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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上次离开的希腊世界，社会支离破碎，人们逃离家园。生活在第一代文明废墟中的人们正聆听荷马讲述英雄时代的故事。大约在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550年之间，希腊逐渐复苏，其基础是一种独特的共同体——“波利斯”（poleis，单数形式是polis，我们一般译为“城邦”）。这些城邦大小不一。雅典是一座从青铜时代幸存下来的城邦，这样的例子极为罕见。它对周边地区的霸权失而复得，最终成为诸城邦中最大的一个。大多数城邦的布局都很相似，包含一个易守难攻的高地或卫城，城镇环绕其外，村落和农地又在城镇之外。农村地区的希腊人仍居住在部族或氏族中。
最早的城镇几乎没有防御设施。后来出现的石墙和城门不是为了抵御波斯人，而是为了抵御希腊人彼此的侵袭。90%的希腊人是农民，他们在相对贫瘠的土地上劳作，努力应对森林消失造成的影响。他们用木柴和木炭作燃料，用木材修屋造船。从很早开始，他们就登上希腊列岛上的山丘，砍伐并不茂盛的森林。尽管如此，他们还是不得不从黑海和亚洲进口木材。古希腊人几乎不吃肉，饲养山羊和绵羊的主要目的是制衣和挤奶。他们非常依赖大麦、小麦、橄榄、葡萄和无花果。如果像埃及人那样爱喝啤酒，就会让人觉得奇怪。地中海世界的饮食习惯在很久之前就定型了。
希腊的地理环境对其文明发展至关重要。许多陡峭的山峰延伸入海，将一座座城邦割裂开来。各城邦都是独立的，他们可以用不同的方法治理自己的事务。与安纳托利亚的第一批城镇相似，这些早期城邦并非人人平等。大多数城邦都是由半部族化的群体发展而来，武士贵族居于领袖地位，占有大部分的土地和财富。甚至在更多希腊人涌入城市、政府转变为共和制之后，这一点也变化不大。迟至雅典的黄金时代，尖锐的阶级冲突一直都是城邦发展的动力。富有的贵族受到民众的嫉恨。
然而，在将这个复杂的故事简化后，我们就可以发现，随着城市生活愈加重要，贵族逐渐失去了政治基础。首先，他们输给了“僭主”。这个亚洲词语的本来含义是“篡夺者”——彻底掌控城邦权力的人。随后，他们又失去了与普通民众组成的决策群体讨价还价的基础，因为人们开始在家族会议或部落会议上做出决策。在公元前7世纪至前6世纪，希腊人形成了一套复杂的信仰系统。他们崇拜的对象既包括奥林波斯山上的提坦神族——这个神族可能是由第一批雅利安入侵者带到希腊的，又包括了地方教派的各种神祇。他们讲同一种语言，但各种方言使相互沟通存在障碍。在文化上，希腊人之间也存在差异。亚洲沿海地区的希腊人比较富有，而且比居住在伯罗奔尼撒半岛的西部希腊人更温和。
通过作战方式，他们取得了早期最重要的发展。公元前7世纪，希腊人掌握了一种步兵作战技巧，即将士兵组成紧密的方阵。每人一只手持盾，保护左侧的战友；另一只手持矛，近战时则换成刀或剑。这一战术产生了两个后果。第一，它需要士兵接受基本的训练，并且相互信任，城邦由此形成了互信的美德。第二，它要求士兵担负基本的装备，包括一顶青铜头盔、一双护腿甲、一面盾和一支矛。这使普通的农民、工匠和商人都可以入伍从军。传统上，少数贵族骑兵处于主宰地位，他们的目的无非是保护自己的土地。但如今，共同作战的普通民众取而代之。这一变化的政治意义不言自明：一位历史学家指出，如果没有步兵战术的发展，就“没有人敢消灭城邦的主要军事力量——贵族”。
