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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的君主政体
就是一个国家把执行法律、征收税捐和指挥军队的权力交付给一人，且不论此人使用何种名义和头衔。但是，除非有勇敢警觉的监护人发挥守卫公众自由的功能，否则大权在握的行政首长就会步上专制政治的后尘。在宗教迷信的时代，僧侣可以发挥影响力来维护人民的权利，但是王室和教会的关系一向非常密切，很少会为民众伸张正义。只有尚武善战的贵族和坚持信念的百姓，因拥有武装的部队和庞大的财产，可以组成合法的议会，形成制衡的力量，保持宪政的主张，防止别有用心人士的图谋不轨。
出任独裁官
的官员要是野心勃勃，就会破坏罗马的民主制度，以及各种为了防范独裁而设的限制。三头同盟
产生的后果，毫不留情地摧毁了共和国最后的防线。屋大维在阿克兴海战大获全胜后，从而掌握了罗马的命运，他被舅公收为养子继承恺撒的名号，
后来在元老院的阿谀奉承之下，尊称其为奥古斯都
。这位伟大的罗马征服者统率44个久经战阵的军团，这些军团深知自己的重兵在握和政府的衰弱无能，经历20年残酷的内战，早已习惯于血腥暴力，明白只有忠心效命于恺撒家族，才能获得丰盛的赏赐。行省长久以来受到共和国官员的百般欺压，盼望有一强人荡平乱世收拾残局，管束这些鱼肉百姓的贪官污吏，解万民于倒悬。罗马民众见到贵族阶级的权势受到贬抑，私心暗自窃喜。他们的要求不高，只要有裹腹的面包和公办的娱乐节目，奥古斯都出手大方能够充分满足他们的要求。生活富裕的意大利人一向温文儒雅，奉行伊壁鸠鲁哲学，只图享受当前的安乐平静，抱着逃避的心理，毫不考虑往后的动乱痛苦。元老院在丧失尊严以后，所拥有的权力如过眼云烟，何况很多名门世家已被清除殆尽，共和国拥护者的精神和才华，经过战场的大肆杀戮和战败的公敌宣告，
完全消失得无影无踪。有1000多位各式各样的人物，被有计划地指定为元老院议员，
有些人到达此一阶层，因为既无权力，又未能像前人一般获得应有的荣誉，而深感羞耻。
奥古斯都为避免被称为僭主，首要的措施便是重组元老院，并自称国父。他被选为监察官
，和忠心耿耿的阿格里帕一起筛选元老院议员名单。少数人因为犯有恶行和过于顽劣，被当众除名，结果使200多位候选人自动退让，以免遭到驱逐的羞辱。并且奥古斯都把议员的财产资格提高为1万英镑，因而涌现一批新的权贵家族。他接受元老院授予“第一公民”
的荣衔，而这种荣誉通常是由监察官颁给对国家著有勋绩的知名人物。他虽恢复了元老院的尊严，但也损害了独立执行权力的功能。一旦行政权凌驾于立法权之上，宪政体制也就陷入万劫不复的地步。
奥古斯都经过安排后，在元老院的会议上发表一篇精心撰写的演说，用爱国的姿态掩饰独裁的野心：
奥古斯都悔恨过去的行为，并且要求大家原谅。他之所以采取报复行动，完全基于要对惨遭谋杀的养父恪尽孝道；他仁慈的天性，有时又使他不得不对严峻的法律让步，迫使他与两位不足取的人共事：只要安东尼
还活在世上，奥古斯都就绝不会让共和国落入自甘堕落的罗马叛徒和蛮族女王手中。现在他已经恪尽天职和本分，庄严地在此宣告：恢复元老院和人民自古所拥有的权利。奥古斯都唯一的愿望是与同胞在一起，分享国家的光荣和幸福。
唯有塔西佗（若他曾参与此次会议的话）的如椽大笔才能描绘出在座议员的感受，有些人极为震惊，有些人会深受感动。若相信奥古斯都这番话是出自肺腑，那会对国家带来危险；若怀疑奥古斯都的说辞，则会让自己陷于绝境。君主政体与共和政体孰利孰弊，即使深入研究还是众说纷纭。罗马城邦目前的发展已过分庞大，风俗败坏、军纪废弛，使拥护君主政体的人士，可振振有词提出新论点。但对政府的看法被每个人的希望和恐惧所扭曲。正当大家陷入混乱、莫衷一是时，元老院的答复却是异口同声，表现出坚定的态度。他们拒绝接受奥古斯都退隐的打算，请求他不要抛弃亲手所拯救的共和国。这位政治技巧高明的行政首长，经过一番谦让以后，终于服从元老院的命令，同意以众所周知的代行执政官和大将军
