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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伍德豪斯·奥杜邦是那位著名的鸟类画家
的幼子。他在1849年离开纽约，前往加利福尼亚的金矿。在得克萨斯的海岸登陆后，他和同伴决定穿越西南部，去往圣地亚哥，在此行程中，他们将沿希拉河向西，随后在而今叫作帝国谷的沙漠中长途跋涉。他写道：“我们的道路几乎每里格
都点缀着死牛、死马；每个营地都有旅行者遗弃的马车、带钩铁索和其他大量贵重物品；我们自己也做着同样的事情，以减轻我们精疲力竭的骡子的负担，现在它们最多能载动百磅左右的重量。”尘土淹没他们的鞋面，在空中飞扬，迷蒙他们的双目，令动物和人尽皆窒息。在很长的路途中，他们唯一能看到的生命是石碳酸灌木丛、向日葵，还有孤独的秃鹫。煎熬、挫折、白骨与死亡，沙漠所强行加诸的任何东西都无法引诱他们做片刻停留。这是一片需要挣扎忍耐的土地，是为了前方的激动人心所付的暂时代价。
找寻黄金的人多会选择北部路线，循洪堡河穿过大盆地直至该河消失在沙漠中，唯留他们孤独前行抵达塞拉山脉。这些人有着同样负面的反应。从1849年到1860年，大约有30万人经由陆路来到加利福尼亚，他们难免要穿越极度干旱的地区，遭遇如帕特里夏·纳尔逊所言的“在形式上最不温顺、最具威胁性的自然”
。他们沿着皮毛捕猎者、军事勘探者和印第安人所标识的小路，但是即使如此，他们仍然境遇恶劣。对那些行动迟缓、粗心大意的人而言，沙漠的环境伺机而动、虎视眈眈。他们相信总有一天，它必须被制服，然而当下，财富在召唤，与沙漠的战斗则必须被搁置。
就生动性和灵性而言，威廉·曼利可能留下了他们中间最好的记叙。他几乎亡于死亡谷的热井当中。曼利在凉爽而温和的佛蒙特度过其童年时代，在环绕其家庭木屋周围的树林和花园中学会了生存技巧。同样，在密歇根和威斯康星，他也显示出自己是一个能在边疆生活中随机应变、自立自强的好手。然后，他决定前往加利福尼亚的矿区，这是一个几乎致命的错误。曼利加入了于1849年10月在盐湖城成立的沙行公司，而后向西南方前进，从而绕开塞拉山脉。几天之后，他便开始回想“父亲餐桌上丰盛的面包和豆子，更不用说其他那些好东西；而现在，我这个家中的长子却来到美国大沙漠的中心，腹内空空，喉咙焦灼，衣衫褴褛”
。他试着含一颗石子或子弹来保证唾液流动；即使如此，他发现自己也很难攒出足够吞咽一口的量。他空有百发百中的技能，但是往往一天下来，放眼望去，无物可射。他曾一度靠前面旅行者丢弃的熏肉皮果腹。在极度绝望中，他和他的朋友，还有两个他们作为猎手为之服务的家庭，配着牛血，喝下可怜的小坑中流出的黑色硫黄水。
数月之后，他们跌跌撞撞地走出沙漠来到洛杉矶，曼利惊讶于他们居然能够生还。这就好似他们在魔法的作用下从坟墓中升起。
我们走出了可怕的沙漠和死亡谷的阴影，那令人精疲力竭的幽灵，它的沙丘、苦湖，还有蛮荒、压抑而沉闷的绝望。我们穿越了北美大陆，从富足的土地出发，经过贫瘠的山岭和平原，来到另一处温和而美丽的土地。这里，即使仍是冬月，我们也沐浴在初夏的温暖与繁茂当中。我们不再去想那些我们前来寻找的黄金。我们差点儿死了，而现在却还活着。在几乎饿死的时候，我们望向彼此，脑中满是疯狂的念头，而现在我们将这片土地的膏腴放入我们的口中。