希腊人为何发明步兵战术？山势险峻、河谷狭窄的地形既不适合骑兵作战，也不适合亚洲人青睐的车战。在阿提卡半岛作战，士兵们通常会人仰马翻或摔掉所有战车的轮子。这里不是帝王建功立业之地，有点像瑞士或阿富汗。后来，民众力量的壮大同样在海上出现，因为希腊城邦的海军需要训练有素、经验丰富、配合默契的桨手。那些无力负担军事装备而无法成为重装步兵的人被招募进海军。共同的指挥体系和相似的地理环境催生了共同情感，而同仇敌忾又强化了这种情感。总之，战争催生了团结。
在宗教观念、语言和荷马史诗之外，希腊人还普遍热衷竞技运动，喜欢赤身裸体在运动场上一决高下。在早期，全希腊规模的体育竞赛和音乐竞赛将希腊人凝聚在一起。由于各个城邦历法不同，每年的起始时间就存在差异。因此，体育竞赛就成为人们推算日期和时间跨度的重要方式。从公元前776年开始，每一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冠军的名字都会成为人们计年的代称，就像我们如今所说的耶稣纪元“2012年”或“1945年”。在运动场上，男人们会在赤裸的身体上涂满油，这催生了一种强烈的同性倾慕的文化，即男孩与男人之间的爱慕之情。
这些内容都是早期希腊文化的特点，但这些特点并未使各城邦在政治治理和权力问题上趋于一元化。政治竞争使希腊人变成了历史学家和哲学家。其中，最极端的政治体制就是斯巴达人的政治体制。对于其他城邦而言，斯巴达始终是个威胁。尽管阿哥斯的斐东早在大约公元前670年就将方阵战术引入了斯巴达，但在被阿哥斯人击败前，斯巴达人并没有痴迷这种战术。斯巴达人是好战的民族，他们征服了大批农民和希洛人（即“农奴”），使他们处于半奴役的状态。还有一些村庄也附属于斯巴达人，村民们为他们生产粮食，这使斯巴达人可以专注于自己的嗜好——战争。
斯巴达人缔造了一个天生排斥优雅文化的国家，与其他城邦截然不同。人们往往视其为日本武士道和法西斯主义的先声。斯巴达人会遗弃身体柔弱的婴儿。7岁的时候，男孩和女孩会被分开养育。男孩们在军营接受训练，稍后会被委派去偷取和猎取食物。同样，女孩们也要赤身裸体地接受奔跑和搏斗训练。成年后，这些女孩会成为斯巴达公民兄弟几个人共同的妻子。在战争中，战败或落单的斯巴达人通常会自我了断。斯巴达人有两位国王和一个由60岁以上男性公民组成的长老会。长老会有权将议案提交给由所有男性公民组成的公民大会。
这种“均势”政体既杜绝了僭主的出现，又使战士获得了平等的发言权。斯巴达人规避了很多现代化的事物，如货币和为村庄修筑围墙。他们完全依赖组织严密的半职业化军队，一个军事力量主宰下的城邦由此诞生。这个政权常使其他希腊城邦忧心不已，但后者也会借助斯巴达人的力量推翻僭主或抵御敌人。
率领希腊城邦联盟击败波斯人使斯巴达的声望达到顶峰。当公元前546年居鲁士击败了克洛伊索斯后，是斯巴达人发出了要求波斯人退兵的消息。47年后，斯巴达人又联合西部希腊人在爱奥尼亚发动了反抗波斯人的战争。在随后的25年里，斯巴达人始终维系着这场史诗般的斗争。然而，其他希腊人（特别是雅典人）常常嘲笑斯巴达人粗鄙的生活方式，认为他们是披头散发的杀人狂，不讲卫生，缺乏教养。
斯巴达的死敌雅典也是一座奴隶制城邦，但其投票权等政治权利已扩展至全体男性公民。公元前510年，在斯巴达人的帮助下，雅典人推翻了最初的僭主。两年后，雅典的统治者克里斯提尼建立了一套激进的选举制度和代议制度，其基础是以地方行政区或村落为单位的选举及规模更大的“德莫”。“德莫”是古希腊的一种行政区划单位，规模与城镇相仿。如今，“德莫”取代家族成为人们主要的归属标志。这是一个重要的转变。克里斯提尼本人是一位雅典僭主的孙子。他认为，家族之间的敌对和权力斗争将不可避免导致政权崩溃和僭主的出现。只有终结对家族或“血缘”的迷信，人们才能重建政治秩序。
