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落基山的阴影下

几年的光阴，摩门教徒打破了西班牙人对西部灌溉的垄断。但是，大约自1870年始，他们无畏新浪潮的影响力在另一波更新浪潮的冲击下慢慢退却了。这时，创新的中心开始向科罗拉多东部转移，而后来到加利福尼亚。同犹他一样，在这两个州，干燥的空气与奢侈的希望一道发生共振。彼处尚有一个机会，可能也是美国人拥有的最后一次机会，创造一个灿烂的新世界，它将对那些可怜人、边缘人有着特别的承诺。如果浇灌一点儿水可以在贫瘠的土地上创造一个繁茂的青翠花园，那么一个社会也可以被如此改造。美国人可以学会以更为公共的价值观平衡其勇于进取的个人主义，这正是灌溉所承诺的伟大乌托邦。围绕西部的沟渠与运河，可以创造数以百万计的小型农场，全部掌握在普通人手中，它们将成为新兴工业资本主义垄断下的美国所拥有的另一种选择。在沙漠中，“四九淘金者”看到死亡的威胁，科学家与作家们看到自然的内在价值，摩门教徒看到来自上帝的使命，还有一群人则看到民主复兴自身的伟大机遇。这一梦想尝试表达的最初地点，是自落基山脉的弗朗特山延展开来的那些平原。

1870年冬天，一个委员会抵达科罗拉多，为他们希望建立的农耕拓殖点选址。委员会成员包括前内战将军罗伯特·卡梅隆，《纽约论坛报》农业栏目作者内森·米克。最终，他们找到了一处合适的所在：位于卡什拉波德尔河的一块面积1.2万英亩的土地，距离其上游与南普拉特河交汇处大约四英里。西眺，他们可以看到白雪皑皑的朗峰；往北不远，则是怀俄明的首府夏延，联邦太平洋公司的铁路将之与芝加哥相连接；正南方是丹佛，金矿工、牧牛人、酒馆老板的中心。除了酗酒，委员会喜爱这片边疆的一切，他们赶回纽约，报告了这一好消息。到了5月，已有500位拓殖者居住在此，代表了联盟拓殖点（Union Colony）的先锋，在那个以《纽约论坛报》著名编辑贺拉斯·格里利命名的新建小镇，他们辛勤工作，修筑房屋。

原本的计划是，拓殖者们将定居在一个小而紧凑的村落中，周围环绕着40英亩、80英亩和160英亩的农场。如此一来，农民可以居住在一起，组织严密，在小镇与田地之间往来，就像17世纪新英格兰或者中世纪欧洲的农民们曾经所做的那样。一笔社区基金可以用来购置所需的土地，提供发展设施，如灌溉工程、锯木厂、制造厂，聘请老师和来访演讲者。基金的一部分钱来自会费缴纳（155美元的初始费用），一部分来自向非农业人口出售小镇多余土地，建造商店、修理店等。由此，私有财产仍将是该定居点的中心原则，然而它将混杂以一种财政与社会规划的集体主义。人们觉得这样的组合既实际又能振奋人心。

联盟拓殖点是米克和格里利的奇思妙想，而这二位则是乌托邦思想弥漫的1840年代残存的孑遗。他们对摩门事业颇有耳闻，也曾前往犹他亲见那里的成就，由此而来灵感，想以此振兴自己治国经略的式微野心。在格里利很年轻的时候，他深受法国社会主义者夏尔·傅立叶著作的影响，并且得其美国首徒艾伯特·布里斯班亲炙。这位报纸编辑曾经投资数千美元到几个社群主义的定居点，包括宾夕法尼亚的西尔维尼亚，新泽西州雷德班克的北美方阵 。在那里，男男女女走到一起，小规模地尝试新理念，共享其财产，如一个大“家庭”那样住在一起，更加公平地分配工作。格里利如是表述其观点：

不是通过仇恨、冲突与压抑的竞争，也不是通过战争，无论是国与国之间的，阶级与阶级之间的，抑或劳资之间的；而是通过联盟、和谐，所有利益的协调，通过给予所有高贵情感与渴望的空间，才是我们寻求和实现的世界振兴，人类堕落苦难大众的升华。