上帝将他们“从死神的口中”抢出。即使在他70多岁的时候，曼利仍然能够记起那次旅行中每一个恐怖的细节和他们的救赎。
对于一位祖先在此沙漠中存活千年的派尤特印第安人而言，曼利的恐惧是很难理解的。在那里有大蜥蜴供捕捉、烧烤，熟知那片土地的人也可以找到水源。然而，来到干旱西部的美国人都是农夫与城市人，他们中间没有一个像派尤特人那样，可以解读那片土地的秘密。他们仅知的沙漠是《圣经》中提及的沙漠，而在那本书中，没有半分记载可让他们做好热爱或者尊敬荒野和干旱土地的准备。自然而然地，在密苏里河以西的那片土地上，他们只能看到缺失的东西：没有高大的橡木或枫树，没有三五分钟一见的喷泉，没有脚下厚软、黑色的腐殖质，没有灌木丛中树叶的沙沙声、鸟儿的唧唧声，压根儿就没有灌木丛。在他们看来，这样的土地不具任何价值，是被上帝遗忘的土地。
然而在1890年代，曾有的恐惧与敌意开始软化，渐变为接受，甚至是颂扬。到此时，美国人已然找到对付西部严酷现实的方法，伴随如此应对而来的是熟悉感、自信心，最终是惬意的种子。如今看来，生命可以在沙漠上绽放。事实上，西部，特别是温暖的西南部，成为全国性的疗养胜地，肺结核、支气管炎、哮喘患者们逃离东部潮湿、污染的空气，去那里寻求慰藉。就好像这些患者在早期旅行者的枯骨上憩坐、康复。健康的人们一旦得到食物清水的充足供应，也发现干燥对他们而言很是适宜，能够振奋精神，鼓舞步伐。在不过几十年的时间里，西部的危险被转换成为长处，成为希望，成为鼓吹者、地产商的印刷物，吹捧这里的干燥气候是美国最优。
一旦如此重新开始评价，人们开始注意到，其他的生命形式早已发现沙漠是个宜居的好地方。这片区域，即使在其最为可怖的部分，也充满着各种生命体，它们讲述的都是成功的故事，而其成功的秘密在于它们学会如何去适应。各种科学团体，特别是生态学家们，可以并且也确实对新兴的沙漠认识有所贡献。一小群科学家开始沿着“四九淘金者”
当年的路线长途跋涉，只不过他们行进得更加缓慢，仔细观察持续进行的适应过程，对干旱自然本身兴味十足。1891年，弗里德里克·弗农·科尔维尔带领一小队科考团进入死亡谷，他在那里的所见所闻——例如牧豆树，其根扎入土地深达50多英尺——令他极为着迷，因而他着手进行在西南部建立科研站的规划。12年后，华盛顿的卡内基研究所接受了他的提议，建立了一个沙漠植物实验室，因为“它保证其关于原生质基本进程的结果将同整个植物界的任何一种结果一般重要”
。他们选址图森，建造该实验室，威廉·坎农成为第一位常驻研究员。研究中心的其他早期成员包括丹尼尔·特伦布利·麦克道戈尔，他参与了数次科尔维尔的采集旅行；弗利斯特·施里夫，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毕业生，在1909年加入该实验室，后来成为美国生态学协会的主席；还有弗里德里克·克莱门兹，植被发展顶级阶段这一具有广泛影响的理论的构建者。
在奥杜邦及其同伴们仅仅看到尘土漫天的荒凉景象的地方，这些后来者发现了令人叹为观止的植物多样性及其动物伙伴，它们都展示着最为非凡的特性。这里有墨西哥刺木、丝兰（凤尾兰、丝兰木）、沙漠百合、岩吉利草、粉红色的斑点花、细碎的地锦草、仙人掌（巨形仙人掌、桶状仙人掌、风琴管仙人掌、鱼钩仙人掌、仙人球）、有着奇异绿色树皮的假紫荆树、生着多汁叶片的龙舌兰、芳香的鼠尾草、沙漠茶、天芥菜、巴豆、响尾蛇草、夜来香、滨藜和几千种其他植物。在寻找如此植物宝藏的过程中，科学家们从一个水坑游荡到另一个水坑，从一个山谷漫步到另一个山谷，研究关于适应性的第一手经验。他们同样学会欣赏如施里夫所描绘的沙漠那种“人文主义的、智性的、审美的”价值。
