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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昔日在旧世界产生过如此决定性结果的复杂水利工程，而今大多只留断壁残垣。今天，大部分水利系统已成废墟，如雪莱之《奥西曼提斯》所咏那般，埋葬于“寂寥黄沙，苍茫荒漠”
之下，在地面几乎全然消失，只有从空中可略见痕迹。中国筑造千年的石堤沟渠中的流水或许依然汩汩，马德拉斯的农夫或许仍在年复一年地等候印度洋季风带来的雨水，填满其传说中土王挖掘的贮水池，但是这些孑遗的碎片无法构成体系。现在，在那些全面建设水控制的地方，它们仰仗的是现代技术——可令整条大河翻山越岭的电泵，或者制造延绵百里的人工湖的巨型混凝土大坝。以农业国家思路组织的早期治水社会，现在已然伴随它们运作的设备装置共同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新型现代治水社会，而它们中间最为发达的则在干旱的美国西部扩张。这些社会所体现的是商界大鳄、技术能手和无所不在的国家设计者的思想。
卡尔·魏特夫拒绝整理其关于水与权力的思想，携带它们转念跃入水的现代性当中。此举将要求他批判性地审视他的新家园——美国，而他对这样的质疑尚无准备。事实上，与马克思主义者的决裂，已令他愈趋成为一个美国和其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卫道士，他将之视为自由与进步的守护者。他也曾屡次探究水工程的新成就，却往往在对现代水利的志得意满中转身离去。他坚持认为，这些现代工程背后的社会组织方式，全然不同于古老的专制主义或者他们新近的共产主义继承人。1946年，他和夫人埃斯特·戈德弗兰克共同造访了世界上最具雄心壮志的水控制计划之一——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TVA）的工程。15年后，魏特夫夫妇参观了澳大利亚大雪山灌溉计划。他写道：“我关于传统中国的论述对多中心的社会是不适用的。”那些新“自由世界”的工程不可能是专制独裁的，因为在那里，私有制被封为圭臬，而且没有一个单独的、压倒性的国家掌控一切；相反，在像美国与澳大利亚那样的情形中，许多相互对抗的力量取得了某种平衡。彼处，存在一个“受控的”而非“统御的”官僚机构。
因此，魏特夫再一次捐弃了他原有的关于历史的生态论述。归根结底，造就昔日埃及的不是自然与技术的互动，而是更早的社会“组织”。出于某种原因，在那些古老的沙漠帝国中，社会组织是专制的，而在现代西方国家则是开放而民主的。
魏特夫的一些批评者完全忽略其对资本主义与指令性经济之间所做的区分，并且错误地指责他为所有的灌溉政体打上暴君标志。有时他们会利用美国西部作为一种例外典型来批驳他的过度概括。例如，哈佛大学法学教授朗·富勒成长于加利福尼亚的帝国谷，在其玫瑰色的记忆中，那里是一个公平的、社区共同体的世界。他公开炮轰魏特夫将一应灌溉笼罩于阴影之下。然而，在其滔滔不绝地批判早期治水社会东方专制主义论断的过程中，他事实上最终重述了魏特夫本人对之所做的区分。他全然接受了水控制在早期治水社会中可能会导致专制主义的思想，所添加的不过是他们的问题在于他们“过快地承担了这一过难的社会任务”。但是伴随商业市场的产生，各种处理冲突利益的更温和机制也随之出现。富勒坚信，我们现在拥有了理性个人利益那只看不见的手，它将和平地解决关于水的争议，实现利益的公平分配。我们甚至不需要法庭，因为个人现在能够在没有外力的情形下化解他们自己的冲突，重拾他们在开发河流资源时曾经享有的自治。富勒暗示道，资本主义的崛起使得共同进步变为可能。它的出现分解了集中的权力，以协商和契约取代高压的权威，保证民主在沙漠中的灿然绽放。
