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连点成线

认识第四次工业革命核心技术的巨大影响并积极推动技术发展，要求采用“聚焦+抽象”（zoom-in, zoom-out）战略。在这里，“聚焦”指的是理解具体技术的特点和颠覆潜力，将在第二部分中进行阐述。更重要的或许是具备“抽象”的能力，观察技术互联的模式及其影响我们的方式。

关注“系统，而非技术”，有助于领导者研判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技术变化。然而，没有对各类技术本身的深刻认识，又如何能真正理解技术改变重要系统（企业、政府和社会）的方式呢？许多人都面临这样的挑战，对此，我们可以双管齐下。第一种方法是充分学习每项技术，达到“最低可行理解”，从而在宏观背景中加以考察。这有助于和专家展开科学讨论、检验理论并探索能够在哪些领域创造价值。本书第二部分旨在提供这种程度的认知，简要介绍推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12个新兴技术集合。

本章将首先介绍第二种方法，即“连点成线”，理解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动态，考察不同新兴技术的趋势和联系，了解它们如何相互作用并共同影响世界。今天举足轻重的技术突破，明天可能就被进一步的成果或应用淘汰，因此必须在快速变化的形势中培养必要的能力。本章考察第四次工业革命技术的多个共同方面，不拘泥于个别技术的细节，而是纵览技术的相互作用及其共同产生类似影响的方式。通过“抽象”并连点成线，我们看到，这些新兴技术仰赖并拓展数字系统，基于数字互操作性稳定扩展，附着于包括人类自身在内的不同实体，以出人意料的颠覆性方式相结合，产生相似的效益和挑战。

在第四次工业革命各项技术中，最明显的一个特点就是显著拓展并改变数字系统。第四次工业革命技术相互关联，都需要并基于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数字技术和网络，正如后者需要并基于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电力网络。过去60年中，信息处理、存储和通信技术不断发展，改变了整个世界的状况。如果没有这些技术的支撑，本书中讨论的技术也就不复存在。新技术的这一特性有时会引发一个结论，即所有激动人心的新技术只不过是数字革命的延续。实际上，关键差异在于，第四次工业革命技术必将颠覆现有的数字系统，创造全新的价值源泉，将现有组织努力掌握的突破性数字技术转化成未来商业模式中理所当然的核心基础设施。

我们现在都知道，尽管互联网的主体是电信号现象，但没有理由将互联网仅仅看作电力网络的应用：互联网代表着价值创造的全新生态系统，如果思维还停留在第二次工业革命，就根本无法想象这样一种系统。

同样，在未来也没有理由将从无序数据中独立学习的算法视为数字计算能力的应用。如果我们的思维还停留在第三次工业革命，就根本无法想象第四次工业革命将形成价值创造的生态系统。因此，我们的眼光必须超越现有的数字颠覆，关注新的挑战与机遇。

第四次工业革命技术的第二个特点是以指数级扩展，形成实体产品，并融入我们的生活。新技术扩展的速度越快，我们就越难以适应其颠覆性影响。由于能够利用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数字网络并广泛传播，第四次工业革命技术扩展的速度将远远快于此前的工业革命。数字网络促进知识和思想的传播，加快实体产品增加的速度；同时，本身是纯数字化的产品或服务能够以极低的边际成本复制。如图3所示，电话用户数达到1亿用了75年，而互联网用了不到10年就积累了同样数量的用户。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技术的加速传播，技术也加速对投资、生产率、组织战略、产业结构和个人行为产生影响。如图4所示，人工智能公司在兴起的同时，也以指数级的增速被收购，而空前智能化的算法正在迅速提高员工生产率，例如使用聊天机器人加强（并逐渐取代）与客户的“实时聊天”。

