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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钱为何与政治扯上关系？因为，尽管罗马共和国以勤俭和美德自夸，拥有团结一致的爱国主义精神，但这些并不能确保国家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源源不断、越来越多的战利品腐蚀了罗马的政治制度。我们至少可以这样说，罗马的税收和支出体制很不稳定。战争使个人积累了大量财富，政府根本束手无策。例如，罗马富人的财富是汉帝国最富有阶层的2倍。起初，穷人被粮食补贴和公共娱乐收买了。到了公元前167年，来自西西里、希腊、西班牙和非洲的“贡赋”取代了向罗马人直接征收的税金。
罗马的地方官员通常负责管理与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面积相当的地区。这样的肥差使官员们有足够的财力贿赂公行，以谋取更大权力。腐败现象在城市政治中司空见惯。由于穷人仍须缴纳间接税，他们的日子愈加艰难。随着耕地被富人兼并，奴隶成为农业劳动的主要力量，农民被取而代之，成为城市中的无业游民。而在此之前，农民曾一度被视为罗马美德的基石。我们发现，这一时期出现了一种新病——“奢靡症”或“浮华症”。简言之，就是“无度”。绵延几十年的战争带来了更多俘虏、盟邦和奴隶，罗马军队由此变成了半独立、危险的军事集团，而不再是公民服役的军事团体。
一场阶级战争即将爆发。一方面，新的奢靡之风使罗马的卫道士们深感震惊。罗马人似乎接受了希腊人的同性恋风尚，娈童的价格直线飙升。源于伊特鲁里亚人的角斗士表演一直在罗马盛行。如今，富人们为博取大众欢心以谋求官职，引入了异族的斗士和猛兽，“游戏”变得愈加奢华。与此同时，大量失地农民与城市贫民都拥挤在街头，成为易受鼓动的乌合之众。罗马涌现了许多激进的演说家，其中最著名的是格拉古兄弟，即提比略·格拉古和盖约·格拉古，他们呼吁进行土地改革，清除政坛的腐败现象。在一场暴乱中，两兄弟都被杀害，暴乱逐渐向全国蔓延。元老院的贵族成员极力阻止改革，但他们之间也存在分歧。最终，政治强人苏拉将罗马推向了内战的边缘，并借此成为独裁者，扩充了元老院和军队的势力。
这一系列事件在其他帝国的首都也出现过：战利品的涌入导致了极端不平等；选举制度与代议机构腐败横行；民众聚集在街头要求实现变革；暴力活动暗潮汹涌；军队以清除政治乱象的名义耀武扬威。帝国带来了权力失衡，反过来又损害了帝国本身。罗马的生活陷入混乱，局势完全失控。元老们继续高谈阔论，好像一切如常。民众已不再信任军队，社会动荡加剧。在维苏威火山爆发的背景下，角斗士斯巴达克斯领导了一场大规模奴隶起义，奴隶社会的核心受到动摇。由前角斗士和农民组成的7万人大军在公元前71年连续击败两支罗马军队。但是，政府最终依靠动员大部分军事力量的方式击败了起义军队。在西班牙，一位叛变的执政官反戈一击，而亚洲的麻烦更多。但是，为恢复秩序而采取的措施也是最糟糕的。
