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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永晶
如果说每一部“名著”的诞生都多少有些传奇色彩，那么作为文化人类学的经典名著，《菊与刀》的这一特征尤其突出。
著者鲁思·本尼迪克特早年毕业于美国名女子大学瓦萨尔学院，学习英国文学；后来进入美国社会研究新学院，在被后世誉为“文化人类学之父”、当时任职于哥伦比亚大学的弗兰兹·博厄斯指导下学习人类学。值得一提的是，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欧美，“人种决定论”大行其道。当时人们普遍认为，不同人种之间具有本质的差别，而这种差别又决定了文明程度的高低。针对这种本质主义的决定论，博厄斯以其人类学研究为根据驳斥了人种不变的观念，提出了相反的“文化相对主义”学说。该学说主张，异文化的价值只有从其内部的视角才能获得理解。本尼迪克特正是在这种知识氛围中开始其人类学研究的。
由于本尼迪克特在社会研究新学院学业成绩优异，她被推荐攻读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博士课程。不久，她即以北美的祖尼族神话为题材，撰写了博士学位论文。毕业后，她出任哥伦比亚大学的讲师；1937年，她成为该校第一位获得副教授职位的女性。1948年她晋升为教授，但天不假年，不幸于同年9月辞世。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下简称二战）后期，受美国政府战时情报局的委托，本尼迪克特开始了日本研究。战时情报局成立于1942年，是一个以进行“白色宣传”为宗旨的、进行心理战的机构。“白色宣传”是指通过散发具有明确信息来源，因而具有高度真实性的信息，来打击敌方兵士战斗意志的宣传活动。它与消息来源不明，具有谋略性质的“黑色宣传”相对。因此，本尼迪克特受邀进行的日本研究工作，最初就有明确的战略与战术目的。1944年8月，战时情报局新设“外国军民士气分析班”；9月，本尼迪克特成为该研究班的兼任研究员，同样进行日本方面的分析工作。
由于无法进行人类学研究必不可少的实地调查，本尼迪克特不得不动用一切手段收集资料。最终，她依据包括“传说、电影、对美国国内的日裔居民及日本战俘的采访、（日本）研究作品、新闻记事、广播节目、‘好事者的文章’、小说、议会演说、军事情报局的报告书”等在内的资料，探究了日本文化的独特性。1944年她完成了研究报告，并于两年后出版了以该研究报告为基础的本书，题名为《菊与刀：日本文化模式》。该书出版后，在美国官员、知识阶层乃至一般民众中引发广泛反响，被认为影响了二战后美国的对日占领政策。迄今为止，该书仍是美国大学众多文化人类学专业的必读作品。
有趣的是，本尼迪克特当初认为，本书的寿命大约十年—真正的学者首先考虑的是自己研究的局限与不足。本尼迪克特或许清楚该书因资料方面的局限，可能夹杂着对日本文化的误解，因而有此一说。然而时至今日，该书仍被读者持续阅读，可以说远超过了著者预想的时效，而且读者亦远超出了英语文化圈。本尼迪克特未曾预料到的是，无论该书里面有多少“误解”（不少后世学者对这一点耿耿于怀），美国政治精英却正是依据这样充满特定“误解”的日本认识，制定了包括“象征天皇制”在内的对日占领政策；这种政策也正是战后日本的出发点。可以说，本尼迪克特以自己在文化人类学领域的学术研究，出色地塑造了当时美国的日本认识，进而影响了战后美日关系框架的形成。
因此，《菊与刀》这种独特的出身非但使其成为人类学领域的必读书，还使自己成为战后美日国际关系史中的关键文献。毋庸说，这是学者无上的荣光；《菊与刀》成为这位伟大学者的墓志铭。
然而，《菊与刀》的故事并非仅限于此；在该书的对象国日本，它演绎的传奇别开生面。1946年11月该书出版后，驻日本盟军最高司令官委托日本学者进行翻译。两年后的1948年，该书由日本学者长谷川松治完成翻译并出版，随即引发日本国民的阅读与讨论热潮，并多次再版。1967年，译者重新修订了译文，作为“现代教养文库”的一本由社会思想社出版。2005年，日本著名的“讲谈社学术文库”取得版权，继续出版发行。2008年，日本光文社将其作为“光文社古典新译文库”的一种，出版了由角田安正翻译的新译本。角田是日本防卫大学的教授，专攻俄罗斯研究。据“译者后记”所言，这位俄罗斯专家翻译《菊与刀》的契机正是该书新近出版了俄语译本。不过，该版本腰带上写的“盼望已久的新译！”更让读者注意乃至感慨：时隔六十年后，日本第二个版本终于姗姗来迟。