可惜，真实的情形偏偏并非如此。对水控制的现代范例如美国西部所做的另一种更为缜密的观察，并不能支撑富勒或者魏特夫所认为的，通过对沙漠的征服，可以获得人类不断进步的自由这样鼓舞人心的论断。与之截然相反的是，资本主义在过去的百年间，业已创造了一种新式的、特殊的治水社会，再一次证实对自然的主宰如何导致一群人对另一群人的统御。要认识到这一点，则必须对某些重要的问题予以强调。这一最近的水控制模式同其先行者有何共同之处？它具有何样的独特性质与趋势？它是如何处理水这一生命最根本的物质？是怎样的文化演化途径将之带入其当前对旱地的掌控？又是怎样的内在与外在力量驱动它获取这样的掌控？这种新型水系统所表达的生态统御又是如何形塑如美国西部这样地方的社会秩序，创造新的权力结构，促使财富与权威的再次集中？
有趣的是，如富勒这样的自由市场经济的自由派，或魏特夫这样的反共产主义理论家，以及那些具有技术统御倾向的激进主义者，都拒绝承认人类的命运与自然的命运是如此密不可分，不仅过去如此，现在依然未变。然而，如同很多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事实那样，这种联系无法像加热一段蜡烛会致其熔化的科学命题那样，被轻易证实或者驳斥。反之，我们必须勉力寻找并检验一个具有可察可证的连续表现形式的历史真实。当睿智的英国人C. S.刘易斯写道，“我们所唤作人类之于自然的权力，变为一部分人以自然为工具，施加于另一部分人之上的权力”，这样的历史真实就在其脑海之中。当法国当代社会理论家安德烈·高兹宣称，“对自然的全面主宰将不可避免地使得以主宰的技术主宰人类成为必然”，他同样也在讲述这样一种普遍的历史真实，而非某种化学反应。
一种历史真实无法被精确地校准或是确切地预知，除非将之还原至琐屑的程度。在集约化水控制中形成的人类蕴意的问题上，不可能论定某一特定的大坝或高架渠会准确地在每一处地方造成同样的社会影响。确立历史的真实，需要一种比较疏松但仍然是相当吃力的分析。它不是对因果之际的严格确定，而是对那些微妙的、相互作用的关系富含想象的把握。尽管富勒和魏特夫的解释与此相反，然而只有这种更高层次的历史解释途径方能令我们判断，古老沙漠政体中的治水循环是否有其现代回应。
另一位当代社会哲学家刘易斯·芒福德，阐述了与C. S. 刘易斯和安德烈·高兹相同的观点。在其《技术与人类发展》一书中，芒福德指出，金字塔时代的精神与意志已然重现，如从前那样竭力建立“对自然与人绝对集权的控制”
。他将此复原称作“巨机器”。历史学者所面对的挑战，不是用实证主义的小刀裁削他的观察，而是在具体的案例中检验之，看其是否合理，并使之尽可能地明晰、连贯。我相信，进行这一探究的最佳所在便是干旱的美国西部，在那里我们将研究其水控制的努力与成就的历史。
水控制的第三种亦是最近的一种模式（当然它可能并非最后一种）是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创造。在此模式中，大致有两类对等的权力中心：农业人士的私人团体，以及官僚设计者和当选代表组成的公共团体。两个群体都不是孤立自治的。它们彼此需要，相互增强对方的价值，在没有持久胜利的情况下力争上游，最终同意共同协作从而获取对自然前所未有的彻底控制。
