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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的伟大不在于扩张疆域，迅速赢得征战的胜利。就目前来说，俄罗斯的领土最广大，占有世界上大部分的荒漠地区。而在更古老的年代，亚历山大大帝越过赫勒斯滂
海峡，不到7年的工夫，就战胜了印度，并在希发西斯河畔修建起马其顿纪念碑。
等到中世纪，所向无敌的成吉思汗和蒙古的君王，用烧杀抢掠的作战方式，从东边的中国向西征战，直达埃及和日耳曼边界，在一个世纪内，建立起为时短暂的庞大帝国。而罗马强权靠着几世代的经营，凭借智慧和经验才建立起稳固的基业。在图拉真和安东尼时代，帝国所属各行省，经由法律获得统一，借着艺术增添光彩，已经完全降服再无异心。委派的地方官员虽偶尔会作威作福，但是一般而言，施政还算明智、简便且利民。行省人民可信奉祖先的宗教，市民的荣誉和利益，也大致提升到与征服者平等的地位。
皇帝和元老院的宗教政策，受到开明意见与迷信习俗的欣然支持。各种宗教仪式在境内流行，对于一般民众来说，它们是同样的真实；对于哲学家来说，它们是同样的虚妄；对于地方行政官来说，则是同样的有用。如此忍耐所带来的结果，不仅是彼此间的宽容，更重要的是宗教上的和谐。
那个时代民众的迷信行为，不会产生神学上的对立而引起彼此冲突，也不会因思想体系的束缚而使身心受到限制。虔诚的多神教教徒不仅喜爱本乡本土的宗教仪式，也认同他人对世界上不同宗教的信仰。
就这些信徒来说，恐惧、感恩和好奇的心理，一个梦境或某种预兆，遭遇到不如意事件的打击，甚至是长途旅行所产生的阻碍，都会让他们的信仰更为坚定，祈求更多神明的庇护。异教徒神话的架构非常浅薄，虽混杂着各种不同的材料，还不致形成矛盾和对立。所谓的圣贤豪杰和英雄人物，莫不与乡土休戚相关、生死与共。这些使国家建立权势和名声的伟人，即使没有受到世人像对神祇一样的膜拜，至少也会获得赞扬和尊敬。泛神论认为千山万水都具备神性，默默地在所在地区发挥它们的影响力。罗马人祈求台伯河不要降灾，就不该嘲笑埃及人为了祈福而向尼罗河呈献大量祭品。
就物质方面而言，自然界可见的力量、行星和元素，在整个宇宙是完全一样，毫无区别的。精神世界看不见的主宰，无可避免地由同一模式的传说和寓言所铸造而成，无论是善与恶，都有各自的神祇来作为代表。每一种技艺和职业的背后也都有他们的守护神，无论经过多么长久的世代传承、相隔多么遥远的国家，这些神祇所显现的性质，全都和被保护者的特定需要有关。不论是哪一种系统的神界，在发展的过程和利益的归属上都会产生对立，要依靠一位至高无上者来调停。经过长时期的教化认同和顶礼膜拜，这位神祇逐渐被提升到极度完美的崇高地位，成为“永恒的天父”和“全能的君主”。
古代的宗教精神是如此的温和包容，以致各个民族对于崇拜的仪式，只关切相互的雷同，而不在意彼此的差异。希腊人、罗马人以及各地的蛮族，尽管他们各自信奉的神的名称不同、敬神的仪式相异，但当他们在祭坛相遇时，很容易就能感受到他们实际敬奉的是同样的神灵。荷马的史诗所叙述的神话故事，赋予了古代世界的多神教一个瑰丽而通用的规范。
希腊的哲学家是从“自然人”而不是从“神”演绎出伦理学和道德规范的。当然他们也曾抱持非常严肃的态度，沉思冥想神性的存在，经过深入的探讨，明了人类的理解力虽然很强大，但是在这方面却极为有限。
4个最知名的学派，斯多噶学派和柏拉图学派致力于协调理性和虔敬之间利害关系的冲突，他们留给世人超凡入圣的明证，就是“原道”的存在和完美。但是，由于对物质的创造无法表达，斯多噶学派的哲学家在这方面的成果不彰；相反的是，柏拉图和其门徒强调属灵层次的神性，脱离物质进入观念的领域。学院学派和伊壁鸠鲁学派很少讨论有关宗教方面的问题。前者重视虚怀若谷的科学精神，对上帝之国的天意抱持怀疑的论点；而后者以无知为由，全盘否定上帝之国的存在。
受到竞争的鼓励而产生的研究精神，也只有在自由的环境里才能生根茁壮，再经由哲学大师的倡导，成立众说纷纭的学派。纯朴的年轻人从世界各地涌入雅典，这里也和罗马帝国的其他学术中心一样，教导大家要对世俗的宗教采取否定和排斥的态度。不过，说实在的，怎么可能要哲学家把诗人所杜撰的故事，或者是上古流传的事理不明的传说，当作真理来建立对神明的信心？也不可能把“凡人”当成神来崇拜，事实上有些“凡人”的行为并不是很光明磊落，不仅不该受到敬拜，反而应该受到蔑视才对。为了反对这些毫无价值而又受到崇拜的偶像，西塞罗不惜自贬身价，用真理和雄辩当作针砭的工具。倒是琉善
的讽刺诗更有效，变成破除迷信的利器。一个社会文明水平较高的阶层，难免对平民的迷信行为发出藐视的私语。极有声望的文人雅士，同样也不愿故土的神明被揭穿，甚至受到公众的讪笑和攻击。
纵使安东尼时代反对宗教信仰的潮流甚嚣尘上，但依然考虑到了祭司阶层的利益，以及民众在精神上的寄托。古代的哲学家在作品和语录中，强调理性应有独立自主的尊严，但他们的言行却莫不符合法律和习俗的规范。他们眼见凡夫俗子的各种谬误，不禁露出一丝怜悯和无奈的苦笑，只能心甘情愿地奉行祖先的祭典，不时到庙宇去参拜神明；还得在圣洁的长袍下掩饰住无神论的心意，装模作样地参与各种迷信的场合。贤达之士不会为世俗的信仰和宗教而争辩不休，更不会像愚蠢的民众那样涉身其中。他们在踏上利比亚
、奥林匹斯山和朱庇特神庙祭坛时，心中虽不以为然，但外表仍呈显恭敬神色。
