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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玛丝洛娃在两位士兵的押送下赶了老远的路，艰难地走近区法院，她那两位养母的侄子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聂赫留多夫，也就是当初诱惑了她的那个男子，正躺在他高高的弹簧床上，床上铺着羽绒床垫，被褥凌乱，他身着一件干干净净、前胸熨得很平整的荷兰式睡衣，敞着领口，躺在那里抽烟。他目光呆滞地看着眼前，在想今天有什么事要做，昨天都做了什么事。
他想起昨晚是在富裕的望族科尔恰金家度过的，大家都以为他会与科尔恰金家的女儿成婚。想到这里他叹了一口气，丢掉烟头，本想从银烟盒里再取一根烟，却又改变主意，从床上耷拉下两条光滑的白腿，摸到拖鞋，把一件绸袍披在壮实的肩膀上，脚步沉重而又匆忙地冲进卧室隔壁的洗漱间。洗漱间里满是漱口水、花露水、发蜡和香水的浓烈味道，他用特殊的牙粉清洁他那副修补过几处的牙齿，用香喷喷的漱口水漱口，然后上上下下地清洗身体，再用好几条不同的毛巾擦拭。他用芳香的肥皂洗手，用小刷子仔细清理长长的指甲，在硕大的大理石脸盆里清洗面部和粗壮的脖颈，然后走进卧室旁的第三个房间，这里的淋浴早已备好。他用凉水冲洗肌肉发达、丰满厚实的白皙身体，再用柔软的浴巾擦干，然后穿上熨得笔挺的干净衬衣，套上擦得像镜子一样亮的皮鞋，坐到梳妆台前，用两把小梳子梳理不算浓密的、鬈曲的黑色髯须以及脑门处已有些稀疏的鬈发。
他使用的所有东西，也就是他的服饰，如衬衫、外衣、鞋子、领带、别针、袖口等，都是最好、最贵的物件。它们看上去不起眼，普普通通，却十分耐用，价格不菲。
聂赫留多夫从十来副领带和胸针里随手各挑了一样，以前他在挑选领带和胸针时感到新奇有趣，如今却觉得索然无味。他穿上挂在椅背上的、刷得一尘不染的外衣，走出门来。他尽管算不上焕然一新，却也干干净净，香味四溢。他走进长长的餐厅，餐厅的地板已由三位农夫在昨日擦得锃亮，餐厅里摆着一个巨大的橡木酒柜和一张同样巨大的可伸缩餐桌，桌腿雕成狮爪状，向四边伸展开去，很是气派。桌上铺着浆洗得笔挺的薄桌布，桌布上绣有硕大的家族徽章图案，桌上摆着一台银咖啡壶，壶里煮着香喷喷的咖啡，桌上还有同样质地的糖罐和奶油壶，奶油壶里有熬化的奶油，面包篮里装着新烤的白面包，也有面包干和饼干。餐具旁放着当日收到的信件和报纸，以及一本新杂志Revue des deux Mondes（法文：《两个世界评论》）。聂赫留多夫正想拿起信来看，通往过道的房门中悄然走进一位身着丧服、身材肥胖的老妇人，她头戴花边发饰，这发饰遮挡了她头发中间的那道分缝。此人是聂赫留多夫母亲的女佣，名叫阿格拉菲娜·彼得罗夫娜，聂赫留多夫的母亲不久前病逝于这套住宅，阿格拉菲娜如今留在女主人的儿子身边，做他的管家。
阿格拉菲娜·彼得罗夫娜多次与聂赫留多夫的母亲一同出国，在国外待过十来年，很有些贵妇人的派头和举止。她自小就生活在聂赫留多夫家，在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还是孩子的时候就很熟悉他。
“早晨好，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
“您好，阿格拉菲娜·彼得罗夫娜。有什么新闻吗？”聂赫留多夫开玩笑地问道。
“有封信，不知是公爵夫人还是公爵小姐送来的。女佣早就来送信了，这会儿在我屋里等着呢。”阿格拉菲娜·彼得罗夫娜说道，递上信，意味深长地微笑着。
“好的，现在就看。”聂赫留多夫说道，他接过信，觉察到了阿格拉菲娜·彼得罗夫娜的笑意，便皱起眉头。
阿格拉菲娜·彼得罗夫娜的笑意表明，这封信来自科尔恰金公爵小姐，在阿格拉菲娜·彼得罗夫娜看来，聂赫留多夫打算迎娶这位公爵小姐。阿格拉菲娜·彼得罗夫娜用笑意表达的这一推断，让聂赫留多夫感到不快。
“那我就让她再等一等。”阿格拉菲娜·彼得罗夫娜说，她拿起一把放得不是地方的扫面包屑的小刷子，放在合适地方，然后脚步轻巧地走出餐厅。
聂赫留多夫拆开阿格拉菲娜·彼得罗夫娜交给他的那封香喷喷的信，读了起来。信写在一张毛边的灰色厚纸上，字迹稀疏。
我在履行充当您的记忆之义务，因此提醒您，今日，即四月二十八日，您必须去法院做陪审员，因此您无论如何也不能与我们以及科洛索夫家的人一起去看画展，就像您昨日以您惯有的随意所允诺的那样；à moins que vous ne soyez disposé à payer à la cour d'assises les 300 roubles d'amende, que vous vous refusez pour votre cheval（法文：除非您情愿向区法院缴纳三百卢布罚金，这恰好是您舍不得买的那匹马的价钱），因为您未准时出庭。我昨日在您走后才想起此事。请您千万别忘了。
玛·科尔恰金公爵小姐
信纸的背面又添写了两句：
