机，而在当年夏天挑起战端。这时英法两国还未订出一份共同作战计划。英国的局面因为大选而动荡不定，各部大臣都分散在全国各地奔走竞选，法国人只得进行非正式的接触。他们驻伦敦的武官于盖（Huguet）少校接触了一位积极主动而求成心切的中间人雷平顿（Repington）上校。上校是《泰晤士报》的军事记者，他经伊舍和克拉克首肯之后，便开始谈判。雷平顿上校在递给法国政府的一份备忘录中问道：“我们是否可以认为这是一条原则：除非在德国首先侵犯了比利时领土而迫不得已时，法国将不会侵犯比利时领土？”

“当然是这样。”法国人答复说。

“法国方面是否知道，”上校问道，“任何侵犯比利时中立的行动都要自动地招致我方参战以捍卫我们的条约义务？”上校此问，既意在警告，又是为了预先表明态度。有史以来还不曾有过一届英国政府自行承担责任要对某一事件“自动地”采取行动，但是这位上校却置一切约束于不顾，任性驰骋，远远越出了雷池。

“法国一向是这样看的，”对方深感愕然地答复说，“但是从未得到一个正式的保证。”

上校在作了一些诱导性的提问之后，便证实法国并不认为英国在比利时独力作战是上策，他还相信统一指挥——法国负陆上指挥之责，英国负海上指挥之责——乃属“绝对必要”。

与此同时，自由党人当选执政。他们历来反对战争，反对在国外冒险，他们也有信心可以用他们的一片善心去维护和平。新政府的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爵士，上任一月便遭丧偶之痛。新任陆军大臣是个律师，名叫理查德·霍尔丹（Richard Haldane），此人狂热崇拜德国哲学，防务委员会里的一些军人问他打算建设一支什么样的军队时，他答称：“一支黑格尔式的军队”。“交谈就此中止”，他在记录中这样写道。

法国人小心谨慎地与格雷接触。格雷表示凡是他的前任已经向法国作出的保证，他都无意“收回”。他就职后的第一个星期就碰上一次重大危机，于是问霍尔丹是否有过什么安排，要求英国人在遇到紧急情况时跟法国人并肩作战。霍尔丹查阅了档案，没有找到这样的文件。但是通过他的这番查询，发现要把四个师送到大陆得要两个月时间。

格雷提出，两国总参谋部之间现在是否可以举行会谈，作为“军事上未雨绸缪之计”，而同时又无须使英国承担责任。霍尔丹请示了首相亨利·坎贝尔―班纳曼（Henry Campbell-Bannerman）爵士。首相虽然是个自由党人，但就本人爱好而言，对于法国的事物却是无不衷心喜爱，他有时还会搭乘渡轮往返海峡作一日之游，为的是在加来（Calais）吃一顿午饭。他同意两国总参谋部举行会谈，但是对以“联合准备工作”作为会谈重点则不免有所顾虑。他觉得那样一来就“非常接近于一项需要尊重的谅解”——而事实也确是如此——使协约国之间不即不离的美好现状有遭受破坏之虞。为了避免造成这种不愉快的后果，霍尔丹作了布置，由格里尔森将军和于盖少校会同签署一封信，言明双方的会谈不代表英国作出任何承诺。他安排妥帖这么一个格局之后便授权开始会谈。他和格雷以及首相本人，都未将此事告知内阁其他大臣，而让它作为一桩“部内事务”交由军方掌握其今后的发展。

从此总参谋部就接管了这项工作。英国军官参观了那一年夏天的法国军事演习，约翰·弗伦奇爵士也是其中一员，他是一位骑兵将军，曾在布尔战争中一鸣惊人。格里尔森和罗伯逊在于盖少校陪同下，重访了法比边界。他们征求了法国总参谋部的意见，选定了几处登陆基地，并在沿沙勒鲁瓦到那慕尔一带的正面以及进入阿登山区的地方选定了几处中间整备区域，因为他们估计德军会通过比利时入侵法国。