若说罗马的议场衍生出宗教迫害的动机，这点实在让人无法理解。很多高阶官员本身就是哲学家，雅典的学院把法律传授给元老院，这些人对迷信有根深蒂固的成见，执行政令不会受到宗教信仰的蒙骗。元老院已经把世俗和教会的权力集于一身，不可能为野心和贪婪所驱使，他们选举最贤明的元老院议员担任祭司，皇帝本人身兼大祭司的职位。他们不但重视宗教带来的利益，也明了与世俗政府之间的关系，要把公众的祭典节庆作为教化人民的工具。为便于推行政令，他们也使用各种占卜和预兆的手段；为巩固社会的安定，他们声称伪证罪会受到神明的惩罚，不管今生或来世都逃不掉法条的追诉。
所以罗马的官吏和议员承认宗教具有莫大的价值，即便是名目杂乱、无奇不有的仪式，他们也深信终究还是有益于世道人心。因此，每一个国家和乡土的崇拜仪式，经过时间的发展和经验的累积而为众人所接受。被罗马人征服的国家，原来壮观的神像和华丽的庙宇，经不起贪婪的搜刮
和无法显现神威而日益没落，但远古遗留的宗教实体，仍一如往常受到罗马的宽容和庇护。看起来只有高卢行省似乎是个例外，德鲁伊
教徒掌握很大的权力，提比略和克劳狄两位皇帝在位时，以废除活人祭祀为借口大力加以镇压，避免未来可能的危险。但是祭司本身以及神祇和祭坛，仍安全地保存在隐密处所，直到异教完全被根除为止。
罗马是伟大帝国的首都，全球各地的臣民和异乡客络绎不绝到来，引进他们在本土信奉的宗教，并持续在此祭祀各自的神明。帝国的每一座城市都希望维护古老宗教仪式的纯净，元老院也运用权力，阻止异国的仪式不致泛滥成灾。埃及的迷信风气格调很低且使人堕落，经常受到查禁，祀奉塞拉比斯和伊西斯的寺庙常遭摧毁，信徒被驱离罗马和意大利。
冷酷无情却执行不力的政策，终究挡不住宗教狂热。被放逐的人员偷跑回来，改宗的信徒反而增加，重新盖起的神殿更加金碧辉煌。最后，塞拉比斯和伊西斯在罗马神祇中占有一席之地。这种情形当局并非放纵不管，而是宗教的宽容政策没有背离政府所秉持的古老原则。在纯朴的共和国时代，罗马的军队常常特派一位使节，把自然女神希布莉和医药之神阿斯克勒庇俄斯迎进国门，
并承诺给予其更多尊荣，来诱取城市守护神放弃对这两座城的庇护。此种做法几乎已成惯例，罗马逐渐成为帝国臣民共有的圣殿，这座城市给予人类所有的神明以自由的权利。
保持古老市民血统的纯净，绝不与外人混杂，这种极端狭隘的思想，使得雅典和斯巴达停滞不前，终于遭到毁灭的命运。天降大任于罗马，为着并吞四海的野心，其宁愿舍弃眼前的虚荣，尽量从奴隶、外人、敌寇和蛮族的身上吸取长处和优点。
这是一种更开明、也更光荣的行为。雅典共和时期最昌隆兴旺的年代，市民的数量由3万人
逐渐减少到2.1万人。若看罗马共和国的成长过程，可以发现塞维乌·图利乌斯进行第一次人口普查时，虽因战争和殖民对人口的需要量增加，市民总数没有超过8.3万人，但却已经是雅典市民的两倍还多。而到了“同盟者”战争（90—88 B.C.）前夕，光是可以执干戈以卫社稷的成年男性公民，数量就遽增到46.3万人。
后来，罗马的盟邦要求平等的地位，共享荣誉和权力，元老院宁可决一死战也不愿忍辱退让，而桑尼特人和卢卡利亚人则为轻举妄动付出了惨痛代价；
但意大利半岛其他的城邦国家，在陆续负起应尽的责任后，最后都获准加入共和国成为核心成员，很快造成了公众自由的毁坏。在民主政府的统治下，民众行使着君王的权力；若把主权交给人数众多而无法掌控的群众，一开始会是暴民政治的滥权辱国，最后下场则是民主和法制被剥夺一空。但当皇帝的专政力量压制住人民大会的势力时，罗马市民充其量是第一等荣誉公民而已，与被征服的民族没多大差别。所以即使公民人数迅速增加，也不会造成共和时期暴民政治的危险。何况明智的君主遵奉奥古斯都的原则，小心翼翼地维护罗马令名不坠，经审慎考虑，很慷慨地把公民权颁给众多的臣民。
罗马人的特权即使普及到帝国每个居民的身上，意大利和其他行省之间仍有很大的差别。前者被尊为政治的中枢和国家的基础，是皇帝和元老院议员的出生地，至少他们都居留此处。
意大利人的财产免于缴纳税捐，个人不受官吏专制的管辖，各城邦的市政比照首都的模式办理，在皇帝的直接监督下，被赋予执行法律的权力。从阿尔卑斯山山脚到南端的卡拉布里亚，所有土生土长的意大利人一出生就是罗马公民，原有的差别待遇被清除得干干净净，在不知不觉中凝聚成一个伟大民族，经由语言文字、生活习惯和典章制度的统一，共同负起强权帝国的重责大任。共和国宽厚为怀的政策提升了其光荣的地位，归附的子民以功勋和服务回报。若说罗马人只能局限于城墙内的古老家族，罗马的不朽声誉将减少一些最高贵的尊荣。维吉尔是曼图亚的土著，贺拉斯不知道自己应算是阿普利亚人还是卢卡利亚人。一位在帕多瓦的历史学家有资格把为罗马赢得胜利的世家大族记于史册。加图家族世代多出爱国之士，兴起于图斯库卢姆。阿尔平兰虽是小镇，以马略和西塞罗出生该地而备感荣耀，前者是继罗慕路斯和卡米卢斯以后，罗马的第三位奠基者
；而后者处理喀提林谋叛案使得罗马免于国家的分裂，使之有资格与雅典竞争雄辩的桂冠。
帝国的行省（名称和地点如前章所述）没有议会力量和宪政自由，无论是在埃图里亚、希腊
，还是高卢
，元老院首要的关切事项，就是要解散当地各城邦之间的联盟关系，以免除心腹大患。这样一来就让世人知道，由于各国自己在勾心斗角，才使罗马的武力得以坐收渔人之利，要是大家团结合作，就能抗拒罗马的侵略。对于这些地区的王侯，罗马以感恩图报或宽宏大量为名，让他们暂时维持统治权，等到对被征服国家的控制稳固以后，他们失去利用价值最终被赶下王座。那些曾经拥戴罗马的自主城邦，在开始时得到名义上是盟友的奖励，也在不知不觉中沦落到被奴役的地位。元老院和皇帝所派出的总督无论在何地，都握有绝对的统治权，不受任何限制。但是，过去政府为了确保意大利的平静和顺从，所运用的施政原则，到后来也扩展到最遥远的征服地区。其目的一方面是推广殖民区，另一方面是让忠诚而有贡献的省民得到罗马公民权，经由这两种措施，逐渐将各行省凝聚成一个罗马民族。