至关重要的是，克里斯提尼的方案造就了唯一的公民大会，所有年满30岁的男性公民都能参与重大决策。在雅典，符合要求的公民人数太多——大约有2.5万人，导致方案的实施存在困难。于是，人们又选举产生了一个由500人组成的议事会，负责管理日常事务。公民大会还会召开。在每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大约会有6000名雅典人涌入城市听政、投票。这就是实际运行中的“民主”制度，人们对古代雅典人的民主可谓耳熟能详。由于这套制度相对平和中正，所以展现了顽强的生命力。那些对政治制度构成威胁的人不会被处决，而会被“放逐”——公民大会的成员会用碎陶片投票，决定一个人的去留。很多被放逐的雅典人在经过一段时间后会被允许返回雅典。
作为一项政治制度，民主在雅典断断续续地存在了将近200年。但是，在古代世界，民主制度从未普及。民主制度的实施是以一个有教养的公民群体为前提的，其中要有10%的人具备阅读能力。他们要在公众场合发表演讲，能够理性地分析问题，并理解复杂的论证过程。我们可以把这样的政治发展称之为“公民社会”，它与投票的结果同样重要。
雅典的“民主”并不涵盖女性、年轻男性或奴隶。雅典人创造了绚丽的建筑和雕塑，其戏剧、音乐和哲学成就灿烂辉煌，但他们对奴隶的依赖程度丝毫不亚于不苟言笑的斯巴达人。雅典人并不生产粮食，他们通过开采银矿来购买谷物。因此，雅典引入了大批奴隶来开采银矿。有数据显示，雅典曾一次就引入了15万奴隶。
在农业劳动中，雅典人也非常依赖奴隶。历史学家色诺芬曾提到，在斯巴达人入侵期间，有大约2万名奴隶从农田中逃跑。此外，奴隶还会充当工匠，修建大型公共建筑。据估算，每名自由的雅典男公民大约拥有两名奴隶。如果没有这些战场上掳来的奴隶，希腊的农民就不会有闲暇去学习演说和参加投票，成为活跃的公民。同样，希腊的贵族也就无福享用财富，无暇研究哲学。这再一次印证，是战争支撑了“希腊奇迹”，其作用远超许多钦佩希腊文化的人承认的程度。
抵抗波斯军队的战争同时在陆地和海洋爆发。这场战争始于公元前499年爱奥尼亚人的反抗。在亚洲的希腊人发动了起义，但最终还是败于波斯人之手。在化解了内部叛乱后，居鲁士的继任者大流士决定惩罚雅典人，因为后者曾支持叛乱者。最初的战局对波斯人非常有利，他们横扫许多希腊小邦，摧毁了反叛的埃雷特里亚。随后，波斯人进入阿提卡半岛，准备对雅典发动攻势。公元前490年，雅典人在马拉松出乎意料地赢得一场大胜。本来，双方实力相差悬殊，甚至是现代的历史学家也认为，波斯军队的规模是雅典的2～10倍。而且，波斯军队还配备了骑兵和弓箭手，这些都是雅典人缺乏的。但这支由雅典公民组成的军队做出了惊世骇俗的举动：他们向波斯军队发起猛攻，佯攻中路，强攻两翼，将其压缩在中路，随后大量杀伤敌军的有生力量。
心怀偏私的希罗多德这样描述希腊人：
和波斯人厮杀成一团的雅典人，却战斗得永难令人忘怀。因为，据我所知，在希腊人当中，他们是第一次奔跑着向敌人进攻的，他们又是第一次不怕看到美地亚的衣服［和波斯人的装束类似］和穿着这种衣服的人的，而在当时之前，希腊人一听到美地亚人的名字就给吓住了。
波斯人退到战船上，准备对雅典发动又一轮攻势。但是，雅典军队再次战而胜之。在这个离奇的故事中，一个身披盔甲的士兵跑回了雅典。人们相信，现代26英里的马拉松长跑由此诞生。根据另一则传说，雅典的传令兵菲迪皮德斯跑了26英里返回雅典，告诉人们胜利的消息，以坚定人们抵抗的决心。在传递完消息后，这个士兵就死去了。很遗憾，我们无法通过历史文献来印证这个传说。