他们初始的研究虽然经常间接地指向进化生物学上更为宏大的问题，但主要致力于辨别干旱地区的植物和植物群落，这一步非常关键，为1930年代及以后出现的沙漠学的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础。同样，对这些科学先驱者而言，在他们能够在细节上探寻适应性的问题之前，他们早期的任务还包括定义什么是沙漠，在西部什么能被恰当地称为沙漠。
“沙漠”（desert）一词具有双重意义，其词源可以追溯至久远的历史。它曾经间或被用于指示任何无人定居的地方，在其他时候，则特指干旱的，往往是炎热的景观。这两重意思并不总是相容，因为在中东和北非，数以百万计的人口生活在沙漠当中。那些地方极度干旱，然而绝非无人定居。美国人也曾呈现出相同的语言混淆，而更甚于此的是，他们并不完全肯定一个区域究竟多干，方能符合沙漠的标准。纪伯伦·派克曾在1808年至1809年间穿越大平原来到落基山，他将之比作“非洲的大砂质沙漠”，并且肯定美国人永远不会在那里定居。华盛顿·欧文在1836年有着类似的评论：“这片类似亚洲某个古老干旱草原的区域，一直被恰当地称为美国大沙漠。伸展于眼前的是起伏的无树平原，荒凉砂质的废地，其广阔与单调令人产生视觉疲劳。”
数本地理教材照猫画虎，在它们的地图中甚至描画了泛着涟漪的沙丘和骆驼，而那里却是现在的堪萨斯、内布拉斯加之所在。后来，在不断积累经验后，大平原被更为准确地重新归为半干旱或次湿润带，而美国大沙漠一度成为犹他的邦纳维尔盐洼。但是即使在彼时，已有很多鼓吹者视该词为恶意中伤，不利宣传，希望能够将之从所有的西部地图中彻底驱逐。
沙漠植物实验室的科学家们保留了该词，将之限定于低降水量（少于十英寸）的环境，绘制了美国沙漠的精确地图。科尔维尔和麦克道戈尔在1903年的著作中，确定了两处沙漠地区：一为索诺兰——内华达，自索诺拉向北直至俄勒冈与爱达荷；另一处是奇瓦瓦，覆盖了部分墨西哥、得克萨斯和新墨西哥。
在这两处宽广的地带之内，是一系列形态各异的植物群落，每一种都有自己的特征，每一种都要求对自身的独特理解。在美国的沙漠中，几乎没有任何一处只是空旷的黄沙；每一个所在，都有生命的存在。美国人需要的只是劳神去看上一看。
由此，科学家们成为一种力量，打开了此前对沙漠的意义与重要性所持的封闭而负面的思维。然而必须指出的是，他们对普罗大众的影响或许并不很大，特别是在西部拓殖的最初几十年。植物学家、生态学家、动物生理学家起到的作用是强化，而非导致在19世纪最后十年开始鲜明出现的观念转型。一种较之科学更宽广、更深沉的东西带来了这一转型，即使不是在每个人的头脑中，也在足够多的头脑中，使之具有文化上的重要意义。沙漠从令人憎恶、丑陋的环境，逐渐变为一种现代人刻意追寻的景观。简而言之，对此转向的解释是：对新一代美国人而言，沙漠开始回应某些强大的需求，其中包括对孤独、对美、对简约的存在、对非人类事物的渴望。欲找寻这一好恶转化之更深层次，甚至更富启发性的迹象，我们则必须转向两个人——玛丽·奥斯丁和约翰·范戴克，正是他们奠定了最终成为沙漠自然写作之美国流行传统的基础。他们二位均是艺术家，来到沙漠，并非为生计所驱，而是要研究它，书写它，阐明它的内在真理。他们从科学那里学到很多，但是，他们反映的主体部分却存在于现代意识中较少理性的那些角落。
