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这部历史著作最初以英文出版时,它极富争议性,但是伴随时间的流逝,情况发生了改变。最初的争议源自它对现代技术以及“技术统御”所提出的质疑,它们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开始出现,影响了西方各国,但是在各类不同的圈子中饱受冷落。其中部分质疑来自人们对环境问题的忧虑,对地球徘徊难去的尊重;部分则来自人们对国家以无比热情兴建的巨型机器、炸弹、水坝的担忧。他们询问道,巨型机器将为权力的集中与领导人的公信力带来怎样的影响?技术在政治上并非是中立的,我当时这样认为,现在依然如此。我们对自然所做的一切正是我们加诸己身的一切——征服自然与征服人类之间纠结至深。然而,对那些奉经济与技术进步为圭臬,仅能看到其慈悲后果的老一代人而言,这些观点是骇人听闻的。
数十年过去后,这些对于技术的质疑,假若业已发生了变化,它们的变化则在于比以往更为宽广的影响。而今我们的质疑,细则包括如细胞的转基因,泛则涵盖如工业化带来的全球气候变化。对技术的不满四处蔓延,随之而来的是,对那些或得以控制技术,或能够守护人类及其他有机物,使之免于其威胁的当权者的怀疑。诗人、作家、电影制作者、历史学者愈趋细致地检验现代性在此世界上恣意任为的破坏性力量。我们已然进入一个焦虑与脆弱的时代。我觉得自己在某种程度上像这个时代的先觉者,虽然这部书非关末日巨灾,而只是撰写了在征服抵达极点的过程中缓慢发生的衰落与失败。
这本书所讲述的是一群勃勃进取的现代化者,他们试图欺骗他人,可能也同样欺骗自己:认为他们所希望创造的是一桩永续的善业。他们生活在美国西部,那里水源匮乏,河流往往距离遥远,非常类似中国的某些地方。在19世纪中叶,美国人开始向彼处迁徙,并且开始掌控那里的水,改变沙漠。在很长一段时间,他们自豪地将西部的河流转化为农业与城市运转的机器。在征服精神的引导下,他们未曾询问人类可能应当怎样更加审慎地令自身契合于自然的秩序。他们坚持认为,自然缺乏任何一贯性、秩序或者效率。当河流抵达大海,或者在干旱的沙漠空气中蒸发,他们称之为“浪费”水流。他们断言,人类必须尝试主宰这个不完美的世界,强行为这些自然的元素做出更好的安排。
然而,统御的驱动力并未止于对西部的水与河流的控制。伴随水利工程的扩张,一个愈趋清晰的事实是,征服自然不可避免地变为某些人对另一些人的征服,而自然则沦为其工具。社会冲突正是其后果。初始,冲突存在于入侵的欧裔美国人和那些长期栖息于该处的土著民族之间。随后,在那些自征服自然中获利最多与最少的群体之间产生了冲突。最后,冲突出现在私人利益与国家利益之间,即使两者终将学会联合其力量,共同征服沙漠。美国政府同意在为水利工程提供资本与专业知识的同时,尽量不将其规则与控制强加于那些以经济增长与发展为名而使用技术的人。
通过这些冲突,水的控制者宣告他们正在西部创造一种新和谐。在那里,一个自然与人共同幸福繁荣的绿色天堂将取代往日之荒凉。他们修建的每一座水坝都将在与自然的完美协调中矗立。果园将绽放,鸟儿将更加欢乐地歌唱,而人们则在技术的福音中更加合作,共同生活。和谐总是在前方,在更多的水坝与运河修建成功之后,在更多沙漠的土地被开垦之后。但是如同本书所指出的那样,和谐无法通过技术的力量勉强生成,而必须在对自然秩序的谦恭与尊重中实现。
美国西部的情况表明,人们远没有取得和谐,而是在破坏土地、水与其他形式的生命。欲免于这一后果,就要求改变人们对自然世界的感知与衡量,以及对人类自身在其中位置的理解。决意致力于技术征服的社会,并没有真正寻求和平与共生,无论它们对世人的宣言是怎样的。恰恰相反,只有那些对技术以及与之相伴随的失控权力持批评态度的文化,方拥有获取可持续未来的最好契机。
我在此向侯深博士致谢。她是一位很好的写作者,对语言的力与美有敏锐的捕捉力,她自身也是一位优秀的研究者。因为她的工作,这部书能够以一种新的面貌呈现给新的读者。至于它可能将展示美国与中国西部之间怎样的不同,则将留待我们的读者来决定。
唐纳德·沃斯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