换言之，这一拓殖计划希望通过富于感染力的典范劝导人们，而非通过强迫、征用与革命来改造美国，让它朝着比资本主义更好的方向发展。假如美国听从这样的经验，没有人受贫穷与失业之苦，没有人觉得孤独、无依无靠。

内森·米克也曾是一位社群主义者，加入过1844年成立于其家乡俄亥俄的特兰伯尔方阵。这时，近三十年后，他仍然热切地希望某些当年的思想能在山巅闪耀，人人仰视。诚然，他确已渐渐认识到早年的那些实验走得太远，扰乱了传统家庭结构与个人财富积累，但是在傅立叶公社中，仍然有很多理想吸引着他。因此，是他最早提及为此旧梦在西部边疆的某处做一番新的尝试，也是他主持了1869年在纽约召开的组织会议，还是他亲自带头在平原上定居，成为联盟拓殖点的居民领袖。

阿瑟·贝斯特——美国研究内战前社会主义历史的最好学者之一——认为，当这个国家已然太过整饬稳定，而无法从小范围的孤立经验中继续学习的事实已变得日益清晰之时，乌托邦冲动在1850年代逐渐萎缩、退却。 就整体而言，这一论点没错，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在内战之后，仍然有一批社群主义信仰复兴者在积极工作，他们并不总在原有的地方活动，而是经常来到干旱的西部。灌溉实践吸引着他们，因为它被视为社群生活的理想生态基础。在他们看来，社群的全体成员共同努力控制一条河流，分享红利，可以提供一种相较于他处依赖降雨的农业更具凝聚力的社群生活。有些人甚至将灌溉比作一个社会主义物种。米克的联盟拓殖点只是早年乌托邦主义回潮的一个范例，此外还有蒙托罗斯县的科罗拉多联合公司，加利福尼亚的阿纳海姆与圣伊西德罗拓殖点，爱达荷的新普利茅斯。 然而，如果我们可以将米克的群体作为一个范例，那么它足以证明社群主义的传统已然在内战之后作了极大的妥协。这不仅仅在于旧有的社会主义已被对私有繁荣的新生渴望所覆盖，而且它还往往有新的强调重点，要求人们为了更为功利而非精神的原因遵循公社的原则，将它视为在内战后新兴企业经济中谋求生存的工具。然而，在这种修正的公社形式显山露水之前，米克和格里利必须退隐，新一代协会主义者（associationists），更为实用、更加熟悉当地情况的一代，必须登场。

统共有687位会员注册联盟拓殖点，大多来自东北部与中西部小康之家，而非社会底层。他们中间只有一部分人真正迁移到科罗拉多。很多实际的拓殖者都是后来抵达这里，几乎不曾接触过傅立叶思想，他们的主要兴趣是在现行社区中获取一个农场。贺拉斯·格里利自己满足于从其曼哈顿的办公桌前为其喝彩加油，时不时地提供些启发性建议。拓殖者们需要来自某人某处的灵感，因为其他非格里利的报纸对他们而言不是那样振奋人心。比如，一位伊利诺伊的编辑诋毁这一实验为“妄想、陷阱、欺瞒、诈骗”，奚落该处是“一片荒凉的砂质平原，美国大沙漠的一小块，处于穷得叮当响的牧场和草原土拨鼠的村落之间”。他继续道：“在格里利，树木可作为自然的奇葩被提及。” 后来证明，获取足够的树木确乎是一个问题，但是远不如获取足够用水的问题那样严重。一切问题中最困难的是，如何在距《纽约论坛报》两千英里之外的科罗拉多边疆继续保持信仰。

最初来到这里的人中有一位叫J.马克斯·克拉克，威斯康星人，他显然是属于加入拓殖点而对米克——格里利梦想知之不多的那群人。他后来回忆道，那群拓殖者几乎没有人预期长久留在那里。他们想要挣得一份“大钱”，随后离开。 如果他们留下，他们能得到的就只是学习在平原上农耕的漫长学徒期，一项他们满怀雄心的领导人所知甚少的任务。