然而，“伊舍三巨头”根本不赞同把英国陆军只作为法军的一支偏师使用，所以，在摩洛哥危机的紧张局面趋于缓和之后，1905年开始的联合计划的制订工作也就没有进展。格里尔森将军的职务已由他人接替。以伊舍勋爵为代表的居于主导地位的意见，主张在比利时采取独立行动，不受法军总部的节制，认为掌握安特卫普及其附近一带海岸乃是英国的直接利益所在。而约翰·费希尔爵士则强烈主张英国必须以海军作战为主。他信不过法国的军事能力，算准了德国人将在陆战中打败他们，所以认为把英国陆军送过海峡去一同吃败仗是无谓之举。他所赞成的唯一的陆上行动是在德国的背后来一次大胆的强攻，他还选定了一个精确的地点——东普鲁士沿波罗的海海岸的一段“沙土坚实的十英里长滩”。这地方离柏林不过90英里，是从海路抵达德国首都的最近地点，由海军送去登陆的英军部队可以夺取这块地方并建立一个作战基地，“使百万德军无暇他顾”。此外，陆军的作战必须“绝对限于……对沿海一带的突然袭击，收复黑尔戈兰岛（Heligoland），并驻守安特卫普”。费希尔认为，陆军在法国作战的计划是“自取灭亡的愚蠢行动”，陆军部的不知战争为何物是出奇的，陆军应当作为“海军的配属部队”来支配。1910年初，费希尔于六十九岁时被授予爵位，同时被解除了海军部的职务，但是他对国家的作用却远未告终。

1905—1906年的紧急状态过去后，和法国的联合军事计划在此后数年间进展甚微。但在这段间歇期中，有两位人士缔结了跨越海峡的友谊，这一友谊后来成了缔造友谊之桥的第一条铁索。

当时的英国参谋学院院长是亨利·威尔逊（Henry Wilson）准将，他是个身材瘦长、热情奔放的英国血统的爱尔兰人。他的一副尊容，据他自己认为，堪与马面媲美。他敏捷而缺乏耐心，所以经常处于思潮澎湃、谈吐幽默、热情奔放、想象丰富的状态中，特别是精力尤其旺盛。他早年在陆军部供职时，惯常在早餐前去海德公园跑步锻炼身体，随身带去晨报，只要减速到慢步的时候，便边走边看。把他带大的几个保姆都是法国人，所以他能说一口流利的法语；对于德语，则不那么感兴趣。1909年1月，施利芬在《德国评论》上发表了一篇没有署名的文章，对他的继任者毛奇给他的计划所作的某些改动表示异议。他为包抄法国和英国陆军所准备的“庞大的坎尼之战”，在文章中虽未露细节，但基本轮廓已暴露无遗；与此同时，文章的作者是谁也不言而喻。参谋学院的一名学员将这篇文章送给院长过目，威尔逊在归还的时候只是漫不经心地说了一句“很有意思”。

1909年12月，威尔逊将军心血来潮，要去拜访他的法国同仁——法国陆军大学校长福煦将军。他旁听了四节讲授课和一节讨论课，福煦将军优礼相待，请他吃了茶点。主人虽然因为每有贵宾来访就得中断工作而感到不胜其烦，不过还是认为对这位英国同行应该待之以礼。威尔逊将军对此间所见所闻兴致勃勃，坐下来一谈便是三小时。当福煦终于能够把客人送到门口，以为这下子总算可以最后道别的时候，谁知威尔逊意兴仍浓，当下宣布他第二天还要再来叙谈，并要再看看这里的课程。福煦不能不由衷地钦佩英国客人的这种勇气，并为他的关切感到高兴。两人再度晤谈时便肝胆相见了。不出一月，威尔逊又重临巴黎再次聚首商谈。福煦还接受了他的邀请，来春去伦敦访问，威尔逊也同意夏天再来，观摩法国的参谋野战实习。

福煦来到伦敦，威尔逊介绍他与霍尔丹和陆军部的其他人员相见。威尔逊一头撞进一位袍泽的房间，张口就说：“我请来了一位法国将军，就在外面，是福煦将军。你听着，大战到来的时候，这家伙就会是盟国联军的司令。”此时此地的威尔逊，不仅已经接受了统一指挥的原则，并且定下了司令的人选，不过他的预言要见诸事实还得再经过四年苦战，经过战局濒临败北的危境之后。