同那些可以轻易被任何一个政府恐吓而对其俯首帖耳的古老农民相比较，构成私人团体的农业人士在近些年已经十分富裕，很有组织。他们无须再服强制性的徭役，而只是向国家缴纳税收。他们往往会抱怨税率过高、存有欺诈，或者他们会成功地迫使其他人为他们缴税，从而修建、维护其各类水工程。在世界劳动力市场上，他们雇用着一支无名的劳动大军，将干旱的地区转化为青翠的田园。在西部，这些工人来自墨西哥、中国、日本、菲律宾、印度，同他们一起的还有俄克拉荷马、得克萨斯和密西西比的农民。正是这些如埃及农夫一般挥汗如雨的农田帮手，而非拥有土地的雇佣者，构成了徭役制度以工资为基础的现代回应。他们同样感到监工的鞭笞或警察的棍棒，但是在农忙季节结束之后，他们却没有自己的土地或者村庄可供逃亡。其结果是，他们变成永远的迁移者，在某些情况下，一顶帐篷或者一辆汽车成为他们唯一的家园，而一个城市的福利办公室则是他们在淡季时可以仰仗的生计。通过这些雇佣劳动力，对水的现代统御鲜明无误地被转化为等级制度。那些统治者不仅仅是雇用、付钱的人，也是参与到设计、控制治水生产方式中的人。工人成为环境操纵的工具，而河流则相应地变为控制工人的手段。
自此模式中出现的另一个权力中心是国家，如古时候一样，它为大型工程提供了资本和使之运转自如的专门技术。人们最为熟悉的权力规则之一是，谁掌握资本，谁就是老大。在美国西部，联邦政府通过其垦务局投入了大部分资本，由此，它对地方命运的沉浮施以巨大的影响。当同一个政府开始提供大部分治水的专业知识时，另一种控制方式也被它抓入手中。在水控制的规模与复杂度不断增长的过程中，后一种方式的重要性也在不断增强。此外，通过它五花八门的层层机构，国家也坚持其在解决争端，决定何人自公共资源中取水，界定哪些工程值得动工等方面的权威。在这里，权力的排列中没有法老，没有某个唯一的独裁者，将人类对环境的控制人格化。在新的模式中，权力变得那般面目模糊、不具个性，以致很多人无法察觉其存在。
最近灌溉模式的根本特征在于其对待自然的行为和构成其基础的态度。在资本主义国家中，水没有内在的价值，没有必须为人类所尊重的完整性。水不再像在地方性生存社区中，被视为供给生存、人类生命的产生与繁殖的神圣必需品。水也不复如在农业国家，被看作政治帝国建立的追寻中令人生畏而又富有灵性的盟友。如今，它变成了可以买卖，可以用以制造其他能被买卖并运往市场的商品。换言之，它成为一种纯粹而抽象的商业工具。一切神秘性自其深层消失，一切神灵离去了，一切对逝者如斯的沉思冥想终止了。它是存入某个户头中的多少“英亩尺”
，是用以生产多少发电量的“千瓦时”，是运往全世界的多少捆棉花、多少车柑橘。但就在这种市场估算的新式话语中，存在着控制自然的终极权力的宣言，一种绝对的、全面的、摆脱一切制约的主宰。
与以往所有历史经验相比，随之而来的将自然转化为商品的行为，都更加咄咄逼人，手段高超。在资本主义国家中，科学与技术被赋予崇高的地位，被用于谋划各种从每一条河流中掘取产生任何一种金钱的方法。在那些自然似乎为人类财富设置了极限的地方，工程技术则假定可以带来无极限的充裕。即使在沙漠中，男男女女遭遇以最为古老的方式出现的匮乏——不是某种特定工业资源的不足，因为这往往是文化的产物，而是一种基本的、生物性必需品的匮缺——任何一种形式的增长仍然被视为可能。无畏于任何匮乏，不愿承认有无利可图的景观的存在，设计师与规划者们保证说，水存在于最干旱的石块当中，只需要一些口令，它便会喷涌而出，源源不绝。这种令最荒凉、最贫瘠的沙漠不断有所产出的集体意志源自聚集而成的个体意志，力图毫无约束、不受阻碍地最大化私人占有。它是一种为农业人士和治水官僚所衷心共享的思想体系，为这两种潜在敌对的权力中心形成坚固联盟提供了纽带。
新的水控制模式在美国的发展是此后各章的主要内容。然而，为了更透彻地理解它所涉及的理论性问题，在此处，我们需要简要地做一件魏特夫未能做到的事情：回到他所在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德国社会环境之中，回到那些他早年曾经密切联系的社会哲学家中间。在其中，与理解水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关系尤为相关的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魏特夫曾是其最早的成员之一，然而却与之逐渐疏离；如果他继续与其法兰克福同侪保持联系的话，后者或可使他看到其关于灌溉的著作与当下的关联性。这些批判理论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即无论是在所谓的民主国家，还是在显而易见的极权国家当中，是统御，而非进步鼓吹手所承诺的自由，才是20世纪人类的宿命。进而言之，人类统御源自现代无休止地重塑自然的强烈欲望。