塞涅卡
评论说：“罗马人在征服的土地上定居。”历史和事实证明此言不虚。土生土长的意大利人远赴异地，可能是受到利益的引诱，也可能是为了欢乐的生活，但他们都迫不及待要享受胜利的成果。因此，我们特别要注意，在亚洲降服以后经过40年，由于米特拉达梯下达的残酷命令，一天内有8万罗马人被处死。
这些自愿流放在外的人士，大部分从事商业、农业和承包税收的工作，直到皇帝成立永久性的军团，行省开始驻扎很多军人。退伍老兵获得土地或金钱作为服役报酬，通常会带着家眷在耗尽青春的防区定居下来。在整个帝国，特别是在西部各行省，把土地肥沃的区域和交通便利的地点保留下来设置殖民区，有些地方是平民的迁移，还有一些是基于军事需要。这些殖民区的生活方式和推行的内部政策，完全按照祖国的模式，成为最佳的对外代表。他们很快就通过友谊和联盟的关系得到土著的喜爱，致使罗马的威名远播，而当地土著也能分享应有的荣誉和利益，这方面，殖民区倒是没让人失望。
后来自治市镇的地位和繁荣程度逐渐与殖民区不相上下。在哈德良统治时期，罗马本土衍生出来的社区，和后来被罗马接受的社区，到底谁更具有优势，此问题曾经有过一番争论。
所谓的拉丁姆
权利只颁给那些应该被授予的城市，这是一种偏爱的行为。官吏只在任期届满后，才可恢复罗马公民权的资格。行政官员的任期被限定为一年，几年内只在几个主要的家庭之间轮换。省民能加入军团服兵役，他们也可从事行政工作。总之，这些执行公务负责尽职、表现良好的人士，都会得到奖赏，但由于皇帝手笔愈来愈大，以致价值大幅缩水。不过，即使在安东尼时代，有大量臣民获颁公民权，仍附带实质利益。很多民众有了名分，依据罗马的法律得到好处，部分涉及双方权益的项目，像是婚姻、遗嘱和继承。任何人只要获得恩宠，或者建立功勋，就会飞黄腾达。那些把尤里乌斯·恺撒围困在阿莱西亚
的高卢人，他们的后裔有的指挥军团，有的治理行省，有的获准进入罗马元老院担任议员。这些人不再有扰乱国家安宁的野心，而是与罗马休戚相连、生死与共。
罗马人认为语文影响到民族的风俗习惯，所以在武力发展的过程中，极重视推广拉丁语。意大利的古老方言，像是萨宾语、伊特拉斯坎语和威尼斯语，都已被遗忘。但在各行省中，对胜利者教导的语言，东部各省就不像西部那样愿意接受。东部和西部迥然相异，就像两种不同的色彩，虽然在帝国如日中天的光辉下显得黯然失色，但等到罗马世界为夜幕所笼罩，这些差异又逐渐明晰起来。帝国在征服西部地区的同时也施以教化，未开化的蛮族很快就安于降服，知识和礼仪所带来的新的印象开启他们的心智。维吉尔和西塞罗所使用的语言，虽无可避免地混杂着以讹传讹的谬误，还是广泛被阿非利加、西班牙、高卢、不列颠和潘诺尼亚的民众所采用。
那些模糊不清的布匿和凯尔特的辞语痕迹，只保存在山区或农民的口中。
教育和学习，使各国人民在潜移默化中对罗马产生孺慕之情。意大利给半岛的拉丁属民带来法律和时尚的生活，他们愈是热烈追求并享受城邦所给的自由和荣誉，就愈容易被同化。文学和武功都可以给国家带来无上的尊严。
最后，即使产生像图拉真那样在异国出生的皇帝，西庇阿也不能否认这位就是他们的同胞。
希腊的情况和未开化蛮族完全不同，前者有很长的时期经历文明的兴衰，他们品位太高，所以不能抛弃自己的语言文字；也太自负，所以无法采用外国的典章制度。他们在丧失祖先遗留的德行后，却仍保持成见，认为罗马征服者的举止不够文雅，摆出一副轻视的样子，却也不得不钦佩，对方的智慧和权谋确是高人一等。
希腊人的语言文字和它所表达出来的感情，产生莫大影响力，不再局限于希腊此狭隘范围内，何况这个国家是文化的摇篮，有着光辉的历史和无上的荣誉。
希腊文明所创造的帝国，随着殖民和征战的进展，从亚得里亚海散播到幼发拉底河和尼罗河，小亚细亚满布希腊城市。在马其顿国王的长期统治下，叙利亚和埃及进行了一次风平浪静的改革。那些君主在金碧辉煌的宫廷中，把雅典的文雅风格和东方的华丽气派糅合为一。宫廷开先例，皇亲国戚和高官厚爵起而效尤，只是规模较小罢了。
以上就是罗马帝国区分为拉丁语系和希腊语系的大致状况。此外，还可加上第三种语言，普遍使用于叙利亚和埃及的土著，这是古代的一种方言，无法与其他国家沟通，不利于商业发展，也妨碍当地蛮族进步。叙利亚人的气质萎靡软弱，经常受到他人的藐视；而埃及人的特性是阴险残暴，就是征服者对他们也感到厌恶。这些国家降服在罗马的势力之下，但他们的城市很少要求自由权，事实上也不配得到这些权力。值得注意的是，托勒密王朝沦亡230年后，才有一位埃及人获准进入罗马元老院。
胜利的罗马反而被希腊的艺术所征服，这虽是老生常谈，但还是值得提出来说明。那些永垂不朽的作家，迄今还为近代欧洲人所欣赏钦佩，在当时立即成为意大利和西部行省刻意模仿和深入研究的对象。但是罗马人这种高雅的赏心乐事，不会妨害到坚实的施政原则。虽然他们承认希腊语有相当的魅力，还是要保有拉丁文的尊贵地位，专用于政府的行政和军事方面，这种立场绝不改变。
两种语文可以同时并存于整个帝国，却在不同的领域发挥作用。希腊文是科学的自然用语，公共事务的法定语文是拉丁文，在文学和其他方面则要精通两者。受过相当教育的罗马臣民，要是说对希腊语和拉丁语都很生疏，这种情形无论在哪一行省都很少见。
