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利福尼亚的救赎

1862年9月11日，受人尊敬的托马斯·斯塔尔·金牧师在圣华金河谷农业协会上做了当年的主题演讲。他是一位城里人，新英格兰移民，唯一神派在旧金山的牧师，也是一位空想家。他拥有一瞥加利福尼亚未来的特权：这将是一片成就非凡而又能够轻而易举获得成功的土地。此时，作为一位公认的启蒙者，他受到该州各类公共活动的邀请。 站在他面前的听众，是一群老实倔强、脸膛红润的男人，一群来自圣华金河谷的农民。在又一个漫长、炎热、无雨、多尘的夏天结束之际，可能他们确实需要金牧师那先知性的想象。

他告诉他们，此州“在一般人看来，似乎被抛给了‘荒凉的厌物’，实则它有两个巨大的‘丰饶之角’” 。一个从该州北部沙斯塔山沿萨克拉门托河向下延伸拓宽，另一个则穿过克恩和圣华金河谷向上。双角中的丰美富饶盛满溢出，流向都市，流向金门，流向世界。丰饶之角，或曰丰饶之河的意象，事实上可能更像一个漏斗，耗尽腹地的财富，将之排入城市商人的袋中，然而，这一念头未在金的头脑中闪现。他专注于唤醒加利福尼亚人，让他们意识到他们周遭富饶的农业可能，这将为他们带来比金矿更加巨大的财富，也会更有利于文明的发展。

到此时为止，矿业一直统治着美国人对加利福尼亚的兴趣，统治强度之高甚至于到了危害其他功用的程度。至1860年代，矿业已处于水力采矿阶段。矿工们在水坝、水槽、帆布水龙带的配置下，将水流转往塞拉山麓，以强大的水压冲刷表层土与沙砾，使含金的矿石裸露出来。这番袭击过后的径流污染了河流，为其下的优质河床覆盖了一层流动的泥浆。 金警告道，这正在危及该州的未来资本。另一方面，农业则会成为富足的来源，将建设而非破坏资本。巨大的中央河谷如果能够免于水力采矿造成的水患，将为成千上万家庭的劳动力与家园提供广阔的田地。

金半分也没有反对采矿业的意思，但是他将农民们的工作放在第一位，认为其高贵、道德，对文明有更大的贡献，有更重要的宗教意义：“真正的农民是一位艺术家，他将上帝的思想用事实呈现。”采矿只是从完成的事物中进行提取，农业则在创造。加利福尼亚的未来需要创造的奋发事业，将这片土地自荒凉之境中救赎，通过耕作上帝为之设计的土地来成就之。从本质上讲，金对于该州未来的想象是上帝的想象，后者没有时间或意向将之转化为现实，而等待金和他的听众出面排忧解难：

地球尚未被完成……它不是为荨麻或者常绿灌木、小檞树所造。它是为谷物、果园、葡萄藤，为简朴家庭的舒适与享受所造。它为之创造的那些东西将通过人类有教养、有组织、有道德的劳动来完成。

金将山峦排除在这一使命之外，因为它们已然代表了神圣的思想，没有改进的可能。但是沙漠般的河谷地面显然是自然尚未完成的部分，一片丑陋的混乱，被采矿业的残骸弄得更加丑陋，它需要救赎；也正是在这里，农民们可能成为“上帝的工具，完成造物的使命” 。

在演讲那年，加利福尼亚共有1.8万农民做着上帝的工作。在此后的20年，这一数字将会翻倍，并将在此之后的50年中持续上升，直至神圣的思想最终被实现，该州成为这个国家的主导农业大州。这番成就的很大一部分来自灌溉，因为降雨不足是主要的不完美。这里有充足的明媚阳光、肥沃土壤，平坦、适于耕耘的地形。然而雨水，不是在它应该降下的生长季——夏天来临（如印第安纳那样），而是在冬月，在所有的庄稼都已收割之后，它将染绿漫山遍野的野燕麦，却没有像上帝希望的那样，浇灌农民的小麦。然而，上帝在这里安排了许多触手可及的流动河川，将它们分流转向将是对这片土地的救赎之举。