法兰克福学派，其正式的称谓是社会研究所，建立于1923年，资金来自一位富有的捐助者。
自1923年至1929年，卡尔·格伦伯格担任其首位所长，他是第一位以公开的马克思主义者身份在德国大学中获得教授职位的学者。他邀请魏特夫加入该所，以加强其正统马克思研究。在1929年，俊才横溢的青年社会思想家马克斯·霍克海默取格伦伯格而代之。他是一位斯图加特工厂主的儿子。作为所长，他将无所不为，唯独不做正统之事。与其智性精神伙伴狄奥多·阿多诺一道，他们将赋予该所新的底色与方向，为20世纪全世界的激进思想带来深邃的影响。其他成为法兰克福学派一员的学者包括利奥·洛温塔尔、埃里希·弗洛姆、弗里德里希·波洛克、赫伯特·马尔库塞，以及晚出很多、自成一派的于尔根·哈贝马斯。在这个群体中，没有需要严格遵循的党团路线，但是他们的确分享某些共同的话题。在不同程度上，他们都拒绝成为马克思主义的教条论者，因为在他们看来，这将使他们否定自由探寻，使文化分析还原为刻板的经济学唯物主义，助长政治压制。年轻的马克思，那位撰写著名的《1844年手稿》的浪漫理想主义者，正是他们那样的激进派：一位叛逆者、人文主义者、不受践踏的个人精神的捍卫者。追随这一典范，而非那个《资本论》中年长的马克思或他那些过度忠诚的门徒，他们坚守其立场，反对任何可能威胁批判性探索的因素，不仅仅是寻求利益最大化的资产阶级，还包括实证主义者、工业组织者、大众文化的设计师和官僚政客，总之，用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话说，所有那些应当对创造“被辖制生活的世界”负责的人。
此时，尽管魏特夫与他们的关怀有着显而易见的重合，但他退席了。他需要的是一种关于社会的科学，而非关于价值的哲学。直到很久之后，在其主要著作基本完成之后，他才开始更新那些曾经的联系。
也许，霍克海默以及其他法兰克福学派成员最重要的贡献，在于将激进的讨论带回“上层建筑”这一思想、意识形态与哲学的领域当中，并因其自身价值而将之视为决定性的历史力量。它们不复仅仅被看作社会生产方式的反映，而是其推动者、塑造者。这一点在现代两百年间的表现比任何时期都更为真实，在这个时代中，书籍、学校、大众媒体业已令人们更加清晰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在更广阔的范围中操控他人的思想。在此情形下，观念可能会改变存在的根本性基础，也可能延宕变革，理性化现状，保护既得利益。霍克海默将会说，关于资本主义国家灌溉模式的研究必须特别关注围绕它的意识形态母体，特别是那些关乎自然的观念。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理解与处理自然环境的盛行方式是工具理性。这是我们相当于中国的道家思想、古埃及的奥西里斯崇拜，以及巴巴哥人泛灵宗教的对应品，同时也是我们的信仰、价值、伦理、意图与分析的本源。但是，此种比较可能是一种误导，因为工具性思想的特征便是摧毁传统宗教与价值观，贬低一切真正的哲学，否认任何超验的意图，继而在我们同自然的关系中留下一片深漠的虚无。霍克海默写道：
在很长一段时间中，理性意味着理解与吸收那些永恒的、将成为人类目标的思想的活动。与之相反，在今天，不仅是理性的一项功用，也是其最本质的功用，成为在任意既定时间，找到人们为达成目标采用的手段。