名义，管理各行省的地方政府和统率罗马的军队。但是他将期限定为10年，甚至希望在任期届满之前，内战冲突的创伤就已完全愈合，共和国已恢复原有的体制和活力，不再需要位高权重的行政官员来进行危险的干预。这种戏剧在奥古斯都的一生中不断上演，使大家记忆犹新。特别是这位不朽的罗马君主，每在他统治满10年时就要举行盛大的纪念活动。这成为一种传统一直延续到帝国的末期。
罗马军队的将领有专擅之权，对士兵、敌人以及共和国的臣民行使几近专制的权力，这并未违犯宪政的原则。对于士兵来说，从早期的罗马开始，为了达成征战的目标，或者仅是重视军纪的要求，已经毫无自由可言。独裁官和执政官有权征集罗马青年从军服役，对于拒不听命或怯懦不前的人员，处置特别严厉而且毫不留情面，可以将犯罪者从公民中除名，或者将他的财产充公，甚至将本人出售为奴。经由波喜阿斯法案
和塞姆普罗尼阿斯法案
所获得的自由权利，虽然神圣不可侵犯，一旦发生军事行动就全部失效。主将在军营之中掌握绝对的生杀大权，不受任何形式的审判和诉讼程序限制，做出的任何判决要立即执行并不得上诉。
抉择敌对国家之权操于立法机构的手中，是战是和要在元老院经过严肃的讨论再做出决定，最后送请人民大会批准。
但是由军团组成的部队离开意大利时，不论到达多遥远的国土，主将基于个人的判断，只要认为有利于国家，有权指挥部队用任何方式，对任何种族和对手进行作战行动。主将期望获得凯旋式的荣誉，因此不在意他们的作为是否合乎正义，只在意能否得到最后的成功。特别是元老院无法用任免之权加以控制时，在战争胜利的掩护下，主将能够为所欲为，肆无忌惮。当庞培在东方统兵征战之际，有权奖赏部下和盟友、废除别国的君主、划分国土疆界、设立殖民区，并且分配米特拉达梯国王的财富。等他班师罗马，元老院和人民会议通过法案，所有在东方的作为全部得到追认。
像他这样对待部下和处置罗马敌人的权利，共和国的主将从来未曾获得或拥有。在外的主将同时是被征服行省的总督，也可说是君主，可以上马领军，下马管民，不仅有司法权和财政权，还将行政和立法大权集于一身。
根据第一章所述，对于交付给奥古斯都、由他完全负责统治的军队和行省，大家或许已有大致的认识。至于遥远边区为数众多的军团，不可能全由他亲自指挥，就像庞培得到元老院的许可一样，他把这些职权授予属下的将领。这些军官的阶级和职务，看起来好像不低于古时的代行执政官头衔，但是他们的地位完全仰仗他人，并不稳固。他们得到任命完全是出于上级的意愿，为了表示内心的感恩，要把自己的功绩全部归于长官的提拔。
因此，他们只是皇帝所派出的代表而已，只有皇帝才是共和国的统帅，不论是军事处置权还是部队的统辖权，延伸到罗马征服的所有地区。不过，皇帝有时也会将权力授给元老院的成员，这样做可以满足元老院的虚荣。皇家的将领常常取得代行执政官或代行法务官的头衔，军团通常由元老院下令组成，罗马骑士阶级可以被委派的最高职务是埃及的行政长官。
在奥古斯都装出一副被迫接受如此重责大任的模样后不到6天，他决心略施小惠，使元老院得意忘形，沾沾自喜。他向元老院表明，他们虽然已经扩展他的权力，然而，在紧急状况之下，有时会不得不越出应有的范围。何况指挥军队和边区作战，都是极为吃力的工作，他们又不让他放下这副重担，但是他必须坚持所做的承诺，要让安定和平的行省恢复文官的治理。在行省管辖权的划分上，奥古斯都兼顾自己的权力和共和国的尊严。元老院派遣代行执政官头衔的总督，治理亚细亚、希腊和阿非利加，比起皇帝以将领代行统治高卢和叙利亚，享有更高的殊荣。前者用扈从校尉
担任随从和护卫人员，而将领只能用士兵。元老院还通过一项法案，那就是皇帝不论到达哪个行省，他所下达的特别命令，凌驾该行省总督的法定权责。新征服的地区归属皇帝直接管辖，也成为惯例。不久就可发现，即使管辖区众多，奥古斯都，这个尊称所具有的权势在帝国任何地方，几乎毫无差别。
元老院为了回报虚情假意的让步，使奥古斯都获得更大的特权，成为罗马和意大利事实上的主人。他在承平时期可以保留军事指挥权，以及在首都有一大批私人卫队可供差遣，这些都严重违反古代的规定。他的指挥权确实只限于服役的公民，而且这些人要经过从军宣誓。但是罗马人的奴性未改，政府官吏、元老院议员和骑士阶层成员，都竞相参加这类仪式，使得谄媚效忠的个人行为，在不知不觉中变成每年举办的庄严典礼。
尽管奥古斯都体会到武力是政权最稳固的基础，但它毕竟还是让人讨厌的工具，因而明智决定要避免使用。他打起古代圣君贤相的名号进行统治，不仅适合他的个性，也符合政策的需要，在他个人身上巧妙地显现出文治的光辉。