帝国各民族在这些规章制度运作下，渐渐融入罗马这一称号和罗马人民之中。但无论哪个行省，每个家庭里都有人处于悲惨境地，他们背负社会重担，却无法分享福利。在自由城邦时代，家奴受尽专制暴虐的苦楚。帝国在初期用烧杀掠夺的手段打天下，奴隶大多来自蛮族战俘，由于可以从战争中获得成千上万的奴隶，所以价格便宜。
这些人已过惯自由自在的生活，迫不及待地想要打开桎梏寻求报复。曾发生过大规模的奴隶叛变事件，使共和国濒临毁灭边缘。为对付内在敌人，只有设立严苛法条，运用残酷手段，为求自保，一切做法都被视为公平合理。但当欧洲、亚洲和非洲的主要国家都统合在一个主权的法律体系之下，从外国获得奴隶的来源日益稀少，罗马人只有换一种温和的手段和冗长的方式，即用繁殖来维持需要。很多家庭鼓励奴隶婚配生子，特别是有田产的大户更是如此。情感的作用、教育的陶冶及财富的获得，都可减轻被奴役的痛苦
，奴隶能否幸福视主人的性情和处境而定，等奴隶成为更有价值的财产后，主人必定会对其更加仁慈，不是基于畏惧心理，而是关切到自身利益。皇帝的德行和政策使这种处理方式加速进行，哈德良和安东尼都曾颁布诏书，将法律保护的范围延伸到奴隶。裁定奴隶的生死虽有规定，却长期被非法滥用，要将这种权力保持在官吏手里，私人不得任意干预，废止设立地底监牢。奴隶若受到无法忍受的严苛待遇，可向特设法庭申诉。被冤枉的奴隶会得到释放，或是换一个较不残暴的主子。
希望是人们处于不幸时最大的慰藉，对奴隶而言也不例外。他们尽量使自己发挥长处，获得主人喜爱，勤勉而忠诚地工作几年后，很自然地就会期盼主人给予无价奖赏——得到释放成为自由之身。主人会生出仁慈之心，说不好听是因为虚荣和贪婪之故。但官方认为此过度的宽厚义举，不应鼓励，且要用法律来抑制，以免滥用而造成不可收拾的局面。古老法条明确规定，奴隶是无国籍的人，但得到自由后，由于他的恩主是政治体制的一分子，所以他才获得允许参与其间的活动。这些法规到后来被当作特权，滥用在罗马城那些卑劣而杂乱的群众身上。因此官方又设定了新规定：只有提出正当理由，报请官员批准，经合法手续，正式释放的奴隶，才能追随恩主加入政治体系。即使这些经过筛选的奴隶获得了自由，也仅仅是拥有一般生活意义上的公民权，他们被很严格地排除在行政和军事的职责以外。不管他们的儿子有多大的功绩和财富，这些自由人还是不够资格在元老院占上一席之位，甚至等到第三代或第四代以后，这种奴隶的出身也不一定能够完全清洗干净。要是不能摧毁阶级的区隔，自由和荣誉对他们而言，仍是遥不可及的远景。那些自负而抱着偏见的公民，仍蔑视他们不是人类的一分子。
曾经有人提案规定奴隶要穿着特殊的衣服以示区别，但是叫人担心的是，一旦奴隶知道自己有这样大的数量，可能会酿成危险。奴隶的数目成千上万根本算不清楚，
就比例上说，奴隶比仆人要多得多，更被看成财产的一部分，不像仆人要付薪资，数量可以算得出来。
年轻的奴隶要是有天分，就被送去学手艺和技术，这个时候他们的身价就看本领的高低来决定。
在一位富有的元老院议员家里，无论是用头脑
还是靠体力的行业，几乎都由奴隶来担任；高官厚爵讲究排场和声色之娱，那种奢侈豪华的程度已超过现代人的想象。对商贾和作坊而言，买个奴隶比雇用工人更划算，在乡村的奴隶是农业生产最便宜而有效的工具。为了证明奴隶的数量是如此庞大，可以举出一些实例来说明：我们得知在罗马有一座殿堂，临时关着400名待处决的奴隶，
这种状况确实极为悲惨。阿非利加有位寡妇，把同样数量的400名奴隶，随着一份产业私下交付给她儿子，自己保留的财产还要更多。在奥古斯都统治时代，有位当过奴隶的自由人，他的财产经过内战遭到重大的损失，但仍旧还有3600头牛，其他的家畜和家禽有25万只，以及包括在牲口项目之内的4116名奴隶。
罗马法律所承认的臣民人数，包括公民、行省属民和奴隶在内，精确的数量不得而知，是值得吾人探讨的重要课题。根据文献记载，克劳狄皇帝在当监察官时，经过统计有694.5万名罗马公民，加上相当比例的妇女和小孩，总数在2000万左右。要把更下一层级的子民全部算进去，数目并不准确而且说法不一，但是在衡量各种影响因素以后，大致可以估算出来。在克劳狄那个时代，行省属民的数量大致是公民总数的两倍，这里所说的公民是不分年龄和性别，而奴隶的数量至少要与罗马世界有自由权的居民数概等。要是按照这种并不严谨的估算方式，总人口应达到1.2亿人之多。这已经超过现代欧洲的人口数量
，且是有史以来，在一个政府组织的统治下，结合成人数最多的社会。
罗马人采用的政策既符合中庸之道又包罗万象，因此能得到内部的和平与团结。但亚洲的君主国却因中枢厉行独裁专制，边陲通常积弱不振，不论征收税赋或推行政令，全要依赖军队。有敌意的蛮族成为心腹之患，世袭的军阀割据一方，篡夺行省的统治权。臣民虽不可能得到自由权，还是要揭竿而起，反叛作乱。但在罗马世界，人民的顺服是普遍一致的行为，出于自愿而且始终不变。那些被征服的国家与这个伟大的民族混合后，放弃重新独立的希望，甚至连这种念头都消失，不再感觉到自身的存在和罗马的存在有何不同。皇帝建立的权威毫不费力地普及于广大统治地区，在泰晤士河及尼罗河河岸推行的政令，就像在台伯河河岸那样毫无阻碍。军团用以抵御外敌入侵，行政官吏很少需要军队帮助。
在太平时期，皇室和人民有充分的闲暇和财富，致力于改善和美化罗马帝国。