庞培从东方回到罗马，随军驻扎在城外。按照惯例，罗马人会为得胜而归的将军举行“凯旋式”。整个军团穿城而过，接受民众的欢呼。胜利者乘坐战车接受民众的检阅，一位奴隶在其身后不断提醒：你只是个早晚会死的凡人。奴隶戴着镣铐走在队伍的最前方，还有一些从战场缴获的战利品。随着罗马人的影响和欲望不断增强，凯旋式也越来越奢华糜丽，民众会连续数日彻夜狂欢。庞培曾史无前例地举行过三次凯旋式。在最后一次凯旋式上，他向民众展示了各种奇珍异兽、炫目的战利品、俘获的王侯和祭司，以及士兵和金钱。
事实证明，身为政治家，庞培不够足智多谋，不会以令批评者恐惧的方式夺得权力。此时，另外两位军事权贵正在觊觎他的权力。克拉苏曾是一位手段狠辣的战士，如今家财万贯。在斯巴达克斯战争之后，为了报复叛军，他在罗马以南的主干道上将6000多名俘虏钉死在十字架上。另一个对手则是尤利乌斯·恺撒。
恺撒是我们最熟知的罗马人，我们如今使用的历法即以他制定的历法为基础改进而来。恺撒被暗杀是罗马政治生活的高潮一幕。尽管后见之明并不可靠，而且我们必须依靠遭恺撒打击的历史学家的记述，但他似乎在很早就显得卓尔不群。恺撒出身显贵之家，年轻时曾在政治斗争中站错队，但他幸运地躲过了独裁者苏拉的谋杀。当时，广场上已经贴出被判死刑者的名单。他年纪轻轻就入伍从军，声名鹊起。他曾被一群海盗劫持，但愚蠢的海盗又将他放走。恺撒通过阴谋诡计和金钱收买，开辟了一条加官晋爵的通道。在罗马政治这场昂贵的金钱游戏中，他谋得了最高的职位。公元前59年，恺撒成了罗马执政官。他绕过元老院，利用金钱及与克拉苏和庞培的关系，获取了回报丰厚的军职。罗马最伟大的演说家西塞罗本以为可以与恺撒合作，但最终被后者算计。恺撒如愿以偿地获得了军职，避开了许多政敌，在阿尔卑斯山的另一头屡建战功。他率军屠杀了高卢人和日耳曼人的部落，将罗马的势力范围扩张到不列颠，尽管他在那里停留的时间不长。
恺撒深知，唯有将战场上赢得的声望与巨大的财富结合在一起才能获得罗马的权力，而最佳途径就是赢得征服战争。他在外征战也是国内权力斗争的需要。恺撒是一位杰出的将军。在战争期间，他为自己的征战撰写了很多宣传文字，用以树立光辉形象。在这些文字中，恺撒显示了清晰的战略思想和愈挫愈勇的能力，冷峻地记录了敌对部落的风俗和弱点，机敏地塑造着个人神话。在《高卢战记》中，他刻意隐瞒了发动战争的原因——为谋取更高的权位，不惜毁灭另一个文明。但这场战争不是种族屠杀，因为他时刻准备与投降的部落进行交易，他对俘获奴隶与毙伤敌人同样感兴趣。不过，这确实是一场文化浩劫。
凯尔特人的建筑材料主要是木材。他们只有口头文化，没有书面文化。20世纪下半叶的考古研究表明，他们的成就远超我们的想象。凯尔特人修建的道路早于罗马人。由于要穿越沼泽和森林地区，这些道路要用捆扎成排的橡木铺设。因此，这些道路大多已经朽坏，只在爱尔兰、威尔士和德国有零星遗存。恺撒致力于改进历法，但据说凯尔特人的历法要更为精确：被镌刻在青铜器物上的科里尼历法更精妙。一些凯尔特历史学家认为，他们有规模可观的城市中心。由于轻信了罗马人的宣传，我们通常将其称为“部落寨堡”，而不是城镇。但罗马历史学家否认这个观点，认为是夸大其词。一些凯尔特城镇呈圆形，另一些南方的城镇则拥有漫长的石墙。高卢人的房屋也不只是小窝棚：他们有双层建筑，甚至还有庭院。高卢人似乎还有一整套人口统计制度。