基于这种见解，他接受了元老院授予他的终身执政官
和护民官
，继任者也都如法炮制。执政官继承了古代罗马国王的地位，代表国家的尊严，主要职权在于监管宗教仪式、征兵和指挥军团作战、接见外国使臣以及主持元老院会议和人民大会，还要负责控制国家的财政。执政官虽然没有时间亲自处理审判工作，但被视为法律、正义和公众安宁的最高护卫者。此外，执政官也是国家最高官员，元老院就有关共和国的安全，应与他谘商军国大计。为了保卫人民的自由，他可以超乎法律之上，行使暂时的极权独裁。
护民官的性质在各方面与执政官相反，所显现的外表应该温和谦恭，但是个人的职责却神圣不可侵犯，具备的权力不是为了主动执行而是为了反对和否决。设置此一官职的目的，在于维护受害者、赦免罪犯、起诉人民的公敌，以及基于迫切的需要，一句话就可以使政府机构停止运作。只要共和国还存在，执政官和护民官个别职权的巨大影响力所造成的危险，会因各种限制而日趋降低。首先是当选一年后任期届满权力消失，其次是执政官的职权由两人分担，而护民官更是多达10人。而且双方的利益无论在公、私两方面都形成对立，这种相对抗衡的状况，多半会增强制度的稳定与平衡。但是，如果执政官和护民官的权力联合起来，而且又终身落在同一个人的身上，军队的统帅又是元老院和罗马公民大会的政务负责人，那就无法阻止他行使帝王的特权，也不容易对他的权力加以限制。
除了这些愈来愈多的荣誉以外，奥古斯都运用策略增加了祭司长和监察官这两个最尊贵而重要的头衔。他经由前者来操控宗教，而担任监察官则可以合法地检查罗马人民的行为和财产状况。若是这些性质各异、独立行使的权力，彼此之间出现无法协调配合的状况，已经驯服的元老院随时会做出最大限度的让步，务求能够完全加以弥补。皇帝身为共和国最高负责人，许多对他造成不便的法令和制裁，也都完全予以取消和豁免。皇帝有权召集元老院的会议，可以在一天之内提出数个动议，为了国家的荣誉推举各种候选人，扩大城市的边界和范围，在他的指导下处理国家的财政、对外的宣战和媾和、批准与外国缔结的条约。此外还要附加一项极为广泛的条文，即有权执行认为对帝国有利的事务，处理公与私、人与神之间的所有问题。
当国家行政的权力全集中到具有帝王身份的资深执政官身上时，共和国一般民选官吏便退居幕后，失去主动性和活力，几乎无事可做。奥古斯都以非常认真的态度，很细心地把古老官职的名称和形式全都保存下来。执政官、法务官和护民官都如数
在每年授职，继续担任无关紧要的工作。这种荣誉对爱好面子而又野心勃勃的罗马人而言，仍旧具有莫大的吸引力。就是历任皇帝，虽然终身享有出任执政官的权利，却也带着尊严的头衔，不惜纡尊降贵亲身参与就职典礼，与最有名望的公民一同分享殊荣。
奥古斯都在位时，人民参与这些官员的选举行为，完全暴露出恶性民主所造成的种种不便。那位手段高明的元首没有露出半点不耐烦的神色，还是很谦恭地为他自己和朋友拉票，全程参与所有的竞选活动以尽一位公民的责任。在他后来统治期间的一项重要措施，是由他自己成立一个最高会议，在这个会议上决定了要把选举移到元老院来处理，
人民会议从此撤除，皇帝就可以从这个危险的群众团体中脱身出来。罗马的暴民若是没有交出自由权，就可能会干扰捣乱，甚而危及已经建立的政府。
马略和恺撒宣称自己是人民的保护者，从而颠覆国家的体制。元老院要是一旦低声下气而且毫无力量时，我们马上发现，这样一个由五六百人组成的议会，根本就是统治者最听话的工具。奥古斯都和后续诸帝，运用元老院的尊严来建立新的帝国，不管在任何场合，都会装模作样地采用贵族的语言和行为准则，处理政务会咨询国务会议的意见，在至关重要的战和大计上更看起来像是完全听从元老院的决定。罗马、意大利和内地各行省直辖于元老院，有关民事问题由最高法院做出最后的裁定；至于刑事案件，如果罪犯是有社会地位的人士，或者所犯罪行损及罗马人民的和平与尊严，将由一个专门组成的法庭来审理。行使司法权成为元老院经常性的重要工作，要处理的重大案件，可以让他们表现古代雄辩之士的风范。元老院是国家的议会，也是一个法院，所以拥有相当的特权，它的立法权虽然在实质上代理人民，但同时也承认君王的权力存在于其中。元老院所具备的威严可以将各种权利下授，批准每项法律。会议通常在每月3个固定日期来举行，就是朔日
