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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这个世界会好吗？》于2006年首次问世时，蒙读者厚爱，该书曾占据畅销书排行榜榜首达两周时间，并获选当年十大好书之一。该书虽然只是一位中国现代史人物与他的西方传记作者之间的对话，但它确是一份独特的历史文献。回首检视该书由形成到最终出版之间的一系列事件，我不由慨叹这一系列事件真是充满了不可思议的巧合。
严格地说，促使我迈出研究梁漱溟第一步的动力源自我的祖父。我觉得我自祖父那儿承袭了儿时对过去的幻想，尽管乍看之下，任何带有学术性的兴趣应该不可能被一位终其一生以劳力维生的人所激发。
我的祖父来自意大利卡拉布里亚（Calabria）地区的一个贫困家庭，他仅在村中的学校受过一年的正规教育，即被他的家庭租给另一个家庭当牧童。因此，他童年时期是在锡拉（LaSila）山的山坡上度过，锡拉山是意大利境内高度仅次于阿尔卑斯山的山脉。一个人长年在山区独处，反而有助于培养他成为一位深思沉毅之士。的确，我的祖父具有和大自然和谐相处的恬静性格，颇见容于孔子在《论语》中所说的“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当祖父13岁时，他和兄弟两人一起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煤矿做工，该地距离我后来就读的天主教学院不远。在经过青年期的磨炼后，他回到意大利服了四年兵役。这段经历似乎让他在教育上受益匪浅，在此期间他学会了意大利语，并开始了他终生的阅读和自修教育。退伍以后，祖父和我的祖母结婚，并迁回宾州，在当地一家铁厂工作。尽管一路走来尝尽艰辛，但他部分靠阅读《纽约时报》，部分靠勤于阅读历史书籍，力求能精通英语的口语及写作。
我大学时期就读的小型学院根本没有任何非西方的课程，授课内容也仅限于法国、德国和西班牙史等内容。那么中国是如何进入我视野里的呢？在我大学三年级时，我即决定毕业后就读于历史研究所，但并未决定具体攻读哪个专业领域。凑巧，我当时的美国史教授建议我“向东看”。因此，我就在申请研究所之前的那个夏天，把我所能找到的关于中国、日本、印度以及东南亚等的所有历史读物，全部读了一遍。
虽然这些著作我读来都饶有兴味，但我发觉中国史及中国文明在许多方面极为独特（也是其中最引人入胜的）。我惊讶于中国文化的延续性及历史的悠久，而这两项特质是除了中国以外，人类其他文明所无的。世上其他的古老文明在历史文化的传承上均经历过剧烈的断裂，直接导致文化传承的消失。当然，我的意思并非指中国文明在历史上未曾出现类似其他文明所发生的文化断裂的现象，重点是历史上只有中国能持续地从这些重大考验中重新组织、调整自己，并恢复元气，我由此领会一个文化体系历经数千年仍能维持其格局与自尊的精髓所在。
同样让我感触极深的是中国历史上的科举制度，这个在世界史意义上的独特制度培养并制造了秀异阶级，该阶级在世界史上也是独一无二的。世界上其他任何一个社会，直至美国独立和法国革命为止，都是由一个世袭的武士阶层所统治，并常由教士/神职阶层辅助，但该神职阶层臣属于武士阶层。中国则大异其趣，这群非世袭的、依靠学识而非军事或武力获致权力的群体，早早引起我内心的疑问与好奇，并至少在我早期的阅读经验中无法求解。
一旦确立了以中国史作为我毕生的学术追求以后，下一个难题便是找到一所适合的学校来开展我的研究生生涯。当时我决定接受哪一类奖学金、选择哪一所学校的理由非常简单——就看哪里的金额最高。所以我当时选择就读于芝加哥大学。
我的下一个难关便是汉语学习。当我于秋季入学之后，我便发现，我的老师们都是著名的学者——顾立雅（HerrleeGlessnerCreel）、何炳棣、孔飞力（PhilipKuhn）和邹谠，但校内并未开设现代汉语课程。孔飞力教授似乎立刻对我产生了兴趣，并建议我做两件事：修读哥伦比亚大学的夏季现代汉语的课程，以及转学入哈佛大学。当时我已修读完一年的汉语课程，具备了申请最丰厚的第六类奖学金的资格。而孔飞力本人之前即从哈佛来芝加哥教书，他本人是费正清（JohnKingFairbank）——美国的中国研究的“奠基人”——的高足。