第四次工业革命技术可能以数字化的形式扩展，但不会局限于虚拟世界。第三次工业革命似乎让实体产品实现了“非物质化”，完全抽象成为代码。例如，从（模拟）乙烯基和磁带录音发展为（数字编码）光盘（CD），并最终成为能够在线共享的纯数字音乐文件。第四次工业革命技术使反转工艺（抓取纯数据并用来创造广泛的实体对象、行动或服务）大为增强。例如，3D打印机能够制造一切物体，从发动机零件到食品乃至活体细胞；物联网兴起后，我们能够指示虚拟个人助理关掉客厅的灯或打开暖气；机器人、无人机和自动驾驶汽车正在学习以更加自然的方式与世界交流互动。企业将这些新技术融入产品与服务，使“再现”（re-emergence）成为常见的消费体验：UPS（联合包裹速递服务）公司在全美近100个门店提供3D打印和扫描服务，客户能够建立原型、检验模具并创建模型或个人附件，而无须购置昂贵的计算机控制切割机。

第四次工业革命技术不会止步于我们周围的物理世界，更将成为人类自身的一部分。有些人已经发觉：智能手机成了我们自己的延展。现在的外部设备，从可穿戴计算机到虚拟现实头戴设备，几乎将肯定能够移植到我们的身体和大脑。外骨骼和义肢将增强我们的行动能力，神经技术的进步将增强我们的认知能力。我们将能更好地掌控自己乃至后代的基因。这些技术进步提出了深刻的问题：我们如何分辨人与机器？作为人究竟意味着什么？

第四次工业革命技术的另一个常见现象是，技术能够整合与催生创新，进而放大自身的颠覆力量。从蒸汽动力影响生产自动化和铁路开始，一直有一些技术影响着其他技术的开发和商业化。历史上，始终有一小批基础性的通用技术，对各行各业和各个地区产生重大影响，并衍生出更多的专业技术和应用。

哪些技术最有可能成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基础性技术？没有人能够明确回答这个问题，但通过与新兴技术领域全球专家的100多次访谈，我们认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基础性技术有可能是人工智能、分布式账本和新计算技术，而能源技术和生物技术可能会对其他领域产生深远影响。也有些技术虽然影响重大，但经常被低估：先进材料是几乎所有领域的重要推动力量；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技术不断兴起，正在创造体验世界的全新方式。我们不难看出，更高效的算法、更强大的计算机和具有新性能的物理材料能够促进多数其他技术的发展，因此上述预测十分合理。我们也能预见，存在多种不同的互联和反馈回路。例如，在更强大的计算机上配置更优秀的人工智能，能够加速新材料的发现，反过来又能进一步提高计算机的性能；新材料能够提高电池的蓄电量，释放机器人和无人机应用的新潜能。影响最大、最惊人的进步可能来自技术的互联互通，这意味着如果公共或私营机构不能改革由上至下、条块分割的组织架构，就可能逐渐被淘汰。

最后，第四次工业革命各项技术还可能产生相似的效益和挑战。如经济学家和作家唐·布德罗（Don Boudreaux）所说，100年前，即便是全世界最富有的人也无力购买一台电视机、一张跨大西洋飞行的机票、一副隐形眼镜、一盒避孕药或一个疗程的抗生素，而今天，发达经济体的普通人便能够承受这些支出。这些新产品和新服务的价值很难用货币数字来衡量。类似地，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技术将为消费者提供空前丰富的选择，降低产品/服务的成本并提高质量，要量化其中的增加值也同样颇有难度。

然而，人们对第四次工业革命最担心的问题，就是价值不能公平共享，进而加剧不平等，削弱社会凝聚力。第四次工业革命可能加剧不平等的途径之一就是垄断。例如，谷歌已经控制了全球约90%的搜索广告份额，脸谱网控制了77%的移动社交流量，亚马逊控制了近75%的电子书市场。 正如经合组织警告称，未来成熟的自学习算法可能会共同提高价格，而且人们还无法证明其不当行为。 如果通用人工智能能够自我完善成为超级智能，那么先发优势将有助于在广泛市场取得支配地位。