与版本稀少的状况相比，该书发行量似乎更能说明问题—截至2008年角田的新译本出版时为止，据统计，长谷川松治的译本发行量超过了两百万册；该书对日本国民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实际上，早在1947年，日本学者鹤见和子就在左翼刊物《思想》（4月号）上率先发表书评“《菊与刀》：美国人眼中的日本道德观”，向日本学界介绍了该书的主要观点。《菊与刀》日译本出版后，日本知识界开始了对它历时漫长的评论、讨论与研究，迄今不绝如缕。在1950年《民族学研究》（第14卷第4号）特刊中，当时声望如日中天的数位学者，比如民俗学家柳田国男、哲学家和辻哲郎、汉学家津田左右吉等纷纷发表评论，盛况空前。其后，直接或间接讨论该书的论文与著作层出不穷。比如作为单行本，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出版有《日本文化论试论：阅读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九十年代出版有《〈菊与刀〉的新解读方法》等。
另外，外国学者研究《菊与刀》的作品也得到了日本学者的关注。比如，美国学者道格拉斯·拉米斯的批判性著作《内化的外国—〈菊与刀〉再考》（1981年）得到了翻译出版。在该书中，拉米斯批评本尼迪克特仅凭借诗人的直观写作，因而认为《菊与刀》不是根据确凿的学术研究作品。拉米斯还率先指出本尼迪克特犯了“自民族中心主义”的错误；在这个意义上，他被认为早于后来大名鼎鼎的文化批评家爱德华·赛义德，开启了此后以揭露“自民族中心主义”为主旨的文化研究的先河。拉米斯的观点在日本引发了正反两个方向的争论，至今不休，但否定性的意见居上。
其实，日本学者对《菊与刀》的内容褒贬亦始终不一。比如，作为批评性的观点，前面提到的和辻哲郎指出，如果给“日本人”加上限定，诸如“日本军人的思考方法”、“日本俘虏的思考方法”等，那么本书所说的“日本人集团”就可以获得一定程度的理解与认可。然而，该书将历史、地区、集团、阶层等因素一概排除在外，采取了一种整体主义的视角，讨论了一般化的日本人，因而书中的“日本人的思考方法”、“日本文化的类型”这些说法就过于暧昧了。这种批评颇具有代表性，毕竟，任何对一般化的“日本人”的描述都很容易将现实中的个体脸谱化。
在众多的研究与评论中，森贞彦的解读尤其值得关注。在2002年刊行的《〈菊与刀〉新探》中，他分析了日本学者对《菊与刀》的各种典型误解，进而对该书进行了全面的辩护。比如，“菊”被解释为“掩饰起来的意志的自由”，而“刀”则象征着“自我责任的态度”。在接下来2003年出版的《孤儿〈菊与刀〉的感叹：学界巨头们犯的大错》中，作者将柳田国男、和辻哲郎、津田左右吉等学术巨人的评论放到了显微镜下，将他们的错误条分缕析。在他看来，这些巨人们仍未真正理解作者的本意。2004年，他继续推出新著《日俄战争与〈菊与刀〉：历史的新视点》。他依据自己对《菊与刀》的解读，以著名作家司马辽太郎的小说《坂上之云》为主要资料，重新分析了日俄战争中一些著名人物的行为方式。他认为自己依据《菊与刀》开发了一种新的历史分析方法，因而看到了迄今为止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所未见到的一面。2010年，作者再接再厉，出版了长达千页的《〈菊与刀〉注解》，完成了全新解释，并将日本的《菊与刀》研究推向了高峰。
这里要强调指出的是，一部由外国人撰写的讨论日本文化的著作持续得到日本学者的关注与讨论，这本身就构成了一种独特的日本文化现象。可以想见，《菊与刀》的传奇仍将在日本继续展开。
那么，演绎上述《菊与刀》传奇的要因是什么？或者说，这部作品得以流行的奥秘何在？除了上面提到的本书独特的出身这一要因外，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说明。
首先，本书书名与文体具有独特的魅力。据称，这本书本来打算命名为《莲与刀》，但本尼迪克特最终还是将其定为《菊与刀》。这一改动中，作者进行了怎样的考量，我们不得而知，但其结果却显而易见。在出版商、后世学者对该书的内容简介中，人们通常会看到“菊花象征着风雅，刀象征着杀伐”的说法。稍微具体地说，菊花是日本皇室的家徽、优美的代表；而刀是武士道的象征，意味着勇气、征伐、忠义、名誉。它们被用以说明构成日本文化矛盾的两极。不管这种说法是否准确，菊与刀的并置构成了一幅强烈的视觉画面却是事实。
