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人创造的，人才能理解。

——以赛亚·伯林论维柯

历史是乏味的，一再被战争打断。

——德里克·沃尔科特，《赐福》

撰写世界史有点自不量力。因为信息量太大，任何个人都难以消化。作者需要阅读海量文献，并可能犯下无数错误。写作和阅读世界史的唯一理由是，人若缺乏对世界史的了解会更加荒谬绝伦。回顾过去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审视自身。如果能更好地理解统治者何以会脱离现实，革命催生出的独裁者何以会多过它们带来的福祉，世界上的一些地区何以会比其他地区更富裕，我们就能更好地理解我们身处的时代。这个课题规模庞大，充满风险：一方面可能陷入乏味的抽象观念；另一方面则可能让生动的故事众声喧哗，混淆视听。我挑选了一些自认为有代表性的主题和时刻，并尝试将它们与更宏大的叙事串联起来。不过，我可以选择完全不同的主题和时刻来写这本书，在那之后，无疑还可以再写一本完全不同的世界史。

本书的主旋律简单明了。我们有能力理解和塑造周围世界。凭借这项能力，我们人类的技艺与思维都在加速发展。尽管存在局限，这种发展趋势仍使人类在数量和力量上加速累积。如今，我们已破解许多难题，如地球生命的起源、人类社会的结构及地球在宇宙中的位置等。我们甚至开始探索人类的自我意识。正如一位哲学家所说，在“逐渐觉醒的世界”中，人类的自我意识就好似一颗闪亮的星星。今天，人口数量太过庞大，地球也许根本无法长久承受（当然，这取决于我们选择何种生活方式）。但是，科技能力至少能带来一线生机，就像我们曾经克服挑战、渡过难关一样。另一方面，我们在政治上的表现就逊色得多，根本无法与科技上的卓越成就相提并论。

想象一下，你可以复活耶稣时代的农妇或阿兹特克族的勇士并与之交谈。如果你把自己的手机拿给他们看，并尝试向他们解释手机的工作原理（假设你知道），他们根本无法理解你在说什么。你首先要向他们描述一个由闻所未闻的概念组成的世界——这就是一部历史书的容量。但如果你给他们讲斯大林的故事，揭露政治家的腐败，或谈论当今阿拉伯世界人民与独裁者的斗争，他们会很快了解个大概。我们取得了一些进步。在世界大部分地区，暴力事件都比先前的社会少了很多。尽管有联合国存在，贫穷仍似脓疮般腐蚀着人类肌体，战火仍在熊熊燃烧，令世界不得片刻安宁。但与帝国争霸的时代相比，当今世界还是祥和了许多。然而，一旦牵涉欲望、怒火和权势，我们所谓的进步就不值一提了，完全无法与科技发展相提并论。唯有更深入了解历史——狩猎—采集社会的历史、漫长的农业社会的历史及世界贸易与工业发展突飞猛进的历史（将我们带入现代社会），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现实。最后，我希望本书随后的内容不仅能促使读者思考那些早已逝去的帝国和遥远的异邦世界，也能促使读者思考此时此地的问题。

与此同时，历史又变化不止。对历史爱好者而言，这是个黄金时代。每年，出版社都会出版大量主题新鲜、细节丰富的历史书，涵盖领域从货币史到欧洲已被遗忘地区的历史，从罗马帝国与中华帝国的比较研究到对斯大林与“二战”进程的重新解读，不一而足。没人会期望读完所有书，但本书已经从各个领域的出版著作中获得大量养分。我已经压缩了尾注，只留下基本的参考信息。不然，冗长的“补充书目”对读者来说将是沉重的负担。我统计了一下，小册子和期刊除外，本书正文大约参考了2000册图书。

我还有幸参与了英国广播公司制作的有关世界史的8集纪录片。借此机会，我走访了大约60处历史遗址。从秘鲁沙漠到乌克兰，都留下了我的足迹。踏访历史发生地——如托尔斯泰的庄园和埃及修建帝王谷的工匠所居住的村庄——确实有助于理解历史事件。而且，纪录片的拍摄也改变了我的写作方向。电视叙事具有放大效果：它会强调某人做的某件事或说的某句话造成了某种后果。电视节目最忌讳抽象表述，它需要具体的人物、日期和事件。结果，尽管吸收了新兴的环境史、经济史和社会史的研究成果，但本书的主体内容仍遵循如今已不再时髦的写作方法，即以“伟大人物”为切入点的写作方法。