Maman vous fait dire que votre couvert vous attendra jusqu'à la nuit.Venez absolument à quelle heure que cela soit.（法文：妈妈要我告诉您，为您预备的餐具将等您到深夜。请一定光临，时间悉听尊便。）
玛·科
聂赫留多夫皱了皱眉头。科尔恰金公爵小姐在他身上下功夫已有两月，目的是用一道道无形的线索把他俩越来越紧地缠在一起，此信便是这种小伎俩的继续。过了情窦初开的年纪，已不再痴情苦恋的男人在结婚之前通常都会有些犹豫不决，不过除此之外，聂赫留多夫的踌躇还另有一个重要原因，这个原因使他即便下定了决心，也无法立即前去求婚。这个原因并非他在十年前诱惑了卡秋莎并抛弃了她，此事早已被他抛在脑后，他也不认为这会构成他结婚成家的障碍；这个原因就是，他最近与一位有夫之妇有染，虽然从他这一方面来说，他们的关系业已中止，可她却不承认他俩已经一刀两断。
聂赫留多夫与女人相处时十分腼腆，可正是他的胆怯唤起了这位有夫之妇征服他的欲望。这个女人的丈夫，是聂赫留多夫常去参加选举的那个县的首席贵族。这女人勾引聂赫留多夫与她发生了关系，聂赫留多夫一天比一天更迷恋这种关系，同时也一天比一天更厌恶这种关系。起初，聂赫留多夫无法抗拒诱惑，后来他觉得有负于她，便无法在她反对的情况下中止关系。就是这个原因，使得聂赫留多夫认为自己无权向科尔恰金公爵小姐求婚，即便他真心愿意这么做。
桌上恰好放着那女人的丈夫写来的信。看到信封上的笔迹和邮戳，聂赫留多夫脸一红，顿时感觉到一种他在面临危险的时候总会感觉到的兴奋。可他白白激动了一番，因为这位丈夫寄来的是份公函。聂赫留多夫的几座主要庄园都坐落在他所管辖的县里，作为该县首席贵族，他通知聂赫留多夫，称五月末将举行地方自治会的特别会议，他请求聂赫留多夫一定光临，donner un coup d'épaule（法文：支持）他在地方自治会上提出的修建学校和铁路支线等重大问题，这些问题可能会遭到保守党团的激烈反对。
首席贵族是个自由派人士，他与一些志同道合者联手反对亚历山大三世在位期间咄咄逼人的保守势力，全身心地投入这场战斗，却对自己不幸的家庭关系毫无察觉。
聂赫留多夫回想起他因为这个人而经受的种种痛苦时刻：他想起，有一次他以为那女人的丈夫已获悉实情，于是打算与那女人的丈夫决斗，决斗时他决定朝天开枪；他还想起与她闹出的可怕一幕，她在绝望之余奔向花园里的池塘，打算投水自尽，他慌忙跑过去找她。“我现在不能去那里，在她没有回答我之前我不能采取任何措施。”聂赫留多夫这样想道。他在一周前给她写去一封口气坚定的信，在信中承认自己有过失，并愿意以任何方式补偿自己的过失，但他还是认为，为了她的幸福，他俩的关系应该一刀两断。他正在等待对方回复，但尚未等到。没有回复，这或多或少也是一个好兆头。如果她不同意分手，或许早已回信，甚至像先前那样亲自赶过来。聂赫留多夫听说，如今有位军官正在那边追求她，这令他难受，因为他心有醋意，与此同时这也让他高兴，因为他看到了希望，有可能摆脱这一直折磨着他的虚伪生活。
另一封信来自庄园总管。总管写道，聂赫留多夫必须亲自去庄园一趟，以便确认遗产权，此外还要对庄园如何继续经营的问题做出决断，看看究竟是按照公爵夫人在世时那样经营，还是按照总管在公爵夫人在世时曾经提出、如今又向年轻的公爵再次提出的建议来办，即添置农具，把分租给农民的土地全部收回来自己打理。总管写道，自己打理要划算得多。总管还在信中表示歉意，因为原计划一号之前汇出的三千卢布有所耽搁，这笔钱将随下一趟邮车汇出。他之所以耽搁汇钱，是因为无论如何也收不齐农民的租金，那些农民刁钻得很，只得求助官府强迫他们缴租。这封信既让聂赫留多夫高兴，也令他不快。让他高兴的是，他觉得他已拥有处置大笔家产的权力；令他不快的是，他年少时曾是英国社会学家赫伯特·斯宾塞的狂热追随者，身为大地主的他，尤其叹服于斯宾塞在Social Statics（英文：《社会静力学》）一书中提出的一个观点，即社会正义不允许土地私有制存在。凭借年轻人的率真和果断，他不仅常言土地不应成为私人财产，不仅在大学里写过阐述这一观点的文章，而且还果真将一小部分土地（这部分土地不属于他母亲，是他本人从父亲处继承而来）分给了农民，不愿违反自己的信念而拥有土地。如今，他因为继承遗产而成为大地主，他必须在两者之间作出选择：或者放弃自己的私有财产，就像十年前他在处理父亲的那两百多公顷土地时那样；或者默认自己先前的所有想法都是错误的、荒谬的。
前者他做不到，因为他除土地之外再无任何谋生资本。他不愿担任公职，可他早已养成奢华的生活习惯，他认为自己已无法再放弃这种生活方式。再说也没有必要放弃，因为年轻时的信念、决心、虚荣和一鸣惊人的愿望，如今全都烟消云散。至于后者，亦即否定拥有土地不合理的观点，他无论如何也做不到，他当初是从斯宾塞的《社会静力学》中汲取这些颠覆不破的清晰观点，多年过后，他又在美国社会学家亨利·乔治的著作中找到了关于这些观点的出色论证。
因此，管家的信又令他不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