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为所有利益相关者赋能

为了释放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潜力，我们必须确保向所有利益相关者公平分配技术的效益。本章强调采用多方利益相关者方法的重要性，考察了三个常被忽视和排斥的利益相关者群体，并思考如何为他们赋能并将他们纳入发展进程：仍在努力实现此前工业革命效益的发展中国家、承载了历次工业革命技术变革外部性（以牺牲其他物种和未来世代利益为代价）的环境和整个自然界，以及世界范围内无法获得巨额收入或显赫政治权力的绝大多数公民个人，特别是经常被排斥或忽视的人群。

从城市化和全球化到人口结构变化、气候变化和日新月异的新兴技术，多项变革性趋势在全球各地同时发生。发展中地区青年人口激增，需要快速创造大量就业机会。环境变化要求我们加速采取气候减缓和适应性措施，并且不限于责任最重的发达地区。新技术对财富分配和社会凝聚力的影响表明，我们的政治制度和经济模式未能公平地向所有公民提供机会。

这些趋势共同产生影响，要求我们超越传统边界，建立可持续、包容性的合作伙伴关系。历史已经证明，如果没有意愿和行动，包容性发展就会遥遥无期。如第三章所述，技术系统本身无法为广泛的人口提供有意义的机会。真正的机会在于所有利益相关者参与，从一开始就考虑社会价值观和包容性解决方案。在制定塑造人类未来的决策时，我们绝不能闭门造车：“决策者必须掌握能力并做好准备，与所有利益相关者沟通。唯有如此，我们才能期待更加互联和包容的未来。” 为了实现第四次工业革命的互联性和包容性，我们需要深思熟虑的承诺与行动。

让所有利益相关者参与讨论新兴技术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反映了多方利益相关者方法的核心原则。这一原则认为，要采取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来应对纷繁复杂的全球挑战，商界、政界、公民社会和学界领袖必须携手合作，同时要让青年一代参与进来。

新兴技术有望产生真正革命性的社会效益。波士顿咨询公司与世界经济论坛展开合作，研究自动驾驶汽车对城市环境的影响。结果表明，在某些情况下，自动交通系统可降低排放量、减少拥堵、加快车速和减少事故死伤。 即便不考虑目前用基因编辑技术直接延缓衰老的尝试，精准医学也能通过治疗和管理非传染病的新方法，将全球人口寿命延长1~2年。基因编辑还拥有其他强大能力，例如对疟蚊应用基因工程，彻底消除疟疾等疾病。区块链技术可用于公共土地登记，使全球数百万人对土地拥有正式所有权，反过来可用作抵押，进入金融市场。通过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技术，我们可以在安全、沉浸式环境中发展和练习技能，从而大大改善教育效果。

以对于劳动生产率的重要性而论，新兴技术的间接影响甚至大于直接影响。第二次工业革命普及了家庭用电，促使洗衣机、洗碗机、电烤箱、真空吸尘器和其他家电不断问世，大大减少了烹饪和清洁所需的时间。虽然女性在今天仍然承担着较多的家务劳动，但她们获得了更多休闲时间。更重要的是，这类机器缩小了家政服务业的规模，改变了家庭结构，为家庭之外的生产活动创造了更多时间。

然而，对于贫困群体、边缘化群体或生活在未受工业革命眷顾的地方的群体，这些优势的意义何在？今天，还有大约6亿人口生活在小农农场，没有任何机械化设备，连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果实也不曾享有。世界范围内，大约1/3（24亿）的人口缺乏清洁饮用水和安全的卫生设备，大约1/6（12亿）的人口没有用上电（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成果）。得益于社会压力和制度改革，新技术可能解放了发达地区的女性，但在中东、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1/5的女性仍然是家庭主妇。全球过半数（约39亿）人口仍无法访问互联网（第三次工业革命最具变革性的系统之一）。 在发展中国家，未上网人口比例为85%，而在发达世界，这一数字是22%。

如果对全球不平等状况听之任之，第四次工业革命就难以发挥真正的变革潜力。我们现在面临着选择：是开发技术和系统，向所有利益相关者分配经济和社会价值（如收入、机会和自由），还是置大量人口于不顾？包容性思维不只是将贫困群体或边缘化群体视为我们能够解决的异常状况，更使我们认识到“我们的特权和他们的不幸在同一片土地上”。 这不仅关乎收入和权利，更重要的是，让各利益相关者参与工业革命并向他们分配效益，能够拓展所有人的自由空间。