我的确在第二年夏天修读哥伦比亚大学的现代汉语课程，可是我并未选择立刻转学至哈佛大学，而是留在芝加哥完成两年的硕士学位后再行转学。芝加哥大学的硕士学位要求极高，学生需要先花两年的时间修课，通过四位教授主持的口试和中文考试，最后提交一篇长篇论文。我的论文题目是研究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周谷城（指导老师是邹谠先生），在研究1964——1965年针对周氏展开的批判运动时，我第一次接触到了梁漱溟的名字。
我于1966年秋天进入哈佛大学，在那儿我有机会修读费正清、史华慈（BenjaminSchwartz）、余英时和许多西方思想史史家，如休斯（HenryStuartHughes）等教授们的课程。当我在为史华慈的中国近现代史的课程撰写专题论文时，又遇到了梁漱溟这个名字。虽然我当时尚未决定以梁漱溟作为主要研究对象，我却立刻为这样一位具备思想和道德天赋的人竟被历史研究所完全忽略而深感震惊。当时有关梁先生的英文记载颇为稀少且珍贵。梁先生的著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仅在周策纵先生的《五四运动》一书中以一段的篇幅带过，另外还有范力沛（LymanvanSlyke）出版过一篇关于乡村重建运动的论文。和梁先生相关的英文著作仅此而已。梁先生的其他角色，包括创立民主同盟、穿梭调停国共和谈、创办《光明报》等，全被忽略。至于梁先生父亲的自杀、他离开北大之后的生活、他和毛泽东以及同时期知名人物之间的交往等，更是无人闻问。
我对《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极为赞赏，我不明白之前为何没有人——无论中国人或外国人——深入研究。为什么中国知识分子的主流意见一致对传统文化采取批判的立场？为什么没有更多像梁漱溟这样的人物？为什么只有他是唯一积极领导乡村改革这项重要工作的高级知识分子？
我于1969年底赴台湾继续中文学习，并开始进行论文的初步研究。当时，美国学人完全不可能和中国大陆接触。赴台前，我特地和许多身居台湾的年长知识分子们联系，询问他们，或者任何他们知道的人，是否认识梁漱溟。受时空所限，当时很难判断梁先生是否仍在世，遑论直接和他联系。在台湾，梁先生被归类于亲共知识分子，其著作遭当局查禁，所以很难得知是否有人认识他。尽管官方禁令森严，我却发觉还是有许多人仍然很景仰他。此行我很幸运地拜会了梁先生在台湾和香港的故旧。
首先，我认识了时在台湾师范大学教书的一位前国民党高官顾翊群先生，顾先生有一位山东籍的同事周绍贤先生，周先生之前便在山东乡村重建机构就学。因为这层关系，周先生始终紧紧追随梁漱溟，他强烈批判国共两党对待梁先生的方式。虽然周先生一口浓厚的山东口音有时让我很难理解，我仍然访问了他数十小时，并与他结为终生好友，直至周先生去世。
我又找到一位东海大学的社会学家张鸿钧先生，他已花费多年研究乡村重建，他也和梁先生相熟。我几乎是一抵达台湾便访问张先生和他夫人。不幸的是，在这些访问结束之后第二天，张先生便被诊断出罹患喉癌而很快去世。
出于联系方便和约定之故，我此行只访问了知识分子以及前“国府”高官。尽管有官方的政策管制，但在这两个群体中，后者几乎一面倒地景仰梁先生。例如“CC系”的领袖陈立夫，以及地方自治制度研究专家李宗黄。
在香港，我除了和唐君毅及牟宗三等先生见面之外，还极为幸运地找到梁先生的忠实学生胡应汉先生，并和他多次会面。在思想和生活上，胡先生似乎唯他老师的步伐是从。胡先生不单在邹平工作多年，他在之后许多年仍和梁先生保持联系。周绍贤和胡应汉两位对梁漱溟人格和事业的完全信服与全心奉献令我印象深刻。很明显，梁漱溟是一位具有高度人格魅力的人，也是一位能激励人心的师长。