克拉克在联盟拓殖点一住30年，死时身家平平。在早年的艰难冬季，他和其他人只能靠偶尔猎得的野牛和羚羊维生。在夏天，自由放牧的牛群涌入他们的土地，践踏麦苗，牧牛人们则当着他们的面挑衅大笑。贺拉斯·格里利制定的规则是“无篱笆，无酒精”。他警告说，这两种邪恶事物将破坏他们所着意培养的公共精神。然而，为了不让牛群进入，拓殖者们只能无视格里利的声明，将他们有限基金的很大部分用于在其财产之外竖起结实的篱笆。内森·米克也会给他们建议，但是同样无甚助益。他决定一个拓殖点必须有千百棵苹果树、常青树，还有枫树，从而制造一种居家的温馨气氛，因此，他将公共预算的很大一部分用于订购这些树木，而其他人则眼睁睁地看着它们死亡。克拉克写道：“我们只有施以魔法才能建造这座小镇，然而当我们开始干预这片土地上自然作品的假定缺陷时，很快，我们便怀着深深的敬意叹服全能之主的设计。”

另外一场失败是拓殖者们组织的牲畜和乳品联合的失败，它很能从拓殖点的社群主义精神层面说明问题。他们原准备饲养共有的家畜群，合作挤奶。乳业将带动一个烘焙房和一家洗衣店，最终引导出“联合家庭”。然而，人们拒绝冒险将他们的资本投入到这一计划中，牲畜群最终只好被亏本卖出。随之而去的是，赋予资本主义之外另一种选择的高贵希望。米克最终梦想受挫，携家带口离开，前往科罗拉多西部，来到尤特印第安人的怀特河保留地，他计划在那里教授他们如何开垦，如何辛勤劳作。1879年，他被他有意向收为徒弟的那些人所杀害，死无全尸。他建立起的联盟拓殖点生存下来，但是用德洛丽丝·海登的话来说，它变成“一个平凡的小镇，只是在其早期的历史中，有那么一出理想主义的片段” 。

作为美国激进民主化的范例，格里利拓殖点令人大失所望。然而，对于西部历史，它具有另一重贡献，一重较为普通却更加持久的贡献，它所凭借的是拓殖点建立背后的协会主义原则。该贡献便是对西部水权法律和制度的改革，它将力图在短缺资源的分配过程中确认一种公共利益。正是这群聚集在卡什拉波德尔河畔的拓殖者，引导科罗拉多以及其他干旱地带各州，首先对其灌溉潜力作出更为现实的评价，而后制定了集体性、公共性的新政策，约束边疆的水源攫取者。该政策将以优先占用原则为西部水权的基础，进行经营管理。要真正理解格里利人的这一成就，我们所需要理解的不仅是其在落基山的具体情形，还需要了解占用原则背后更广阔的社会意蕴，该信条背后存在的向工具主义自然观转型的文化后果，以及它为社区造成的种种问题。

首先是他们所面临的直接困境。联盟拓殖者们最初的工作之一，便是自卡什拉波德尔河开挖一系列沟渠，引入他们的农田。他们为这项工作分拨了2万美元，但是懊恼地发现，仅仅第一条沟渠便需耗资2.7万美元，整个体系需要41.2万美元。当他们开始挖掘时，他们对落基山脉山溪的起伏涨落，以及究竟需要多少水灌溉一种庄稼的了解，顶多能装满一个锡杯。第一条沟渠小得可怜，根本不足以赖此灌溉那些田地。而后，他们遇到另一个意料之外的困难。一部分格里利人，包括卡梅隆将军脱离了他们，搬到上游自立门户，修建了他们自己的运河，吸走了一部分河水。当1874年的干旱夏季到来时，连一道溪流都没有流经格里利。让更多的河水流下来，他们向上游的那帮人嘶喊着，否则我们的庄稼和草坪全将干死；但是没有任何成效。他们吁请一位两不相帮的仲裁人，做出公平的分隔，可是也毫无反应。“从那天开始，”拓殖点的历史学家戴维·博伊德写道，“联盟拓殖点的人下定决心要制定一条法律，使他们能够得到根据所有相关人等既得权利分配的那部分河水。”这一决心将把他们引向某种形式的政府管理，通过它来控制他们遭遇的残酷水竞争。