经济学家和哲学家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认为，自由（免于饥饿的自由、工作的能力、参与民主的能力、拥有爱的关系等）“既是根本目的，也是重要手段”。自由赋予人民能力，让他们不管是在发达还是发展中社会都能过上好的生活。分配财富和效益不需要形式上的人人均等，但必须足以让所有利益相关者过上值得珍惜的生活。作为一种建立对话的方式，多方利益相关者方针旨在改善世界状况，让所有民众而不只是少数人受益。

确保公平分配效益以及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正外部性不只是一种道德挑战。过去政治革命的经验告诉我们，不平等自有其后果。许多民主政体未能妥善处理其主流经济模式中的财富差距或机会差异，导致社会和经济的长期失衡，产生分裂与动荡。正如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全球风险报告》指出的，当今经济不平等和政治极化相结合，威胁到正当的经济和政治制度所依赖的社会团结，使诸多全球风险进一步加剧。

2016年1月生效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确认并致力于应对这些长期存在的结构性分歧。可持续发展目标关注扶贫、民主治理与缔造和平、气候行动与缓解风险、减少不平等状况和促进经济增长等。重要的是，我们必须确保第四次工业革命能够促进而非削弱各方共同努力，公平分配机会，促进人类发展。

发展中经济体

经济学家里卡多·豪斯曼（Ricardo Hausmann）以及媒体艺术与科学教授塞萨尔·伊达尔戈（Cesar Hidalgo）称，推动人类进步的是高效利用新技术的集体能力。然而不同国家之间，这种能力差异悬殊：

生产性知识的社会积累并非普遍现象，只存在于全球部分国家。在确实产生积累的地方，人们的生活水平大幅提高；反之，人们的生活水平则与过去几个世纪相差无几。富国和穷国之间存在巨大的收入差距，也是不同国家积累的生产性知识存在重大差异的表现。

成功的经济体之所以实现了很高的生活水平，是因为它们不仅拥有技术，而且拥有使用和开发这些技术的知识与能力，更拥有推动知识从少数人向多数人流动的市场和组织。虽然不是每个国家都能够或应当尝试在各个领域都进入技术前沿，但在全球化的知识经济中，每个国家都必须具备吸收和改造技术的能力，促进国家、社会和经济发展。

有观点认为，第四次工业革命技术若能与制度改革相结合，能够使经济体基于以往的技术推动方式实现“弯道超车”，帮助发展中经济体超越传统的工业化道路，以更快的速度发展。一个常见的例子就是，发展中国家大力发展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数字技术，不断扩大手机的覆盖范围，降低手机的使用成本，因此无须高额投资固话基础设施，也能让国民使用高质量的电信网络。 技术影响的其他例子包括使用民用无人机运送急救药物和疫苗，转基因种子和新型肥料提高农业生产率，新型低轨道卫星网络有望提供低成本、高速度的网络连接等。然而，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弯道超车”还只是一种设想。

第一个问题是依赖数字基础设施，这将加速并扩大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影响，但也使得缩小国内和国际数字鸿沟更加迫切。如果高速数字网络和数字技能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必要前提，天平可能会倒向那些拥有地理、教育和收入优势的人群，但在数字鸿沟的另一边，数十亿人则因收入、基础设施、语言或内容相关性不足而被进一步排斥。

移动技术革命的第二个问题在于这一新的基础设施尚未真正促进创新或发展。在非洲，移动革命主要服务于消费者，而非技术制造者，因此在创造正式就业、建立经济发展的基础设施、吸引和部署周边技术方面并不成功。 要促进工业发展和经济多元化，移动革命就需要结合“第四次工业政策”，即同时推进创新、创业、基础设施建设和工业化政策。

第三个问题是第四次工业革命有可能颠覆传统的工业化发展道路，即国家先利用大量低成本劳动力招徕制造业，然后吸引投资和技术。现在已出现了更为极端的自动化替代人力的场景，如高精度车间密集使用智能机器人，大规模3D打印造成生产回流，而低成本、低技能的劳动力似乎越来越不重要。在此背景下，还处于农业和初级工业化阶段的国家，该如何转型成为知识型经济，从而获取、部署乃至开发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新技术？

鉴于技能的重要性与日俱增，加强国家有效采用技术的能力仍然必不可少，此外还需要投资发展教育、技能培训和研发能力。面对第四次工业革命，缩小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教育和科研差距更为重要。尽管新技术有望加快技能发展，但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需要数十年持续而大量的投入，才能收获高质量科研和教育体系的红利。