历史不是抽象的，任何变化都是实实在在的。其中一些因素与人无关，如气候变化、火山喷发、疾病传播、潮汐运动、气流转变，以及动植物分布等。这些因素都能影响人类。但是，大部分历史都是由人的选择和人的力量塑造的。也就是说，历史是由社会中的人创造的。其中，有些人的影响力超越群伦，成为“伟人”。由于我们生于其中的民主文化有些病态，人们都在大声叫嚷平等，避谈财富与权力上的鸿沟，因而对谈论伟人的作用有些神经过敏。农业家庭生产的细微变化或近代早期商业网络中妇女的作用会比皇帝或发明家的所作所为更“真实”吗？

简言之，答案是否定的。历史学关注变化，它将注意力集中在伟大的变革者身上。当然，在尊严和潜能上，所有人都平等；在法律面前，所有人也平等。不过，大部分人的生命都在平淡中流逝。倘若说每个人的经历或成就没有不同，拥有相等的价值，那就滑稽可笑了。一个依靠耕牛的勃艮第农民，他辛勤劳作，养家糊口，为人清清白白。在他42岁去世后，村民们都为他掬一捧泪。尽管如此，他的历史重要性肯定比不上一些历史人物，如西班牙国王查理五世或佛陀悉达多。阅读欧洲水手的故事非常有趣。他们在欧洲近海发现了新渔场，在捕捞鳕鱼时会航行到越来越远的陌生海域。而且，在此过程中，他们还会改造船只，虽然只是小小的改进，但很有用。克里斯托弗·哥伦布正是依靠他们积累的知识跨越了大西洋。不过，就个人而言，哥伦布的故事要重要得多。

考虑到行为与思想的局限性，所有“伟人”都植根于身处的社会和时代。除了宗教领袖，没有历史人物会毫不犹豫地说，没有他或她，某件事就绝对不会发生。倘若詹姆斯·瓦特早生了100年，或生活在西伯利亚，他就不会发明蒸汽机。正是站在其他发明家、机械师、教育家和商人的肩膀上，他才能做出自己的贡献。他在正确的时间出现在了正确的地点。倘若瓦特没有发明分离式冷凝器，其他人早晚也会发明。不过，他确实发明了新型蒸汽机，至于他如何发明及为何发明蒸汽机才是问题的关键。蒙古草原的游牧民族早已意识到马匹是一种重要武器。在饥饿的驱使下，他们会经常袭击周边的定居社会。但是，假如成吉思汗没有统一争斗不休的各个部落，没有建立残酷无情但鼓舞人心的领导权，亚洲许多地区的历史恐怕都要重写。

因此，本书内容必然是精英的历史。因为，唯有出身特权阶层的人才有能力、金钱，或闲暇去改变社会。有时这指的就是“国王和王后们”。在莫卧儿王朝的统治家族中，只有一人能成为印度皇帝，就像奥朗则布那样。事实上，也正是奥朗则布深刻影响了印度，而不是他的某位兄弟。因为他是个宗教狂热分子，使莫卧儿王朝走向衰落，并在无意间向英国人打开了国门。克利奥帕特拉出身于统治埃及的希腊家族（其血统并不纯正）。在尤利乌斯·恺撒和马克·安东尼时代，是她主宰了埃及，进而影响了古典世界，而不是她的兄弟。

后来，高度文明的社会相互融合孕育了更多的人物，变革者的出身阶层背景日益扩大。但是，唯有具备智慧、勇气或运气的“伟人”才能取得旁人无法企及的突破。“原子弹之父”罗伯特·奥本海默比同时代的杰出物理学家更有影响力，因为他们无缘进入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没有希特勒，德国的历史就会是另外一番景象。与那些在啤酒馆发表演说的极端民族主义者相比，希特勒的故事要重要很多。因为前者所属的党派逐渐衰落，并最终消失在历史中。所以，我想清楚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以“伟人”为中心讲述历史并不是说他们脱离了身处的时间和空间，毋宁说他们身处的时间和空间才是成就或扼杀他们的社会时刻。而且，使用“伟人”一词并不意味着他们在道德上无可指摘，他们之中的一些人无比混账。