另一方面，本尼迪克特虽然以学者闻名，但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期之前，她以笔名Anne Singleton发表了许多诗作，是一位出色的诗人。《菊与刀》中的语言细腻、平易、优美，而非如一般学术著作那样因充满生硬的术语而让人正襟危坐，甚至敬而远之，这与作者的诗人性格不无关系。这种文笔风格进而与书名强烈的表象相得益彰，给作品营造了浓厚的感性气息。
当然，由于人类学的作品通常以异民族的文化与社会为研究对象，为作品添加一个可以引发对这种对异文化的想象的标题，也是题中之意；而“菊花”和“日本刀”对西方社会而言恰恰构成了具有浓厚的异国、异族风情的象征。因此，西方世界的读者首先会产生阅读欲望：它们与日本文化有何关系？当这种联想效果浮现后，可以说书名《菊与刀》就出色地发挥了它的价值。
无需说，书名与文体的特异性只是成功地抓住了读者的视线，而书中的内容才是真正激发读者关注与讨论的主要因素。在这个意义上，《菊与刀》探讨的主题由其副标题揭示了出来：“日本文化的模式”。这些文化模式体现在日本人表面上相互矛盾的行为方式上。比如，日本人一方面彬彬有礼，另一方面尊大不逊；一方面墨守成规，另一方面开拓进取；一方面在菊花艺术上追求尽善尽美，另一方面崇拜武力，视武士为至高的荣誉……在欧美读者看来，日本民族的这些思想、情感与行动充满着不可理喻的矛盾。然而在著者的笔下，它们被编入到一个前后逻辑一贯的行为方式中，这种行为方式的基础也就是“文化的模式”。在这个意义上，《菊与刀》的主题无关风雅与杀伐。
在后来日本读者的解读中，这种文化进一步被概括为“耻感文化”，并与欧美世界的“罪感文化”形成了对照。该文化虽然与日本森严的等级秩序息息相关，但人们对其尊重有加，因而“各得其所”。最终，在“恩”、“义”、“忠”、“诚”等特定观念领域中，日本国民日常生活的喜怒哀乐、爱恨情仇得到了合理的展现与说明。
由于本尼迪克特大胆地对日本文化进行了抽象化的表述，这成为后世读者、学者争论不休的根源。赞同者对她的文化模式分析深以为然，感觉茅塞顿开；借助本书的分析，日本文化得到了相应的定位。与此相对，反对者针锋相对；比如他们认为“羞耻感”并非日本文化的基调，而“罪恶感”亦非欧美文化的底色。在何谓“日本文化的模式”这一点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不过，有一种观点值得读者注意。
前面提到，森贞彦在其一系列《菊与刀》解读中，出任了本尼迪克特的特别辩护人，对《菊与刀》的主旨进行了全面解释与辩护。在他看来，在理解《菊与刀》时，有必要特别注意两点：第一，“文化模式”并非是人们意识领域的事物，而是一种在无意识层面发生的信息处理体系；第二，人类的集团生活具有超越个体意志的意志；本尼迪克特所言的“文化模式”，正是这种国民性的，因而超越具体个体的行为倾向与方式。换句话说，“日本文化的模式”可以用于解释日本具体国民的日常与非日常的行为，但它并不是具体国民的行为与文化本身。站在这个角度，森贞彦赋予了《菊与刀》最大的赞辞：它开辟了日本文化研究的新领域，堪与伽利略的《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的对话》、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媲美。
森贞彦可能有“高推圣境”之嫌，这里暂且不论；不过他注意到的“集团生活的意志”，倒是理解《菊与刀》的一个视角。他特别指出，在日本读者中，能认识到“文化模式”（patterns of culture）与“文化类型”（types of culture）差异的人甚少，这是导致人们对《菊与刀》的大多数误解的根本原因。在他看来，两者的最大区别是，前者属于人们无意识领域的行动倾向与方式，而后者则是对人们在意识领域中各种行为的分类。这种解释的依据正是本尼迪克特在1934年发表的学术著作《文化的模式》。