2014年，全球辍学/失学的青少年人口达2.63亿。失学率最高的地区也是社会经济发展需求最紧迫、青少年占人口主体的地区。 除了地区不平等外，缺乏教育机会的问题在女童身上更为严重。女童比男童的失学率更高，特别是在最不发达地区。 对失学率最高地区的人而言，输在起跑线上约束了他们的发展机会，也遏制了国家的工业化进程。

保持儿童入学率只是第一步。为了发展多元、复杂的经济，我们需要稳定、可靠的教育制度和充足的研究资金。目前全世界索引收录的期刊中，半数以上出版于美国和英国，这两个国家都拥有众多世界一流大学。 尽管出版的地点与作者的国籍和意向关系不大，但大部分新知识在西方出版和创造，限制了在其他地方的传播和接收。因此，西方国家有责任与其他地区合作，采集并阐述当地知识。此外，虽然北美和西欧在全球研发投资［以及用于研发的GDP（国内生产总值）份额］中占据主要地位，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的研发投资也在逐渐增加， 但是全球其他地区的份额几乎可以忽略。教育和研发资金长期不均，使得在第四次工业革命展开之时，发展中国家在知识产出和技术发展中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

发展中经济体如果增加教育和研发投资，将改善所有各方的状况。在更广泛的文化中增加知识贡献和专业知识的来源，还能够显著增强全球研究的思想多样性。这也是Meta（一家人工智能科研搜索引擎公司）等项目的目标。Meta是加拿大的一个创业项目，在2017年1月被陈–扎克伯格倡议（Chan Zuckerberg Initiative）收购。Meta的目标是“使用人工智能服务于科学生态系统”，创造工具来理解每天在全球各地产生的大量研究。这不仅仅是阅读或搜索科学文献的能力，许多文献都需要付费阅读：Meta所做的是，利用第四次工业革命技术，实时理解不同学科的数据、发现模式并揭示见解。

仅靠投资研发还不够，改善民众生活需要有效的知识商业化机制，要让思想和技术在各国社会与各行各业得到保护、传播及应用。在通过专利对知识进行商业化方面，西方国家一直以来占据主导地位。虽然亚洲正在迎头赶上，拉丁美洲和非洲仍然较为落后。

世界各地区中，注册专利明显较少的，创造的财富也较少，影响全球不平等状况。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需要购买昂贵的专利技术，也制约其工业化进程。

教育水平不高、研发投入少和缺乏商业化的新技术，都制约了发展中地区掌控发展方向的能力。事实上，一些发展中国家无缘塑造技术与知识对自身社会的影响，遑论把握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全球进程了。由于发达经济体具有领导技术发展、设计和使用的先行优势，技术、社会与经济的平衡可能偏向于西方价值观，被西方经济体的激励机制左右。如果不采取行动，我们迎来的将是一个放任发展而不是精心设计的未来，技术将支配人类而不是赋能于人。

要成功应对所有这些挑战，我们尚缺乏足够的政治意愿和适当的机构。我们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才能比以往工业化更快、更有效地普及技术，刺激教育和技能发展。面对即将来临的第四次工业革命，这些必要工作将为我们提供可靠机会，去承担责任并利用新兴技术系统实现包容性，扩大自由度，让全球所有利益相关者共享技术效益。

为了管理风险并利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技术，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我们需要更加包容与精心设计的新方法，即多方利益相关者合作机制，让发展专家、技术创造者、全球性企业、政府、公民社会和国际组织以及受影响人群均参与进来。为全世界多数人口规划未来责任重大，不能由某一个群体决定，否则就容易被他们的偏见扭曲，结果要么是妨碍“弯道超车”，要么是只有极少数人能受益于新技术。国际社会广泛致力于可持续发展目标是第一步。为了获得真正的成功，地方和国际利益相关者均应发挥领导力，勇于担当、应势而为。

环境

近三个世纪以来，人类的工业化创造了无与伦比的财富，但这些财富不仅在人类之间分配不均，而且对自然体系造成巨大伤害：气候、水、空气、生物多样性、森林和海洋均承载着空前严重且不断增加的压力，濒临灭绝的物种是自然灭绝水平的100倍。 1800年，全球10亿人口中只有3%生活在城市。现在，全球74亿人口中超过50%生活在城市。 其中，92%以上遭受的空气污染高于世界卫生组织认定的安全水平。 到2050年，海洋中塑料的重量将超过鱼类的体重之和。 1850年以来，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增长了150倍。 以目前的排放速度，地球上的气温到2100年将比目前上升4~6℃， 人类过去1万年来享有的稳定气候系统届时将产生不可逆转的变化（见图8）。