自彼时起，科罗拉多开始采用河流的优先占用原则（doctrine of prior appropriation）；为了理解接踵而来的论战及其结果，很有必要对此原则及其对西部的意义作简要探讨。已有无数笔墨用于解释这一问题，但是它仍然在很大程度上被误解。根据占用原则，首先来到该河流，申明拥有河水或者部分水的人，有使用它的优先权。换言之，他获取了对这些水的既得权利，使之成为一种私有财产的形式。在此原则下，无论此人在距离河水多远的地方居住，或者他将河水从其自然河道中引出多远都丝毫不重要，他是否会将河水排到彻底干透，也完全不重要。这一占用的唯一原则便是：先到先得。

与河流财产权相对的另一个理论来自英国习惯法，即滨河原则（the riparian principle），它坚持只有那些居住在河畔的人方对其水流拥有所有权，也就是河滨土地所有权本身便可赋予水权。然而，在滨河原则的早期形式中，它更多是一种不干预自然的态度的表达，而非确定私有产权的手段。在此原则的最古老形式中，一条河流不应当被视为任何人的私有财产。那些沿河而居的人被赋予出于“自然的”目的使用水流的权利，如饮用、洗涤、饮牲畜，然而这仅是一种用益权，一项只要不减少水流即可使用的权利。因此他们相信，河流并不属于任何一个个人，而是属于每个人，属于上帝，属于它自己。没有任何个人可以自由地为一己致富而抢占它，或禁止他人使用之。那些不住在河畔的人并不会因为这一原则而遭受损失。他们有足够的水源，因为每个农场与村落都有井。因此，滨河原则暗含一种基本的平等，无论创造它的那个社会是如何等级森严。还必须注意的是，滨河主义取决于彼处有可以仰仗的、广泛分布的充沛降水；但是同样重要的是，它也依赖于对应当让自然任行其道之思想的普遍接受。他们害怕，为了“人为”功用开发一条河流，建坝或分流，从而满足某些超出“自然”需要的欲望，将会使一些人在牺牲他人利益的基础上致富。因此，原有的滨河主义习惯法对经济发展存有偏见。它属于一个不那么进取的农业世界，一个尚未领悟进步与经济最大化等现代思想的世界。

在美国西部定居的男男女女并不属于那个比较古老的世界，也不接受其自然观，因此拒绝了传统的滨河主义。相反，他们选择在这个区域的大部分地方建立优先占用原则，因为它能够为他们提供剥削自然的更大自由。令人费解的是，历史学者与法律学者在探讨西部这一决定的时候，都倾向于遗漏该决定背后的此类原因。标准论点一直是，西部的干旱自然环境要求同英国习惯法的彻底决裂。比如，沃尔特·普雷斯科特·韦布在1931年坚持认为，占用原则是干旱环境令西部创造新思想、新制度的确凿证据，由此，西部变得迥异于美国东部与英国。 他认为，滨河原则显然对一种更为干旱的气候全不适用，因为它将不能允许灌溉实践，而这将使农业定居无法成为可能。韦布继续道，虽然通常是保守派的律师与法官们死守国外理论不放，但是西部的农场主与商人们却更为实际。最终，自然的真理被接受了，优先占用原则被重新创造出来，经济可以继续发展，西部社会选择了独一无二的方向。为了作此分析，韦布主要依赖1912年的水权法文本，以及半个世纪以来西部倡导者所做的理性化。现在已然清楚的是，真实的情形远比他或他的原始材料意识到的更为复杂。事实上，西部并非他所想的那样富于创新性，因为优先占用原则的采用只是更大自然观念转型中的一个部分，这是在资源法与财产权的问题上向工具主义的转型，它早在任何东部人来到西部或考虑灌溉之前，便已在东部全面推进。

