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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回归成为中国社会近来发展的显著趋势。这个趋势值得重视。在中国的政治环境中，意识形态是最容易影响改革发展方向的要素。意识形态的争论不仅仅是政治理念的争论，更不是学术问题，而是具有巨大的外部性，会对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产生深刻而持久的影响。因此，意识形态的任何变化，成为国内外观察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风向标。如果意识形态的争论处理不好，这个领域有可能成为出现颠覆性错误的领域。
改革开放以来，意识形态始终是中国最为敏感和艰难的领域。20世纪80年代，在一系列重大政治经济问题上，党内和社会纠缠于意识形态的争论。影响最大的是要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姓“资”还是姓“社”、开放政策是否会重复“租界”的争论。尽管在很大程度上说，类似的争论不可避免，也是科学决策所必须，但无休止的争论，制约了党及政府的决策效率，导致社会的思想混乱。
这种情况直到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念为止。这个概念的确立，则要归功于邓小平的“不争论”政策。邓小平认为，市场是社会发展经济的有效手段，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这样就把原先具有高度意识形态含义的“市场”概念，转化成为制度安排和手段工具概念。中国改革开放的突破，就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政策概念确立之后才取得的。这个概念具有高度的方向性，告诉人们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方向，为改革开放的各个利益相关者（无论是国内的还是海外的）提供了预期，为他们参与改革开放提供了巨大的动力机制。
从邓小平时代的实践中，人们可以学到有关意识形态领域三条极其宝贵的经验教训。第一，无休止地对意识形态问题的争论，会带来决策的低效、体制内外思想的混乱、改革参与者的迟疑不决等弊端，对改革和发展都会产生阻碍作用。第二，要克服这种情况，仅仅管制和控制争论远远不够，更为重要的是要确立新的、能够引导和推动改革和发展的意识形态。第三，要确立这种新的意识形态，一个有效的办法就是把一些具有浓厚道德、宗教色彩和政治的意识形态，简化成为具体的、用于解决所面临问题的制度安排和手段工具。这三点都很重要。
在任何社会，很多政策的产生，都是为了应付所面临的现实问题，只是后来被高度意识形态化了。一种有效的政策实践是可以去意识形态化的。尤其在东亚文化的环境中，有效的政府往往是没有特定意识形态的，即“实事求是”。也可以说，“实事求是”就是东亚社会的意识形态。
在社会层面，尽管今天的中国意识形态已经出现“百花齐放”的局面，但有三种“主流”意识形态，正在对中国社会产生深刻的影响。第一，极端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经济新自由主义过度强调经济增长和自由竞争，一方面忽视产业政策，另一方面放任市场机制进入社会领域，包括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和住房的高度产业化和市场化。一旦如此，国家就不可避免地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社会的不平等化则会导致政治的激进化。中国的经济新自由主义一直在提倡私有化，包括国有企业和土地，因为他们把私有产权视为最重要的经济发展要素。这个我们在前文中已经有所叙述。
第二，激进政治自由主义。激进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市场也不可小看。如果经济新自由主义信奉市场，政治自由主义信奉的则是民主。政治自由主义者把中国很多社会问题，视为政治权威主义的结果。因此，他们提倡通过民主化来解决社会问题。通过民主化来制约政治权力，引入西方式的分权和宪政机制。这种倾向性很明显地表现在近年的“宪政之争”上。
在今天的中国，很少有人反对民主。激进政治自由主义者的问题，是他们往往脱离中国现实谈论民主，只把眼光放在发达的西方，并且有意忽视西方体制所出现的弊端，更是不去看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民主陷阱。很多发展中国家尽管也实行西方式民主，但民主的品质极其低劣，往往和腐败、普遍的贫穷、无秩序与暴力联系在一起。除了民主缺少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支持外，泛民主也是重要的根源。民主本来只是政治领域的秩序，但这些国家把民主的原则，扩散和应用到社会、经济、文化和教育等各个领域，这一方面很容易导致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另一方面也使得民主的品质成为问题。
第三，“左”派民粹主义。如果说经济新自由主义过度强调效率，民粹主义则过度强调公平。这里包括强调“阶级斗争”的传统“左”派，也包括强调通过国家政策的二次分配的新“左”派。一般来说，民粹主义过度强调缩小收入差距的重要性，对经济增长和增强国际竞争力强调不足。民粹主义提倡通过二次分配（各种福利政策）来缩小收入差距。然而福利的过度扩张，一方面会给国家财政带来巨大压力，另一方面福利扩张引起通货膨胀，会带来宏观经济的波动。其他国家在这方面有太多的教训，前文曾经提到的一些拉美国家就是例子。
在经济新常态下，更多、更好的社会政策的制定实施变得不可避免，但也面临巨大风险，既包括超越经济能力的过度“福利”，也包括潜在的巨大浪费和腐败。社会政策需要大量的财政投入，但并不能简单地认为，钱越多，公共服务就越好。在很多时候，人们所面临的不是钱的多少问题，而是钱如何用的问题。要实现可持续和健康的发展，社会政策必须注重细节，提高效率。
更不容忽视的是，民粹主义也在不同程度上，开始影响中国的经济改革政策。例如国有企业管理人员的工资水平结构。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的改革中，国企改革一方面市场化不足，另一方面管理人员的工资结构，又受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影响过多。这导致了一方面国有企业继续通过垄断或者行政方式获取利益，另一方面又通过所谓的市场机制来分配所获得的利益。这种局面导致了社会的高度不满。但是，现在所侧重的管理层工资结构改革，过度受制于民众的压力，表现出民粹主义倾向，把管理层的工资压到非常低的水平。这样的改革必然会影响国企管理层的人才录用和激励机制，使得企业发展不可持续。
在今天的中国，“左”派和政治自由主义、经济新自由主义都体现为极端的意识形态，都具有相同的思维方式，“非黑即白”，竞争意识形态的纯洁性，呈现出极端主义色彩，不难理解它们之间“水火不相容”的状态。尽管它们所追求的目标不一样，但都倾向于用同样的方式来达到这个目标，那就是激进化。它们各自生存的方式，主要就是把自己高度道德化，在此基础上把对方或者把各自的“异己者”妖魔化。它们都具有浓厚的“文化大革命”时代的“造反派”精神，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无论是哪一派，与其说是知识话语，倒不如说是政策话语，它们都在努力影响社会，影响政策，各自都在追求和社会力量或者和政府力量的结合。
目前意识形态的争论已经越来越激烈。“左”派机会主义，即那些利用意识形态争论谋取各种私利者，已经开始把“文革”的方法引入争论。同时，争论也已经开始出现巨大的外部性，很多群体包括企业家、投资者等，对中国的发展重新评估。如果这种情况不能得到及时纠正，而开始影响政府决策，就会出现犯颠覆性错误的真实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