工具理性细致而系统地考量手段，却忽略了目的问题。商业经常使用之，因为其目的被假定是显而易见的，即能否挣钱，因此只有达成这一目标的方法才值得思考。技术的问题也是一样，工具主义告诉发明家什么能令一台机器运转得更具效率，至于发明的目的则无须考虑。这种思维方式无甚新鲜，只是在前现代时期，它蛰伏于人类认知的边缘，而现在则挪移到人类意识的核心，将其他一应活动挤走，带给我们一种愈发“理性化的非理性”生活。
霍克海默认为，理性的最高形式包括的不只是对现象世界及其运作的理解，以及如何操纵它，以使之服务于某人的利益。理性必须直面终极的问题；它必须定义至高的善，寻找事物内在的价值，思考人类的命运，厘清道德的真理。根据这一标准，理性不可避免地正是它应当成为的那种追求。但是在最近的数个世纪中，“应当”被严格地同“正是”分离、疏远，最终被寄存在密室当中。在资本主义、科学和技术的影响下，事实自身逐渐开始拥有真正的意义。价值观似乎成为主观偏好，亦即是说，它们被归入“私人的、无关紧要的”那一类。据说，它们就好似品位，无法引起争议，也不可能被建立。由此在公共讨论中留下了一片空白，而工具主义则迫不及待地用图表、数字、效率计量、生产率报告、利益亏盈，或者任何可以将注意力从那种难堪的沉默中转移的东西来填充之。“我们必须征服沙漠。”为什么？“这样可以为更多人建立家园与农场。”为什么？“这样可以有更多流通的财富。”这些财富要为何用？“不管人们喜欢什么，或者作出什么决定——这不是我们需要强调的问题。”自此，理性捐弃了其高尚的诉求，而满足于计量的生涯。“理性放弃了自主性，业已成为一种工具。”
在工具主义统治的时代，自然不复具有自身的价值。它不再被视为上帝的杰作，应当更被尊崇而非使用；也不再是我们必定要追求、尊重的有机存在。一棵树、一座山、一条河及其河岸都变得毫无意义，除了那些可被农夫、科学家或者工厂主转化为人所用的部分。自然“被贬为单纯的物质，仅是可被统御的东西，除了这样的统御，毫无其他目的”。由于技术统御不受任何理性所设目的的控制，它成为一种没有节制的野心。“人类无穷尽的扩张主义永远无法被满足。”
在其最底层，有一种意识的力量无休止地驱动资本主义国家，最终导致一种“人类种族对任何它排除在其自身之外的东西进行极权主义的攻击”，无论它是景观、生态系统，还是被置于人类栅栏之外而被视为自然的一部分而非我们当中一员的他者（印第安人、犹太人或妇女都曾在不同的时候被排除在外）。
决不能将工具主义暗含的对自然的主宰，混同为对任何具体资源的使用，或是每一种人类施加于非人类范畴的影响。当一个人清空一片林地，在其上耕耘种植庄稼，他并没有开始技术统御的事业，即使他可能会为那片土地带来一番新的面貌。根据霍克海默与阿多诺，主宰是一种就其意图而言完全彻底的压制活动。它源自无法容忍自然中他者的敌意与疏离，无法看到其价值或尊重其任何与人类无干的存在权利，就如同集中营中的看守力求碾碎其囚犯的自我身份认同。地球上的每一种存在都对其他的存在有所影响，有些存在施加的影响远大于其他的存在。但是，那仍然不是主宰，直到较优越的存在试图令其他存在变得面目全非，否定后者在涉及前者之外存在的任何意义时，它变成了主宰。显然，主宰是一种盲目的流行病。在主宰者对自我保护、自我延展展开狂热而不受控制的追求中，其视野完全不见生命的各种目的。