高卢人开采金矿和银矿，用以打造金饰品，其繁复和精美的工艺丝毫不逊于罗马人。他们的战术也很精妙，其战车和巨盾尤其令罗马人震撼。他们使用的铁制农具和脱粒机械都比罗马农民先进。没错，高卢人处于古老的部落组织形态，但拉丁人也一度如此，只是近来才有所改变。罗马人总强调信奉德鲁伊教的高卢人拥有可怕的习俗，他们将人放在柳条筐中活活烧死以抚慰神灵，还会割下敌人的头颅，其行为实在十恶不赦。但是，沉溺于血腥角斗场、喜欢将敌人钉死在十字架上的罗马人也并没有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
有一些高卢人见多识广，他们曾在希腊和埃及军队中服役，并在那里定居。高卢女性比罗马女性拥有更多的自由。在遭受虐待时，她们有权解除婚约。一些高卢女性还有可能成为政治领袖，布狄卡女王的起义就确证了这一点。而且，我们在法国和德国也发现了装饰华丽的女性墓地。与美洲的土著居民很像，高卢人对希腊人和罗马人售卖的酒很感兴趣，尽管这些都是葡萄酒，而非威士忌酒。对常喝粮食酒的人来说，葡萄酒是很受欢迎的新奇玩意。我们对高卢人的诗歌和音乐知之甚少。他们并不像迦太基人那般英勇善战。高卢人缺少罗马世界拥有的公民体制和庞大的动员能力。在国家与部落的战争中，一定是国家有更大的胜算。
恺撒对高卢文化的毁灭不仅体现在有100多万高卢人战死疆场（根据恺撒自己的保守估计是120万人），而且体现在有相当数量的高卢人因饥饿而亡或被迫沦为奴隶。这意味着，三分之一的高卢人从此消失，这样高的比率可与20世纪惨绝人寰的种族屠杀相提并论。换言之，恺撒的影响堪比黑死病，而黑死病曾杀死大约30%的中东人，以及30%～60%的欧洲人。不过，与“鼠疫耶尔森菌”或携带病菌的跳蚤不同，恺撒主要关切自己的政治生涯。恺撒的胜利及其对胜利的宣扬，加之他为罗马带来的奴隶和战利品，使其声望日益高涨，个人财富也水涨船高。实际上，恺撒已成为征服欧洲大片土地的战神。
在任期届满之时，他与庞培和克拉苏做了一笔交易，即通过分享战利品延长自己血腥暴力而又有利可图的职位。日耳曼人部落的袭击曾杀死了70名罗马人。作为报复，恺撒屠杀了大约43万人，其中包括妇女和儿童。这让一些罗马人都心生厌恶，例如加图。
在准备返回罗马时，恺撒已经拥有了金钱、军队和很高的声誉，几乎可以为所欲为。恺撒的敌人非常恐惧，视他为元老院、旧秩序和罗马共和国宪法的敌人。为对抗宪法，恺撒笼络了很多贪赃枉法和耽于淫乐的人——这些人把他看作重要的领袖人物。同时，恺撒的军团也已整装待发。如今，恺撒唯一的问题是，倘若卸任军团司令官的职位回到罗马，他有可能因为多年前在担任执政官时的失当行为而被判处死刑。恺撒并没有把握别人不会将他绳之以法。
恺撒跨过了高卢行省与罗马本土之间的界河——卢比孔河，率军向罗马城进发。如果宪法是个威胁，他就要将其废除。庞培直到很久之后才发现恺撒已成为巨大的威胁，他宣布自己是元老院的捍卫者。随后，庞培和众多元老院成员一同逃离罗马，在其他地方继续对抗恺撒。恺撒抵达罗马，宣布继承了这份偷来的遗产。民众都已准备好接受恺撒发放的贿赂，而恺撒的亲属则对其受到的控告进行辩护。局势非常混乱，供养军团的难度比预期更大，但恺撒的大部分敌人都已跟随庞培出逃，恺撒得以对这座城市发号施令。现在，凯尔特人尸堆和寂静空荡的村庄已成为恺撒的政治纪念碑，曾让罗马引以为傲的共和传统已经死亡。
“恺撒主义”已成为政治学中的贬义词，这是其来有自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