事实上，气候变化已经在颠覆国民经济并影响人们的生活，对个人、社区和系统造成高昂代价，包括由不确定性和波动性带来的成本。许多地区仍在工业化进程中，未来15年世界人口将增加10亿，气候变化预计还会加剧，引发地缘政治动荡，产生大规模移民，干扰粮食生产，加重安全威胁等。

第四次工业革命期间，我们需要应对许多挑战，其中一部分是数字技术对环境的影响，包括向环境中释放有毒化学物质的海量电子垃圾。此外，不断增加的数据中心虽然构成了有效分配数字设施的必要条件，但也消耗了大量电力，导致了碳排放量的增加。其他挑战则与指导技术开发和应用的原则相关。在未来几年乃至几十年中，我们应对挑战的行动不仅将决定子孙后代的生计，而且将决定未来数千年的地球生态系统。

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技术为我们提供机会，选择更加可持续并能保护全球公域的方式来治理前几次工业革命的外部性。2030年之前，全球大多数家庭都会拥有至少一部3G（第三代移动通信技术）手机。如果将区块链等分布式账本技术用于移动碳交易，那么每个人都将在地球的行星边界内获得均等配额。区块链也能用于管理水资源分配和森林采伐。事实上，洪都拉斯政府已经采取行动，探索用分布式账本管理地权分配的潜力。

卫星成像技术的进步有助于管理森林采伐（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15%要归咎于这一行为）。 无人机正被用于监控森林火灾、农作物收割和水资源，甚至种植作物。例如，农民靠双手每天可播种约3 000颗种子，而在向地面撒种子的测试中，无人机可每天播种3万多颗种子。 卫星也能促进海洋管理和保护。通过卫星界面传感器和数据处理工具，我们能够更加清楚地观察船只使用海洋的情况。在不久的将来，纳米卫星网络将能逐日拍摄整个地球的高清图像。无人船队能够协助监测海洋健康状况，跟踪海洋资源的捕捞情况。

技术的可获取性和可用性意味着环境管理可以摆脱对专家的依赖，越来越多行动者只需一部智能手机就能参与进来，环境管理在走向水平化和大众化。结果是，当前的环境管理制度虽然很好，但不足以应对第四次工业革命将产生的快速而广泛的颠覆性变革。为了有效应对即将来临的颠覆，我们必须改革当前的经济模式，鼓励生产者和消费者减少资源消耗，促进形成可持续的产品和服务。这就需要新型商业模式将目前影响环境的隐形成本纳入价格，鼓励更加可持续的生产和消费。这种改革要求从短期思维转向长远规划，摈弃“攫取–制造–废弃”的线性经济模式，转而发展循环经济，精心打造可恢复或可再生的产业体系。改革的短期成本在所难免，但不作为的代价更为高昂。

第四次工业革命才刚刚开始，已经出现了一些积极的信号，例如可再生能源的投资达到化石燃料投资的两倍。 全世界需要做出选择：是重蹈前三次工业革命的覆辙，将环境保护视作非优先事项，还是发挥领导力，利用第四次工业革命，通过精心选择以及利益相关者合作解决环境问题，包括为兼有商业价值和社会意义的解决方案提供资金？我们必须避免以往工业革命的倾向，将新兴技术的成本抛给自然界。实现这一目标并非易事，但领导者别无选择，唯有积极管理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外部性，才能使意外后果由全体人类分担，而不是让弱势群体或（通过破坏环境）让未来世代独自承受。鉴于前三次工业革命后地球生物圈已经变得十分脆弱，外部性治理一旦失败，必将产生极为高昂的代价。

社会与公民

除了地缘政治和环境影响外，技术革命还会改变被人们视为成功所需的技能，从而影响社会的整体面貌。例如，第三次工业革命改善了脑力劳动者的生活，使他们的生活水平超过车间工人，而后者的生活则是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得到提高的。经济学家布兰科·米拉诺维奇（Branko Milanovic）著名的大象曲线（见图9）显示了1988—2008年的全球收入分配变化：未能享受到红利的不仅是赤贫者，而且包括全球发达经济体中80%的中低阶层。许多产业工人成为“不稳定无产者”，工资停滞，生活缺乏保障。现在，自动化的发展有可能再次改变受益群体。

新型自动化包括最新人工智能技术支持的机器人和算法，不仅将取代车间工人，而且将逐渐取代会计师、律师和其他专业人士。2000年，高盛集团的纽约办公室雇用了600名交易员，到了2017年，由于采用自动化交易程序，只剩下两名权益交易员。 华尔街几十家交易公司都出现了同样的趋势。 这种转变可能导致财富进一步集中到资本和知识产权所有者手中。英国和美国近期的选举就表明，如果放任这种社会变化及其个人的影响，就会导致憎恨、恐惧和强烈的政治反应。