有人担心第四次工业革命技术可能产生不平等，而好消息是许多技术在其构造形式和创造的机会方面提供了某种程度的去中心化。例如，作为去中心化的平台，区块链能够支持透明和匿名交易；假以时日，3D打印可实现制造的“大众化”（democratizing）；资金有限的公司也可利用生物技术进行基因组编辑。在这里，“大众化”指的是随着数字基础设施的扩展和知识的全球共享，所有民众都更容易接触和利用技术。这种大众化是否等同于技术决策的大众化，在行业和社会中有何作用，都有待进一步观察。第三章具体考察这一问题，探讨如何将社会价值融入技术开发过程，并建立相应的规范，从根本上实现决策和开发过程（经常暗箱操作）的大众化。

另一个公认的重要问题是对就业的潜在影响。如图5和图6所示，大量工作岗位面临自动化的威胁，风险远远高于前几次工业革命；技术快速扩张意味着职位消失的速度也在加快。相比过去几十年，目前技术前沿行业的就业增速也较为缓慢。 新行业创造的岗位需要技术专长和非认知性技能，对低技能工人构成挑战。在发达经济体，新岗位大部分是独立承包、兼职、临时或“零工经济”活动，往往没有全职工作的法律保护和社会福利。以美国为例，2005—2015年创造的新职位中，94%为“另类工作形式”，这类工作缺乏社会保障、劳动权利甚至对工人的有效控制。 因此，第四次工业革命技术似乎在损害人类的选择和能力，使之无法将技能和兴趣投入有意义的工作，甚至可能导致几代劳动者失去稳定的工作和生活。为了应对这些变化，我们需要对非标准工作制定新规，投资发展成人学习，并提供积极的就业服务。

此外，我们还需要对社会保障制度和转移支付采取新思路。图7显示，在大多数经济体，作为最常见的政府支出和社会计划，转移支付在改变市场收入分配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例如，从结构上看，瑞典的不平等状况比美国、新加坡、墨西哥和土耳其更为严重，但在税收和转移支付后，其基尼系数成为几个国家中最小的一个。现在涌现出多种新型收入调节方法，如全民基本收入。据报道，美国旧金山正在探索这种做法，可能通过对机器人征税获得资金， 但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包容性增长和发展报告》（ Inclusive Growth and Development Report 2017 ）提出，政府应当从根本上考虑如何加强包容性增长：国内结构性改革的范畴远不止税务和转移支付。

除了经济不平等的潜在影响外，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技术还可能在许多方面产生明显的负外部性。以下是《2017年全球风险报告》（ The Global Risks Report 2017 ）中受访专家提及的部分外部性风险，本书将在第二部分中详细说明：

•第四次工业革命技术可能降低制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门槛，例如，使用生物技术制造生物武器。

•新材料（如纳米材料）可能对环境或人体健康产生负面影响，但只有当这些材料得到广泛应用时，人们才能理解此等影响。

•清洁能源的突破性进展可能危及化石燃料出产国的稳定，造成地缘政治动荡。

•尝试通过地球工程处理气候变化可能产生预料之外的后果，对生态系统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害。

•量子计算的进步可能使现有网络安全协议失去作用。

•广泛部署黑盒人工智能可能使经济体系更加脆弱与不稳定，模糊决策责任的界限（比如在冲突情况下部署）。

•神经技术不断进步，对操纵点击链接、做出购买或其他行动的认识进一步增强，可能损害人类的能动性。

现行治理模式往往反应缓慢，倾向于回顾而非前瞻，如果我们依赖这种模式，就不可能有效管理此类外部性效应。例如，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花了8个月才向亚马逊发出“实验可飞性证书”以测试一款无人机，彼时相关机型已然过时，结果亚马逊选择了在加拿大和英国进行试飞。 如第三章和结论所述，全世界迫切需要灵活治理的新方法，不仅要反思法规、规范和标准的内容，而且要审视制定这些规范、标准的方式。

我们必须找到新方法，使技术治理符合公众利益，满足人类需求，最终为建立真正的全球文明贡献力量。为此，我们首先需要解决人类需求与技术发展的关系，考虑如何确立一致、积极的人类价值观，并将其融入正在改变世界的技术之中。这一重要问题将在下一章中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