等我回美国以后，我即开始起草论文，但是我的计划立刻被打断，原因是我应召于1972年及1973年初担任首批数个访问美国的中国代表团的翻译工作。由于我在美中关系中扮演的角色，我们夫妇于1973年即受邀访华，时间点远早于我的同侪们。受限于当时的资源条件，我们本来不准备去，但是费正清强烈建议我们抓住此一机遇，他本人于1972年去过，毕竟没有人能知道双方的交流是否会再次中断。
我一到北京，即排除万难，试着请向导联络梁先生，但我被告知他正在外地旅行。我后来得知梁先生伉俪在“文革”初期即被限制居住，住进一个窄小黑暗的房间，当然他也不可能在那里见我。我想如果那时能见到梁先生，我后来所写的传记或许内容可能不同，但不会更出色。无论如何，我在无法见他的情形下，开始为他作传。
这次访华行程以后，我开始积极撰写论文，花了一年半时间完成。虽然我的指导教授们立刻接受并称赞了我的研究成果，但我自己却不太满意。我的一位朋友，谢伟思（JohnStuartService，一位前美国外交官，在麦卡锡时代被控同情共产党），也对我的论文研究充满兴趣，鼓励我将其交给加州大学出版社出版。但是我仍然颇有顾虑，又花了两年的时间对论文进行修改整理，在出版前多加了几章，着实等于重写了一遍。出版后证明该书《最后的儒家》极为成功，各种佳评纷至沓来，并赢得了1978——1979年的费正清奖，该奖每两年评选一次，旨在奖励最佳的东亚史著作。当时我人在哈佛大学教书，尚无终身教职保障，之后我立刻接到芝加哥大学的终身教职，于1980年起在芝加哥大学教学至今。
就在此时，梁漱溟主动联系邀访，前后共两次。这两次经验真有如触电一般。第一次是由梁先生的一位学生打来电话，该学生自20世纪20年代初期即追随梁先生，后来移居美国。他告知说刚结束探访梁先生自中国归来，梁先生表示已得知我的传记出版，盼能和我联系。我意识到梁漱溟依然在世，并想同我见面！他给我梁漱溟的地址，而我亦立刻写信，连同我的书一并寄给他。
第二次则是某一天下课后，一位刚从中国来的学生告诉我，她在北京和梁漱溟是邻居。她说，梁伯伯希望我能去见他。我于是立刻开始计划旅行，并开始和他保持通信来往。他所在的单位——全国政协——担任我此行的赞助人，为我安排了一个不算贵的北京旅馆。我不得不说这次旅行是我一生中最兴奋的一次，我终于要和我多年以来、身居万里之外的研究对象碰面了！
我抵达北京后即致电梁先生，他告诉我他家的方位。隔天早晨，我搭出租车出发（当时在北京，出租车还是蛮新潮的）。我似乎早到了一会儿，梁先生去理发，尚未回家；我对梁先生为了和我见面而特别去整理仪容，感到受宠若惊。所以，当他回来时，我们在他住处外初次见面。我那时真是讶异得说不出话来！我们接着相偕进屋，梁先生正式介绍他的家人与我认识。我们拍了照并交换了礼物后，他的家人们就离开了。我和梁先生便开始进行访谈。接下来的两周，我每天清早即赴梁氏住处访谈，中午时分离开。这些见面谈话的内容便是《这个世界会好吗？》的起源。
我和梁先生见面访谈的形式是，我坐在小桌子的一端，梁先生坐在另一端，中间放着一个麦克风。我先前曾告诉梁先生，我希望利用约两周的时间，每天早上来访问他，所以他已有所准备，甚至是热切地配合我的访谈。这真是一个极为特别的时刻。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起，一位来自美国的历史学者首次亲身访问他的传主。此外，这次访问是在史无前例的自由的条件下进行的。除了我们两人以外，无第三者在场，梁漱溟可以说出他心中的真实想法。当然，若我当时不将他的话一字一句录音下来，他或许会更畅所欲言，果若如此，访谈内容恐怕除了我的文字记录以外，不会有《这个世界会好吗？》的历史文件存留。
访谈中，我们经常长时间地对谈而无录音，但是对谈的大部分内容都有录音存档。我的访谈可以说一直都按照既定的计划进行，除了一天例外。某一个星期日，梁漱溟邀请我去一间素食餐厅吃午饭。他的两位公子以及各自的家庭成员均参加了。有人同我说，梁先生平日虽不饮酒，但若遇人敬酒，他亦会回敬。那天吃饭时他果然多次回敬同饮，宾主尽欢。