罗马人建构许多有纪念性的大型建筑物，其中为历史所忽略的不知凡几，能够抗拒岁月侵蚀和蛮族摧毁的却又屈指可数。现今在意大利和各行省到处都能见到气势惊人的遗迹，足以证明在这些地方曾经建立过一个文明发达和强大兴盛的帝国。不仅是建筑物的雄伟和壮丽引人注意，还有令人赞赏的艺术史和颇具实用价值的人类文明史，这两个重要因素使我们感到兴趣盎然。很多公共纪念物是私人出资兴建，着眼点却几乎全是为了公众利益。
皇帝拥有无限的人力和资财，人们很自然地认定，罗马绝大多数建筑物，包括其中最主要的部分，是由他们所建造。奥古斯都经常夸耀，说他抵达首都时看到的是一座砖城，等他离开时全部变成大理石。
事实上是韦斯巴芗的节俭筹出财源，才能修建很多富丽堂皇的剧场和庙宇。
图拉真举办庞大的工程来表现自己的才华。哈德良用公共纪念物来装饰帝国的每个行省，不仅按照他的命令来执行，更在亲自监督下施工建造。他喜爱艺术，也是一位艺术家，在这方面的作为更能增进君王的荣耀。因为各种工程能给人民带来福祉，两位安东尼皇帝也大力鼓励。
皇帝的倡导开了风气之先，但并非只有帝王之尊才能大兴土木。各地的豪门世家起而效法，毫不讳言地向世人宣称，彼等有构思的气魄，也有兴建的财力，来完成世间最崇高的任务。像圆形大竞技场
这样值得骄傲的工程，在罗马还没有落成之前，卡普阿和维罗纳两个城镇就用自己的经费，兴建自己使用的竞技场，结构的设计和使用的材料与圆形竞技场没有多大的差别，只是规模比较小而已。阿尔坎塔拉的雄伟长桥上刻着铭文，证明这座跨越塔古斯河的工程，是由少数几个琉息太尼亚罗马社区捐资兴建。当普林尼被委付比提尼亚和本都的行政权责时（就帝国而言，这两个行省并非最富有也不是位处要冲），他发现辖区内的城市，相互之间争着兴建各种具有实用价值的工程，或者富有装饰性的建筑物。身为总督的他，有责任帮他们解决困难，在建筑风格上提出指导，有时还要劝阻他们，不要因为彼此争胜而不计工本。
罗马和各行省富有的议员，把装饰和美化他们所处的朝代和国家，不仅视为荣誉，也视为应尽的责任，由于这种风气的影响，可满足人们用另一种方式来表达他们的兴趣和慷慨。在这一群私人捐助者中，要特别举出雅典公民希罗德斯·阿提库斯来做范例。他生长在安东尼时代，姑不论个人的动机何在，仅就出资兴建的宏观建筑物而言，就可与最伟大的君王分庭抗礼。
希罗德斯家族虽然是发了横财致富，至少家世还是一脉相传于客蒙和米太亚得、忒修斯和希克索斯，还有埃阿科斯和朱庇特。
虽然祖先都是神祇和英雄，后世子孙却陷于悲惨的境地。他的祖父受到法律的制裁，他的父亲尤里乌斯·阿提库斯如果不是在古屋发现巨量的宝藏，也会穷愁落魄，郁郁以终，这宗财宝就成为他最后的遗物。按照严格的法律规定，皇帝有权从其中课税抽成，谨慎的阿提库斯公开承认确有其事，以免遭到别有用心的告发。这时候正值公正无私的涅尔瓦皇帝登基，他拒绝接受应得的部分，命令阿提库斯无须有任何顾虑，尽管使用天赐的财富。这位小心翼翼的雅典人仍坚持己见，认为就一位臣民而言，这笔财富实在太多了，何况他也不知该如何运用。善心的皇帝恼怒地答复：“随便你想花在哪儿吧。”
很多人相信，阿提库斯确实遵从皇帝的指示，把大部分钱财用在公益事业，且他缔结了有利的婚姻，使家业更加兴旺。他为自己的儿子希罗德斯谋得很好的差事，出任小亚细亚几个自治市的郡守。这位年轻的官员见到特洛阿斯的用水供应不足，从慷慨的哈德良皇帝那里得到300万第纳（大约等于10万英镑）的专款，用来兴建一条供水渠道。但是在施工进行到一半时，却发现所需款项比估价时上涨一倍。税务官开始私下表示不满，大方的阿提库斯呈请准予自行负担增加的费用，这才消弭大家的怨言。
阿提库斯用高薪礼聘希腊和小亚细亚最有学问的教师，前来教导年轻的希罗德斯，这位学生很快成为出色的演说家。可惜那个时代雄辩已无用武之地，不能在罗马的广场和元老院一展长才，只能局限于在学院里发表高见。他被尊为罗马的执政官，但一生之中大部分时间住在雅典和附近的庄园，过着追求哲理的隐居生活。他的身边多的是雄辩之士，这些人和这位出手大方的辩论对手辩论时，无不甘拜下风。他费尽心血所设计的公共纪念物，现在都已损毁，留下为数可观的古迹，可看出高雅的风格和豪迈的气派，为他挣得不朽的声名。他在雅典兴建了一座运动场，当代的旅客曾经测量过它的遗址，长度有600英尺，建材全部使用白色大理石，可容纳全部市民，花了4年才落成，当时希罗德斯是雅典运动大会的主席。为纪念妻子雷姬拉，他建造了一座全帝国无与伦比的剧院，所有木料全使用香柏，到处是最优美的雕像。想当年伯里克利设计的大剧场，除了可以演奏音乐，还可排练最新的悲剧，主结构是用掳获的波斯战船主桅当作建材造成，这是艺术战胜野蛮的伟大纪念堂。虽然有一位卡帕多细亚国王曾经修复过那座古代建筑物，但它还是禁不起岁月的磨蚀而崩塌，最后还是希罗德斯恢复它往日的优美和雄伟。像这样一位知名之士的慷慨义行并不限于雅典一地，他把位于地峡的海神殿整修得美轮美奂，还有科林斯的剧院、德尔斐的体育馆、色摩比利的浴场以及意大利坎努西姆的供水渠道。这些都不足以耗尽他的财富，伊庇鲁斯、色萨利、埃维亚、维奥蒂亚和伯罗奔尼撒等地区的民众，都得过他的好处。在希腊和小亚细亚的城市里，有许多碑铭把希罗德斯·阿提库斯称为恩主和义士。
