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的河狸

犹他的摩门教徒，亦称作后期圣徒，有时在对其祖先的极度尊崇中，会宣称他们是最早开始施行大规模灌溉的美国人。一种更谨慎的说法是，他们是最早这样做的，先祖为北欧人的美国人。更重要的是，在西部，他们最早开始言行一致、孜孜不倦地宣扬征服沙漠是上帝裁决的福音。他们也是最早发现该福音没有逻辑终点这一事实的人。它的命运便是不停地运行、运行，运行至自身的毁灭。在摩门教徒掌握下的一个个河谷都见证了他们的宗教狂热与组织。而后，某一天，他们越过了原本服务上帝的转折点。最终，金钱和美国市场成为他们不断工作的支配性驱动力。结果是，其宗教作为推动力与正当理由，完美地服务于资本的积累。它帮助摩门教徒成为北美第一批成功的商业灌溉者。它让他们远比这个地区的任何先来者更加富裕。再然后，它便难以为继，除了阻碍他们所发动的经济合理化进程。它很好地护育了征服沙漠的幼年时代，但并非其一生事业的良好向导。

在摩门教徒建立他们的沙漠王国之前，生活在那里的人是印第安人和西班牙人。欲理解作为灌溉者的摩门教徒，我们必须首先看看他们同那些先来者的关系。如前章所言，西南部的印第安人早在白人到来的数世纪之前，便已获得了一种控制水的方法和政治权力的集中。那些在技术上并没有先进多少的西班牙人，是最早在而今属于美国的土地上进行灌溉的欧洲人。哥伦布大发现的一百年后，他们在靠近今日新墨西哥圣胡安的里奥格兰德河上，指挥当地印第安人挖掘了一条沟渠。到1800年，他们已经在这条河流的上游盆地，修建了164条灌溉沟渠或灌溉运河。所有这些灌溉工程在本质上都是社区举措，凭借的是西班牙南部的农民文化，受到摩尔人，还有普韦布洛土著的经验的影响。他们进行水开发的其他中心则在加利福尼亚和得克萨斯的教区，如圣地亚哥、洛杉矶、圣安东尼奥等，每一处都是褐色土地上的绿洲，每一处都是控制当地土著的权力工具。

在西班牙人和墨西哥人的灌溉农业最为广泛实施的里奥格兰德河沿岸，每一个村庄或小镇都有一个管事（mayordomo），负责修建、维护运河系统，分配用水。当防洪闸出现裂口危及农田时，教堂的钟声便会提醒农夫们（或者在很多地方，一个大地主的雇农们）。一堆堆灌木丛和装满石块的柱形筐是他们用来建筑导流坝的材料。这些导流坝将迫使河水流进“母渠”，随后进入她的子渠，最终流到一垄垄作物中。每年3月，男人们会聚集一处，燃烧从沟渠收集的野草，恳求圣伊西德罗——农夫们的保护神——给他们一个好收成。除了印第安人的主要作物，如玉米、豆子、南瓜、葫芦、辣椒和棉花外，西班牙的农夫们还会撒上来自他们旧世界的种子：小麦、燕麦、西瓜、桃子、柑橘、杏子。他们的犁只是简单的树丫或木节。他们的田地形状一点儿也不齐整，他们的田垄曲曲弯弯，他们的沟渠蜿蜒复杂。按照后来美国的标准，西班牙人的灌溉农业陈旧得可笑。一位盎格鲁评论者写道：“它只是一种生存手段而已。” 美国人很肯定，从西班牙人或印第安人的灌溉系统中，他们无法学到任何东西，因此他们便以自己最早的尝试标识西部水控制真正历史的开端。