玛丽·奥斯丁在1888年乘火车第一次抵达西部。彼时，她双十年华，同母亲与兄长一道来到坐落于蒂哈查皮山阴影之下的加利福尼亚贝克斯菲尔德，距那里向南30英里，有她们的一处宅地。她早年生活在伊利诺伊的卡林维尔，那是圣路易斯附近的一个沉闷小镇。她成长在中西部循道宗的传统虔诚信仰当中。但是，虽然循规蹈矩的压力如此强大，她仍然成长为一个独立而自我定义的人。结婚生子、安居乐业很快就不再是她的主要追求。“我相信从做女人中可能可以获取很多东西，”她在自传中宣称，“但是，我所指的绝非唧唧喳喳，喋喋不休。”她在西部度过余生，好似那里的兀鹰或百灵，而非伊利诺伊的麻雀。
玛丽和她的家人申请到了三块160英亩的宅地，搬入了只有一间房的木屋，印花布做帘子，抵着墙搭了铺位。三年后，她逃离了这个狭促的所在，嫁给斯塔福德·华莱士·奥斯丁，一位夏威夷甘蔗种植园主的儿子。可惜遇人不淑，他带着她在加利福尼亚从一个小镇迁往另一个小镇，工作频换，债台高筑，拈花惹草，却对她鲜少关注。然而，他还是为她做了两桩好事。他令她变成坚定的女权主义者，并将她带入了欧文斯峡谷的风土人情。峡谷位于贝克斯菲尔德以西，惠特尼山群峦的另一面，在其南面，与莫哈维沙漠交界。这成为她在1903年出版的小说《少雨的土地》的背景。它是一幅沙漠生活温柔而清幽的肖像——神秘的、阿卡狄亚式的田园牧歌，是从维克多利亚时代与新教的桎梏中解放出来的、异端的灵性表达。
玛丽·奥斯丁承认，沙漠对她而言是一片孤独的土地，“上帝之手造出的最为孤独的土地”，然而她却无法抗拒地为之吸引。她写道：“没有任何事物比这片狭长褐色的土地更能把握热爱之情。”终其一生，她都极度渴望保住一处私人空间，免于他人的逼仄纠缠，她发现沙漠于她再适合不过。她敬畏那里的植物，它们趋向孤独生长，为彼此留出足够的空间。在同样的自立精神中，她尾随前行捕食的草原狼，观察悄然来到水洼饮水的美洲狮，独自一人走入夜空，讶叹于苍穹中星罗的澄澈。在沙漠中，到处都有丘陵，它们古老的存在暗示着她，在这里，有“足够的空间与足够的时间”去完成任何她想要为自己做的事情。那些吸引她的当地人也是同样的独居者，或小伙的群居者：一个找寻小小金矿的勘探者，一个随其羊群游荡的牧羊人，一个靠制作、贩售筐子维生的印第安女人。对奥斯丁而言，这些人就像草原狼与大蜥蜴一样，与这片少雨的土地是如此契合。他们的土坯房、板条屋，还有从干燥的褐色土壤中笔直生长的混杂园子，都是沙漠的独立宣言。
在20世纪第一个十年，当以洛杉矶水电局形式出现的“现代美国”，将其“贪婪、粗鄙的双手”伸入欧文斯峡谷，背地里购买土地，准备将河流向西引至那个大都市时，奥斯丁开始了抗议和斗争。她害怕那个帝国主义城市将使这个峡谷沦为其殖民地，因为无论谁控制了那片土地的水，便控制了赖其而生的生命的命运。1905年，奥斯丁和她的峡谷输掉了那场战斗，自此，她作出一个痛苦的决定。她与丈夫离异并且搬离，她的沙漠牧歌，她的私人空间，无可挽回地消失了。