随着故事的推展，我希望读者会喜欢这些暴露在阳光下的细碎情节，所有事实都是我从真正的历史学家那里“抢”来的。在一本新近出版的有关意大利的著作中，作者告诉我们：在1861年意大利统一之初，只有大约2.5%的意大利人会说所谓的意大利语。另一本书告诉我们，为考取功名，15、16世纪的中国官员要记住431286个汉字。第一个例子说明，意大利正努力成为一个现代国家。第二个例子则提醒我们，中国为何要花费很长时间才能培养出数量庞大的知书达理的中间阶层。假如中国像意大利那样运用二十多个表音字母，中国的历史将会截然不同。

我们可以通过数字来描述人类的历史形态。地球人口不断增加：上一次人类几近灭绝的时候，人口总数只有几千人；但到了今天，世界人口规模已达70亿，不久将会跃升至90亿。如果我们用图表来表示，将时间轴当作横坐标，那么人口增长就是一个加速跃升的过程。

在开始阶段，当人口总数几乎不变的时候，图表上只是一条长而平缓的线。此后，狩猎—采集部落开始慢慢从非洲向外迁移，这一过程大约持续了7万年。人类发明农业生产大约经历了1万年。在这一阶段，部落社会和小型城镇逐步发展，人口曲线才开始缓慢上升。

随后，文明出现了。大约5500年前，人类在农耕之后又创造了文字。在接下来的人类历史中，贸易和工业革命先后成为主角。在我们身处的时代，人口数量直线上升，这主要归功于清洁水源和医药。人口为何会激增？为何缓慢增长之后会出现人口爆炸？这源于现代智人［Homo sapiens sapiens，这是个多么自吹自擂的词，竟然用了两个“智慧”（sapiens）］改造自然世界的能力。其他物种也在努力适应环境，并不断改进自身的特性和习性，以获得自然界中的一席之地。仅仅为了生存，它们会改变环境。凡是见过白蚁巢穴或观察过河狸在河流上筑坝的人都会认可这一点。所有生命都在改变世界，世界在不断变化。

然而，人类拥有更高级的大脑和交流技巧，他们利用这些能力在截然不同的水准上塑造世界。我们捕捉或驱赶其他哺乳动物，直至赶尽杀绝。我们还圈养并驯服一些动物，使它们完全变换了模样。看看现代奶牛的祖先或苏格兰高地猎犬的祖先，我们就能明白这一点。我们也改变了植物的模样。以玉米为例，起初它们只有指骨大小，后来则发展成营养丰富、籽粒饱满的圆柱形。如今，通过渔场养殖，我们甚至改变了鱼类的大小、形状和肉质。它们给我们带来了充足的能量，这是其他猎食者难以想象的。利用这些技艺，人群由家庭演变成部落，由部落演变成村庄和城市，直至形成国家。利用这些技艺，我们还改变了最初的生活环境。我们通过使河流改道获取能源，还通过开采煤炭、石油和天然气，利用在人类出现之前的古代植物储备（活着的和灭绝的）获取能源。在现代，我们通过积累的知识发展医药科技，目的是大幅延长生命。

再次强调，上述种种情况均是人力所为，是无数人类行为累积的结果。人们都在为眼前利益奔忙，就像一个个微小的生物筑成了巨大的珊瑚礁。当然，这些小生物都没有自我意识。否则，它们也会连续记录评论自己的所作所为。一项人类史的研究得出了直白的结论：“驱动历史发展的是人类的野心。为达成愿望，人们会改变生存境遇。” 一种更易咀嚼的根茎、一只更肥美的山羊、隐藏在森林中躲避入侵者、一首欢快动听的乐曲、一段更有趣的故事、一种新调味品、生育更多子女颐养天年、一种避税的方法、一块手表、一台轧布机、一辆自行车和一张飞向太阳的机票都是诱惑和鞭策。正是这些诱惑和鞭策促使我们不断前进，直到下一位领袖为我们带来新飞跃。