、初盈
和望日
，在相当自由的气氛下举行辩论，而且皇帝也以首席元老的身份很光荣地列席，参与投票和表决。
总而言之，帝国政府的体制，全部由奥古斯都一手建立。后来的皇帝为了兼顾自己和人民的利益，尽力加以维持。这种政体可以定义为假共和形式之名而行专制政治之实。罗马世界的主子，将他们的宝座置于一片黑暗之中，让别人无法看清他们无可匹敌的力量，只是谦虚地自称是对元老院负责的首长。事实上，是他们对元老院下达命令，要求其遵命行事。
宫廷和政府的形式从外表看来完全相似，除了那些本身极为愚昧而违反天理和正道的暴君，历任皇帝都会鄙夷那些繁文缛节的排场仪式，以免激怒国民，这对实际的权力毫无好处。在日常生活中，他们装出一副与老百姓无分彼此的样子，以平等的姿态保持相互拜访和宴请的关系。他们的衣着、住处和饮食，和富有的议员们大致相当，家庭人数再多，设施再豪华，也都由家养的奴隶和释放的自由奴所组成。
奥古斯都和图拉真为雇用下等阶层的罗马人担任仆从工作而感到脸红。但是在不列颠，一位权势有限的君王，他的家务和寝室的工作，连最体面的贵族也要抢着去做。
罗马皇帝的神格化是他们抛弃谨慎谦虚态度的唯一例证。这种下流无耻、亵渎神明的谄媚手法，始作俑者是亚细亚的希腊人。第一批被神化的人物是亚历山大大帝的继承人，从此这种风气便轻易从国王转移到亚细亚的总督身上。罗马的高级官员也会被人当作地方神明来供奉，不但建坛盖庙，还能享用节庆牺牲。代行执政官头衔的总督既然受之无愧，皇帝当然更不会拒绝。大家都从行省获得神性的荣誉，这倒不是罗马人的奴性使然，而是靠着政府的专制力量。罗马征服者在不久以后，也效法被奴役民族奉承的方式，第一位就是恺撒。他那种征服四海的雄风，很容易在罗马的守护神中占有一席之位。但是性格温和的继承人拒绝接受这种封号，因为会表现出野心而带来危险。除了疯狂的卡利古拉和图密善以外，没有人再采用。
奥古斯都确实允许有些省城给他建庙，条件是对君主的尊敬和对罗马的崇拜要结合在一起。他能容忍个人的迷信行为，因为他可能就是迷信的对象，他认为元老院和人民仅崇拜他的人格就够了，很明智地把应否公开神格化的问题，留给他的继承人去考量。任何一位生前死后没有被视为暴君的皇帝，崩殂后都会被元老院正式公告已跻身神明之列，这已是惯例。被尊为神明的仪式通常和葬礼同时进行，这种合法但仍属亵渎神明的不智行为，虽然与我们较为严肃的生活原则难以兼容，只是天性驯良的多神论者虽然口出怨言，还是能够勉强接受。不过这被看成是基于策略的需要，而非正统的宗教活动。我们不能拿安东尼的德行，来与赫拉克勒斯或朱庇特的过错相比较，这等于在羞辱安东尼。甚至就是恺撒或奥古斯都的品格，也要远远超过一般神明。只是前两位的运气差，生长在开放的时代，一举一动都被忠实记录下来，无法像热情的平民所祈求的那样，能够随意掺杂一些传说和神秘的成分。一旦他们的神性被法律肯定，就会慢慢被人遗忘，既无补于自己的声名，也不能增加后代帝王的光彩。
在谈起帝国政府时，常常会用耳熟能详的头衔“奥古斯都”来称唤政治手腕高明的创始者。其实这个名号是在他基业完成后，才加在他的身上。屋大维出身寒微，籍籍无名的祖先来自阿非利加小镇，体内流淌着放逐者的血脉。要是可能，他极其希望能抹去幼年时代的回忆。那个显赫的名号“恺撒”，是他成为独裁官的养子后才继承获得，但他有自知之明，无法与那位英雄人物相提并论或一较高低。元老院提案要为他们的行政首长加一个称号，经过一番严肃讨论后，从几个名字中选定奥古斯都，认为它最能代表他那和平神圣的品格，当然这种品格是他矫情做作所造成的印象。从此，奥古斯都成为他个人的尊称，而把“恺撒”当作家族的荣名。前者必然及身而绝，不再使用；后者倒是用领养或联姻的关系，一直沿用下去，尼禄就是尤里安世系的最后一位皇帝。到奥古斯都死时，一个世纪的运行，已经使这个名号和帝国的尊严有着牢不可分的关系。自共和国覆灭后到现在，罗马、希腊、法兰克和日耳曼的皇帝一直沿用不绝。奥古斯都的神圣头衔由君王使用，恺撒的称号可以自由转用到亲属身上，这是两者之间最明显的差别。但从哈德良即位开始，“恺撒”用来称呼次于皇帝的第二号人物，被视为帝国的预定继承人。