对西部来说，占用原则一个更近、更直接的来源，就发生在其采矿营地当中，最早出现在塞拉山脚下，后来扩展到科罗拉多的群山中，在如布莱克霍克、森特勒尔西蒂、爱达荷斯普林斯等小镇中。匆忙赶至寻找黄金的采矿人，来到那些挖掘点，狂热不停地挖掘，不受任何阻碍。他们的洗矿槽需要水，而他们也毫不迟疑地取用之。在1849年至1859年淘金热期间，他们已经对河流的存在只是为了被引入他们口袋的理念颇有心得，按旧有的滨河主义标准，这一理念颇为激进。水，就像他们掘开的矿藏一样，可能曾经属于公共领域，但他们中间却流传这样的话：“伙计，你这样就最自然。不管你能用到什么，就去使用；这是仁慈天父给你的权利。他会为你们的事业而喜悦，社会永远都欠你的。”以此思维，自然存在的目的只是实现向私人利益的转化，此外无他，而最早出现的人就是那个可以索取利益的人。财产的古老观念，同其他任何对于开发的约束一起，不再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了。

但是，西部采矿人不过是在整个崛起的商业世界中，被清晰阐明的新兴工具主义后至的粗糙派生样品。从最宽泛的角度看，优先占用原则是新兴资本主义经济文化及其对待自然的态度的产物。这一文化率先在英国出现，围绕着自由竞争市场和私有财产制度组织运行。它许诺能够以新技术提供的富足克服自然所谓的匮缺。传统滨河原则及其反发展偏见却处处掣肘，对纺纱厂主的阻碍一如对西部采矿者与灌溉者的阻碍，因此必须被取而代之。莫顿·霍维茨在其所著的《美国法律的变迁》中揭示出，独立战争结束后，推翻水问题上采用的习惯法是如何成为资产阶级最初要求开发、致富、扩张经济自由的关键性挑战。他们希望在河畔建立工厂，运用水车发动机器，希望建造水坝，而这可能会因为疏忽而淹没上游的邻里，也会干预下游自然的水流。在习惯法下，所有这些都会令他们面临严重破坏的诉讼风险，而他们希望能够从这一可能中解放出来。最终，他们找到了出路，获得国家法官们的合作，事实上是领导，从而重新制定法律，推动更大的美国企业发展。通过如纽约州帕默诉马利根案这样的法庭裁决，滨河原则被极大修改，从而允许通过占用实现事实上个人财富的无限扩大。在取代习惯法的强烈要求下，河流成为满足企业需求的纯粹工具手段，一种功用，一种被用于买卖，被用于为任何先到者赢取财富的市场商品。如霍维茨所写：“财产的观念经历了一场根本性变迁，从一种赋予所有人不受干扰地享用的静止农业概念，变为一种动态的、工具性的、更加抽象的财产观念，它强调的是生产性使用与享受这一新兴的至高价值。” 此一变迁大约在内战前后完成，这正是西部开始向拓殖定居开放的时候。

到19世纪中叶，在整个盎格鲁——美国的法律领域，占用原则基本已完全取代旧有的滨河原则。不错，一个人仍然需要拥有河畔的土地方能使用其水，但是这一条款顶多是过往滨河传统的外壳。美国西部向前迈出了一步。它将此外壳彻底抛开，允许非滨河所有者将水从河流中想调多远就调多远，在这一点上他们取得了一点儿独特性，但是总体而言，仍然在追寻东部文化中心的领导。