在本书涵盖的时间范围内，没有证据表明人类的生物特性或本能发生了改变。但在进化过程中，人类确实发生了细微的变化。例如，随着饮食的改变，我们上下齿的咬合方式也发生了变化。当然，由过多咀嚼谷物导致的“覆咬合特征”要到很晚时才出现。为摄入牛奶，部分人类群体开始饲养奶牛，他们由此形成了与之相适应的消化系统。相较而言，亚洲人则没有喝牛奶的习惯，所以他们的消化系统也稍有不同。走出非洲后，人类沿不同方向行进。最终，他们都在肥沃的土地上定居下来，彼此分隔开来。因此，人类形成了不同的外貌：皮肤的颜色、眼睛的形状和颅骨都有细微的差别。当远隔千山万水的种族再次相遇时，相互猜疑是必然的。但是，人类在体型、力量、想象力、理性、交流能力、使用手的方式、处事方法和辛勤劳作等方面并没有太大差异。我们的知识越来越多，但我们并没有变得更聪明。

如果没有变得更聪明，人类数量何以成倍增长？我们在提高物质生活水平方面何以如此成功？答案很简单，我们是一种善于合作和学习的物种，不断积累前人的劳动成果和成功经验，并在此基础上永续发展。我们不仅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还站在我们祖父母及曾曾曾祖父母的肩膀上。例如：近期有一个聪明的研究者试图制造一台简易的烤面包机，这台面包机要依靠电力驱动，可以将面包片自动弹出。如果他希望从头做起，是完全不可能的。因为他需要首先了解石油勘探和塑料等工业材料的历史。随后，他还要学习专门的工业生产知识。

如果这套机制顺其自然发展（不被战争、自然灾害或饥荒打断），必然会导致人口加速增长。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发明文字之后（中国、美洲和印度也都独立发明了文字），一旦在地中海地区传播，那里的人们就会迅速运用和改进，并不需要由法国人、土耳其人或丹麦人重新发明文字。在1.2万年至5000年前，世界不同地区曾七次发明了农耕技术。但是，正如刚才所说，蒸汽机并不需要发明七次才能传播到世界各地。

而它引发的另一个后果则会使人感到畏惧。无数人各自独立研习农作物的形态、管护方法和灌溉手段，农业生产由此产生。这种变化内嵌于人类的家庭经验，因此具有谨小慎微的特点，尽管它会带来重大且意料不到的后果。工业革命迥然不同，蒸汽动力的获得需要煤矿工人、冶金学家、律师和资本家的通力合作，但搭乘火车的旅行者或身穿由蒸汽动力机器缝制的衣服的人则根本不需要领会这项技术。总体而言，专业化意味着生产进步不再依赖个人，大部分人只要信任他人即可。人类文明日益复杂化，但我们对其原理的了解却越来越少。因此，大部分人影响社会进程的能力似乎正在消失。今天，数十亿人依靠数字技术和现代医学生活，但没几个人真正明白其中的原理。作为个体，我们几乎不能控制任何事物。这就是为何政治依然重要的原因，但就是这唯一的杠杆也并不可靠。

当更多的人使用更多的能源去构建更大的社会时，人类历史就成为一个充满颠簸和挫折的故事。纵观早期历史，自然灾害会导致重大挫折：剧烈的火山喷发足以毁灭庄稼、气候和生态系统；气候系统的剧烈变化可以摧毁整个人类文明；危害较小的自然灾害如洪水、地震及河流改道也会造成大灾难。在早期大部分宗教信仰中，恐惧和疑惑的人们都在祈求神祇多降雨水或停止大地的轰鸣。一旦人类拥有了应对之策——如建造堤坝、灌溉系统或迁往他乡，历史就变得更加有趣。

后来，自然灾害仍会阻断人类的发展进程，但这时的罪魁祸首已是人类自己。在定居之后，人类迅速成为懒惰和无知的牺牲品。他们将容易捕获的动物斩杀殆尽，毁坏森林以种植庄稼，结果造成水土流失。复活节岛上的居民就犯了这样的错误。古希腊人和日本人也犯了同样的错误，但他们都找到了弥补过失的方法。随着人们贸易范围的扩大，他们就将某些疾病传给了那些体质较弱的人。疾病传播影响了晚期罗马帝国和中国的发展进程。在欧洲人抵达美洲时，两大种族已经隔绝了1.3万年，欧洲传染病造成的后果就更加可怕。