奥古斯都何以要摧毁他所推崇的自由政体，只能由这位狡诈的僭主具有细密思考的个性来加以解释。他的头脑冷静、不动感情，加上天性怯懦，19岁开始戴上伪君子的面具，从此习以为常，终身如是。他运用这种手腕，也可能基于同样的心情，一面将西塞罗列入公敌宣告名单之内，另一方面又赦免秦纳的罪行。无论是为善还是作恶都是有目的的伪装，也正是由于自身不同利害关系的驱使，才使他在开始时是罗马世界的仇敌，后来反而成为国父。当他制定帝国的权力结构时，所表现的温和态度完全出于恐惧，想用政治自由的幻影来安抚人民，用文官政府的假象来欺瞒军队。
其一，恺撒被弑的情景始终历历在目。奥古斯都对追随的部下不吝丰厚赏赐，给予高官厚爵，但他也有前车之鉴，知道舅公最亲密的友人，有些成了谋叛的凶手。忠诚的军团可以对抗公然的叛乱，维护他的权力。即使有高度的警觉心，也无法让他幸免于坚定的共和主义者的利刃。罗马人至今还在怀念布鲁图斯，
一定会歌颂效法他的烈士精神。恺撒由于拥有强大的权力而又加以夸耀，才落得这种可悲的命运。用执政官和护民官的名义来统治可以相安无事，而皇帝的头衔则会激怒罗马人而惹上杀身之祸。奥古斯都深知人类的统治要靠实力和名望，在这方面绝对不能一厢情愿。要是保证元老院和人民能够享有古老的自由，他们就会甘愿让人奴役。只有软弱的元老院和萎靡不振的人民，才会满足于这种假象，兴高采烈地接受，这要靠奥古斯都的继承人们，出于善心和谨慎来尽力维持。那些图谋反对卡利古拉、尼禄和图密善几位皇帝的人，完全是基于自保的动机，不是为了争取自由；他们要攻击暴君本人，并非要推翻君权政治。
元老院忍耐70年以后，为了恢复长久以来被遗忘的权力，做了一次毫无成效的尝试，这件事使人记忆犹新。当卡利古拉被刺、王位空悬时，执政官在朱庇特神殿召开会议，谴责逝去已久的恺撒的作为，对尚未完全归顺的几个步兵支队提出自由的口号，以独立首长的身份要求他们在两天以内采取行动，成立民主自由的共和国。但是他们正在进行策划时，禁卫军已经有了决定，日耳曼尼库斯的兄弟、那个笨拙的克劳狄在军营中紫袍加身，禁卫军准备用武力来支持新帝的登基。自由的美梦终于落空，元老院只有在恐怖的气氛中过着奴颜婢膝的日子。这个软弱无力的议会并未受到人民的支持，在武力的威胁下只能批准禁卫军所提名的人选。同时克劳狄基于审慎的作为，以很慷慨的态度将他们赦免。
其二，军队的蛮横无状使得奥古斯都心怀戒虑，提高警觉。公民在绝望时，也想像军人一样能够为所欲为地运用权力。他在过去曾引导民众破坏一切的秩序和职责，那时他对自己的权力感到何其不稳。他曾经听过暴民在造反时发出的呼啸声，看到现在表面平静下隐藏着的汹涌浪潮，心中更为害怕。第一次革命已付出庞大的酬庸，第二次还要加倍赐予，军队明确表示要忠诚追随恺撒家族，但是群众不然，一直反复无常难以持久。奥古斯都利用罗马人凶狠的偏颇心态以达成自己的企图；加强法律的制裁来整饬严肃的军纪；运用元老院的权威来强化皇帝和军队之间的关系，公然要求他们向他——共和国的最高行政长官效忠臣服。
从奥古斯都建立这样高明的制度开始，一直到康茂德死亡，在长达220年的期间，军事政府与生俱来的危险，总算得以扼制。军队虽然明了自己的实力和文官政府的软弱，倒是少有图谋不轨的侥幸心理，无论是在过去还是以后，正是这种心理才产生了极其可怕的灾难。卡利古拉和图密善被豢养的家臣刺杀在宫廷内，前者之死在罗马引起的骚动，还只限于城墙之内，而尼禄的丧生却将整个帝国卷了进去。18个月内有4位皇帝死于剑下，狂暴的军队相互争战使罗马世界为之震撼。除了这段短暂的时间，受到突发的暴力影响，使得军纪荡然无存以外，罗马从奥古斯都到康茂德近两个世纪的岁月，并未沾上内战的血迹，也没有受到革命的侵扰。皇帝的推选是元老院的权责，而且得到军队的同意，
军人遵守效忠誓言。只有用心阅读《罗马编年史》，才知道其间发生了三件微不足道的反叛事件，但全部在几个月内解决，没有引起刀兵之灾。