在希腊和罗马的共和时期，私人住宅简单朴实，显示出公民权处于平等的地位。庄严雄伟的建筑物则都作为公众用途，可以展现人民的主权，这种共和精神即使在出现私人财富和建立帝制以后，还没有完全消失。公共建筑物关系到国家的尊严和人民的利益，即使是最重视道德原则的皇帝，也要竭尽所能力求完美。尼禄为自己营建金碧辉煌的宫殿，当然会引起公愤。但是他为了过穷奢极侈的生活，所巧取豪夺的大片土地，却在后续几任皇帝在位时期，在上面盖满了圆形大竞技场、提图斯浴场、克劳狄柱廊、和平女神神庙和罗马守护神神殿等更有价值的建筑，以表现与民同乐的高贵情操。这些公共建筑纪念物是罗马人民的财产，装饰着美丽壮观的希腊绘画和雕像。在和平女神神庙里，为好学人士设置了一所资料丰富的图书馆。距离不远处是图拉真广场，四方形的造型，外面环绕着高耸的柱廊，入口是4座凯旋门，样式高贵又宽阔。中央树立大理石圆柱，高达110英尺，表示此处山丘原来的高度，现已挖除铲平。这根圆柱依然保有华美古风，完全表达出创建者在达契亚获得胜利的真实情况，退伍老兵沉思当年的征战往事而不胜唏嘘。反而是太平时期民众，很容易对国家的虚荣产生幻想，把自己和胜利的荣誉结合在一起。
首都各区和帝国行省，都能感受到慷慨捐输的精神，大力发展公共工程，到处充满圆形竞技场、剧院、神庙、柱廊、凯旋门、浴场和供水渠道。这些建筑物对一般民众的健康、信仰和娱乐，有各种不同的益处。最后提到的供水渠道，特别引起我们的注意，无论是设计的胆识、施工的牢固和用途的广泛，都使它成为展现罗马人才华和权势的最上乘纪念物。首都的供水渠道当然是极其卓越，即使好奇的旅客不懂历史，只要在斯波莱托、梅斯和塞哥维亚看到此类工程，自然就会获得结论，知道这些行省的市镇昔日曾是有权有势君王的都城。地处边陲的小亚细亚和阿非利加，一度遍布富庶兴旺的城镇，众多人口之所以能够生存，全部依靠人工水渠供应源源不绝的活水。
我们曾经计算过帝国居民的数量，也考量了公共工程的状况，对于城市的数目和重要性的观察，有助于确认帝国人口与增进对公共工程的了解。让我们看看几个与此有关的例子，提到城市的源起虽然资料不多，但还是有脉络可循。至于常有些意义暧昧的城市名称被随便加之于罗马和劳伦图姆，则完全是民族的虚荣心作祟，再就是语文的表达力不够使然。
其一，据说意大利在古代有1197个城市。不管那个年代有多古老，可没人会信，安东尼时代的国家人口，比罗慕路斯建城时还少。拉丁的一些小城邦，因其优越的影响力，被合并到帝国首都区域内。意大利这些长期民生凋敝的不堪之地，不仅要受基督教僧侣和地区总督的怠惰暴虐，还要忍受战祸之苦。帝国衰败早有先兆，但却由山内高卢迅速的改革获得弥补。维罗纳昔日繁华可由残址看出端倪，但要与阿奎莱亚、帕杜阿、米兰或拉文纳相比，还是逊色甚多。
其二，城镇改革的精神越过阿尔卑斯山，连不列颠森林地区也受到影响，逐渐整理出开放自由的空间，成为交通方便和文明发达的居留地。行政中心在约克，伦敦成为富庶的商业中心，巴斯因温泉可治病而举世闻名。高卢夸口说有1200个城市，但位于北部的都是一些小镇，包括巴黎在内，非常简陋且交通不便，倒是人口有增加。南部行省以意大利的富庶和文雅为榜样，事实上甚至与意大利难分高下。像是马赛、阿尔勒、尼姆、纳博讷、图卢兹、布尔多、奥顿、维也纳、里昂、朗格勒和特里尔这些高卢城市，它们在古代的格局与现在相比大致不差，可能还要好一点。提起西班牙，作为罗马帝国的一个行省，算是非常繁荣的，等到成为独立王国后反而江河日下，全是因为征服美洲和宗教战争的关系，滥用国力，最后民穷财尽。要是我们按照普林尼的说法，列出韦斯巴芗统治下的360座城市名单，
将会发现西班牙昔日的风光完全消失，变得不堪回首。
其三，阿非利加有300座城市一度承认迦太基霸权，在罗马皇帝统治下，数目并没有减少。迦太基已从战争灰烬中浴火重生，当年的首都就跟卡普阿和科林斯一样，很快就恢复有利地位，这与它的独立主权没多大关系。
其四，位于东方的诸行省，令罗马的壮观宏大和土耳其的野蛮破坏形成强烈对照。古代的废墟散布在未开化的土地上，这完全是当政者的愚昧无知，不能归罪老天没有替受苦受难的农民和游牧的阿拉伯人提供安身立命的所在。在恺撒统治下，仅是亚细亚就有500座人烟稠密的城市，受到上天保佑得以繁荣富足，用精致的艺术来装饰美化。想当年，为获得向提比略奉献神庙的荣誉，亚细亚有11个城市发生争执。
他们各自提出有利的条件请元老院审查，有4个城市立刻被认定因财力无法负担而被拒绝，拉奥狄凯亚便是其中之一。拉奥狄凯亚从羊群征得大宗税收，以精美毛织品著称于世，从它留存至今的遗址可想见昔日的光彩耀目。就在发生献庙争执之前，该城又获得一位慷慨的公民从遗产中捐献约等于今天40万英镑的财产。若拉奥狄凯亚算穷困的话，那么其他城市的富裕就不用提了，就是因为条件更好才会被选中。特别像帕加马、士麦那和以弗所，长期以来就在争夺小亚细亚地区第一名城的殊荣。叙利亚和埃及的首府在帝国一直名列前茅，安条克和亚历山大里亚在许多自治城市中，可说是鹤立鸡群，
但若比起罗马的雄伟壮丽，仍要屈居下风。
城市之间的来往以及与首都的联系全靠公路网，起点是罗马广场，横越意大利，遍及各行省，以帝国的边疆为终点。如果仔细计算行程，从安东尼边墙到罗马，再接着抵达耶路撒冷，这伟大的交通系统从帝国的西北角到东南方，全长4080罗马里。
大道的每一段都有精确的里程碑，通过这些大道可以从一个城市直通另外的城市，很少遇到天然的障碍，也不必考虑私人产业的阻隔。山岭可以凿通，遇到很宽的激流也可以架设艰险的拱桥。道路通过地形上面的制高点，可以俯瞰四周的景观。路面用沙石、水泥和大石块层层铺叠而成，到接近首都的某些路段铺着花岗岩。罗马公路是如此坚固，历经15个世纪的漫长岁月，还能发挥运输功能。遥远行省的臣民因便利的交通，也能结合在一起。但修建道路的主要目的，还是利于军团的行军和调动。罗马人已打下一片极其辽阔的国土，但除非他们可以通行无阻地运用武力和权威，否则就不算是完全的征服。为了及早获得情报，迅速传达命令，促使皇帝在整个辽阔的疆域设置正式的驿站。主要的道路每隔五六英里就有房舍，常年供养着40匹马，在轮班替换的状况下，一天很容易走上100英里。