1898年，在玛丽·奥斯丁的火车抵达贝克斯菲尔德之后的第十年，约翰·范戴克出现在洛杉矶。他是新泽西罗格斯大学的艺术教师，时年42岁，法官之子，绘画与美学等书籍、手册的作者。他同样也是个严重的哮喘病患者，按其所言：“病得足够令我无惧危险，也病到愿意孤独地死在黄沙当中，而非在旅馆中昏厥，床脚有个女服务员呜呜咽咽地哭。”带着点儿干粮、一加仑水、毯子和枪，他骑着匹印第安小马一路小跑，离开文明，前往科罗拉多的沙漠。三年中，他探索着西南部的土地，骑马、徒步、坐火车，行走在牧屋陋舍之间，一路南下进入墨西哥，沿着静谧无比的科罗拉多河，穿过大峡谷，在巧克力山、波波奎瓦力山和塞拉马德雷山中时上时下。他发烧卧床过一段时间。他学会挤出仙人掌的汁浆解渴，也学会用墨西哥刺木的荆条生火。一路上，他仔细观察着这片严苛的土地，对之产生了超越他以往所见的任何地方的热爱。在奥斯丁小说问世的当年，他出版了《沙漠》一书。他将之比作为“常年渴求一句赞美”的景观所写的情人蜜语。
他的书，与奥斯丁的著作相较，甚至做了更深刻的价值重估。
范戴克在沙漠中所发现的是，19世纪对美的传统认知是如何不足。在沙漠中，没有任何漂亮的东西，甚至没有奥斯丁所发现的如画风景。它是奇异的、冷峻的，按一般标准判断，是丑陋的。他宣称他从未看到某处亚利桑那山腰变为金色罂粟绽放的烂漫春光。他坚持认为，鲜花太过精致，无法对这片粗粝的土地产生影响。他看到的动物精干敏锐、瘦骨嶙峋、残忍好斗，配备着獠牙、毒汁和利爪。
它们，这些沙漠中的野兽和爬虫，好似一群稀有的谋杀者。可能没有任何一种生命像它们这样，得暴力滋养，在攻防中受教。从生至死，战争不止。
他压根没有提及，在他的漫游中，见过任何其他人类——印第安人、墨西哥人，或是白人。他对西南部的“民俗”全无兴趣，无论是他们屋檐悬挂的红椒串，还是他们的孩童张张可爱的褐色面孔，或是那些在其他丰富多彩的旅行笔记中的标准记叙。自然，而且是最拒人于千里之外、最残忍无情的自然，才是他前往面对且最终热爱的。
他在书中指出，美，是自然的本质；它同人类的善或道德全然无干。它不是由人所赋予的，虽然它可能会为人带来感官上的愉悦。范戴克引用法国印象派画家克劳德·莫奈的话，坚持道：美，甚至不是一种形状；它是纯粹的色彩、光线的变化、空气的飘移。沙漠中这种质地的美触目皆是：它存在于醇厚的酒红色山峦上，赤褐色的丘陵间，深邃的蓝色天空中，粼粼的银色月光里，一抹干薄的黄绿、烟灰色泽中。一只角蟾，第一眼看上去是如此令人憎恶，却有着我们所必须尊重的美，虽然它需要我们努力地去看。自然，从不知去钟爱某物；它为角蟾和响尾蛇所花的心思与它为美丽的五彩蝴蝶所花的一般无二。在他代表沙漠而发的论争中，范戴克直言所述的是一种鲜明的现代性思想，一种斩断审美与一切传统的、文化的偏见之间联系的思想，它将一直深入，直至坚持美的非道德性。它不具有以人类为目的的任何工具性——它不会让我们变成更好的人，没有履行陶冶情操使命职责的需要，超越一切善恶，只是为了自己的理由而存在。
然而，范戴克不是一个彻底的唯美主义者，他无法赞同纯粹主观主义对于品位与价值问题的激进现代信条。他对沙漠的反应带有古老的宗教性。正是在那里，比之他从前所去的任何其他地方，他感到自己身处一种超人类的力量之中。广袤的空间，压倒一切的寂静，徘徊不去的神秘感，都具有崇高的品质。既然能有机会同如此壮美相对，一个人又能对普通的树木、湖景，或者一小片草坪有什么期待呢？他写道，沙漠能够在人心中激起一种强烈的、矢志不渝的宗教性虔诚。“沙漠旁居住的人们珍惜着肥沃土地上的居民弃若敝屣的东西。他们及其祖先从不知文明为何物，也从不为怀疑的阴影所扰。”