卡尔·马克思将资本主义描述为地球的强势掠夺者，法兰克福学派的哲学家们同意这一观点。他们坚持道，在资本主义文化及其生产方式中，对自然的主宰恰为其最恶毒而普遍的形式，从中我们看到的正是这一毁灭性疾病的主要表达，其生态行为影响着现代社会。然而，霍克海默以及其他人无法同意马克思的另一观点，即对自然的主宰仅仅是阶级冲突的副产品，是资产阶级剥削劳动者的反映。与之相反，我们同自然的关系是一个核心问题，是我们时代的沉疴（archmalady），是人类的痼疾（urgebrechen），其根源可以追溯至前资本主义霸权时代，而且表现形式也超越了资本主义的范畴。霍克海默认为犹太——基督教传统是它的一种早期渊源，特别是经常被引用的《创世记》（1：28）中的上帝教诲：“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霍克海默还可以在其控诉中加上远近东的其他沙漠宗教及其水控制工程。）但是不管怎样，在现代来临之前，自然总是具有一些内在的意义。主宰的更为直接、更具决定性的渊源是18世纪欧洲的启蒙运动，及其对“世界的祛魅、神话的消解和知识对幻想的替代”
。虽然启蒙运动在一方面同样致力于法兰克福学派所信仰的批判理性，但是它有其晦暗的一面，也是其更具影响力的一面。正是这一面褫夺了世界的价值，令其变得短暂而主观，为实证主义的、功利主义的寡思无知敞开大门。资本主义正是这不祥一面的关键部分——它构成了“资本主义启蒙运动”——但是它绝非是启蒙的唯一。科学及其扩张主义工程同样将自然简化为事实，并主宰之；此外，还有工业主义、大规模的、集中化的商品生产及其日夜不休的机器，正是它们为科学提供了解释世界的象征。因此，马克思完全集中于资本主义和阶级冲突之上的讨论只是部分正确。更糟的是，虽然有着浪漫主义的青年时代，晚年的他自身思维与晦暗的启蒙运动太过相近，太过靠拢工具理性，以致无法成为全然可靠的指导者。
伴随工具理性的现代信仰和自然的失魅而来的社会后果是反民主、反人类的。“我们发明的主宰自然的装置越多，”霍克海默指出，“为了生存，我们就越需为之服务。”服务意味着我们将自身置于那些尤为擅长工具分析之人的掌控之下，这其中当然包括大大小小和渴望成就的资本家；但是还有专家和技术官僚这一新兴阶级，他们的工作正是告知我们怎样进行统御。当代工程师是专业知识权力的最好范例。虽然其本人可能并不一定考虑如何盈利的问题，但是他直接或间接地强化了工具主义的规则和无休止的经济增长。
工程师没有兴趣为了事物的自身价值或者出于领悟的目的去理解任何事物，而是为了使它们更好地合乎一个系统，无论它们的内在结构与之多么格格不入；这一点对有生命与无生命的存在皆然。工程师的思维是流水线形式的工业主义思维。他意图鲜明的规则会将人变为没有自身目的的工具聚合。
在技术专家、聚敛资本以及二者的结合体被允许掌控的所在，民主没有立足之地。
接受了工程师、科学家、经济学家、官僚阶层的权威以及资本的权力之后，普通人就变成随波逐流的芸芸众生。他们生活得如“被钟表统治的温顺大众”。他们的需要愈来愈为他人所关照，甚至他们的闲暇时间也为别人所安排。别人决定他们渴望什么，什么可以使他们保持心情愉悦、毫无怨言，以及什么是他们所必须接受的现实。并不像启蒙运动的另一面所承诺的那样，在现代社会，普通人没有成长为自治的、理性的、有能力决定终极问题的个体，而是终其一生都受到公司与国家的监护。当感到在如此普遍的权力中其自身的无可奈何时，他们或许会怒从中发；然而，他们不知道能够谴责何人何物，他们是如此彻底地吸收、内化了统治思想，那么充分以致他们已然丧失了批判思维。对平凡公民而言，真实的民主是未知的理想。他的自主性萎缩了，别种选择的记忆干涸了。私人的内在世界为喧闹的推销商和设计师所侵犯。物质生活一枝独秀，对于被操控的普罗大众似乎这已足够：一个配备精良的铁笼足以令人在其余可能缺席的情况下称心如意。“即使个体在其所服务的机构面前消失不见，这个机构为它所提供的也是前所未有的。”