灌溉同样承诺拯救加利福尼亚的经济结构，到1860年代，它已有转变成为一个赤贫的佃农阶层服务于数个大土地所有者的封建体系之虞。虽然金牧师先生是那样迫切地感到将潜在的农田从水力采矿的“可怕原罪”中解救出来的必要性，但他只是简单地暗示“巨型牧场的贪婪”。这一情形却成为农业民主的关键，那些没有被采矿掩埋的土地将很快被大农场主兼并。亨利·乔治写道：“在整个州，土地在某一日会通过购买和划分成西班牙牧场，而变为升值的财富；政府的测量员与登记员非常忙碌；投机者们从公共土地中攫取成千上万英亩的土地。” 在该州共计1亿英亩的最佳农业用地中，已有1300万至1400万英亩在美国征服之前被墨西哥政府转让给数百个个人。 现在一大批贪婪的美国人正在像窃贼一样袭击剩余部分，特别是中央河谷的公共土地。

“在内战的十年间，”保罗·盖茨写道，“加利福尼亚估计有800万英亩的公共土地被转让为或者正在被转让为私有所有权，这占了原来法律计划建立面积为160英亩的农场的相当大的部分。”这些土地的面积足够建立5万个那样的农场，可事实上只有7008个。大部分土地落入了旧金山与萨克拉门托一群“占用者”手中，他们欺骗、行贿、雇用傀儡的侵占者，玩弄法律于股掌之上，从而积聚了面积庞大的土地。其结果是，在1871年，有2000余人拥有500英亩以上的土地，其中122人拥有土地的平均面积为71983英亩。 无疑，在占用者的眼中，这也是上帝设计将沙漠变为花园的一部分；但是如卡尔·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观察到的那样，“原始积累的方法绝非田园牧歌” 。

在很多案例中，如此积累的土地被留住用来投机，所有者待价而沽，用每英亩2美元到10美元的价格出售他们以60美分或1.25美元买来的土地。还有一些人将他们的田产用于养牛或者养羊，牲畜们在没有篱笆的平原上游荡。再有一些人，转向更为有利可图的事业，生产出口英国的小麦。从1860年代到1890年代，小麦统治了内部的河谷。这是一种工厂规模的农耕，使用着数以千计的马拉式多铧犁，硕大无朋的蒸汽钢铁联合收割机，而铁路已将其线路自萨克拉门托河向西南延伸，越过蒂哈查皮山进入洛杉矶；他们为获取迅速的回报而种植小麦；他们在放眼能及的土地上种植小麦，年复一年，耗尽地力，然而，也曾一度令加利福尼亚成为这个国家的领军生产者。 这是一个大地产、世界市场的社会，到处是临时搭建的简陋房屋，在太阳下晒得褪色，道路两旁挤满了在收获季节空当寻找工作的流浪大军。这里有的是钱，却没有被用来润饰土地或者提高普通人的生活水准；金钱流往诺布山 ，留下的是贫穷。这是否便真是一个“完成”地球的应有之象？寡头垄断下阴郁暗沉、污迹斑斑的单一色调？

而后，灌溉渠中那一涓细流出现了，带来了复兴的希望。在小麦领地的周边，小农场主开始购买任何在售的土地，并将水引向那里。在加利福尼亚，他们别无选择。在堪萨斯，获取一片四分区宅地，他们付出的不过就是申请费和犁开其草皮的工作；但是在加利福尼亚的主要农业区，购买每英亩开垦的土地，他们需要支付30美元、50美元，甚至200美元。 用这样的价格，一个普通家庭顶多能够付得起一小块地，而它往往处于沙地或者起伏的山麓。在昂贵的地产价格之外，他们还需要支付灌溉设施。很快，他们意识到这是一种代价很高的农业方式。然而，将这一小片地用于种葡萄或蔬菜，即使费用颇高，一个家庭也能在小麦王国中欣欣向荣。因此，通过灌溉得以救赎的理论诞生了：灌溉是人民的选择，是普通老百姓的恩人，是我们梦想的救星，是我们制度的卫士。这一理论将存活很长时间才会死亡。

在西班牙人的活动和在那些金矿营地里无论进行过什么之后，加州灌溉农业的最初实践从1850年代开始：位于圣伯纳迪诺的摩门拓殖点（1852），科恩河上的一群密苏里拓殖者（1856），圣安娜河上的阿纳海姆一处种葡萄酿酒的德国移民拓殖点（1857），还有约洛县，以及加州首府西边和西北边卡什溪沿岸的一些农场主（1858）。到1870年，该州共有915处沟渠，灌溉面积90334英亩，在未来十年将翻三倍有余。 一条柑橘林灌溉带开始从圣巴巴拉向下延展到洛杉矶、圣地亚哥海岸，向内陆到帕萨迪纳与里弗赛德，开始种植的是皮厚味酸的传教橙（mission orange），后来转为来自巴西的脐橙和西班牙的夏橙。 萨克拉门托以北，苜蓿成为标准的种植作物，支撑着奶牛场这样的细粒景观（f inegrained landscape）。在任何有水的地方，小土地所有人都会种上葡萄、果树、坚果树、胡萝卜和玉米。沿河作物的增值比任何其他作物都要快。1871年，农场主们在洛斯巴诺溪沿岸花5美元购买1英亩地，再为每英亩的灌溉付12.5美元，两年后发现，这块地价值30美元到35美元。 然而更普遍的情形是，他们为土地、树种和沟渠花出多得多的钱，却需要等三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才开始有回报。不过，对那些有能力付出耐心的人来说，小型灌溉农场不失为一种得到良好回报的机会。