当摩门教徒在1847年来到西部时，他们绕过了一些较老的定居点，虽然他们也往那些地方派去了商人，并观摩其灌溉农田。 摩门教徒选择了一块此前从未有人尝试灌溉的区域作为他们的避难所——从瓦萨山脉延伸到大盐湖的斜坡。他们努力收集了一些先期信息，但是他们对水利用的基本原理无知得可怕，同时在此事业中，他们也没有本地或民间传统对其予以指导。更甚于此的是，在初来乍到时，他们几乎毫无资本。他们所有的是不负责任的信心，相信上帝既然选择了这片沙漠作为他们的家园，便会见证他们在这里繁荣昌盛。在其决心中，除了宗教因素，他们的后代指出，还有一种民族自豪感：“摩门教的拓荒者们……属于盎格鲁——撒克逊人通过数世纪的斗争而为他们赢得的文明。他们必须维护这一文明的果实。荒凉的沙漠必须被征服，但不是以牺牲文明的生命和生活为代价。不管怎样，他们必须在被征服的沙漠上紧守他们在湿润地区曾经拥有的社会、经济和精神财产。” 然而，仅仅是守住那些各色财产并非其终点，他们同样希望使它们能够在数量和品质上永续地增长。

1847年7月23日，一个摩门教的委员会犁开了农耕的第一片土地。他们刚刚走过800英里的路，从爱荷华来到未来的盐湖城。在近西蒂克里克河的地方，他们已经打好了桩，要种土豆、豆子和玉米。现在他们准备在这条河上筑坝，开出一条沟壕，穿过犹他硬邦邦的土地，把水引入他们的新田地。此后不久，一条又一条从山间流出的溪流从它们的河床中被引出。开始时，用于这项工作的工具颇为原始。拴在一起的木板，形状如字母A，成为一个板橇，这是圣徒们用于在土地上开凿运河的楔形工具。一个装满水的平底盘，在水平仪与勘测工具缺席的情况下，被用于设计水路，使之有足够的倾斜度，从而使水可以在其中平稳流动：不要太快，否则水流将冲刷损坏沟渠；也不要太慢，否则淤泥会沉淀堵塞运河。泥土、石块裹着树枝便成了水坝。这些并不比印第安人的方式强出多少，但它们仅仅是开始。

以最初那个急就章的发明为起点，摩门教徒的灌溉向东西南北扩散，创造了一个个与首府城市的母教堂相联系的殖民地中心。受到他们被谋杀的创始人、先知约瑟夫·史密斯的启发，摩门教徒在其精明的宗主杨百翰的领导下，在地球的表面展示给世人他们所书写的帝国野心。他们将自己的辛勤劳作比作蜜蜂与蜂巢，而更恰如其分的比喻则是河狸，因为水控制成为其社会的生态基础。

摩门教徒的灌溉系统最引人注目的一个方面是其征服沙漠的速度。到1850年，在后来成为犹他州的土地上，已有16333英亩灌溉土地，产出4.4万蒲式耳土豆，4800吨干草，100770蒲式耳小麦，此外还有燕麦、玉米和黑麦。40年后，灌溉面积总计达263473英亩，支撑着20余万人的生活。该州的1万个农场几乎全部依赖灌溉，它们的平均面积是27英亩。在这40年间，土豆产量激增1000%，小麦则是1500%。

西班牙灌溉定居点，经过两个半世纪的尝试，尚不能有此成就。对一批既无经验储备又无资本基金的人而言，摩门教徒的表现非凡。无怪乎历史学者们——无论是摩门信徒或其他教徒，至今仍然以“壮丽伟大”、“英雄史诗”这样的词语赞美他们，热情洋溢地谈论着他们方正整饬的村庄，一行叠一行的篱笆，两岸种着被称为“摩门树”的伦巴第白杨的沟渠，映衬在贫瘠荒凉之上的那抹苍翠。

虽然摩门教徒初到干旱西部时，囊中羞涩，身无长技，他们却有着一个统治等级和群体规训的体系，正是这一关键品质，使他们在水控制上获取迅速成功成为可能。在他们第一任领导人约瑟夫·史密斯的统治下，它形成了一种宗教团体，建构了某种与现代理性同一思路的神权政治（即使不是实际上的，也在意愿上如此）。在其权威链的顶端是总会会长、十二使徒道席、七十员会；在其底端，则是地方教区主教。在古代灌溉国家中，自灌溉集约化中滋生出的统治等级模式往往演进缓慢，需要数个世纪。在犹他，其组织结构更多是外力形成，但是在获取河流控制的问题上，它同任何祭司与国王掌控的美索不达米亚秩序一样行之有效。它提供了开发的整体规划，以及在可用技术限制下资源利用的最大化；同时，它还将社区从水权的个人之争中解放出来。它允许集中资本启动新的工程，并在工程失败时，为之提供安全保护。最为重要的是，它宣称它在以上帝的声音言说。