经过批准拿到帝国敕令的人，可使用驿站设施和马匹。虽然创设的目的是为公家服务，有时也会迁就私人的需要，
提供公民在商业和贸易上的便利。罗马帝国的海路交通在运用的方便和开放的程度上并不比陆路差，所有的行省环绕着地中海，将其包围起来；意大利的形状则像一个山岬，伸入罗马内湖（地中海）
中央。虽然海岸缺乏良好的港口，但是人定胜天，克劳狄皇帝在台伯河口开凿奥斯蒂亚人工港，这是罗马最伟大的工程，海港距离首都只有16英里。船只在顺风的状况下，到西端的直布罗陀海峡只要7天，往东部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港也不过9到10天的工夫。
世界所有的罪恶不论有理无理都可以归之于帝国的兴起，从后世看来，罗马霸权对人类还是有相当的功劳。自由交往固然会传播败坏的恶行，同样也能改善社会的生活。在遥远的古代，世界各地的情况有很大的差别，东方在很早时就获得各种技能，能够过着舒适的生活。那时的西方还居住着粗野好战的蛮族，对农业生产一无所知，也瞧不起这种生活方式。等到建立政府组织以后，为了保障人民的衣食，才把温带地区的农作物和文明进步民族的生产技术，逐渐传入欧洲的西方国家。当地民众受到贸易开放和商业牟利的激励，在农业的生产和技术的发展方面获得很大的成就。亚洲和埃及不断将动植物输入欧洲，
要想列出全部名单，几乎是不可能的工作。但是就一本历史著作而言，要是能够很简单地介绍其中主要的项目，虽然用处不大，还是有这个必要。
其一，欧洲田园生长的花卉、草药和水果，几乎全部都是外来的品种，有的从名字就可以看出来。苹果的原产地是意大利，罗马人在品尝杏、桃、石榴、香橼和柑橘以后，觉得滋味更为可口，很乐意用苹果来通称这些新获得的水果，再加上出产国的名字以资区别。
其二，荷马时代的西西里岛和邻近的大陆，到处都有没有经过人工培育的野生葡萄树。当地的居民都是野蛮人，不会酿制他们喜爱的美酒。过了1000年以后，意大利可以夸口说，在八十多种最有名而且最醇美的葡萄酒中，从他们乡土生产的产品占三分之二。这种天赐美禄不久传到纳博讷高卢。由于塞文山脉北部的气候寒冷，在斯特拉博时代，人们认为葡萄树无法在高卢生长。
不过，这种影响因素后来慢慢消失，我们可以相信，勃艮第古老的葡萄园可以追溯到安东尼时代。
其三，橄榄树在罗马承平时代，种植面积扩展开来，所以西方世界把它看成和平的象征。罗马奠基以后200年，意大利和阿非利加还不知道这是一种非常有用的植物，在这几个地区栽培成功以后，才推广到西班牙和高卢。古人有一种错误的看法，以为橄榄树需要高温的气候，只能在海岸地区繁殖，等到累积种植的技术和栽培的方法，才逐渐增加生长的面积。
其四，亚麻从埃及传入高卢，给整个国家带来生财之道，不过，过度的种植会使土地贫瘠。
其五，意大利和行省的农家，已经大规模使用人工栽培的牧草，特别是来自米底的紫花苜蓿。
在冬季喂养牲口的草料供应不致短缺，繁殖大群牛羊反过来可以让土壤保持肥沃。
除了农业外，还要注意矿产和渔业，在这方面要雇用大量劳工，可以增加富人的收入，还能维持穷人的生计。科鲁迈拉撰写过很有价值的论文，详述西班牙农业在提比略统治时期的进步状况，特别提到共和国初期经常出现饥荒。等到罗马帝国建立以后，就很少发生这种不幸的现象，即使某个行省偶尔有匮乏的情形，也可以立刻从邻省的收成中得到援救。
天然产物是各种工艺品的材料，所以农业是手工业的基础。罗马帝国绝大多数人民是勤勉而灵巧的劳工，从各方面尽其所能为少数富人服务。那些极少数非富即贵的宠儿，为了展示骄纵的心态，满足声色的欲望，对于他们的穿着、饮食、住所和摆设，莫不务求精美舒适、富丽堂皇。这种行为被冠以奢侈浪费的恶名，历代以来受到有道之士的严厉谴责。要是每个人只拥有生活的必需品，而能弃绝无用的冗物，将必有益于人类的德行和幸福。但是在目前这种不完美的社会状况下，奢侈固然是罪恶和愚昧的根源，但看来也是矫正贫富不均的唯一手段。勤劳的工匠和高明的艺人，虽然没有田产土地，但可以凭本事从地主手中得到一份收益。而地主受到利益的驱使，要尽量改进他的田地，生产更多的物品以提高生活享受。每个社会都有这种运作的方式，能够产生很大的影响力，而在罗马世界发挥得更是淋漓尽致，令人叹为观止。罗马的军队和政府从人民身上巧取豪夺大笔钱财，要不是借着买卖和生产奢侈品的过程，又回流到臣民的身上，各行省早就民穷财尽，压榨一空。只要这种循环限制在帝国的疆域之内，在某种程度上会给政治机制带来新的活力，其结果不仅无害，反而有益。
限制奢侈品在国土之内并非容易的工作，为了供应罗马的壮丽和精致，古代世界最遥远的国家也被掠夺一空。西徐亚的森林出产价值不赀的皮毛，琥珀从波罗的海海岸经过陆地来到多瑙河，蛮族对这些毫无用处的物品能够换取大量的财富而感到诧异。
巴比伦地毯和其他东方货物的需求量相当可观。但是最重要而鲜为人知的国外贸易，在阿拉伯和印度之间进行。每年的夏至前后，便有120艘商船的船队，离开埃及在红海的米奥斯·霍米斯海港，借着季风吹送的助力，在40天内横渡大洋，马拉巴尔海岸
和锡兰岛