那些对种小麦毫无兴趣的阔佬，已有大把土地在手准备做投机生意，现在则是天赐良机。他们可以将其土地再分割，出售给小农场主或者灌溉拓殖点，赚得大钱，特别是如果他们再在里面挖两条运河沟渠什么的。威廉·查普曼是这场游戏中来钱最快的众人之一。他和助手们在1871年已经掌握了277600英亩的土地，据他宣称，他要将之用以诱惑那些不愿来到加州的拓殖者，从而创造该州的辉煌。 可能他确实加速了拓殖的进程，但他所提供的服务却颇为可疑，因为他从中获得的回报奇高无比。在1868年，他以原初两倍的价格，将圣华金河谷的一片土地卖给三位寻找新起点的密西西比和阿拉巴马种植园主。他们计划的拓殖失败了，然后很快其他人便补上了。1875年，查普曼在近弗雷斯诺处，卖出未来将变成中央加利福尼亚拓殖点中的第一块小份地。这里被分为20英亩的宅地，每份价值1000美元；已经种上树苗和葡萄藤，提供了水，并且发起了一场广告运动。最初的购买者是来自斯堪的纳维亚的移民，他们往自己小小的农场里增加了鸡、奶牛和猪。三年内，所有份地售罄，而弗雷斯诺也开始走上成为小麦之海中集约农业孤岛的道路。

在最早来到弗雷斯诺拓殖点的灌溉者中有米妮·奥斯丁，她同另外三位旧金山的教师，将积蓄投到一个查普曼农场中。这四位女士将她们的土地放在一起，共有产权，1878年，奥斯丁搬到当地来管理它。她的第一个举措便是辟出2英亩地种植葡萄，自己采集、晾晒、装箱，而后以她的名字出售——这是该地区最早的葡萄干，在未来的某一天，它将成为闻名世界的当地作物。当她在1886年退休时，她每年收获7500箱葡萄干，通过铁路将它们运往东海岸。她的葡萄园周围环绕着石榴、桑橙、柏树组成的宜人树篱，在果园中还有梨树、杏树、桃树和油桃。在附近，一位丹麦裔妇女每年从她5英亩的葡萄园中收获200美元的葡萄干。 一位《陆路月刊》的作者注意到妇女在弗雷斯诺农业中愈趋活跃的趋势：“灌溉的工作是如此轻松，因此那些在各个拓殖点购买了20英亩或40英亩土地的妇女，可以很容易地将小股水流引入条条犁沟。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一个戴着太阳帽的身影，手执锄头，浇灌草莓园，就像在里弗赛德、波莫纳、帕萨迪纳所见的一样普遍。那些最成功的女性会毫不迟疑地进行户外工作。” 对一位像米妮·奥斯丁那样的独立女性，或是财产有限的事业女性，还有传统的家庭农场所有者来说，灌溉宅地就好像厚重黑墙上开出的一扇门。

除了查普曼，另外一位灌溉拓殖点的推动者是南太平洋铁路公司。该公司总共以联邦土地赠予的形式接受了相当于加州面积十分之一的土地（1158.8万英亩），以鼓励它促进交通发展。那些土地的很大一部分都卖给了资本家，其收益被用于铺设铁路，在1876年前，铁路将整个中央河谷同美国市场直接联系起来。对很多小麦农场主而言，铁路好似那只“章鱼” ，一个将生命与利益自他们身上挤压而出的凶暴力量，“庞大、可怖，其怒喝声恣意回荡在河谷的每一处，所过之处，血流遍地，满目疮痍” 。但是，铁路同样向小农场主出售份地，推动河谷灌溉农场的发展。在1883年到1907年期间担任南太平洋铁路总代理的威廉·米尔斯坚定不移地相信，在加州鼓励多元化农业和它所需的人口增长，是该公司利益之所在。他将推销员送往世界各地去鼓吹加州，为达此目的，还试图通过南太平洋拓殖代理帮助新到者在该公司铁路沿线种植水果和蔬菜。