在大流士死后的10年里，希腊人和波斯人一直相安无事。但在第10个年头，大流士的儿子薛西斯发动了一场规模更大的战争，希望彻底解决希腊人。在那时，由雅典和斯巴达领导的联盟吸纳了70多个希腊城邦加入，但更多的城邦选择观望或站在了波斯人一边。据希罗多德估算，波斯军队的规模达到了520万人，这个数字荒谬绝伦。不过，波斯军队的规模的确庞大。借助索桥和驳船（其中还有专门运输马匹的驳船），波斯人渡过了赫勒斯滂海峡（即今天的达达尼尔海峡）。希罗多德绘声绘色地描述了温泉关战役——这场发生在狭窄孔道上的著名战役。斯巴达国王列奥尼达斯率领300名勇士抵挡波斯军队长达数日之久。这些勇士都是列奥尼达斯亲自挑选的，他们“正值壮年，已为人父”。最终，由于被人出卖，300名勇士全部壮烈牺牲。
薛西斯的军队涌向了阿提卡半岛。在被迫撤离的情况下，雅典人将整座城市付之一炬。最终，在狭窄的萨拉米斯海峡，希腊联合舰队击败波斯人，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在此后的两场重要战役中——陆地上的“普拉提亚战役”和海洋上的“米卡雷战役”，希腊人也全部获胜，终结了波斯人的入侵。历史学家认为，这些战役的胜利对西方文明至关重要，因为西方文明的发展端赖古希腊的思想、艺术和政治。倘若战败，波斯人的专制独裁将把西方文明扼杀于无形。像其他历史性的军事转折点一样，双方军事实力的差距可能被夸大了，但希腊人的胜利确实是“战争拯救文明”的典型例子。日后，不少军人都使用了类似的说法，如“博罗季诺战役”前的俄国军队和1940年的英国军队等。
希腊人的胜利将雅典带入了黄金年代，而与众不同的斯巴达则失去了希腊的领导权，尽管斯巴达人在战争中的英勇表现证明他们配得上希腊人领袖的称号。在公元前450年之后的80年时间里，雅典涌现出伟大的政治家伯里克利，产生了第一批历史著作（包括希罗多德的著作）。在雕刻家菲狄亚斯的领导下，雅典人重建了帕台农神殿。源出于圣歌表演的雅典戏剧艺术也蓬勃发展。在索福克勒斯、埃斯库罗斯和欧里庇得斯的悲剧作品之外，喧闹、粗鄙的喜剧传统也得以蓬勃发展。这些喜剧作品持续批判和嘲讽了雅典人的生活，但大部分作品都已失传。
由于雅典富人竞相赞助各种文艺演出（与后世的罗马皇帝竞相赞助大型竞技比赛如出一辙），戏剧表演变得日益华丽和昂贵。最初，舞台上全部由人声合唱伴奏，主演都佩戴奇异的面具，有韵律地吟诵台词。每逢节日，城中都会举行盛大的户外庆典活动，能吸引数万名观众。人们在街边享受各种美食佳酿，交流各种奇闻逸事。透过台词理解戏剧的大意有点像通过韩德尔和威尔第的歌词理解歌剧的内容。美术馆中矗立着雅典英雄和诸神的雕像，它们都是精心雕刻的艺术珍品。但是，这些冰冷的白色石头并不能反映生动鲜活的公共生活，而公共生活才是艺术作品的真正来源。当然，希腊还有一些卓尔不群的哲学家，他们经常争论诸如现实的本质、如何构建良善生活及如何组织人类社会这样的命题。
这样的财富和信心都源于伟大的战争——面对当时的亚洲超级大国，希腊取得了决定性的军事胜利。批判和嘲笑来自于民主的赢家，他们也的确有嘲笑的资本。他们都有强烈的求知欲——亚里士多德致力于理解158个希腊城邦的政治制度，希罗多德希望发现亚洲社会与希腊社会的差异，修昔底德尝试探索内战的起因，而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则试图搞清良善社会的本质——所有这些好奇心都不是没有意义的，而且并不简单，它们都是战争的硕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