西部人还可以宣称他们拥有第二条独特性。一旦他们采用了新原则，比之东部人，他们倾向于更加执着地紧守于它。据霍维茨言，法律的新工具主义令所有财产权，包括那些基于占用原则的财产权，更富于流动性、不确定性，当经济机遇变化时，它面对入侵变得更加脆弱。因此，财产权的主导原则便是鼓励那些能够证明自身是资源利用的最有效方式，以及可以产出最高回报的方式。当一位后来者希望将河水投入有利可图的新型使用当中，却为通过优先占用原则所建立的垄断所阻时，他可以求助于工具主义标准，正如早先的占用者们在打破古老财产权利的神圣性时也曾求助于它。最终，法院回应变化中的经济，修正该原则，对所有占用权利加入“理性使用”的观点，据此为新来者与再占用者大开挑战之门。法官们学会告诫人们，没有人可以占用他无法理性使用的部分，而至于什么是理性使用，在很大程度上，则在于什么被认为是在经济上最富成效的。因此，占用原则只是在早期成为推动国家发展的原因，一旦它在某处成为继续增长的障碍便被摒弃。然而在西部，该原则很快成为农业利益小心翼翼守护的既得权利，直至20世纪后期，很多经济学家与工业主义者批评这项权利延迟了该区域的经济扩张。

当格里利灌溉者们向上游呐喊，要求更多的水流时，理论上讲，法律站在他们一边，因为是他们最先到达，并申请卡什拉波德尔河的所有权。在他们到来之前，伴随采矿营地的实践和向资源工具主义的整体转向，科罗拉多领地已然一股脑儿地否定了陈旧的滨河观念。在此问题上丝毫没有拖延，也没有任何努力试图保留旧有观念使之适应新的环境。它就是单纯的否定，那般斩钉截铁，以致它设定了邻近领地和其他州仿效的范例，由此优先占用原则被称为“科罗拉多原则” 。

科罗拉多原则允许任何人、任何群体在一条河流上伸张优先权利，并且可以从中分流一部分或者全部水流，无论其目的是开矿还是灌溉；它坚持认为这对于拓殖而言是必不可缺的。也就是说，它认为如果水权法不发生改变，条播作物农业不可能被带入该区域。这里通常太过干旱，无法进行依赖降雨的农业生产，虽然牧牛业完美地适应这里的环境，但是农耕被视为“更高”形式的使用（即它能够带来每英亩更大的回报）。但是，有人说，仅允许农场主沿岸而居取水，将给予他们对此资源的不公平垄断。因此，如若让土地竭尽其最大潜力地产出，显而易见地，优先占用原则成为必须。这么说也显然没错。但是，这一正当理由没有考量到的是其后不可言说的前提：西部必须要生长庄稼、增加人口，它必须要被碎化为私有财产，它的水与其他资源必须被开发以期最大化其经济潜力。所有这些前提都被视为理所当然，而优先占用原则便也顺理成章。因此，彻底地破坏一条河流，将其完全送入运河或隧道流入另一个流域，任何一个人可以从中牟利的地方，都是理性的。事实上，如果不这样做，任由其流经门前，在其流动中冥思默想，才是不理性的。然而从另一个方面质疑这些前提，那些看似理性的东西便可能会显得不太一样。优先占用原则并非像沃尔特·普雷斯科特·韦布所坚持的那样，是干旱土地上自然法则的命令使然，它也不是永恒理性的产物；更确切地说，它只对一群立意征服、扩展、积累、出人头地的人而言，看似自然而合理。

无论在哪儿，一旦优先占用原则被采用，它就如同其父资本主义经济文化一般，为其自身创造难题。在此原则如此这般孜孜鼓励你争我夺的激烈开发竞赛之时，它直接导致了一场申索权利与反申索的混战。

17世纪英国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最早开始系统思考这一新兴文化的社会后果，虽然在他的理解，他所应对的是普世的“人类本性”。早在他的时代，人们已经开始将自然资源视为一种应当以坚毅努力追求获取的私人财产。一位霍布斯研究的领军人物将这种态度称为“占有性个人主义”，而他认为霍布斯是其最具影响力的支持者。 霍布斯相信，由于技术与精力的不同，有些个人必定会比其他人积累更多的资源，从而带来嫉恨与冲突，带来一场“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在这样的一个利己主义者的社会中，只有树立一个强有力的权威，即霍布斯所称的“利维坦”，方能避免和平与和谐所面对的威胁。这一名称渐渐与任何集中控制资源分配与开发的强大权力相依附，但是对霍布斯而言，利维坦必须是政府而非一个私人机构。新兴资本主义文化后来的辩护者比他更加乐观（也更天真）。他们说，让每个人自由地追求其自身利益，让每个人以他们喜欢的方式使用自然，这个世界将变得越来越富有，和平将自动地得以繁盛。