南太平洋铁路公司的一项持久产物是《落日杂志》，在其助力下，加州的形象从“章鱼之穴”变为沙漠中的乡村乐园。在众多该杂志出版寄送以吸引拓殖者的宣传手册中，有一本只是被简单地叫作《加利福尼亚弗雷斯诺县》，它正是土地促进者们所力图构建的灌溉神秘形象的代表。其封面以柔和的色彩描绘着一条沟渠，安谧地蜿蜒于绿草茸茸的两岸之间。在其前景的构图中，缓慢的水流边生长着一棵柑橘树，金黄的果实累累垂下。跨过溪流，一头荷斯坦乳牛在吃草，远方是橡树、红色的村舍和白雪皑皑的塞拉山峰。首页的标题写道：“健康的加利福尼亚果实，财富的加利福尼亚土地。”直到今天，它仍是不可抗拒的配方：平凡人的安定收入，唾手可得的成功，乡间乐事，近在咫尺的自然壮美，振奋身心的户外生活，棕榈树的异国斑驳风情，柑橘与醇酒。它是约翰·康斯特波尔 与奥马尔·海亚姆 的综合，是平民主义与低调奢华的交融。灌溉加利福尼亚的浪漫正是从章鱼怪兽的肚腔中被制造出来。

无论浪漫还是现实，它是否当真能够将此州从其惨淡的开始中解救出来？灌溉是否当真是人民对抗大亨，对抗金钱统治的武器？它是否是机械化世界中捍卫田园理想的技艺？所有问题的答案均依赖于是谁控制着水，是谁建造了沟渠，又是谁设计了它们。到1871年，在渴望健康与财富的弗雷斯诺拓殖者到达那年，证实《落日杂志》景象虚妄的证据便开始显露其丑恶面目。

效法联手创立铁路的企业家，一组旧金山的资本家也在1871年9月的第一天组织起来，出售地产，同时建造一个运河体系，服务于该片土地灌溉、水力和交通。他们将自己称为圣华金与金河运河灌溉公司。他们在计划书中解释道：“圣华金河谷的农场主与拓殖者太过贫穷，无力自行完成运河与沟渠的修建，他们需要资本家的合作。” 相应的，他们指出，资本家则需要国会的支持——贩售公共土地所得的金钱、道路使用权、自由用水权、公共领地上的木材和石料采用权。所有这些没有一桩证实是将轻易获得的，在免费赠予的问题上，国会的心思全在铁路而非水之上。不过该公司还是一头扎入，在未来的两年中，建造了一条灌溉运河，从弗雷斯诺河湾和圣华金河交界处起奔流40英里，每年足以灌溉1.6万英亩土地。他们还轻巧地谈论一条甚至更大的沟渠，180英里长，100英尺宽，每英里挖凿耗费3万美元。它们将淹没那只章鱼，将河谷从它的触须中解放出来。

运河背后的关键人物是亨利·米勒，他监督了其工程的修建，而且最终拥有其多数股权。米勒是一位德国移民，出生于1827年，原名克赖泽，他因在淘金热期间向矿工出售牛肉而发家。从他80岁时的照片中，可以看到一位头发斑白的老人，鹰钩鼻高翘，双目凝视远方——这无疑是地产商的象征，而米勒正是一位热情的土地购入者，同其生意伙伴查尔斯·卢克斯一道，仅在加利福尼亚便聚敛了32.8万英亩的土地。他拥有远在120英里以外的圣华金河两畔的大量土地。牛，那些被养肥屠宰的牛，是他所了解和热爱的，但是他毫不迟疑地看到河流所具有的各种可能。通过和一位曾在埃及与印度灌溉工程中工作过的工程师的讨论，他谋划出几套大型方案灌溉其牧场，而后用驳船将其肉牛运往旧金山湾的屠宰场。

米勒同时拥有克恩河沿岸更南边的财产，在那里他则有一位势均力敌的对手，争夺对水的控制。此人便是詹姆斯·本·阿里·哈金——“克恩河大汗”。哈金来自肯塔基，律师转行成为商人，他在诺布山鼎鼎有名，同劳埃德·特维斯一道身跨数行：公用事业公司、矿业股份、铁路大亨。通过他在南太平洋的朋友，他攫取了克恩县地产的很大一部分，而后又在其上增添了不论通过什么渠道四处赚取的土地。从1873年到1890年，他统共获取了41.3万英亩的土地，一个在一个世纪后仍基本保持完整的大庄园。

