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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导言中，我曾提醒读者，本书是一部以“伟人”为切入点的人类史，国王通常比农民更重要。但是，正是由于农民，这个论点才成立。农业产生后，世界人口迅速增长。狩猎—采集者停止迁徙，选择定居，以便照料庄稼和牲畜。他们先后发展出村落、城镇和文明。更粗壮的原生玉米、更饱满的亚洲草种和中国人移植的野生稻谷都是微不足道的小东西，但正是这些小东西成了阿兹特克人、苏美尔人、埃及人及许多早期王朝崛起的基石。我们也不例外。没有农业，就没有阶层分化，就没有供给国王和祭司的剩余粮食，就没有军队，就没有法国大革命，也就没有登月。
那困惑在哪里？困惑在于，人类起初竟然会选择农业，因为农业并没有使我们的日子变好。如果你此刻正在阅读本书，情况很可能是这样的，你是全球70亿人口总数中生活在富裕地区的10亿人口中的一员，而且是10亿人口中生活在城镇或城市中的一员。我们已很难理解农业的重要性，无法体会艰辛、希望和春种秋收。对像能阅读本书的大部分人来说，农事根本无须他们操心。在近代欧洲史上，唯有战争或政治失能才会导致饥荒。由于我们太富裕了，即使灾难片的制片人也不会把饥荒当作西方社会背景电影的故事主线。
曾经极其辛苦、乏味的农业再次令我们烦扰不断，而其成功竟为害不浅。农业推动了人口增长。农业诞生之后，地球人口用了将近10万年增至10亿。但今天，每过12年，地球人口就会增长10亿。世界应急粮食储备非常少。这意味着，人类只有不断提高单位面积的农业产量才能避免饥荒。这很困难。根据美国国家科学院的研究，在地球上的动物总数中，人类总数所占比例不足0.5%，但却消耗了地球物产总量的25%。是时候让人们了解农业本身是多么有意义、多么重要了。
我们还要向发明农业的人致敬。考古学证据清晰地显示：与从事狩猎—采集活动的先祖及其对手相比，早期农民的健康状况更差，寿命也更短。弯曲变形的脊椎、膝关节炎和蛀牙为我们讲述了故事的真相。在世界各文化中，这样的故事不断重复出现。1984年，人类学家J. 劳伦斯·安杰尔做了一项研究。这项研究表明：在2.5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狩猎—采集者的平均寿命约为35.5岁；但到大约5000年前，也就是农业革命达到高峰的时候，人类的平均寿命下降到大约33岁。从事农业生产后，男性的平均身高降低了15.2厘米，而女性的平均身高则降低了12.7厘米。在后世的笑话中，农民总抱怨天气，或愁眉苦脸，这都是有事实依据的。农民的生活非常艰难，愁苦之情溢于言表。对早期的农民来说，砍伐树木、灌溉农田、翻耕土地和收割庄稼都是基本的劳动过程。与此同时，他们还要担忧野兽偷食庄稼、猎手（他们武器更精良，也更凶悍）偷盗粮食。
那么，我们又产生了困惑：在鲑鱼腾跃、羚羊成群的世界里，在人口相对稀少、食物充沛的世界里，人类为何选择在土里刨食？在伊甸园的古代神话中、在黄金时代的古代传说中，人们都无忧无虑地生活在森林中。这提醒我们，农业——塑造自然，而不是掠夺自然——从来就不是一笔划算的买卖。后来统治阶层出现，他们经常以猎人的形象示人，这不是偶然的。即使在近代社会，狩猎仍是国王们喜好的运动。没有君主会以耕田或挖土豆的农夫模样出现在画像中。在世人眼中，农民的形象总是面朝黄土背朝天，要不就是守着羊圈惴惴不安；而猎人的世界似乎更高贵、更恢宏、更激动人心。
农业为何兴起？有一个很简单的答案，就是它能养活更多人。据估算，10平方英里土地上的猎物和浆果仅能养活1个狩猎—采集者；而1平方英里土地上的农业产出足够养活50个人。人口越来越多，而狩猎的土地却越来越少。这意味着，农业成为唯一的化解之道。不过，这个答案会把我们的思路引向错误的方向。事实上，人口增长发生在农业兴起之后，而不是之前。在世界各地，那个时期狩猎者占有的土地比农耕者多得多。在印度的森林、欧亚大陆的草原、东亚岛屿的热带雨林和美洲的迁徙人群中，绝大多数人都没有从事农业生产，但他们的故事都已湮没无闻。然而，人类还是在世界多地发明了农业，这些地区相互隔绝、没有联系。