我们再看看篇首引用的加勒比诗人德里克·沃尔科特的悲观反思，他认为历史是乏味的，一再被战争打断。历史上爆发了无数战争。新研究表明，早期的狩猎—采集社会极其好战：王国和帝国仅仅意味着参战人数更多，武器更先进，战争规模更大。

战争的影响不可一概而论。毫无疑问，战争是恐怖的。但战争也催生了新发明，促使人类更深入地思考社会问题。战争摧毁了一些国家，但也孕育出新的国家。浴火重生者更加强大。由于容易捕捉的鱼或鹿逐渐绝迹，人类被迫发展出新的捕鱼方式和狩猎方式，而洪水则迫使人类设计出新的防洪堤坝和灌溉系统。由于抗险的需要，各个村落逐渐联合在一起，人类就此踏上了缔造国家的道路。瘟疫除了导致人口锐减，也能使幸存者自由冒险，踏上不同的人生，15世纪的欧洲就是如此。战争不仅仅传播恐惧、制造毁灭，也能促进技术、语言和观念的发展。

在如此之多的大胆论断中，我们需要谨记：绝大多数历史故事都已湮没无闻，唯有少量历史碎片残留至今。历史进程中大部分闪光时刻都已经被人们遗忘。何人首先意识到那些杂乱的线条可以作为表音文字的组成部分，而不只是其他事物的微小摹画？何人首先意识到不大声朗读也能阅读文字？何人发酵了谷物获得芳琼，并一饮而尽？这些问题都已无从获知。从中国南方到阿拉伯半岛，潮湿的土壤和移动的沙漠掩埋了盛极一时的文明，我们永远无法明了它们衰败的缘由。

我们无法获知的事情太多了。我们不知道希腊青铜时代的壮丽宫殿为何会遭遗弃，他们如何遗忘了自己创造的文字。就大部分历史而言，遗存下来的东西都是偶然所得，都是那些不会腐烂或能经受时间淘洗的东西。在大多数地区，木质建筑、夯土建筑、彩色织物、语言、绘画、诗歌、音乐和故事都永远消失了。主要由木头和羊毛、歌曲和故事塑造的文明已很难复原。

正文部分的结构极不平衡。史前一望无际的大草原和人类社会演化的漫长稳定期都只在一两页中简单述及。但在小片地区于数十年间发生的社会大变动则会被给予浓墨重彩的书写，如大约公元前400年至公元前300年的希腊和1500年前后的欧洲。变化有时循序渐进，有时则会一蹴而就。革命爆发的根源可以被回溯至几百年或几十年前，但革命爆发的时刻才是故事的高潮部分。

不过，在开始讲述世界史之前，我们要先停下来，向99%的人致以敬意。这些平凡年代的无名英雄为生计埋头苦干，从不停歇。他们是驱赶耕牛的庄稼汉；他们是辛勤劳作、养家糊口的农夫，没完没了地缴税，直至被蒙古骑兵杀死或被拿破仑征召入伍；她们还是在千百万村庄中生育儿女的妇女。本书的内容是伟大的变革者及其时代，但是倘若没有他们身边的余下众人，这场人类剧目将无法上演。

苏联时期的伟大小说家瓦西里·格罗斯曼（我们在以后会具体介绍）在其名著《生活与命运》中曾这样写道：

人永远也不会明白，他们亲手创造的城市并非自然界的必要组成部分。如果他想自己的文化免遭狼群和暴风雪的侵袭，如果他想让自己的城市不被野草吞没，他就必须时刻准备着扫帚、铲子和步枪。一旦入睡，或花费一两年的时间考虑其他事情，他就会失去一切。狼群走出森林，蓟草四处蔓延，所有东西都将被尘埃和积雪掩盖。想想看，有多少伟大的都城被尘土、积雪和野草摧垮。

在写作过程中，这段出自非专业历史学家之手的箴言时刻在我的脑海中回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