在被兼并成为美国的一个领地，受到来自华盛顿的世俗控制之前，教会统治集团在水问题上寻求一种中央集权政策。它决定新殖民点的设计与选址，谋求建立一个农业乌托邦：分散的村庄由水路串联起来，为一个仁慈的中心统治，它在很多方面都令人回想起古代的灌溉国家。 它将土地和水分成小块，根据等级权利，分给其信徒，由此，在顶端的那些人被给予最大份额，并被要求宣誓为公共利益“代为保管”它们。教会坚称所有的水最终都属公有，而非任何一个自主的个体。以19世纪中叶的美国标准而言，这一观点非常激进，他们为之找到的理由是，在一个如此干旱的地区，水源短缺，生存岌岌可危，一个单一的权威必须拥有水配给的司法权。又有什么权威比之教会更令人信任呢？可是无论它在精神上如何崇高，中央集权制仍有可能变为统治集团强加权力于离经叛道者与异见者的方式。

当联邦政府开始对犹他宣称其权威地位之时，教会的高层权威们发现其霸权受到威胁。因此，他们分散其水系统，将修建运河与水坝的权力移交到地方主教与社区群体的手中。农民们聚集起来，以其自身在水系统上的劳动形式缴纳什一税，在他们中间，选举出一位水官，监督工程。在1852年，领地立法机关通过一项法案，规定所有水判决的职责从中央（后被宣布为非法）转移到边缘，即各地的县法院。所有这一切在其运作上看似是完美的民主，而且在形式意义上，也确然如此。但是与此同时，它也是将摩门事务控制在教会影响之下，免于联邦政府干涉之手的方式，而后者已在犹他领地任命总督与最高法院法官。摆脱了外界的敌对权威，主教们与地方法院将确保教会的声音持续为人们所倾听。假若摩门长老们能够为所欲为的话，教会可能会采取一条全然不同的路径，一条自持续的中央集权权威通往不受世俗力量阻碍的、羽翼丰满的神权政治路径。

另一防御策略是1865年法案，它允许灌溉区的组织成为自治实体。根据该法案，自此，任何一个县的大部分或一部分公民可以呈请其县法院允许他们组织并且选举官员，此人将决定在何处修建运河，谁人将估准为之所支付的基于土地或财产的税金。任何征税都必须得到该地区三分之二选民的同意。此地区不得出售债券或举债。最早组织起来的是沙漠灌溉与运河公司，位于约旦河以东的大盐湖县。到1898年，该州共有41个灌溉区。

历史学家们再一次辞费滔滔地将地区法形容为草根民主的圆满体现，一位学者称之为“合作体系的绝妙延伸” 。然而在现实中，该法案具有极为不同的侧面。它被用于将所有开始定居犹他的非摩门农民排除于权力、财富之外，同时它着力维持宗教统治集团的权力。教会控制公民权与选举资格，而且事实上，它还任命县法院法官，垄断最好的土地，通过地区主教对之进行分配。当所有这些事实变得难以容忍地鲜明起来的时候，领地最高法院在门罗诉伊夫里案中判决，灌溉区已然变成“压迫机器”，而非民主参与的模范。