当然，上述观点仅仅是诸多解释中的一种，并非《菊与刀》解读的最终版。不过，这些解释将《菊与刀》研究引向深入，却是不争的事实。可以说，正是这种在学术上锱铢必较的严谨治学态度，成为《菊与刀》持续获得关注，因而继续其传奇的第二种要因。实际上，文本层面的研究在日本已经全面展开；譬如，本尼迪克特具体利用了哪些日本研究资料，观看了哪些当时的日本电影，对具体的日本研究资料进行了怎样的引用，这些都获得了考证。从结果上说，由于《菊与刀》成为学术研究的对象，这直接促成了它的持续流行。
不同于上述两种要因，日本知识界特有的“日本文化论”，亦称为“日本人论”领域的高度发达，则构成了《菊与刀》流行的第三种机制。如同日本著名社会心理学者南博在其著作《日本人论》中坦言的一样，“世界上没有比日本人更爱好自我定义的民族了”。这种“自我定义”也就是日本知识精英与民众对何谓日本人、何谓日本社会、何谓日本文化的说明与讨论。由于这种讨论正是日本民族的一种自我意识的表达，一部由外国学者，尤其由美国学者撰写的同类作品在二战后的混乱时期出现，可谓恰逢其时。
读者诸君可能会问，为什么日本民族偏好“自我定义”。对于这个颇为宽泛的问题，这里只能在宽泛的意义上指出一种可能的原因—日本社会先后经历了两次外来文明，即隋唐时代的中华文明与近代的欧洲文明的全方位影响，这种源于外部的影响导致了强烈的自我意识的生成。尤其是近代以降，几乎是一帆风顺的现代国民国家与现代化建设的进程，急剧改变了传统日本社会的风貌。当这个民族稍有余裕驻足回首时，一种更为急切的自我确认的心情便油然而生。事实上，今日的多数日本学者都注意到中日甲午战争及其后日俄战争在建构现代日本民族自我意识上的作用，而“日本文化论”方面的著述，也正是在这两个时期大量产生的。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对日本民族优点的阐述，还是对自身缺点的指摘，这些通常充满高度自我反思意识的论述事实上发挥了独特的政治效果—近现代日本民族主义正是在上述话语空间中得到了生成与建构。
二战后，“日本文化论”与时代的政治、社会状况相互呼应，发生了许多变化。尤其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日本经济腾飞，社会进入稳定和谐的局面后，“日本文化论”从此前的自我批判主旨逐渐转换为自我赞同、自我期许的方向。在这个过程中，《菊与刀》成为日本文化论者展开议论的原点。日本学者青木保在《“日本文化论”的变迁》（1990年）中指出，如果略去1948年出版的日译本《菊与刀》，那么今天的人们就无法思考“日本文化论”。在他看来，在战败后的混乱状况中，本书的翻译出版首次从外部将“何谓日本人”、“何谓日本文化”等包含生活样式、价值观的问题呈现了出来。因帝国战败而苦于“心被撕成碎片”（川岛武宜）的日本知识与文化精英，或许正是在这种来自外都的呈现与解释中获得了精神的慰藉。
这样，我们看到了《菊与刀》演绎传奇的一种内在于日本文化自身的机制，即《菊与刀》在日本首先被定位为“日本文化论”的代表作，而非其他。《菊与刀》与日本国民的心灵产生了独特的耦合与共振效应。
现代日本文化人类学家船曳建夫在其著作《“日本人论”再考》中指出，“日本人论”亦即日本文化论产生的根源在于，日本国民必须通过不断解释何谓日本人，来消解生活于现代社会中的自我意识、自我认同中的不安。由于日本的“现代”起源于西洋，这种起源的外部性格决定了日本国民自我意识的“不安”乃是根源性的，无法得到去除。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菊与刀》在对日本文化本质性格进行说明的同时，通过各种社会机制，亦同时建构着日本文化。这里所说的“社会机制”既包括学术讨论，又包括国民的一般性阅读消费行为。
当然，如果考虑到本书在美国对日占领政策形成中的政治作用，亦即考虑到战后日本国民国家建构的出发点，那么可以说《菊与刀》已然随着日本战后改革而内化到国民的日常生活当中。换句话说，借助二战后国际关系的重建，《菊与刀》参与了日本文化的建构与塑造。
让许多人始料不及的是，《菊与刀》的传奇也在中国大陆上演。该书的第一个中文译本出现于1987年，书名作《菊花与刀：日本文化的诸模式》（孙志民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三年后即1990年，商务印书馆推出第二个版本，题名为《菊与刀：日本文化的类型》（吕万和等译）。此后，商务的这个版本多次再版，支持了国内读者对《菊与刀》的阅读与理解。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十数年。从2005年开始，《菊与刀》在中国迎来了在世界范围内亦罕见的热潮。截至2011年，已有十余家出版社推出了各自的版本，包括部分英汉对照版。另外，还出现了对该书的精读作品《〈菊花与刀〉精读》（冯玮，2010年）。可以想见，巨大的阅读市场首先造就了《菊与刀》在中国的新传奇。