除了直接的经济挑战外，工作所扮演的角色（即为个人、家庭和社区赋予意义）也面临危机。过去250年里，我们正是积极发挥了劳动者和社会成员的作用，才有了归属感、身份、目标和能动性。现在的颠覆迫使政治领袖反思那些塑造了个人、社会与经济活动关系的范式，包括考虑推行改革，重塑个人与社会之间的社会契约。

全民基本收入就是此类对话的一个例子。从芬兰到肯尼亚，从加利福尼亚到印度，许多地方都在检验这一前卫理论。除了合理性与财富分配外，实行全民基本收入的主要理由是社会公平：收入越来越趋向于土地、自然资源和知识产权等社会共同财富，每个人都应当以无条件基本收入的形式适当享有部分共同财富。全民基本收入并不是万灵药，但其激进性质已经引发了重要争论。这一做法必须广泛结合经济和社会改革，并反思经济制度本身如何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惠及所有利益相关者。

领导者还需要注意的是，第四次工业革命会对不同性别产生不同影响。第一次工业革命和第二次工业革命将女性推入家庭，削弱了她们的政治和经济影响力。19世纪，女性进入工厂后，多数人生活艰难，导致形成了更有力的女权组织和抗议行动，后来又兴起了争取普选权和政治代表权的运动。这些运动整体上提高了女性的经济和社会参与水平，但性别差距依然存在。全世界范围内，男性的经济和政治权力都大于女性。在世界经济论坛《2016年全球性别差距报告》（ Global Gender Gap Report 2016 ）评估的142个国家中，近半数国家的性别差距在扩大。 由于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技能趋势有利于少数高技能工人和企业主，这一差距可能会进一步扩大。

在科研领域，女性工作者占比不到30%，其在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领域的占比则更小。 在IT（信息技术）职位中，仅有25%的女性工作者，科技企业中的比重更小。 女性使用互联网的概率比男性低50%，在某些发展中经济体，这一差距可能会越来越大。 在几乎所有指标上，发展中国家的性别差距都是最大的，女性的处境更为不利。这种状况剥夺了女性充分参与并塑造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机会。数百万人的聪明才智被排除在对话之外，阻碍了迫切需要的知识产出。为此，我们需要在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中处理性别差距问题，并重视男女平等。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释放女性的潜力就是释放整个社会的潜力。

除了缩小性别差距外，我们还有机会将历史上被边缘化或被迫害的人群纳入第四次工业革命，无论其遭遇是由于性别、种族、年龄、性取向、残疾还是出生时的性别未获认同。新兴技术能够改变我们认识性别、年龄和身体本身的方式。增强人类能力的技术必定能让残疾人受益，使残疾这一概念逐渐失去意义。

机器人和增强技术的普及也有助于破除陈规陋习，但这并非必然结果，而是取决于我们开发和部署第三章所述技术的价值观。我们的机器编程及人机交互已经受到现有偏见（如性别歧视和种族歧视）的影响。 虽然理论上仿人机器人的设计可以超越种族和性别，但我们看到，客服机器人通常较为女性化，而工业机器人则更加男性化。这妨碍了我们利用新技术来破除长期以来的陈规陋习，以及对传统的群体分类采取更加包容开放的心态。新技术是固化现有陈规陋习，还是增进所有人和全社会的福祉，将取决于技术发展过程中有意识的选择。

领导者要勇于担当、应势而为，将所有利益相关者纳入发展进程

第四次工业革命将如何展开，取决于我们是进行有意识的选择，还是草率应对日益严峻的经济、环境和社会挑战。如果要超越我们自身利益，建立具有共同命运的全球文明，我们就必须在制订规划时纳入所有利益相关者。我们肩负着共同的责任，即为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人口赋能并为其提供平等机会，特别是仍在努力争取过往工业革命成果的青年人。我们必须扮演好管理者的角色，将健康的星球交给子孙后代，努力让所有公民，无论其年龄大小、收入多少、种族或信仰是什么，都能共享这一次工业革命的成果。

解决共同挑战需要不拘一格、大胆思考。技术取代人力，严峻的气候变化，担心不平等和失去经济保障，这些问题都在侵蚀社会经济所依赖的模式与范式。有鉴于此，各行各业、各个国家的领导者都必须承担责任，围绕下列问题促进对话：我们必须推行哪些社会和经济制度改革？我们应当采取激进式改革还是渐进式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