除去购买铁路赠予土地之外，哈金还通过操纵1877年国会为鼓励灌溉而通过的《沙漠土地法案》，使其领地串联起来。该法案指示土地办公室的专员可向任何个人移交640英亩的土地，只要后者可在初始按每亩25美分的价格缴纳定金，并许诺在未来三年内引水进入。在提供灌溉证明之后，再每亩支付1美元，此人便可获得这片土地的所有权。该法案在构想上便很荒唐，在实施上则极易被滥用。一个摩门灌溉农场的平均面积不过30英亩，而一片相当面积的土地能够保证一位弗雷斯诺拓殖者过上舒适生活，该法案所给予的640英亩显然过逾，足以创建20至30个农场。同样明显的是它的其他目的：允许牧场主以自己和他们雇用的帮手名义申请，从而获取大片土地； 或是将公共土地转入雄心勃勃的应得之人如约翰·米勒手中。在该法案通过的数周内，哈金已经组织好一队“傀儡占用者”，他们将在维塞利亚土地办公室递交申请，用哈金提供的钱缴纳定金，将他们根本无意购买的土地抵押给他，随后回到城里，继续自己在富国银行或南太平洋铁路公司的工作。哈金为这种欺诈力辩道：“我的目的不是……垄断大片土地，而是期望通过在我的土地上延伸灌溉水渠，将之变得更有价值，可被购买；当这些土地变得易于灌溉后，它们将被分成小块，同灌溉所需的水权一并售出。” 但是在强有力的招募拓殖者活动缺席的情况下，哈金的告白很难让人认真对待。他真实的想法是创造一个其崇拜者所称的“世界上最伟大的农场” 。

假若哈金的解释无法自圆其说、滴水不漏，他的运河却可以如此。这足以最终令他的批评者噤声止噪，他们不得不承认只有资本雄壮如哈金者，集中建设一个水系统，方可以有效地开发克恩河。如维塞利亚《三角洲报》所言：“我们所求的一切便是让这些贫瘠的土地如玫瑰一般绽放，而一切能令其绽放的便是将土地大块分发。” 哈金接管了贝克斯菲尔德附近的卡洛威运河——这是加州最早最大的运河之一，继而在其上增加了一个复杂的次级水网，将曾经流入布埃纳维斯塔湖的水引入这里。

一条克恩河，细小而反复无常，没有入海口。两个申请人，胃口极大，难以餍足。1881年，他们对簿公堂，在卢克斯诉哈金案中（卢克斯为米勒的合伙人及替身）尝试决定究竟谁是沙漠的统治者。此案胶着中间，加州水权法始终悬而未决，直至五年后，州最高法院对之作出判决。米勒宣称，以加州1850年宪法默认采用的滨河权习惯法论，该河归属于他。他拥有克恩河两岸的土地，从而使该河成为他的财产（如果人们完全无视滨河原则中的用益权与自然使用权）。然而，哈金则宣称通过购买优先占用权，此河乃其财产，而在加州如同在科罗拉多，优先占用原则已自采矿热中现身。他争论说，法庭已然在1855年的欧文诉菲利普斯案中确立该权利，而州议会也在1872年民法中作出同样的决定。 因此，这场战斗的交战双方并非如某些历史学者所描述的那样，是陈旧异域的滨河思想与现代本地的占用观念，而是两种不同版本之资本主义的巧取豪夺。

当克恩河两位大亨的战斗开火之际，加州农业人士也开始各自组织加入敌对水阵营，要么拥护米勒，要么支持哈金。“rival”（敌对）一词源自拉丁文“rivalis”，意为“一人与另一人使用同一条水流”，一般而言，它所指的是占据河流对立两岸意图垄断水流的双方。然而在1880年代的加州，对抗并非发生在两岸之间。它是通常为牧牛人的滨河土地所有者，与那些居住在一定距离之外，却需要水来种植葡萄与柑橘的人之间的竞争。滨河居住者自然选择了米勒，以其为斗士，认定他将维护他们的权利。敌对的占用者们则占明显多数，因为毕竟大部分需要取水的人并不是也不可能住在一条河流的两岸。无论他们到来早晚，也无论他们拥有20英亩或者2万英亩的土地，他们宣称河流必须为他们所用。他们相信詹姆斯·哈金在法庭上为他们而战。