通常是航行的目标。很多来自亚洲国家的商人，都在市场引颈企望他们到达。埃及船队的回航定在12月或1月，船舱里高价的货品很快装在骆驼背上，从红海运到尼罗河，再顺流而下送到亚历山大里亚，毫不耽搁地快速输入帝国首都。从东方输入的商品不但精致耀目，且质地轻盈，像是一磅丝的价值就不低于一磅黄金
；还有各种宝石、珍珠的价钱仅次于钻石
；以及各式各样的香料，它们被用在宗教仪式和铺张的葬礼上。
航行的辛劳和艰险获得极为优渥的利润，由于少数人靠损害公众的利益而发财，等于把商人所赚得的利润转嫁到罗马臣民身上。阿拉伯人和印度人对本国的产物和商品，感到满足，无须外求，罗马人只有靠着银两来进行商业交易，这也是当时最主要的货币。元老院经常抱怨，有件事让他们的面子挂不住，就是为了购买女人的饰物，国家的财富竟然流入外人和敌国手中，且这种情况完全无法弥补。有位作家基于好奇进行深入研究，估计每年的损失高达80万英镑。
这种情形发展下去一定会引起不满，让大家感到前途黯淡，而且会日趋贫穷。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黄金和白银之间的兑换率，在普林尼时代所显示的数据，到君士坦丁在位时变成固定汇率。要是将这两者做一比较
，我们发现在这段时期，国内的白银大幅增加，没有理由说是黄金愈来愈短缺，很明显的是使用银两更为普遍。不管对阿拉伯和印度要输出多少白银，还不至于耗尽罗马世界的财富，何况开矿获得贵金属，能够充分供应商业的需求。
纵使人类的习性是缅怀过去而贬损当前，但是行省的属民和罗马人一样，感受到帝国和平繁荣的气象，无不诚心齐口颂扬。
有关社会、法律、农业和科学的主要法则，大家承认是雅典人首创，现在经由罗马的权威，得以稳固地建立。有了公平的政府和共同的语文，即使最凶狠的蛮族，在这种莫之能御的感召下，也能摒弃前嫌成为统一的国家。可以肯定地说，只要各种技术不断进步，人类的数量眼看就会增加。城市日益光彩，受到大家的赞美；乡村经过精心的栽培和装饰，美丽的外表就像一座大花园。很多城邦为了和平举办长时期的节庆典礼，大家忘记古老的仇恨，再也不会忧虑未来的危险。
这段吹捧之辞读起来咬文嚼字，粉饰太平，难免让人感到肉麻，但其所述内容，倒是符合历史的事实。
那个时代的人士，要想从安逸享乐的环境中，发觉潜在的衰败腐化因素，根本是不可能的事。长久以来天下太平无事，加上统一的罗马政府，慢慢给帝国注入一种毒素，使之丧失原有的活力。人们的心智逐渐降到同一水平，天才的火花熄灭，就连尚武精神也消失无遗。欧洲的土著生性勇武、体格强壮，西班牙、高卢、不列颠和伊利里亚给军团提供优秀的士兵，这才是君主体制的实际力量。他们强调个人的勇敢，要在战场奋不顾身。至于公民所应具备的大勇，是靠着拥护独立自由、重视民族荣誉、不畏强权威胁和习于领导统御等要件，经过长期培养而成，这些人完全付之阙如。罗马人只有接受君王凭一己之私所制定的法律和任命的总督，并将帝国的防卫交付佣兵手中。那些最英勇善战的指挥官，他们的子孙只汲汲于地位和阶级，把进取的精神用在宫廷和皇帝的旗帜之下。那些失去政治力量或缺乏团结合作而遭到疏离的行省，就不知不觉沉沦在毫无生气和冷漠的私利气氛之中。
哈德良和安东尼的臣民喜爱文学，这种流行的趋势与那个时代的平静和高雅的生活有密切关系。这几个皇帝本身也是孜孜不倦的饱学之士，所以整个帝国受到风气的感染，连不列颠最北边的部落人民也变得出口成章。荷马和维吉尔的作品，在莱茵河和多瑙河地区，被当地人士争相抄录，诵读不绝，就是辞意不清的二流文章也大受赞赏。
希腊人在物理学和天文学上有极高的成就，托勒密
的观察记录和伽伦
的医学著作，都有人深入地研究，找出其中的谬误加以订正。可惜这个太平盛世，竟没有出现一位总领风骚的人物，要是不提琉善精美绝伦的诗作，真还无法超迈前贤的文采。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芝诺和伊壁鸠鲁望重士林，执文坛之牛耳。他们创建的学派被门人弟子全盘接受，逐代流传，后生小子无法冲破这无形的藩篱，只好局限心智在前人的窠臼之内。诗人和辩士的华丽词藻，无法激起熊熊的烈火，只被人们不带丝毫感情的抄袭模仿。要是有人胆敢打破成见自立门户，就被视为背离法统和正道。经过很长时期的沉寂，直到文艺复兴，民族之间的竞争带来新的宗教和语文，这个全新的世界充满青春活泼的想象力，唤醒欧洲的天才人物。就拿罗马行省的属民来说，接受外国的制式教育，不像他们的祖先使用自己的语文，可以表现出真正的情感，获得至高的荣誉，矫揉造作的意念怎么能与古人的豪迈相比？那些诗人的姓名已被人遗忘，辩士的地位为法庭的律师所占据，一大群评论家、编纂家和注释家把整个文坛搞得乌烟瘴气，天才陨灭的结果是趣味日趋低级。
不久以后，地位崇高的朗吉努斯，仍然保持古代雅典的风格。那时他住在叙利亚女王的宫廷，见到当代人士情操卑劣、武德败坏、才气涣散，心中极为悲痛，很感慨地说道：
有些孩童的手脚受到不当的禁锢，长大就变成侏儒。同样的，我们脆弱的心灵被偏见和习惯所奴化，得不到正常的发展，无法获得古圣前贤那样伟大的声誉，不像古人生活在为民所有的政府治理之下，呼吸自由的空气，能随心所欲地写出他们的作品。
要是我们能够体会委婉的比喻，就会知道人类就古代的标准而言已日趋矮化。事实上罗马世界全是一群侏儒，等到北方凶狠的巨汉破门而入，才会改善这个矮小的品种。他们重新恢复大丈夫气概的自由精神，历经10个世纪的变革，艺术和科学才得以茁壮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