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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一系列残酷的战争，秦国占领了东方世界的核心地区。像恺撒一样，嬴政对个人权力也有不切实际的幻想。秦始皇的失败与尤利乌斯·恺撒有相似之处。嬴政驾崩后不久，帝国迅速陷入内战，群雄为争夺皇位相互征伐。与罗马内战相比，中国内战的惨烈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不过，在这两个例子中，中央集权的帝国都崛起于动荡不安的乱局，为实现和平奠定了基础。中国的“否极泰来”和西欧的“放血疗法”或许可以部分解释这一现象。尽管汉朝的统治者没有获得像“奥古斯都”这样的世界性头衔，但他们的成就完全可以与其媲美。
他们减少兵员和兵役，废除秦朝大部分严刑峻法，创建基于竞争的考选制度。据我们所知，这是世界上第一个任人唯贤、运转高效的行政系统。确实，这是一项领先罗马世界的伟大创举。汉军使用的“弩”也是一项了不起的发明。训练有素的汉朝军队边行进，边发射这种半机械化的弩，就像后来使用毛瑟枪的欧洲军队那样。如果罗马军团和汉朝军队爆发战争，后者毫无疑问会取得胜利。与罗马一样，汉朝也从位于帝国边缘的部落征兵，加入帝国军队，即所谓的“以蛮制蛮”。事实证明，无论是罗马帝国，还是汉帝国，这都是一个大隐患。
汉代中国的建筑大部分都是雕梁画栋的木质结构，艺术品则以绢画为主，因此鲜有上乘的佳作传世。或者说，汉朝的传世珍品远少于罗马。总体而言，与喜欢发牢骚和毁谤他人的罗马作家相比，汉朝的文学家更谨小慎微。不过，汉朝的确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
历史学家伊恩·莫里斯独具匠心地划分出人类能源的消耗等级，以此说明各个社会的兴衰。从这个角度观察，罗马帝国和汉帝国十分相似：与生活在冰河时期的祖先相比，两国民众消耗的能源总量都增加了7～8倍。汉朝时常苦于瘟疫流行，而这些疾病又通过商路传到了地中海地区。因此，在同时代的罗马世界，人们或许会抓挠来自中国的小虫子。他们也深受干旱和蛮族入侵之苦，但嬴政的中央集权体制使中国人取得很多成就。在和平时期，他们开凿新运河，修筑新驰道，传播灌溉的新理念，发展度量衡、法律和货币，这些都被人们广泛接受。汉帝国使中国变成了一个新世界。在充满杀戮的“战国时代”，这样一个世界几乎不可想象。
罗马帝国的发展道路也有相似之处。在鼎盛时期，罗马帝国的威仪和繁荣令人敬畏，希望构建一种永恒的西方新秩序。从苏格兰南部到北非。从葡萄牙到叙利亚，地中海世界出现了一张设计巧妙、精心维护的道路交通网。通过这张交通网，罗马公民能够以比先人更快的速度进行陆上旅行。而且，在铁路出现以前，罗马人的出行速度丝毫不落人后。毫不夸张地说，输水管、下水道、公共浴室和火炕供暖系统强化了“罗马式和平”。行政官员是可以被信赖的群体，尽管他们没有中国同行那么高效。随着周边部族逐渐被吸纳、驯服，罗马军团逐渐变成了异族的军团。
或许，很多人都会采纳爱德华·吉本的观点，认为这段最伟大的文明时期给当时的已知世界带来了和平，尽管像民主这样的事物正在消失，奴隶不断揭竿而起，远方的部落兵戈相向。然而，正如吉本在《罗马帝国衰亡史》中试图解释的那样，那个秩序井然的世界将会分崩离析、轰然坍塌。许多理论都尝试解释其中的原因。现在，我们需要探讨一个在19世纪不曾被提出的观点，那就是气候变化。更好地理解同时代中国的历史可以使我们对这一问题的解说更有说服力。在所谓的“罗马温暖期”，农业传播到了欧洲的北部和东部，增加了粮食产量。但在温暖期结束之后，也就是公元200年到500年之间，世界变得越来越冷。