除此之外，神权政治的阴影还以其他方式维护自身，而正是对水的控制再一次成为其工具。到20世纪，人类学家马克·莱昂内指出，教会通过与灌溉、水坝失败相联系的宗教仪式机制控制着那些最偏远的村落。在亚利桑那的小科罗拉多河沿岸，一溜起名如圣约瑟夫、伍德拉夫、斯诺弗莱克的摩门小镇均在建坝。一旦大量雪融造成洪水，这些水坝便被规律性地冲塌，令人气沮。里奥格兰德河的西班牙人长期以来有着同样的问题，却学会接受之。然而，摩门教徒要在那儿主宰自然，他们将不能允许自己在宿命论的接受中心安理得。每一次冲塌过后，他们都将听到一场来自领袖的布道，告诉他们世界将碎裂，而他们必须拯救之。在其水坝的失败中，上帝检验着他们的勇气与决心；他们决不能令他失望。莱昂内写道：“通过一系列这样的布道，统治集团向其教众解释了该事件，教众们从而对他们自己也作了解释，失败的世界观被转化为另一次展示自己是上帝选民价值的机会的世界观。”然而，这也是一种“永久服从的世界观”。普通人知道了，同自然的战争要求他们变为一支服从的军队，无条件地一再出兵，修建水坝，在每一次保卫教会及其正义事业的斗争中，使自己变得更强更大。

塞维尔河流经布莱斯峡谷的高地，穿过黑肉蒺藜和金灌木丛，最终消失在犹他西部闪闪发亮的碱性盆地中。1859年，一队圣徒在塞维尔河上建起了一座粗糙的土坝，眼睁睁地看着它被春汛冲走，其后又建起了另一座，再次见证了它的失败，而后，又是一次。在第五次失败过后，这群人迁走了，无疑背负了罪行的耻辱。几年后，另一群人登场了，重新发动了战争。到1889年，在第八次尝试中，用65吨火山岩，并将原木桩直打入砂质底层而修建的水坝，使他们赢得了永久的胜利。塞维尔桥大坝，作为该州最重要的灌溉设施之一，一直矗立于彼，标志着对抗莱纳德·阿灵顿所言的“自然那报复心重、冷酷无情的力量”的执着摩门精神。 在此案例中，如同其他数个案例一样，最终的胜利并不属于草根阶层，那些平头老百姓；它是统治集团的工程。当塞维尔河沿岸的当地农民无法自行控制局势时，教会所做的不仅仅是传教布道，令其完善他们神圣的顽强不屈；它还自盐湖城送去了金钱投资到该工程中，一切却在暗中进行，因为联邦政府已经禁止其为营利项目提供直接资金。同时，它还通过其部分领袖人物的代理，在规划替代设施与集中建造它们的技术手段上取得领导地位。河流最终服输，被用于生产苜蓿，金钱也终于开始从峡谷中流出。教会以什一税的方式聚敛那些财富的部分，而且再一次强化了对拓殖点边区村落的控制。

假若摩门的统治集团从未移民沙漠，参与到水控制当中，它很可能会有一番全然不同的历史。它原有的组织结构表只是抽象的概念。灌溉则帮助它变为强有力的现实。伊利诺伊或密苏里这两个摩门教徒早先的家园，无法为这样的现实化提供如此优良的坩埚。在那两个州，人们广泛分享并接受了托马斯·杰弗逊的独立自强之农业理想，即摆脱包括宗教在内的统治集团的财产所有权控制。如果摩门教留在伊利诺伊，它必定会在阻止其教众转向那一理想的问题上困难重重。然而，在犹他，教会却拥有一个创造受中央权力控制的农业社会之绝好环境。在那里，甚至在联邦侵入之后，统治集团仍然能够坚持凝聚力、统治与规训。

然而，沙漠统治集团另有需要面对的其他问题，而它们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其自酿的苦酒。摩门教徒对自然的控制越多，他们对科学与技术的需要也就越多。摩门教是现代理性主义与前现代、原教旨虔诚的奇特混合，是一种易变且不稳定的混合。为其自身的维护与成长，教会要求其教众对天使与金盘有毫无迟疑的信仰能力。然而，它同样也依赖于水利工程的扩张、灌溉的专业技术与复杂的农业知识。他们冒着一定的风险，将自己的年轻人送出去接受可能有的最好训练。约翰·韦德索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1872年在挪威出生，随其母移民犹他，在信仰中成长，后来离开，前往哈佛学习化学。他理解的摩门教徒使命，“是通过以科学为基础的进程来征服自然”。他对此征服的奉献，用教会喉舌的满意之语来说，是“热情洋溢而无穷无尽的”。作为对其领导能力与献身精神的回报，他成为统治集团的一位关键人物——大学校长和十二使徒道席成员，与此同时，他还为现代灌溉科学奠定了基础。 在所有这些忙碌中，韦德索却从未询问过一个基本的问题，即，是什么赋予了圣徒们对地球的统辖权，科学抑或教会？然而，其他人则可能会追问这一问题，并且转向另一种神职，即科学家与工程师的神职来寻求答案。