面对滑向“被管理的生活”，及其潜在的独裁和稚化的可怖危险，究竟能做什么？救治方法必须从根源问题入手，即主宰外在与内在自然的现代欲望。法兰克福学派的任何一人都不曾建议将自然从人类加诸它的所有要求中解放出来，或者认为文明应当退回到一种原始生存状态。反之，他们认为和解与超越方是取代统御的理性选择。人类必须将理性从工具主义的紧身衣中解放出来，并用之找到全新的对待地球的文化领悟和行为。被解放的理性能够揭示，一条河流或一个山谷为了自我实现需要什么，在作为盈利或娱乐的途径之外它的价值何在，对人类它有何道德诉求。当理性从金钱与权力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它能够决定怎样使用地球方是有价值的、真正必需的，怎样则不是。它可以向我们展示如何规避自然的极限，不是通过机器或大坝实现的主宰，而是通过人类想象与道德的发展实现的超越。而后，这些哲学家指出，此种新生态将令更为民主、更令人满意的社会秩序成为可能。
反思自然及其命运的历史，是本章自始至终的首要主题。在法兰克福学派，特别是在马克斯·霍克海默的著作中，这一讨论的意义深邃，比之魏特夫、马克思或者生态人类学者的所思所想高出数个层次。然而遗憾的是，霍克海默或者其他人并没有将其笼统的分析运用到美国西部水控制的具体个案上来。否则，他们将会发现，同世界上其他地方一样，彼处清晰而发人深省地检验了工具理性和主宰自然的规训中所具的文化意蕴。他们确实有机会做此探究，因为曾经有过短暂的时间，法兰克福学派的职业生涯直接成为西部思想史的一部分。
在希特勒成为德国元首的一个月后，社会研究所及其成员离开了他们的母国。最初他们流亡至日内瓦，随后在1933年来到了纽约哥伦比亚大学。1941年，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出于健康的原因，迁移到太平洋沿岸加利福尼亚的帕利塞兹。他们住在那里的一个侨民聚居地，直至1948年。而后，霍克海默受邀回到法兰克福大学演讲，最终搬回那里，并成为该校校长。在西部沙漠边缘生活的那几年只是他们生命的插曲，可这一插曲却充满着见证其思想在水泥沟渠与高速旋转的发动机中得以阐明的机会。在加利福尼亚、亚利桑那和其他干旱各州，为工业刺激所建造，主宰、压制自然与人类中一切自然之物的治水社会，正面对面地逼视着这两位流亡者，然而，他们却看向他方，看向欧洲，看向法西斯，看向更为古老的工业资本主义的中心。
在1940年代，美国西部已经可以夸耀其对水的管理优越于这个星球上任何其他的地区。它的样板便是胡佛大坝。它建造于科罗拉多河上，于1935年竣工，立刻位列20世纪的工程奇迹之一。加利福尼亚的中央河谷和华盛顿州的大古力正在兴修的工程，则更为野心勃勃。哥伦比亚大学工程学院的荣休院长J.基普·芬奇，对这些工程充满溢美之词，赞扬道：“人类对自然不断增长的掌控，使我们朝着更好生活继续前行变为可能。”他继续道：“在不久之前，自然被控制以满足人类需求的程度，还被视为彻底的空想，全无可能。”
假若法兰克福学派的那些批评者没有转而思考其他事物，他们将向这位院长指出，这样的工程，如同那个更大的、他们都是参与者的主宰自然的工程一样，总是带来某种生命的代价，无论主宰者的精湛技艺是多么甜美，其动机是多么璀璨。
美国西部的水控制史永不只是一个关于地方利益的问题。从这里的沙石和山艾草中浮现出一个技术复合体，它提出的议题具有世界性的历史意义。如若不从这一方面来看待这一地区，则将以独特性的假象取代延续性的现实。它还会分裂自然与历史的完整性。毕竟，流过这片干旱地区的水流混入同一片包纳中国、印度、埃及、秘鲁水流的俄亥阿诺斯之海。水恰恰如此：它分分合合，将遥远的各方带到一起，赋予它们共同的主题，运来偏僻山峦的泥土，滋养我们的家园。它蜿蜒流过无数形态各异的地域，将它们合入一个流域的独圈。如若水与水控制的历史寻求接近这一议题的真实，它则必须遵循这样的河道。它已将我们带入地球上显赫与无名的河谷，带入每一大洲的各色文化，带入思想的迷宫之中。现在，是时候离开那些历史的其他河川，来追随美国西部的水流，从其更为野性、自由的过去流入其被占有、被控制的当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