范戴克在此问题上言止于此。然而它足以说明，他去往那里，需要的不只是为他的肺找到新鲜空气，可能还有一种信仰的重生。
如果说有一个主题将范戴克思想的两半——美的非道德性与荒凉中的崇高——连接成一体的话，这一主题是焦虑，一种对人类世界的厌恶。他谈到他的同胞公民们“不可思议地自鸣得意”，在他们心中，那般肯定地球为他们所造。他指出，自然“有着人类之外的其他动物需要照料，对其产出有着支持人类生命之外的其他用途”
。沙漠正是这一事实的证据之所在。那些用轻慢的语言，如“毫无价值”、“百无一用”，来贬低沙漠的旅行者与拓殖者，为他们的自我中心意识所困，无法对造物产生一种更为宽广、谦卑的观念。范戴克拒绝谴责沙漠中他所不理解的事物；而在那里，他补充道，有很多事物人类并不理解。在此，他的立场非常古老，贯穿于历史的各种宗教当中，然而，他赋予其一种近乎愤世嫉俗的表达，而这再一次具有某种现代的古怪浓郁味道。他建议说，到沙漠去，离开熙熙攘攘的人群一段时间，离开他们的发明创造，他们的文明，他们的自命不凡，他们的道德说教，离开他们认为自然只是其持续自我扩张工具的断言。
在范戴克写作此书的时刻（他完稿于1901年），灌溉已然开垦了大片沙漠，而且一群资本家——科罗拉多灌溉公司——正准备将索尔顿海子周围的大片土地转化为农田。范戴克是个彻底的局外人，他的家在大洲的另一端，他也没有留在那里，同他们的计划作斗争。但是，他对灌溉的侵略极为愤慨，他提出了在当时尚且完全新鲜的论点，即将沙漠作为荒野保护起来。他警告说，灌溉将使加利福尼亚南端干冽的空气变得沉重、潮湿；而人们对优质空气的需要同对面包、牛肉的需要一样多。“沙漠并非是毫无价值的废地，”他继续道，“你不能让天地之间都长满小麦和苜蓿。……沙漠应当永远不被开垦。它们是西部的喘息空间，应当被永远地保留下来。”此前，在美国的任何地方，只要“务实的人”到来，他们就会彻底毁灭美来创造金钱，砍伐北部的森林，开垦达科他的草原，用煤和石油污浊宾夕法尼亚，为了矿产蹂躏蒙大拿的山峦，在他们身后，留下一片野草、井架、窝棚、陋镇的狼藉——“而最终，他们转向沙漠！”范戴克忧虑，阻止他们的前景暗淡，但是他仍能稍感慰藉的是，最终，自然具有重现自身的力量。他提醒道：“没有任何一种人为的东西能够久长。”
无论是谁在日后某刻为沙漠所做的辩护，都无疑会令威廉·曼利和“四九淘金者”大为震惊。然而，玛丽·奥斯丁与约翰·范戴克距离曼利的苦难经历不过短短50年。我们可以说在其写作时，他们只是代表极小一群精英分子，然而这一群人的数量将在20世纪不断壮大，从而使他们的书年年重印，直至百万计的美国人和外国人都在阅读它们。一位竭力偏离婚姻与母亲职责轨迹的标新立异的女人，一位为自身死亡暗示烦扰，为抗拒“进步”的反社会情感所驱的中年男子，他们很容易被视为怪胎而无人理会。必须承认，在此后我们所见的关于征服沙漠的故事中，他们是边缘人。但是，他们并没有因为这些原因而变得无足轻重。奥斯丁与范戴克代表了现代美国的另一面：反对统御、工具主义、资本与技术权力的一面；崇尚自由、野性、无羁的壮美与人类谦卑的一面。西部，成为上演着两种现代性版本的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