在王位空悬、推举新君时，通常危机四伏、险象环生。罗马皇帝为了使军团在空位期置身事外，不会产生异心图谋拥立，生前便对指定的储君赋予大权，以便自己崩殂后，储君能够顺利接掌政权，不让帝国有易主之感。因此，当奥古斯都眼见所有基于血脉的较佳人选都英年早逝以后，便把最后希望放在提比略身上，他让自己的养子出任护民官和监察官，并且发布敕令，使这位储君和自己一样，有统治行省和指挥军队的权力。就像韦斯巴芗那样，要他的长子克制自己过分慷慨的天性以免遭忌。那时提图斯受到东部各军团的爱戴，在他的统率下很快完成了对犹地亚的征服。他表现出少年的血气方刚，这使得他的品性被掩蔽，他的意图受到怀疑，让人恐惧他的权力。谨慎的韦斯巴芗为了不愿听到蜚短流长，召他回国共同处理国政，这位孝子没有辜负老父的一番苦心，成为忠诚又负责的行政首长。
聪明睿智的韦斯巴芗尽可能采取一切措施，保证能够完成这次未卜凶吉的擢升。军队的誓词和士兵的效忠，永远以恺撒的家族和姓氏为对象，这已经是100多年来的习惯，即使这个家族靠着收养的形式，很虚假地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罗马人仍旧把尼禄看成日耳曼尼库斯的孙子，也是奥古斯都的直系传人，表示极度的尊敬。要说服禁卫军心甘情愿放弃为暴君服务的机会，这是一件很不容易而且得罪人的事。伽尔巴、奥托和维特里乌的迅速垮台，让军队知道皇帝是他们创造的傀儡，也是可以让他们无法无天的工具。韦斯巴芗出身寒门，祖父是一个普通士兵，父亲是职位很低的税吏，
完全是靠着自己的功勋，在年事已高时，才爬升到帝王之尊。虽然他的功绩颇高，但还没有到达显赫的地步，个人的德行也因过分的吝啬而失色不少。像这样一位国家元首，他真正的利益是放在儿子的身上，凭着储君光辉以及和善的性格，可以转移公众的视听，不再注意寒微的门第，只想到弗拉维亚家族未来的光荣。提图斯的温和统治，使罗马世界度过一段美好的岁月。人们怀念他，转而庇护他的弟弟图密善的恶行达15年之久。
图密善被弑身亡后，涅尔瓦还未登基就已经对他所要面对的状况有所认识：前任的长期暴政所激起的反叛浪潮，正在急速扩展。他已年登花甲没有精力加以遏止，善良之辈固然尊敬他那温文儒雅的性格，但是对付腐败堕落的罗马人，则需要治乱世用重典的强硬手段。尽管他有好些亲戚，但属意于外人继承他的皇位，选择了年约40岁，在下日耳曼统率一支劲旅的图拉真。他将其收为养子，并立即由元老院颁发敕令，宣布图拉真是他的同僚和帝国的继承人。这实在是一件令人感到无奈之事，在我们为评述尼禄的恶行而不胜其烦时，我们却只能从吉光片羽的文字中体察图拉真的言行。然而有一事实绝非奉承之辞，那就是图拉真死后250多年，元老院在新帝登基的例行祝贺文告中，希望他在给予人民幸福方面超过奥古斯都的作为，在个人的德行操守方面媲美图拉真的言行。
像慈父一样治国的图拉真，我们相信在他将大权授予多疑善变的亲戚哈德良前，一定会考虑再三。当他临终之际，是普洛蒂娜皇后运用手腕，使图拉真下定决心，还是他自己让收养成为事实？
其中真相很难得到定论。哈德良在毫无波折的状况下，被承认为合法的继承人。如同我们之前所提，他治理下的帝国在安定繁荣中日益强大。他提倡艺术，修订法律，加强军事训练，亲身视察所有行省，不仅精力充沛，而且才智过人，在处理政务时，既能照顾全局，又能洞察细节。但在他心灵的深处，主要是受到好奇和虚荣的驱使，在不同的领域都期望有所作为。哈德良是伟大的帝王、幽默的辩士和雄猜的暴君，他的作风就大处来说相当的公正与谦和，然而在即位最初几天，就处死4位曾任执政官的元老，这几位是他的死对头，却也是帝国的功臣。到后来，他因疾病缠身痛苦不堪，变得脾气乖张，粗暴残忍。元老院为了要把他尊为神明还是贬为暴君，感到困扰不已，只有忠心耿耿的安东尼，为他争得应有的尊荣。
哈德良那反复无常的性格影响他对继承人的选择，有几个才智出众的人物，虽然在他来说是又爱又恨，倒也认真加以考虑。最后他收养了伊利斯·维鲁斯。这是一位轻浮而浪荡的贵族，因为容貌英俊而被哈德良的男宠安提努斯
所推荐。哈德良花了大笔犒赏，换得军队对继承人的欢呼拥戴。就在哈德良自我陶醉于自己的选择和手腕中时，那位新封的恺撒却一命呜呼。伊利斯只留下一个儿子，哈德良将他托付给安东尼照顾，后来又加以收养。待马可登基以后，也授予他相等的君权。年轻的维鲁斯虽然有很多缺点，还是有点自知之明，那就是对杰出的同僚非常尊重，他爱好玩乐，不能吃苦耐烦，自愿放弃治理帝国的任务。这位哲人皇帝怜悯他的早死，掩饰他的愚行，尽量让他在身后留下美名。