我回美国后即开始在芝加哥大学教书，暂时搁下了访谈录音带的后续处理工作。由于教学任务繁重，再加上新手上路，需要花精力备课，我有一段时间几乎忘记了录音带的事情。但是其间我也整理了一部分录音内容，将其誊写成文字，后来梁漱溟的长子梁培宽，曾向我表示他父亲之前的一位学生也想要一份录音记录，我就拷贝了录音带寄给他。当我回头审阅这一段段录音文字时，不由得想起其他许多问题，这些问题是我当时应该问却未问的，特别是他和他同时代人物交往的经历。
1982年我和内子再赴中国。在北京，我打电话给梁漱溟，询问我们能否去拜访他。一如过去，梁先生慈祥和善的态度让我们如沐春风。我仍然记得由于有两位“客人”来访，梁先生坚持将桌子旁的两张椅子让给我与内子；他自己则坐在面对我们的一张不甚舒适的椅子上。考虑到梁先生的年龄和身体状况，我尤其感到不好意思，但他丝毫不以为意。由于内子亦通汉语，当日我们交谈颇愉快，但是未进行任何正式的访谈。此次的拜访过程让我发觉与梁先生交谈竟如此轻松自然。我们似乎开始成为了朋友，或许彼此间的交情像他和另一位外国朋友卫西琴（AlfredWestharp）吧！
两年后的1984年，我感到应趁梁漱溟身体健康尚允许时，再采访他一次。梁先生欣然同意，故我们按照首次访问时的形式，做了一个为期十天的访谈。在心理层面，梁先生可说精神抖擞，但在身体方面，他似乎较1980年衰老了些。这次的访谈内容后来整理成我们对谈的第二本书，题为《吾曹不出如苍生何》，这书名来自梁漱溟于1917年为一份宣传品所题写的标题，梁先生当年忧心军阀祸起，故作此文的主要目的是号召中国的知识分子能更加积极地为恢复秩序而努力。
我最后一次和梁漱溟见面是在1986年。该年我应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分属美国国家科学院）的要求，赴邹平考察该县作为美国学者在华研究地点的可能性。自邹平回北京以后，我拜访了梁漱溟，并就他对邹平的看法进行录音访问。那段访问的文字稿也被收入《吾曹不出如苍生何》。当我同他告别时，他衰弱的身躯确像风中之烛，令我感到忧虑、沮丧。大约一年半后，他便过世了。
1993年10月，我赴北京参加一场纪念梁漱溟诞辰100周年的学术会议。在那场会议上，《梁漱溟全集》由山东人民出版社正式发行。我注意到梁培宽——梁漱溟的长子及作品的管理者——将1980年访谈文字的一部分收录了进去。
以上便是2005年以前事情的进展。2005年，梁培宽先生告诉我有一家出版社对梁漱溟的录音文字稿有兴趣。他请我写一篇序言并提供一张照片，我予以照办。但接下来的一年里，我却没有收到进一步的消息。
2006年，我在北京讲演，梁培宽邀请我和我的家人赴宴，一同出席的也包括梁家所有的家庭成员。席间，培宽靠向我，告诉我《这个世界会好吗？》已获得成功的消息，我们对此均感意外。毕竟，我们只是将录音文字稿呈现在观众眼前，对内容几乎没做任何修订和改变。这是我与梁漱溟之间对谈的最简单、最原始的文字记录。或许正是它朴实无华的本质，部分地解释了该书能如此畅销的原因。正如梁培宽所说，这是一部两人之间的普通、真诚的“真实谈话记录”。当然，培宽太客气了，他没有将最重要的原因说出——实在是中国的一般民众对梁漱溟这位思想家和历史人物所产生的与日俱增的重视和景仰。
《这个世界会好吗？》本身即一份独特的历史文献，特别是鉴于在产生过程中所发生的种种难以逆料的事情，该书的面世真可谓是天意。如我这般背景的人，最后竟成为中国史的学者，确难预料。如果我早先顺从倾向，决定研究意大利史，则一切自是另外一番故事。若我之前未将梁漱溟从“历史的垃圾堆”中“发掘”出来，未察觉其历史重要性，抑或我从事另一个历史问题的研究，恐怕要等到多年以后，梁漱溟才会获得学界和大众适当的关注。如果《最后的儒家》当年不是一本成功的著作，那么梁漱溟可能根本不会听说这本书，也不会饶有兴味地接受我的访问。同样的，考虑梁漱溟在1966——1976年所受到的不堪对待和贫乏的生活条件，他的健康有可能在1980年之前即转差。若他之前未能传达想见我一面的愿望（在当时，“正常”渠道均不可能），我也不会安排时间和他见面。这中间的一连串事件有可能在任何一点中断。最后，我只能总结，身处天涯海角的我们能有幸见面，实在是命运的安排。
2014年11月于芝加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