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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克利奥帕特拉联合马克·安东尼的战略失败了，她最初的梦想——将埃及、希腊和罗马的世界合并，由一位“神王”进行统治——也破灭了。屋大维宣布自己是奥古斯都·恺撒。内战使罗马精疲力竭，屋大维则趁势缔造了长期的帝国式和平。英国杰出的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认为，随之而来的一段时光是人类史上的甜蜜期：
罗马帝国据有世上最富饶美好的区域，掌握人类最进步发达的文明。自古以来声名不坠而且纪律严明的勇士，防卫着疆域辽阔的边界。法律和习俗虽然温和，却能发挥巨大的影响力，逐渐将各行省融合成为整体。享受太平岁月的居民尽情挥霍先人遗留的财富和荣光，共和体制的形象，从外表看来受到尊敬和推崇，国家主权似乎仍旧掌握在元老院手中。
他的著作（在1776年至1788年之间出版）以上述分析开篇，主要关注人类如此的甜蜜期为何会终结的问题。他将书命名为《罗马帝国衰亡史》。
吉本给出的答案是基督教的兴起，这一点我们即将谈到。大多数现代历史学家都不大敢将罗马世界崩溃的责任推给耶稣的门徒。在吉本的文字中，他又谈到了另一部分原因，即“自由宪制的意象”和“元老院似乎握有大权”。在公元前27年屋大维赢得最终的胜利之后，他恢复了形式上的共和政府的外在形式，但保留了尤利乌斯·恺撒曾拥有的权力。屋大维成为军事统帅、独裁官和官方宗教的领袖。他既是睿智的统治者，又是个幸运儿。在最初的一系列征伐后，屋大维将罗马的领土向北扩张至欧洲腹地，向南扩张至阿拉伯地区。他或多或少地抑制了罗马的扩张欲望，使其专注于城市复兴计划。我们今天所谓“罗马的荣耀”的大多数内容——如恢宏的建筑、整洁的道路、胜利者和睦相处，以及城市生活的富足——都源自奥古斯都缔造的和平环境。他的统治其实就是君主专制，只是披了一件共和制的外衣。很快，罗马就会理直气壮地换上帝国的华服。
这种政治体制的弱点是国家有可能落入疯子或暴君之手。在屋大维将权力传给自己的女婿提比略之后，罗马人将饱受疯子或暴君之苦，特别是奥古斯都家族的继承人们，其中包括疯子卡里古拉和残暴的尼禄。随之而来的是“四帝之年”，而粗鄙的税吏之子韦帕芗最终攫取了权力。在韦帕芗的儿子被谋杀后，一位元老院成员呼吁涅尔瓦回归旧传统，指定品行良善之人为皇位继承人。这一传统调和了政治与王权的矛盾，造就了一批睿智神武的皇帝。第一位这样的皇帝是图拉真，他建造了著名的拱门和石柱，征伐大军进抵波斯湾地区。随后是哈德良，他修建了举世闻名的长墙。
生活已然高枕无忧，以至于继任的皇帝——安东尼·庇护——在其执政的25年时间里从未离开过意大利。他从未走进罗马军团周围数百英里以内的地方。不过，在这个奢靡浮华的社会中，他却面临着“过度”的问题。安东尼·庇护曾举办过一场马戏庆典，由于表演的长颈鹿、大象、犀牛、鳄鱼和老虎花费得太多，他不得不用贬值货币的方式来冲抵这笔开销。随后即位的马可·奥勒留则是一位明君。我们今天所熟知的是他用斯多葛派观点来思考生命和责任。奥勒留的儿子很懦弱，不受欢迎，年纪轻轻就被人杀死，这预示着另一段充满纷争的时代的到来。
然而，这种帝国试验是一项重大的政治成就。与许多后世的王朝一样，罗马帝国的大权最终旁落于军队手中，这就可以解释为何各大军团喜欢长期驻扎在远离罗马的地方和新的国境线附近，如日耳曼、不列颠和北非。罗马统治阶层通过各地的精英人物来推行法治。最初，这些精英可能是不列颠人、高卢人、达契亚人或犹太人；但后来，他们逐渐认为自己至少部分是罗马人了。
在罗马帝国的长墙之内，新的生活方式逐渐繁荣起来，泛地中海地区的中产阶层应运而生。城里人——如工匠、商人、店主、法律人、教师和建筑师——积累了充足的财富，他们享受山珍海味、公共娱乐和设备齐全的私人住宅。在这个阶层之下和庞大的奴隶阶层之上是普通劳动者。这些人过着动荡的生活，但罗马城镇中的快餐小食、廉价酒水和各种娱乐活动（如彩票、赌博和杂耍表演）也使他们的生活有声有色。他们的生活方式与今天数以百万计的城市居民没有太大区别。尽管大多数生活在偏远村落的牧人或农夫可能对这些一无所知，但罗马的帝国权势还是为他们带来了物质实利。
连贯一致的信仰体系可以将民众紧紧凝聚在一起，给他们一套解释命运的说法，但罗马没有这样的信仰体系。即便出现了这样的宗教信仰，即吉本认为很棘手的基督教，可能也不会扼杀这种活力。尤利乌斯·恺撒和克利奥帕特拉混淆了宗教和政治，认为它们都是美化权力的面纱，目的是获取民众的忠诚。如同后世的皇帝，恺撒将战利品和赏赐分给许多人，广施恩惠以取悦民众，但他无法激发人们的信念。在恺撒生活的世界，共和制已经瓦解，人们日益变得愤世嫉俗和贪婪，他们已经历过苏拉的短暂军事独裁统治。然而，还有一部分人希望罗马继续成为高尚、稳固的共和国。在恺撒的时代，理性、秩序和政治妥协尚能发挥作用。但在恺撒离开之后，这些都变得没有意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