等到哈德良的情绪平息下来，为了名留千古，泽惠子孙，他决定要选择最优秀的人物登上罗马皇帝的宝座。他的慧眼很快就发现一位50岁的议员，从事公职一生毫无瑕疵；还有一位17岁的青年，谨言慎行而且才华横溢。哈德良将年长者收为养子成为储君，条件是年长者要立即收养年轻人。这两位安东尼（就是现在我们所说的两位）才德兼备，统治罗马世界长达42年之久。虽然年长的皮乌斯有两个儿子
，却能以国事为念，不顾家庭私利，将女儿福斯蒂娜嫁给年轻的马可。他从元老院获得执政官和护民官的权力，毫无自满、猜疑的心理，真诚邀请马可共同处理国政。在另一方面，马可尊重恩人高尚的品格，爱之如父，敬之如君，
在皮乌斯崩殂后，他还是恪守前任的规范来治理国家。两位安东尼的共同执政获得了极大的成效，这可能是历史上唯一以人民福祉为目标的政府。
提图斯·安东尼·皮乌斯被称为努马
第二，这两位都以爱好宗教、正义与和平为共同的特点，但是后者所处的时代，使其在履行这些美德时有更大的施展空间。努马只不过制止了邻近村庄相互抢夺收成而已，安东尼则使四境得到安宁和平。皮乌斯的统治有一个特色，就是能提供的历史材料不多。说得明白一点，历史往往就是人类罪恶、愚昧和灾祸的记录。他在私生活方面，是一个和蔼可亲的长者，天性纯真朴实，无视虚荣做作，善处中庸之道，乐于正直无为，凡事均能适可而止，表露出安详善良生活的一面。
马可·安东尼更为严谨勤勉。
他经由无数次的凝神讨论、耐心听讲和通宵苦读，才获致丰硕的学养。他从12岁开始，奉行斯多噶学派的严格教条，被教导要让身体听命于心灵，感情服从理智，认为德行是至善，邪行是至恶，一切身外之物均无足轻重。他的《沉思录》
是在戎马倥偬之际撰写而成的，现在尚流传世间。他甚至不惜以帝王之尊公开讲授哲学，这种立德、立言的不朽功业，虽圣哲贤君亦不过如是。
他的生活，是对芝诺
教义最好的诠释，那就是严以律己，宽以待人，行事公正，处世仁慈。他因阿维狄斯·卡西乌斯在叙利亚叛变后畏罪自杀，无法化敌为友而感到悔恨不已。元老院为了声讨卖国贼群情激昂，却被他平息下来，证明其确实发自至诚。他厌恶战争，认为这是对人性的屈辱和摧残，但是一旦必须进行正当防卫，他就会义不容辞地披甲上阵。冬天，在冰冻的多瑙河岸边，他亲冒矢石进行了八场战役，严酷的气候使他原本虚弱的身体因不支而逝世。后代子孙无不感恩怀德，马可·安东尼去世100多年后，还有很多人把他的雕像供奉在神龛内，当作家神来祭祀。
若要指出世界历史中哪一个时期，人类最为繁荣幸福，我们将毫不犹豫地说是从图密善被弑到康茂德登基的这段时间。幅员辽阔的罗马帝国受到绝对权力的统治，其指导方针是德行和智慧。4位皇帝一脉相传，运用恩威并济的手段，统制部队使之秋毫无犯，全军上下无不心悦诚服。在涅尔瓦、图拉真、哈德良和安东尼小心翼翼的维护下，文官政府的形式得以保持。他们喜爱自由的形象，愿意成为向法律负责的行政首长，在他们统治下的罗马人享有合理的自由，已经恢复共和国的荣誉。
这些君主勤劳国事，功成名就是对他们最大的报酬，他们乐于见到治下人民过着幸福的生活，认为这才是真正令人骄傲的光荣。虽然他们享用着人类最高贵的令名，却时刻要怀着忧患意识，知道若只依赖个人品格，人民的幸福无法永葆。用来维护大众利益的绝对权力，一旦被放纵任性的幼帝或猜忌严酷的暴君滥用，必然带来破坏性的后果，立刻就会大祸临头。指望元老院和法律来约束皇帝固然理想，但只能彰显皇帝的德性，无法改正皇帝的恶行。军事武力是盲从和不可抗拒的压迫工具，罗马人的生活习性极其腐败堕落，使谄谀者急于歌功颂德。朝廷的大臣和官吏只会顺从主子的恐惧或贪婪，纵欲或暴虐。
这种极度令人战栗的忧虑，已经从罗马人的经验中获得证实。《罗马编年史》所叙述的皇帝，显示出人性的善变和难以捉摸，我们很难从现代历史中找到这种混乱而可疑的特性。在这些皇帝为善和败德的言行中，我们只能列举其中最关紧要者，上焉者是人类最高尚完美的典型，下焉者是人类最无耻堕落的范例。在图拉真和安东尼的黄金时代之前，是黑暗酷虐的黑铁时代。把奥古斯都不肖的继任者一一列举几乎毫无必要，他们无出其右的罪行与其上演的华丽殿堂，令人无法遗忘。像是提比略的睚眦报复、卡利古拉的杀戮狂暴、克劳狄的萎靡软弱、尼禄的放荡残酷、维特里乌斯的纵欲佚行