当他们眼见其他占用者强行挤入，眼见河流干涸、庄稼枯黄，格里利的联盟拓殖农场主们在霍布斯的分析中自行发现了真理。他们已然在土壤最深厚肥沃的下游开始农耕，分流河水，但是现在发现他们正在输给任何愿意跑到上游，争夺他们优先权的人。他们惧怕这样你追我赶的游戏将一再上演，直至拥有整条河水的人成为拥有最贫瘠土地的人。因此，某种普遍的共识是必需的，它要求某种权威体系加强优先所有权，加强某种形式的相互约束，从而阻止科罗拉多农业的自我毁灭。问题是如何得到这样一个权威，而不冒建立暴君独裁的利维坦之风险。

如果邻里之间请求对方承认水权的行动没有丝毫效果的话，占用原则只允许唯一一种解决办法，自由经济社会的经典方法：找一位律师，打一场官司。自第一个金矿被发现始，科罗拉多法院便挤满水权诉讼。那些能在这场混战中胜出的人，往往是那些有足够的金钱一层一层往上打官司的人，还有那些执行法律的人。针对这种普通农民变得赤贫，而掠夺成性者却得好报的情形，格里利的解决方法是，将水权争议带出法庭，置于一个毫无偏颇的行政管理体系之下。但是，为了让这一解决方法得以采用，格里利人首先需要战胜律师的敌意，后者将因为这一变化减少很多进账；此外，他们还必须证明该州的水究竟少到何等程度。只有当匮乏对所有人而言都显而易见，也只有当人们普遍接受这是科罗拉多农业永久的情形时，该州的居民方会对他们的占有性个人主义做出妥协，接受一定程度的公共控制。

甚至在他们同上游的争端开始之前，格里利的那群人已经带着他们呼吁集体行动的案例，来到1873年9月在丹佛召开的会议上。这场会议的代表来自六个不同的州和领地。代表格里利观点的是J.马克斯·克拉克和戴维·博伊德。反对方中的著名者是丹佛商会和威廉·拜尔斯。他是《落基山新闻》的编辑与国家土地公司的总经理。该土地公司是丹佛太平洋铁路公司的代理，后者通过其《帝国之星》杂志，正在积极推动该州发展，吸引拓殖者。博伊德写道，拜尔斯“具有，或者是伪装具有对普拉特河及其支流能够灌溉这片土地多少程度的非凡见解”。正是他，数年前诱导联盟拓殖在该州定居，为他们绘制了如许少的水能灌溉如此多的土地的伟大前程。现在，他以权威的姿态争论说科罗拉多有足够灌溉至少2500万英亩土地的河流容量。克拉克挺身而出回应道：

我是一个农民。我在土地上耕耘。我很习惯靴跟上沾满灌溉用水的泥巴，头发里全是沙漠的褐尘。……我们带着恐惧和战栗读到（拜尔斯的权威观点），对我们共同土地上的资源，特别是科罗拉多农业资源的充足具有如此的热情信心，甚至建议从南普拉特峡谷到堪萨斯城挖出一条长口子，灌溉山脊两侧的所有土地。这样的事情必须“令我们暂停”……有些事情过犹不及，比如我们的麦片粥和祷告，对我们来说，灌溉之事也是其中之一。假如我们有太多的水，要排走它该是多么容易；但是假如我们的水太少，要让它不停地流淌可该有多么困难。

在同充裕党第一次交锋之后的数年中，格里利的拓殖者们一再重申他们的观点。他们相信，他们的主张是务实的农民观点，是从来之不易的经验出发而讲的，对抗的是城市编辑、土地推销商，还有律师们的空想规划，那些人中没有一个愿意承认，彼处能够创造的财富不如他们所希望的那样多，或是一个人的占用必定意味着另外一个人的损失。