农业首先出现在“新月沃地”。这一弧形地带从今天的约旦和以色列向北延伸至土耳其的安纳托利亚，随后掉头往东，蜿蜒进入伊拉克，形状就像一把镰刀。随后，中国的北部地区也出现了农业。在美洲，墨西哥、安第斯地区和今天美国的东部地区都是在未受外来影响的情况下发明了农业。而非洲和新几内亚的农业也可能是自力更生的结果。在数千年时间里，世界各地出现了多个独立产生的“农业发源地”，这并不是巧合。农业技术一旦出现，就会逐渐向外传播。例如，在农业出现后的400年时间里，农耕技术就从“新月沃地”传到了欧洲，也传到了今天巴基斯坦的印度河流域和埃及。
历史学家对农业产生的原因一直争论不休，但他们都有一个共识——气候变化非常重要。正如之前所说，在地球历史上，出现过多次“冰期”。但是在大约1.5万年前，也就是在上一个冰期最寒冷时段即将结束的时候，主要大陆赤道以北地区的气温逐步回升。如果植物的繁殖力无法提升，农业就不会产生。在更温暖、潮湿的气候下，动物数量有所恢复，狩猎者的日子也好过得多。但是，来自美洲和澳大利亚的很多证据表明，在人类到来后，许多大型哺乳动物都灭绝了。这说明，为了存活，我们的狩猎技术已相当精熟，甚至过犹不及。随后，猎物越来越难寻觅。尽管鹿群、马群和羚羊等动物还在迁徙，但数量越来越少，而迁徙路线也不断改变。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人类聚居点附近发现的动物骨骼变得越来越小，因为体型较大的成年动物已经被赶尽杀绝。
大约在1.1万年前，一些人类部落逐渐意识到，在定居点附近饲养动物可以确保肉类和皮毛的来源。最初，人们饲养的是原生的绵羊、山羊和猪。同时，人们还会收集一些可以食用的植物种子。但几百年后，人类开始将其栽植在土地中。每年，他们都会回到相同的地方，收获果实饱满的草本植物或营养丰富的豆类植物。当然，对人类而言，大多数动植物都没有利用价值：有的植物叶子难以消化，有的植物根茎有毒，有的植物果肉太少，有的飞禽和昆虫难以捕捉。因此，人们必须对动植物精挑细选，才能获得丰厚的回报。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某人的发现，这个场景可以不断回放：在一段斜坡上，牧草和种粒饱满的谷物在改道的河湾旁随风摇曳。那个人不断过来收集种粒，最终将这些种粒种植、繁育后代。在远古社会，男人们通常会到很远的地方狩猎。因此，农业技术的突破很可能是女人的功劳。
以此观之，生活在近东的人尤为幸运。世界各地有56种可食用的野生草本植物，包括小麦、大麦、玉米和稻子这样的谷物。其中，至少有32种生长在“新月沃地”的丘陵和平原，即今天土耳其的南部地区、叙利亚、约旦、以色列和伊拉克。相比之下，非洲和美洲只有4种，而西欧只有燕麦这1种土生土长的植物。生活在“新月沃地”的人们可以接触到许多原生植物，如双粒小麦、大麦、鹰嘴豆、豌豆、扁豆和亚麻等。而且，那里还有很多适合圈养的动物。在后来的历史中，几乎每一个周边民族——埃及人、波斯人、阿拉伯人，乃至十字军——都侵入过这一地区。因此，“新月沃地”并不是一块福地。但在最初的时候，生活在那里的人们确实很幸运。
美洲人有羊驼，中国人有猪。但在“新月沃地”，可供人们驯服的大型动物有13种之多。他们不仅有猪和触手可及的野马，还有奶牛、山羊和绵羊，再加上32种可食用的植物。贾雷德·戴蒙德指出，相比之下，智利最肥沃的地区只有2种可食用的植物，“加利福尼亚和非洲南部都只有1种，而澳大利亚西南部连1种也没有。这一事实有助于我们解释人类的历史进程”。
所以，早在1.3万年前，生活在“新月沃地”的纳图夫人就开始采集谷物。为了接近那些珍贵的谷物，他们定居下来，建立村落，而不再像狩猎—采集者那样四处迁徙。并不只有他们才对谷物感兴趣。有学者认为，大约在同一时期，生活在中国长江流域的一群狩猎者也在采集和食用野生稻谷。
就在此时，气候再次发生变化。尽管气温降幅没有上一个冰期剧烈，持续时间也不长，但降幅已足够巨大。我们将这个短暂的寒冷期称为“新仙女木期”。“仙女木”是一种植物，研究者可以通过观察它的盈缩来判断气候的冷暖变化。纳图夫人发现，他们喜爱的谷物逐渐在寒冷、干燥的平原上销声匿迹。在这个寒冷期，高海拔的地方聚集了大量水，很多动物在那里得以幸存。因此，丘陵地带仍有谷物生长，但纳图夫人要跋涉很远才能采集到它们。与此同时，猛犸象也灭绝了。