但是，对此宗教统治集团而言，更为严重的威胁来自市场。再一次地，摩门教的内在动力促成了这一威胁的很大部分，因为灌溉集约化产生的农业财富增长既是教会的计划，同时也是其敌人。这一问题可以追溯至约翰·史密斯，霍华德·拉马尔将他形容为一个圣人，但同时也是一个杰克逊主义者，对制造财富极富热情。 他的继任者杨百翰同样是矛盾的。他能够一再坚持圣徒们必须为了维护其神圣性，仅仅筹集个人所必需的金钱，远离外部世界。但是，当1867年州际铁路在犹他开通时，他同任何一个世俗企业家一样为有利可图的前景而兴奋。曾经，他们是寻求避难者；但是，伴随铁路的到来，摩门教徒在杨的祝福下，将成为营销者。最终，他们会将其灌溉利润投入到生产甜菜而非小麦和土豆之中，建成炼糖厂，而后，他们将会不停地卖、卖、卖。

1880年，犹他州改变其法律，第一次允许水资源私人所有权的存在。摩门教社群主义的一个关键因素由此被破坏了。联邦政府涉足地方事务，给予非摩门居住者权力的持续威胁，是造成这一改变的原因之一。合法授予个人水权是防止不测之事的措施，也可对新来者进行可能的水资源再分配。但是，我们完全可以看到这一法案的另一重意义，即摩门教向美国的经济文化及其自由企业制度主流的融合。这一融合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另一种来自新兴的农业与工业资本家阶级对霸权的诉求。只要其至高无上的地位不受挑战，他们便不会插手教会事务。

到1890年，资本主义灌溉开始取代中央管理下地区水开发的教会项目。前一年组就的拜尔河灌溉公司在犹他修建迄今为止该州最为昂贵的运河，耗资200万美元，其中很大一部分需要在坚硬的峡谷山壁上打通隧道，它将灌溉爱达荷边界附近的拜尔河峡谷，这些土地曾经属于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用于修建这一宏伟新事业的金钱并非来自当地农民。农民们是后来者，他们将从公司那里购买二三十英亩的农场。英国投资者提供了大部分资本，而教会在此工程中则全不见踪影，除非是几个领袖以私有商人的形式出现。建造中雇用的七千余人寻求的是老板开出的工资，而非主教的布道，前者才是驱使他们工作的动力。在普通人的头脑中，服从的世界观仍然保留，但是现在，它变成更多经济意义上的，而非宗教意义上的服从。

犹他是美国河流最为稀缺的区域。其唯一的大河是科罗拉多——格林河复合体，然其却在一个个峡谷间穿行，难为农业所用。在其他地方，河流短且小，洼地有限。结果是，在拜尔河规划之后，犹他的灌溉事业抵达发展的平台期，资本家们转向其他地方，投资他们的巨额金钱和大型技术。另一方面，到1890年，教会无法重建其曾有的制度性控制力，以便将该州提升到更高的平台。它已然耗尽其所有可用的水控制策略。也许，如果彼处有一条像尼罗河或者幼发拉底河那样便于运用的大河，如果联邦政府和市场没有用金钱与压力束缚它的手脚，摩门教的宗教统治集团将会演化成为一个古代农业国家的现代独特形式。但是否会如此，我们永远不得而知。 hGeQ7pRIQP/ruhAmILJYMcsxb062P+suaV4C1IkVsQ+tSP7UrMkmyxy8NnksdY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