由于1909年以后的频繁往还，两位院校首长结成莫逆之交，威尔逊甚至成了福煦将军家庭的座上客，还被邀请参加他爱女的婚礼。福煦跟他的朋友“亨利”一碰面就是几小时，据一位目击者说，所谈的都是“耸人听闻”的闲话。他们经常换戴军帽，一高一矮，并肩散步，有时热烈争论，有时谐谑谈笑。在威尔逊印象之中，最为深刻难忘的是陆军大学的学习方式，既紧张活跃，又大胆果敢。教官不断地要求当学员的军官“快，快！”或者“干，干！”。这种紧张快速的方法一经英国参谋学院采用，便立即被命名为威尔逊氏的“‘干’的行动”（ allez operation）。

威尔逊在1910年1月第二次访法期间，曾向福煦提出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所得的回答只是一句话，但它充分表达了法国人对于跟英国结盟的看法。

“英国至少要派出多少兵力才能对你们有所帮助？”威尔逊问道。

福煦的答复好像是利剑射出的一道寒光——“只需英国大兵一人——不过我们一定要看到他战死沙场”。

威尔逊也一心要使英国作出承诺。他深信对德战争迫在眉睫，不可避免，他也竭力把自己心头的迫切之感灌注给他的袍泽和学员，而他自己，对于这件大事则是全神贯注。1910年8月，他的机会来了。他被任命为作战处处长，格里尔森将军先前就是以这个身份同法国方面开始两国总参谋部的会谈的。于盖少校立即前来拜见新任处长，当他叹息英法军事合作这一重大问题自1906年以来毫无进展时，威尔逊回答说：“重大问题！而且是个生死存亡的问题！再也没有别的问题比得上它了。”

联合计划的工作当即有了起色。除了法兰西和比利时，威尔逊什么都不想去看，哪里都不想去。1909年首次访法期间，他就曾坐火车、骑自行车，走访了从瓦朗谢讷到贝尔福之间的法比边界和法德边界。他那时就觉察到，福煦“对于德国通过比利时进军的重视跟我的看法一模一样，从凡尔登到那慕尔之间是重要的一线”，换句话说，也就是默兹河以东的一线。此后四年间，他每年都要去三四次，每次都要骑自行车或驾驶汽车遍游1870年的战场旧地，以及预计会成为未来战场的洛林和阿登山区。每次来访，他都要和福煦会商，在福煦调离以后，便和霞飞、德卡斯泰尔诺、迪巴伊，以及法国总参谋部的其他人员会商。

陆军部的威尔逊办公室里，有一整面墙的大幅比利时地图，图上每一条他认为德军有可能通过的道路都用浓墨涂得黑黑的。威尔逊到陆军部履新之后就觉察到，经过素有“将军中的叔本华”之称的霍尔丹的一番整顿，正规陆军在新体制下业已进行了周详严密的训练、准备和组织工作，一旦有事，立即可以成为一支远征劲旅，并且已经做好一切安排，动员令下之日，即可达到战时定员。但是有关横渡海峡的运输问题、宿营问题、给养问题、到达法国后的集结地区问题，以及和法国军队共同建立防线问题的计划，却还一个都没有。

威尔逊觉得总参谋部在这些问题上显得颟顸因循，他也因此陷于周期性发作的愤懑之中，他在日记中写道：“……令人很不满意……没有铁路方面的安排……没有马匹供应方面的安排……情况糟不可言！……没有安排通往港口的火车，没有安排港口工作人员，没有安排海军……压根儿未作医疗救护方面的安排……马匹的困难尚未解决……万事未备，真是糟不可言！……这样毫无准备真是丢脸……马匹问题处于叫人丢脸的状态！”然而，到了1911年3月，他便在这样毫无安排——以及毫无马匹——的情况下拿出了一份动员时间表，规定好“全部六个步兵师在动员的第四天上船，骑兵在第七天上船，炮兵在第九天上船”。