很快，这场争执呈现出一种虚假的意识形态口吻：它被形容为民主对抗精英统治的斗争。占用者们争论说，而今问题的关键是一小群特权人士是否可以获取对一种资源的垄断，从而否认普罗大众的经济机遇。1883年，一个州灌溉大会在里弗赛德集结，向州立法委员进言，以壮此论之声威。次年，该大会在弗雷斯诺召开，陈情如下：

怎样是更好的？是应该由有限几人，几个拥有（河）岸土地的少数人独享水流，饮其牲口，而停止所有的灌溉，抹杀一切曾有的进步，将废墟与破坏带入那一灌溉既是其成因，也是其生命和唯一希望的繁荣幸福家园；还是用河流于灌溉，刺激生产直至其极限，从而建设炉火融融的丰足幸福生活，富裕昌盛的社区与人群，即使那些饲养员一定要打几口井来喂他们的牲口？哪样是最好的？是几群牲口加上寥寥几个牧牛人的沙漠，还是由安定的农耕带来的青翠田野、果园、葡萄藤、橄榄树、柑橘、成熟的庄稼、幸福与繁茂？……剥夺所有人，或者是剥夺除去滨河土地拥有者之外的所有人灌溉权的后果，只要想想便很可怕。

他们要求立法委员一劳永逸地建立占用原则，将该州从历史的流毒中解救出来，从好似囚禁加州青春活力、阻碍其自然增长的中世纪盔甲——滨河主义——中解救出来。他们断言，让占用原则成为加州水权法的唯一基础，将鼓励“自然正义”，保障民主的胜利。

大会的声明模糊了加州民主性土地使用所遭遇的真实问题。首先，争执双方都在一定程度上实施灌溉，虽然滨河主义者通常以饲养牲畜为其主要收入来源，灌溉只是用来种植本土牧草或者低洼地的少量苜蓿。其次，大会中没有一人提议将土地从哈金手中拿走，并以20英亩灌溉宅地的形式分配给穷人，即使那些土地是通过暧昧手段获取的。这些占用主义者虽然人数众多，但很难说他们便代表了农业民主；他们中间包括某些该处最大的土地垄断者，也包括像哈金那样的投资者，远居旧金山，却像购买铁路或矿产股票那样轻而易举地全盘买进占用权。最后，占用原则同样可以创造一个如滨河原则所成就的小精英团体，甚至更小。在占用下，一个单独个人可以获取整条河流的权利，并且可以料想的是，他也可以将水引到100英里以外，甚至更远的地方，将干涸的河床留给河流两侧的居民。直接在两岸取用的水或许可以找到回归河流的水路，它们大多也的确如此，而被占用的水对于所有在下流居住的人而言，则通常是彻底流失的水。

这种对占用是水权更为民主的处理方式的认知，依赖于一个此次大会既没有检验也没有事实支撑的假设：民主的推进仰仗对沙漠的集约开垦。被灌溉的土地越多，其产生的财富越多，国家也便越接近民主理念的实现。大会声明的含义显然是，较之滨河原则，遵循合法的占用原则必然意味着更多的灌溉发展。那么依此逻辑，民主必然如鲜花般绽放。后文将对这一假设进行更多细节考察。在此只需要说明的是，按照这一思考逻辑，一个詹姆斯·哈金必然是比一个亨利·米勒更大的施恩者，因为灌溉玉米、小麦和水果比之灌溉草场上的肉牛更加有利可图。哈金可以令地球达到其最高产量。他可以为干旱景观带来最为天翻地覆的变化。用托马斯·斯塔尔·金牧师的话来说便是，他将更为高贵地扮演“完成造物使命的上帝的工具”的角色。

为了顺应亨利·米勒无止境的私人占有欲，滨河原则已在根本上与时俱进。然而，很多加州人仍然无法接受它，因为它与被他们视为劣等生态位的畜牧业相联系。这一小生境太过狭窄，无法容纳所有希望涌入的人群。它无法支撑大规模人口，也无法对资源加以密集使用。而且，在关于农耕之于畜牧的优越性讨论中，经常可见的一种暗示是，后者灌输的是一种不那么令人渴望的行为特征：生活方式的漂泊不定，家庭气氛的冷漠无情，属于过去的个人主义，以及如今必须俯首于进步的原始心态特征。