和图密善的怯懦无情，注定要祸延子孙，遗臭万年。在这80年当中（除了韦斯巴芗短暂的统治外，其实他的作为尚有商榷余地），罗马在永无宁日的暴君统治下痛苦呻吟，不仅灭绝了共和国的古老家族，并且只要有任何才德之士崛起，都会遭到致命的打击。
在这些形同禽兽的暴君统治下，罗马人过着生不如死的奴隶生活，同时也基于两种特殊状况导致这种后果：一种是相较于他们在从前所拥有的自由；一种是来自对外的扩张和征服。这使他们比起任何时代和任何暴君治下的受害者，后果更为悲惨可怕。这种特殊状况造成的后果有两个：其一是受害者对巨大悲痛的自觉；其二是无法逃脱压迫者的魔掌。
一、在塞菲后裔统治下的波斯，历代国王残酷暴虐。宠臣经常在宫廷的接待、用膳或陪寝时被杀。据记载，有位年轻贵族提到，每次退朝前都不知道是否能保得住脑袋。面对这种无时无刻无所不在的恐怖，波斯人几乎再现了罗斯坦
的冥想：纵使以丝线悬利剑于头顶，随时可以命丧黄泉，波斯人仍然憩睡如故，平静的心情丝毫不受干扰。国君蹙眉表示不满，臣下很清楚自己可能会死无葬身之地，但祸福无常，雷劈或中风，同样能取人性命，明智之士应及时行乐以忘却朝不保夕的生活。这些国王的宠臣由奴仆而晋身贵族，要知道他们被卑贱的双亲所卖，出身和家国一概不知，从小就在后宫严格的纪律中成长。
他们的姓氏、财富和地位都是蒙受主子的恩惠，当然主子也可收回赐予的一切，这是极为公平的事。要是他们具备罗斯坦的知识，就会用偏见来肯定他们的习性，除了专制君主政治以外，他们无法说出任何其他的政府形式。东方的历史告诉他们这就是人类必须接受的景况，
《古兰经》和这本圣书的诠释者，不断地灌输给他们，苏丹是先知的后裔和奉神旨意的人，忍耐是伊斯兰教徒的最高美德，无条件服从是人民的最大责任。
罗马人的心智经由不同途径而被奴化。他们虽自甘堕落、承受着军方暴虐的重压，长久以来，却还保存着祖先那种生而自由的情操和理想。希尔维狄乌斯
、塞拉西
、塔西佗和普林尼所受的教育方式，跟加图和西塞罗完全相同。他们从希腊哲学中，吸收人性尊严和社会本源最正确公平的概念。他们自己国家的历史，教育他们要尊重一个自由、和谐、胜利的共和国，声讨恺撒和奥古斯都所犯下的一连串罪行，内心鄙视那些用最卑下的奉承来表现对暴君的崇拜的人。其中有些人出任政府官吏和元老院议员，他们可以参加会议制定法律，却用自己的名字来替帝王的行动背书，把自己的权力出卖给居心险恶的暴君。提比略企图用法律程序来掩饰谋杀行为，因使元老院成为帮凶和受害人而暗自窃喜，他这种手法也被一些皇帝采用。在元老院会议中，正直的罗马人因莫须有的罪名而受到谴责。那些恶名昭彰的控诉人，满口大公无私的爱国论调，在法庭观赏审问所谓的危险公民。公职多作为有财有势者的酬庸。
有的法官充满奴性，嘴里宣称要维护共和国的尊严，但当国家的元首违犯法律
时，法官面对帝王的冷酷无情和残暴不仁，感到战栗害怕，
满口歌颂他的仁慈。暴君反而瞧不起这些人的奴性，知道他们表面装出一副很诚挚的样子，内心却希望看到他垮台，基于这种心理而迁怒整个元老院。
二、欧洲分裂为许多独立的国家，相互之间因宗教、语文和生活习俗大致雷同而产生联系，结果反而对人类的自由有所助益。近代的暴君尽管率性妄为，无所惮忌，也会在对手的环伺、舆论的指责、盟邦的忠告和外敌的忧患中，稍为约束自己的行为。那些对暴君不满的人士，逃离狭小的领土，很容易在较为祥和的环境里得到安全的庇护。他的才华得以施展，可以自由抱怨所受的迫害，甚至可以诉诸复仇手段。但是当时的罗马帝国则不然，全世界都在它控制下，要是帝国落入一个人手中，那么对他的仇敌而言，整个世界就成了坚固而恐怖的监狱。在帝国专制统治下的奴隶，不管是拖曳着镀金的锁链在罗马的元老院受到判决，或是被终身放逐于塞里法斯岛的荒岩或多瑙河冰冻的沿岸，
都只有在绝望中静待最终命运的降临。反抗只是自寻死路，也无处可以逃亡。四周被一片汪洋大海和广阔的陆地包围，在横越时，就会被发现并捉回，最后还是会被解送到愤怒的主子面前。即使逃离边界，焦急的眼睛所看到的除了辽阔的海洋、荒芜的沙漠和带着敌意的蛮族外，别无其他。这些蛮族不但态度粗暴，而且言语不通，他们的国王也很高兴牺牲一个讨厌的逃犯，来换取皇帝的保护。
所以，西塞罗对被放逐的马塞卢斯说道：“不管你在哪里，记住，你还是在罗马暴君的势力范围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