时间表来得正是时候。1911年7月1日，德国“豹”号炮舰驶抵阿加迪尔。全欧洲各国的首相府或总理署，窃窃私议的都是一个词：“战争”。威尔逊急忙赶往巴黎，也就在这个月里，法国最高军事委员会撤掉了米歇尔将军的职务，从此将防御战略抛到九霄云外。威尔逊和迪巴伊将军共同起草了一份备忘录，写明英国一旦出兵介入，出动的兵力将为六个正规师和一个骑兵师。威尔逊和迪巴伊于7月20日签署的文件，明确规定从动员第四天至第十二天，总数为15万人和6.7万匹马的兵力将在勒阿弗尔（Havre）、布洛涅（Boulogne）以及溯河而上在鲁昂（Rouen）登陆，改乘火车开赴莫伯日地区的指定地点集结，而在第十三日即可投入战斗。

迪巴伊——威尔逊协议，就其实效而言，已将英国陆军在战争到来和英国参战之时配属于法国陆军，那时英国军队部署的地区将是法军防线的延伸地区，担负警戒法军翼侧的任务，防范敌方的包抄。这就等于说——于盖少校也是如此欣然记载的——法国人已经说服威尔逊和英国总参谋部不要去另搞一个“次要战场”，而应在“主要战场，也就是在法国战场”上共同作战。事实上，对于这个决定，英国海军所要负的责任并不比法国人小，因为它对能否在多佛尔——加来（Dover-Calais）一线以北的港口登陆不肯担保，因此排除了在距离比利时更近的或在比利时境内的港口登陆的可能性。

威尔逊返抵伦敦时，据他在日记里所写，面临的突出问题乃是德国是否会向“法国和我国”开战。所以，当格雷和霍尔丹两人在午餐桌上征询他的意见时，他便提出了一个加强语气的三点计划：“第一，我们必须和法国联合；第二，我们必须和法国人在同一天动员；第三，我们必须把六个师全部派去。”

这两位文官对局势的理解使他“深感失望”，不过他立即得到一个天赐良机，给政府上了一堂有关战争真情实况的讲解课。首相阿斯奎斯（Asquith，他自1908年起接替坎贝尔―班纳曼担任首相）于8月23日召开了一次帝国国防委员会的秘密特别会议，确定战争爆发时的英国战略问题。会议开了一整天，上午由威尔逊将军阐述陆军的意见，下午则由费希尔的后任、海军上将阿瑟·威尔逊（Arthur Wilson）爵士提出海军的意见。出席会议的除阿斯奎斯、格雷和霍尔丹外，还有三位内阁成员：财政大臣劳合·乔治（Lloyd George），海军大臣麦克纳（Mckenna），还有一位是内政大臣。这位大臣年纪不大，才三十七岁，却是个不可等闲视之的人物，他在危机期间便已越俎代庖，曾就海军和军事战略问题接连不断地向首相提出许多意见。他的陈言全是真知灼见，对未来的战争进程所作预断准确无误，令人惊服，对需要采取怎样的措施，毫不含糊。这位内政大臣便是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

威尔逊在这批被他称为“无知的人们”面前，在他的一位袍泽和日后的首长，“对所谈问题一窍不通”的约翰·弗伦奇爵士的帮助下，将他那幅比利时大地图在墙上钉好，然后作了两小时的讲解。他对德国将如何利用俄国的动员迟缓而将它的主力派去对付法国人，而在兵力上取得对法军的优势问题，作了详细的说明。他这一讲驱散了许多幻想。他正确地陈述了德国将实行右翼包抄的进攻计划，但是由于他深受法国理论的熏陶，把德军直下默兹河以西的兵力估计为不会超过四个师。他声言，如果在战争爆发时将英军六个师全部派到法军战线左翼，则顶住德军的攻势便大有希望。

等到下午由海军上将发言时，那几位听得出神的文官们不禁大吃一惊。他们发现海军的计划和陆军的计划竟无共同之处。他所建议的远征军登陆地点不在法国，而在普鲁士北方海边的一段“沙土坚实的十英里长滩”上，在那里登陆的英军将会把“比它自身大几十倍的德军调离其正面作战的前线”。他的论据受到两位陆军将军的猛烈攻击。费希尔勋爵未在场，这就给阿斯奎斯以勇气来拒绝它，陆军成了这次交锋的胜利者。从此以后，费希尔的厌恶之情每隔一段时间便要咆哮发作一次。“英国海军，所向无敌……乃是牵制德军不使其攻进巴黎的唯一依靠。”他在数月后给友人的信中说，“咱们的士兵对于战争有着莫名其妙的想法，真是荒诞不经，不过，幸好他们都是无权之辈。我们将要夺取的是安特卫普，而不是在孚日山脉边境上去做傻事。”在夺取安特卫普的想法中，有着某种不可避免的逻辑性，直至1914年战争到来之前的最后一分钟，甚至在那以后，这种逻辑性还在不断地给英国的军事计划拖后腿。