考虑到1883年和1884年的灌溉大会，以及大部分加州中部与南部报纸所表达的情绪，当亨利·米勒胜诉之时，人们既惊且愤。1886年，加州最高法院在非一致性决定中，支持滨河原则，给予米勒使用克恩河的优先权。立时，便有了其收买法官的控诉。耶利米们预言道，加州将在西部奔向发展的浪潮中远远落后。人们发起行动，力图修改宪法，而这一行动耗时40年方得以完成。从亨利·米勒这方面讲，他表现为一位雅量高致的赢家。在已然确立自己方是诸河之主后，他转而邀请哈金做其合作伙伴。两位巨头同意共建一个克恩河上游的水库，从而为二者提供充足的水，此后，米勒将得到下游流量的三分之一，而哈金则得到三分之二。 毕竟，他们是大亨，大亨要做大事，即使是在一条小小的河流之上。

但是，如果认为1886年卢克斯诉哈金案的判决使得加州固着于一个滨河的水权体系之上，则太过简单。没有任何一个地方的法律比这里更加复杂，更加充满各种妥协。与以优先占用为该州财产与管理原则的科罗拉多相比，加利福尼亚草草拼凑起一个体系，后来被称作“加利福尼亚原则”。它采用滨河原则，但同时接受源自联邦政府的占用权利，后者在1866年《矿业法》中出让公共领土上的这类权利。在那些个人购买州属土地或者墨西哥赠予土地的地方，水权被宣布为滨河原则；而在那些于1866年前从公共领土上申明水权的地方，个人则拥有可以被实践或者作为私有财产买卖的优先占用权。所有发生在1866年之后的赠予，无论是州属或者联邦土地，都遵循滨河原则，在加利福尼亚，这意味着占用者只能引走滨河所有人允许的水量。一旦滨河所有者决定使用该条河流，占用者就必须拱手退出，无论他已在该处灌溉多久，也无论他的果园或菜园已成多大规模，更无论他的农场是否会干涸至死。 在科罗拉多与其他七个依其道而行的州（怀俄明、蒙大拿、爱达荷、内华达、犹他、亚利桑那、新墨西哥），占用的权利是一种仅对水做“有益使用”的权利，亦即一种为了合法目的取用所需水量的权利，而所谓合法目的则在于公共利益层面，指其将赚取金钱，增进该州繁荣。但是在加利福尼亚，直至1928年，滨河土地所有者仅仅在他与其他滨河者的关系中受到限制（其背后是一种“密切相关”或者“同等权利”的观念，它令一应所有者权利相当）。在另一方面，不同于占用者的是，他可以对河流予求予取，肆意浪费，毫无节制。 然而，他不可能令水流不受干扰地流过他的家门，成为惬意生活的一部分，或者将它作为上帝的杰作而加以保护。在西部各州，任何对水，以及对各种自然资源的法律，都坚持工具性价值的绝对胜出。

加利福尼亚原则虽然是滨河与占用主义思想的大杂烩，有一点却是一清二楚：它让没有临河滩岸的灌溉者们处于不利位置，而对其财富而言这是一种潜在的威胁。为此，灌溉者认为，他们必须找到某种途径扰乱法庭的裁决。他们决定，当前在此问题上的最佳机会就是通过法律，在加州批准灌溉区的形成。一位来自莫德斯托的律师C. C.赖特在承诺如此去做之后，被选入州议会。当选一年后，他兑现其诺言。1887年2月下旬，加利福尼亚通过了《灌溉区法案》。简单说来，该法律允许农业社区如正式政府单位那样组织起来，集体建设、运行他们所需的灌溉工程。较之相类似的1865年犹他灌溉区法，它走得更远。当有50位土地所有者（或该地区大多数）请求该州组建这样的灌溉区时，就可以进行一场选举。这一想法必须得到在指定区域内生活的三分之二选民的同意。为了防止个别大土地所有者可能会蓄意破坏社区意愿，该法案不以拥有土地的面积来衡量选举权利。一旦通过，该区将选举官员，而他们将被赋予很大的权力。他们可以通过征用权获取任何需要用以建造灌溉运河的土地；还可以在该地区制订修建灌溉工程的契约，并为修建费用征收财产税或发行债券；大约最为重要的是，他们可以宣布任何个人的水权无效，包括滨河水权，并且以灌溉区的名义购买之。按托马斯·马龙所言，《赖特法案》是“加利福尼亚在19世纪对灌溉法的主要贡献” 。同时，它也从亨利·米勒粗壮的手指中掳走了胜利的果实。