第二次会议于1878年年底在丹佛召开，主要参会者是南普拉特排水区的居民，他们要为该州推荐一部灌溉法。会议任命了一个委员会，戴维·博伊德为主任，草拟各项细目。它们得到会议的通过，并在数周之后——除了一两条之外——被立为法律。这部1879年2月9日通过的法案将科罗拉多分为数个水分区（water divisions），南普拉特盆地是第一个。随后另有五个相继出现，再在水分区中划分更小的区域，每一个都由一位州长任命的水务专员负责。专员的主要责任是为每条溪流上拥有占用优先权的人建立清楚的档案，在枯水的年份确定这一权利为大家所尊重。优先权归属于那些最早开始挖凿其沟渠的个人。当一个农场主要求的水多出他的真实需要时（他们中的有些人，对水流动力或庄稼需要没有什么了解，因而提出庞大的、好似对亚马孙河的要求，水量之多超出十条山溪的流量，足够一条快速帆船航行穿过整个大平原），专员的任务是对之加以调整和分配——假如他可以做到的话。该法律假定每一分区的灌溉者们都应服从专员的管理，但事实往往并非如此。在未来的很多年间，各式各样的宪法质疑、公开抵抗、鸡零狗碎的口水仗将不断地把水搅浑。1881年，科罗拉多感到有必要进一步强化其权力，因此成立了一个州立工程师办公室，监督水权。虽然这部法律存在缺陷，但是，正如博伊德所看到的那样，“此法就整体而言，是件大好事，因为它将对水的分配置于一个人手中，防止了原有情形若然不变就不可能避免的流血纷争” 。

在很大程度上，1879年与1881年灌溉法是联盟拓殖点寻求对抗混乱个人主义的集体反击力决心的成果。在宣称西部河流某种程度上是公共财产，任何私人占用都必须符合公共规则，得到公共许可的问题上，这两部法案迈出了第一步。此后，是怀俄明，而非科罗拉多，在其1890年州宪法中走出了第二步，自此成为该区域其他地方仿效的模板。 埃尔伍德·米德曾经是科罗拉多的水权管理者，后来成为怀俄明领地、继而成为州的工程师，他主要负责怀俄明宪法中水问题条款。当写到如下这段话时，他完全赞同格里利人的观点：“在早期灌溉者中，显然缺乏合作和联合所必需的训练。他们不仅不知如何和睦相处，共同工作，而且还承袭偏见，拒绝服从联合努力获取成功所必需的约束和控制。” 不过，在科罗拉多，就像在怀俄明，十年的训练足以让情况发生改变。在米克和他的伙伴到达卡什拉波德尔河的20年后，水的公共所有权和控制观念已然在落基山边疆成为根基牢固的政策。

到1890年那年，科罗拉多作为一个灌溉中心，已经远超犹他这一早期领袖。在该州，共有890735英亩土地通过沟渠灌溉，每亩每年产出价值13美元的农产品。只有加利福尼亚的浇灌面积更大，有更多灌溉者，从中获取更多利润。 科罗拉多的新法律促进了农业增长的井喷，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正是其设计的初衷。饥渴的资本家们或许没错，运用工具主义手段使用河流，可以增加财富；但是，科罗拉多人渐趋相信，当此手段含纳某种资源公共管理体系时，财富会增长得更多。

然而，在格里利成就的上空，始终盘旋着一个阴郁的问题。在何等程度上，米克及其继任者们所争取的联合观念会变为压迫的工具？换言之，悬于个人之上的社会权力的集中，在变身为霍布斯笔下的恶魔利维坦之前，究竟能行多远？市场是否首先导致竞争的混乱，随后再以和谐和经济增长之名，要求一种苛刻的解决方案，让复杂的国家机构对沟渠与运河实施严厉的监管？米德刚自混乱状态中走出，因此他可以用无比钦敬的笔触书写“在唯一的强大中央集权下对所有的水进行绝对控制”的体系。 然而，“绝对”却笼罩着一层不祥之兆。 1SoTC4xxyDfFsMLdS8ttPLh59VRPDRix9VEfYsHpJ7W3vha1G21FHA4G7UB/W0g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