1911年的8月会议，跟数周前清除米歇尔将军的那次法国最高军事委员会一样，既对英国的战略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同时也产生了一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副产品。发布命令，对制定海军政策的人选进行调整，报国心切的内政大臣欣然奉调担任海军大臣，到1914年，他将被证明是担负这一重任的不可缺少的人才。

帝国国防委员会的秘密会议引起的反响，激怒了那些被关在门外的内阁大臣和党内主张恪守和平的那一派。亨利·威尔逊听说他本人已被看作这次会上的大坏蛋，听说人家“都要我的脑袋”。以此为开端的内阁分裂行将在关键性的最后时日里演变成为异常危急的局面。政府始终保持着一种言不由衷的态度，声言有关军事问题的“谈话”，用霍尔丹的话来说，“不过是我们与法国亲密友谊的一种自然而非正式的结果”。说是自然的结果，也许是对的；说是非正式的，却不见得。伊舍勋爵对首相说过的话并非空谈，他说两国总参谋部共同作出的计划“不论内阁欢喜与否，显然已使我们承担了参战责任”。

阿斯奎斯是怎样答复的，或者对于如此重大的问题，他的内心深处究竟有何看法，现在都无记录可查，何况内心深处的事情，即使在最有利的条件下也是难以探索的。

下一年，1912年，英国跟法国缔结了一项海军协定，这是一个负有重大使命的代表团——但不是前往法国而是前往柏林——所取得的结果。为了尽力劝阻德国人不要通过新的海军法案去扩充舰队，霍尔丹衔命前去和德皇、贝特曼―霍尔韦格（Bethmann-Hollweg）、蒂尔皮茨海军上将以及其他领导人会谈。这是英德双方谋求在一个共同的基础上达成谅解所作的最后一次努力。但这次努力同样失败了。德国人对于要他们的舰队继续屈居英国之后提出了一个交换条件，要求英国答应在德法一旦开战时保持中立。英国人拒不答应这一要求。霍尔丹此行归来，便已深信德国野心勃勃，觊觎欧洲霸主地位，迟早非要抵抗不可：“我对德国总参谋部作了一番研究，我认为，一旦德国的主战派掌权，这场大战就不仅仅是要打倒法国和俄国而已，而且是要主宰世界。”这一结论既然出自霍尔丹之口，对于自由党的思想和计划的影响也就非同小可。它的第一个结果是和法国订立海军协定，规定在出现战争威胁时由英国人保护海峡和法国海岸的安全，防范敌舰攻击，使法国舰队得以不受牵制而专注于地中海方面。法国舰队所作的安排是出于协定的规定，否则它绝不会如此安排的，因而这一协定也就给英国定下了一个明确的义务。

协定的内容没有让内阁全体知道，尽管如此，不安之感却已不胫而走，普遍认为事情搞过了头。反战派不以“不承担责任”的说法为满足，坚决要求把它见之于书面。爱德华·格雷爵士采取了给法国大使康邦先生去一封信的形式以满足它的要求。此信由内阁起草并予通过，算得上是一篇故弄玄虚的杰作。信中说：两国的军事谈判容许双方可以在今后任何时间自行决定“是否用武力相互支援”；海军协定“并非以约定战时进行合作为基础”；在遇到战争威胁时，双方将对两国总参谋部的计划“给予考虑”，“然后作出决定，应该赋予该计划以怎样的效力”。

这份古怪的文件使大家都感满意：法国人满意，因为整个英国内阁政府现在算是正式承认联合计划的存在了；反战派满意，因为文件上说了，英国并未“做出承诺”；格雷感到满意，那是因为他的一番苦心推敲出来的一套说法，既保全了计划，又使反对者无话可说。他说，如果当初听从了某些方面对他的敦劝，用明白宣布跟法国结盟来代替这套说法，那就会使“内阁解散”。