气候突变不仅重创了农业，造成了特定时期的饥荒，而且迫使许多中亚部落迁徙到其他地区，否则只有死路一条。这些部落民族的流动性很强，他们的西迁迫使前一波迁徙者继续向西走，直至闯入罗马帝国境内。正如史料记载的那样，民族迁徙和贸易往来传播了不为人知的病毒，使人谈之色变的瘟疫在罗马世界大规模肆虐，威胁着公元180年以后的每一代人。3世纪50年代是最糟糕的时期。当时，罗马每天都有数千人在垂死挣扎。
罗马世界要疲于应对饥饿和疾病，以及全副武装的绝望移民带来的挑战。汉代中国遭遇了同样的危机——农业歉收、瘟疫及游牧部落的不断侵扰，他们主要面对的是匈奴人。尽管汉代中国没有基督教狂热分子带来的破坏性影响，但他们要面对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汉帝国失去疆土的速度比罗马帝国更快。
他们的帝国都将分崩离析。在一段时期内，社会陷入半无政府状态，相互敌对的各派势力彼此残杀，都声称自己顺应天命。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东方，帝王们都遭受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和农业歉收之苦，被外敌入侵和内部叛乱搞得心力交瘁。在中国，汉政权分裂成三个王国，即魏、吴、蜀。但是这仅仅是开始：北方逐渐沦陷，那些由游牧民族建立的不稳定的小政权开始取代汉人进行统治。尽管退居南方偏安一隅，但晋朝仍然声称天命所归，就像拜占庭声称自己是罗马帝国的正统继承人那样。按照秦始皇嬴政最初的设想，中国应出现一个永恒的中央政权。之前，这个政权已经被汉帝国取代；而现在，它却成了一个梦想，一个希望。神圣罗马帝国也曾经有过类似的梦想。但与西方不同的是，中国统治者可以重新实现梦想。
气候、生活水平、经济发展和政治活动等因素很难截然分开。研究者测量了冰核和湖泊沉淀物中的污染程度（这些污染是人类活动的结果），发现随着地中海文明和中国文明双双走向衰落，相关数值在公元200年以后出现了急剧下降。伊恩·莫里斯写道，公元200年以后，罗马世界的“牛骨、猪骨和羊骨变得越来越小、也越来越少，这揭示了生活水平的下降。到3世纪20年代，富裕市民建造的华丽房屋和纪念碑也越来越少”。
在西方，古典时代的旧神祇逐渐式微，罗马公民转向了埃及教派，这些教派的信仰可以追溯到波斯时期的琐罗亚斯德教和希腊哲学的极端版本。此外，其中还掺杂了来自中东的新宗教观念。奥古斯都时期，社会环境比较稳定，借助所有道路和港口，这些信仰体系能够更快地传播到各地。其中一些信仰体系似乎将古老的宗教信条与佛教思想及印度教思想融合在了一起——即2000年前的“新时代”信仰。公共文化变得冷漠、脆弱和空洞。在中国，道教团体揭竿而起，“五斗米道”运动便是其中一例。起义者声称，腐败已经蔓延至宫廷。他们要求平分土地，重塑道德。
这些听起来都很熟悉。追寻人生意义的强烈愿望激发了中国民众对抗官府和自我牺牲的热情，西方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况。但是东西方的观念是如此不同，以至于它们将各自民众带往了不同方向。然而，有一种观念超越了其他观念，将会撼动整个罗马世界，而中华世界则丝毫未受影响。
我们再回头看一看一神教。在别过安东尼之后，克利奥帕特拉在回国途中拜访了一位当地的国王。后来，这位国王吹嘘说，克利奥帕特拉曾与他调情。这位国王就是希律。一位即将在犹太行省诞生的思想家的故事将会使他的统治在世界范围变得臭名昭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