在一个灌溉区的形成和融资期间，大牧场主如米勒只有一票投票权。他的土地将被收税，他的水权将被取消，他对河流的控制也将被一群小农场主的乌合之众粉碎。同某个哈金合作是一回事，而被一群小人物搞得缚手缚脚，不得不按其计划行事则完全是另一回事。很快，米勒重上法庭，为自己和该州其他大土地所有者的统治而战。他们的诉讼直达美国最高法院，最终以败诉告终。这场布拉德利诉福尔布鲁克灌溉区案（1897），是由非常住土地所有者发起的针对新灌溉区的诉讼。最高法院最终裁决《赖特法案》符合宪法。判决表示，为公共使用而取用私有财产是被允许的，而灌溉开发正是这样一种公共使用，因此任何个人不可阻挠。 与哈金与米勒之间的对抗不同的是，这场战斗的双方无疑是弗雷斯诺、圣伯纳迪诺周边像米妮·奥斯丁这样的小农场主与诺布山的权力精英。假若加利福尼亚可以从财富的集中中得到救赎，假若灌溉可以成为救赎的途径，给予该州平凡男女对乡村生活的掌控，就像人们所希望的一样，那么这将是《赖特法案》的功劳。

在该法案通过后不久，美国人口普查显示，加利福尼亚此时在灌溉面积上已领先全国。在该州，共有1004233英亩土地得到灌溉，灌溉农场的平均面积为73英亩，两倍于犹他的平均面积。加州每英亩每年产出价值为19美元，回报值在全国最高。但是必须指出的是，加利福尼亚仍然有远超其居民当时所认识到的水利工程潜力。据该州土木工程师的领军人物之一C. E. 格兰斯基所言：“灌溉在该州尚不普遍。” 与基本上所有农场均受灌溉的犹他相比，加州每四个农场单位中只有一个引入灌溉渠。在埃尔伍德·米德来到加州进行一次关于灌溉发展的普查时，他将此处的发展缓慢归咎于这里仍然青睐牧场主与小麦大亨的有害态度：

（此处）人们以做大事业和将任何事情做大而自豪。……一群牛的主人不只是一棵摇钱树，他事实上还是这片他所巡视的土地的统治者。马背上的牛仔是一个贵族；徒步的灌溉者，整个夏天都在灌溉田里的泥泞中劳作，则是卑躬屈膝的可怜虫。在牛仔的土地上，灌溉区往往不受人待见，因为它是一份遭鄙视的行业的徽章与象征。同样的态度在加利福尼亚的小麦种植区也很流行，虽然程度较低，但是原因一样。

然而，鉴于时人对亨利·米勒以及其他滨河所有者的广泛批评，很难毫无保留地相信米德的解释。哈金已然证明灌溉同样可以做成一份大事业，同大部分对巨大堂皇的热情追寻严丝合拍。到1890年代，灌溉发展出现显而易见的迟滞实则有着偏见之外的原因：很简单，那里没有足够多的哈金有能力、有意愿提供所需的资本。

在19世纪的最后十年，几乎任何可用的有限资金、地方资本能够对河流做的事情都已做尽。假若加利福尼亚有意逃离水发展的平台，下一步所需便是找到足够的钱，购买更为先进的工程技术。《赖特法案》只是寻求克服滨河优先权所设的障碍，但它并没有在那些居所远离河流的小农场主口袋里放入更多的金钱。批准债券买卖起到一定作用，但是有限，因为债券必须被偿还，而且是有息偿还。部分灌溉区很快就发现他们售出的债券超出他们的偿还能力，然而即使这样，也不足以完成他们所希望的工程。 他们不由开始询问，如果灌溉区没有钱，进行选举、获取水权究竟用处何在？州工程师威廉·哈蒙德·霍尔，如同任何一位灌溉区官员那样，热切地希望扩大人类对自然的掌控，他指出了现存问题，并且提供了一种解决方案：“加利福尼亚绝大部分水流的特点是，农场主在其上的工程往往无法奏效。强有力的联盟与巨大的资本是必不可少的。” 从1890年代的视角看，企业联合力量似乎是走出平台的唯一方式，但是那意味着重新堕入大亨之手。

在数十年拓殖、法庭裁决、庄稼实验、意识形态的纷争过后，加利福尼亚发现自己陷入两难境地。没有集中资本的帮助，沙漠的救赎无法更进一步。然而，社会的救赎恰恰依赖于从同一资本中获得解脱。将自然的荒凉转变为灿烂的花园，是上帝的意愿；而令身家平凡的男男女女来治理这个花园，同样也是他的意愿。不幸的是，他并没有告知人们如何去做方能二者得兼。 8xoxJT4j0g5bsiGTxzRwoQPZfqXxZN4T/Bdb7NO8vC8WbqACc+Te+AMdbVQrI9d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