阿加迪尔事件之后，每年夏天要闹一场危机，山雨欲来风满楼，形势日趋紧迫，两国总参谋部的协同工作也更形紧张。亨利·威尔逊爵士的出国旅行愈益频繁。他已经看出，新任法国总参谋长霞飞将军是一位“品质超群、器宇轩昂、冷静沉着的军人，有着坚强的性格和坚定的意志”，而德卡斯泰尔诺则是“非常聪明，富有才智”。他继续对比利时边界进行实地观察，骑了车子往返于那一带的大小道路，经常来到梅斯附近的马斯拉图尔（Mars-la-Tour），凭吊他具有特别爱好的1870年的战场。他每次看见那座纪念当年鏖战的“法兰西”雕像，心头便是一阵痛楚。据他自己的记载，有一次去看望雕像的时候，“我把随身带着的一小张地图摊在她的脚下，地图上标明了英国军队在她土地上的集结地区”。

1912年，他对德国新建的铁路作了一番研究，所有这些线路都汇集到亚琛（Aachen）和比利时的边界。那一年2月，英法联合计划的进展程度已经可以使霞飞告诉最高军事委员会，他有把握指望英国人派来六个步兵师和一个骑兵师，外加两个骑兵旅，总数达14500人。这位法国将军把这支英国部队称为“W”部队，以示对威尔逊的崇敬。该部队将在布洛涅、勒阿弗尔和鲁昂登陆，在伊尔松―莫伯日地区集结，动员第十五天即可投入战斗。后来，威尔逊又和霞飞、德卡斯泰尔诺以及俄国的尼古拉大公一起观看了1912年的法军秋季演习，然后前往俄国，同俄国总参谋部会谈。1913年，他每隔一月总要去巴黎同法国总参谋部首脑人士会商，并参加防守边界的福煦的第二十军的演习。

正当威尔逊在步步加紧和日益完善他跟法国人的安排时，英国的新任帝国总参谋长约翰·弗伦奇爵士，却是时至1912年还在想重弹在比利时独立作战的旧调。只是事经驻布鲁塞尔的英国武官谨慎小心地作了几次探询，方才不了了之。他们发现，比利时人态度坚如铁石，恪守中立地位。英国武官问起，在德国侵犯在先的前提下，是否可以作出联合安排，让英军在比登陆。他得到的回答是，英国还是必须等到向它提出军事援助的要求时方可安排登陆。英国公使本人也作了探询，而告诉他的结果是，如果英国部队在德国入侵之前或未经比利时提出正式要求即行登陆，比利时人便要开火。

比利时的守身如玉，证实了英国人所不厌其烦向法国人反复申说的一点——一切都取决于德国人首先破坏比利时的中立。伊舍勋爵在1911年就已郑重告诫于盖少校：“不论你们有怎样的口实，都绝对不要让法国的将军们首先越过比利时的边界！”如果法国首先越过边界，英国就绝不和它站在一边；如果德国人首先越过边界，那就要挑起英国去与他们为敌。法国驻伦敦大使康邦先生从另一方面表达了这一条件；他发回了许多函电，一个中心主题便是唯有德国侵犯了比利时，法国才有把握得到英国的支持。

到了1914年春天，法英两国总参谋部的联合计划大功告成，每一个营最后的宿营地，甚至每一个营要上哪儿去喝咖啡都已计划停当。需要调拨的法国火车车厢的数目，口译人员的指派，密码的准备，军马饲料的征集，这些事项或者已经安排妥当，或者可望于7月底前完成。威尔逊和他的参谋人员不断和法国人互通消息一事，是必须严格保密的。一切有关两国总参谋部称之为“W计划”的工作，即关于远征军行动计划的工作，都是在极端保密的情况下完成的，接触这一机密的仅限于六名军官，甚至连打字、归档以及一般文书工作都由他们承担。就在军事人员预先部署战线时，英国的政治领袖们却还在用“不做承诺”的毯子蒙住自己的脑袋，坚决采取眼不见为净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