对于这股热潮的原因，许多学者都进行了分析；其中最常见的说法是，由于进入二十一世纪后中日关系出现的紧张局面，中国国民迫切希望理解日本社会、日本文化。这样，《菊与刀》就被视为理解日本的启蒙读物与权威读物而得到了重新的发现。与早期两个汉译本强调该书的学术性不同，新近的译本强调的是启蒙与普及。
不过，对于国人的《菊与刀》阅读热潮是否能达到预期的目的，即理解日本，人们看法并不一致。赞同者认为该书解释了日本文化的本质，因而其意义不言自明；而反对者则认为该书内容“肤浅”、“陈旧”，加之“作者不懂日文”，因而无助于中国国民理解现代日本。其实，前一种看法不够准确，而后一种看法则不值得任何意义上的认真对待。任何读者只消认真阅读一下著者在本书第一章中对研究对象与方法论进行的细致而审慎的讨论，自然就不会妄下断语；相反，读者知性的好奇心将得到激发，从而沿着不同路径进入本书的主题。限于本文主旨，这里不拟详论；这里要指出的是，本文在前面两节中描述的《菊与刀》在国际关系史、在日本文化中的独特地位，已经成为我们今天必须深入阅读该书的本质理由。
尽管如此，或曰正因如此，通过该书来认识、理解日本仍将是多数中国读者阅读的主要动机。那么，中国读者要注意什么？这里仅指出三点。无须赘言，这三点也正是本尼迪克特本人反复提醒所有读者的，或直接或间接，而非笔者独发。
第一，由于中日两国文化上的历史渊源，它构成了我们阅读该书的一道无形屏障—《菊与刀》中涉及的“修养”、“义理”、“人情”等字眼，由于文字表记的同型性，很容易让中国读者用自己的观念去轻易地替换原文，从而失去了对日文语境中这些词语具有特殊涵义的敏感。换句话说，由于中日文化的历史渊源，《菊与刀》中的许多描述可能引发中国读者似曾相识之感；因此是否能读出中日文化的真正差异，对中国读者而言就成了试金石。
如果注意到意大利学界的一种说法，即“翻译者就是歪曲者”，那么，我们就可以把问题意识引向深入。比如，英文原书名与日文书名的转换中出现了怎样意义的隔绝？举例而言，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英语世界中的“菊”（chrysanthemum）的表象与日本文化中的“菊”（kiku）有何不同？同样，这两种表象又与汉语世界中的“菊”具有怎样的差异？这种思考并非要求读者进入深奥的语言学领域，而是要提醒中国读者：如果我们要达成阅读的目标，我们必须首先进入对象的语境中去揣摩、理解，而非横向的、从外部进行的简单语义替换。
第二，《菊与刀》为我们理解日本文化提供了一个制高点、一个方向标、一幅地图，然而，制高点、方向标与地图自身并不是日本文化。换句话说，《菊与刀》可以用于理解与解释日本文化的一些整体性现象，但由于这种理解与解释的视角具有超越历史与地域的特征，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就此可以理解日本，尤其是现代日本社会的方方面面。要深入理解现代日本，我们还要付出其他的努力；而且，这种努力亦非朝夕之功就可奏效。尽管如此，本书由于其独特的性格，将会成为我们阅读日本时一个出色的向导，时刻为我们提供前行的路标。
第三，在进行阅读时，中国读者还须时时刻刻自问：我们是否理解我们自身？《菊与刀》中对欧美与日本文化的对比，给我们提供了许多可资利用的视角—重新审视自我的视角。毋庸讳言，一个民族只有保持清醒的自我认识、自我反思的能力，才能永葆青春；反之，它将失去滋润生命的源头活水，浑浑噩噩地迷失在社会历史的变迁与诸文明的竞争当中。中华文明进入近代后，命运多舛、数度劫灰，最终能否生生不息，端赖自己是否有清醒的自我认识。对此，中国读者诚不可不察也。
无论怎样，《菊与刀》在今天已然成为一部超越了时代与特定文化的古典性作品。这要求读者，须以阅读古典的心态接近这部作品。至于是否经由本书而对日本文化登堂入室，则全赖读者的阅读方式与努力程度了。
2011年3月23日00 ∶ 19定稿
于粤东桑浦山麓客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