有迹象表明，中国也发生了类似的事件。永远不要低估懒惰的力量：在压力之下，人类迈出了符合逻辑的一步。以前，人们被迫四处迁徙，修建新的村落，摸索野生谷物的生长过程。如今，人们开始收集剩余谷物，带回家栽植。这似乎是个无关紧要的改变，只是个节省劳动力的法子，使人避免了长途跋涉。但对人类而言，这至关重要。在“新月沃地”和中国（获得稻米和粟米的方法发生了同样的改变），农业产生了。
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何首批村落出现在农民劳作的地区。山区和丘陵地带拥有最丰富的生物多样性，但人们宁愿住在有遮挡的山谷地区。他们发现，山谷是个好地方，人不会过多暴露在大风中，也离野生植物比较近，他们可以采集并试种这些植物——从玉米、豆子、南瓜、鳄梨、墨西哥番茄到阿特拉斯山脉的草本植物和豆类植物。毫无疑问，人们会经常采摘和挑选各种作物，只留下最有希望的——营养丰富、果皮坚实、易于改良——种类。最初，农耕、养殖和狩猎并存于世，这持续了很长的时间。人们会猎杀迁徙的羚羊，也会把捕获的鹿和鱼带回家。
然而，掌握农耕技术的人类已踏入陷阱。我们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其后果难以预料。但一旦走上这条路，我们就不能回头。在后世，我们还会遇到类似的情况。
所谓陷阱，就是定居的农业人口会迅速增长。以石器时代晚期的技术水平而言，每亩农业用地养活的人口是每亩狩猎用地养活人口的10倍。这不仅与食物有关。如我们了解的那样，狩猎群体经常拖家带口，四处迁徙。这限制了女性生育子女的数量。一旦定居下来，人口出生率就会上升。更大的家庭意味着养育更多的子女，种植作物和饲养家畜就愈发重要。一旦开垦，土地不能撂荒，而家畜也不能放任自流，任其恢复野性。农民变得更矮，更易生病，也更早去世，因为寄生虫和害虫会在定居地蔓延滋生。尽管有的人活得更久，但烦忧也更多。人类曾信步穿越荒野，探索各种神奇的地方，如今已不再这般自由。因为他们要养育更多孩子，包括子侄辈和孙辈。
人类无法停歇。过去，他们不断改造和驯化动植物；如今，动植物要改造和驯化他们了。
他们还要发展其他技艺，如磨碎、筛选和储藏谷物的方法。他们也要保护那些珍贵的家畜免遭野兽攻击，并且引导这些家畜在合适的地方觅食。人们剪羊毛，捻成线，织成布；还给动物放血，以丰富自己的饮食。一些农民则养成了奇怪的习惯——饮用羊奶。大多数欧洲人的后裔至今仍能顺利地消化乳糖。人类逐渐学会了加工毛皮，编织有助于犁地的绳索，制作盛放物品的篮子，打造烹煮谷物的陶器。这是一个新世界，家庭生产技艺应运而生。
农业革命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次革命。它不仅带来了巨大的政治变革——穷苦的农民和成功的农民分化为不同的阶层，而且引发了人类意识中一些难以觉察的变化。据推测，农民失去了与广阔地域接触的机会，而他们狩猎的祖先则见多识广。而且，农民也不再与“陌生人”接触，与世隔绝。村民们远离了野兽出没和猎人游荡的区域，更专注于自己的命运。农业产生的余粮可以供给领袖和祭司，使他们不事生产也能存活。
农业的兴起也意味着家庭或家乡的产生。正如考古发现表明的那样，定居生活使人们可以用谷物或皮毛换取“奢侈品”，如盐、切削石器、美丽的贝壳和香草等。所以，从很早开始，携带商品的商人们就已经在新踩出的道路上穿梭往来。事实证明，谈生意要比打一小把粮食复杂得多。
农业的兴起塑造了此后的全部历史。由于缺少家畜，中美洲的农业文明要比欧洲晚3000年，这就是他们的命运。因此，中美洲的居民也就无力抵御外部的入侵。两河流域的土地退化导致了苏美尔文明的衰落。在古典世界，由于人们过度使用耕地，北非地区日益沙漠化。农业的失败使这两个地区陷入政治真空——广袤的土地上人烟稀少，最终加速了伊斯兰教的扩张。
贫瘠的土地还驱使着维京人和蒙古人四处迁徙。但首先发生的是城镇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