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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或许会想象，中国第一位有名可考的英雄要么是位能征惯战的国王——就像吉尔伽美什那样，要么是位长须飘飘的圣人。但你错了，他是一位公仆，一位水利工程师。这位英雄就是大禹，他恰好站在历史和神话的分界线上。大禹驯服了黄河，虽然这条大河养育了中国人，但经常泛滥肆虐。据传说，大禹的父亲名鲧，地方统治者命他治理泛滥成灾的黄河。在大多数早期文化中，特别是亚洲和欧洲的早期文化中，都有大洪水的传说。这说明，人们确曾经历过洪水滔天的时代。当时的洪灾实在厉害，它在人们的意识中存在了几千年。
在中国的例子中，鲧曾试图用修筑堤坝的方法治理洪水，可能使用了夯土技术。考古学家发现，中国的早期城镇建设就运用了这项技术。然而，当更大的洪水袭来时，土墙就会被轻而易举地冲垮。那位统治者处死了鲧，大禹——此刻他或许非常焦虑——接替了鲧的工作，继续完成父亲未竟的事业。
据传说，大禹工作非常勤勉，但他并没有用修筑堤坝的方式治理洪水。首先，他考察了黄河的上下游，遍访地方部落，劝说人们携手合作，在中央权威的领导下化解难题。显然，这一过程与美索不达米亚城市的兴起十分相似。其次，通过挖掘沟渠，他将黄河水引入其他河道。再通过建立灌溉系统，使河水最终流入农田。大禹没有直接拦截洪水，而是用分流的方法削弱洪水的力量。13年间，他一心扑在工作上，手脚都长满了老茧。据传说，在治水期间，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第一次，他听见妻子正在分娩，但他没有停下脚步，回家看看。第二次，儿子已能呼喊父亲的名字，但他还是没有停下脚步，因为洪水还在肆虐。第三次，儿子已长成翩翩少年，但他仍没有停下脚步，继续治水大业。倘若在今天，大禹或许会被“儿童抚养局”调查，受到专栏作家的齐声谴责。但那时的情况与今天完全不同。
统治者被大禹的勤勉和献身精神所感动，将王位传给了他。大禹建立了夏朝。
后来，人们又在这个故事中加入了许多虚构情节，从大禹用神斧劈开山峰到黄龙和墨龟帮其治水可谓无奇不有。然而，研究中国早期史的历史学家认为，这个故事的关键是中国的第一个王朝始于治水。这个猜测有一定道理。大约4000年前，中国的一批聚居点走向衰亡，而同一时期中东和埃及也发生了类似的事情。回顾那些大洪水传说，如挪亚方舟等神话，历史学家伊恩·莫里斯提出一个疑问：“难道是气候变化使旧世界陷入危机？”
那部记载大禹生平事迹的史书还提到了一场暴雨。据说，这场暴雨连下了9年之久，导致了一场毁灭性大洪水的暴发。
但中国既没有挪亚，也没有方舟：中国的历史始于一位公仆式的英雄，一位献身国家的组织者。这个故事听起来委实太“东方”了。
几乎从一开始，中国文化就极具“中国特色”。在世界上任选一个有教养的人，将来自中国的一件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陶器或年代久远的青铜器放在他的面前，或者让他观看一组表意符号，他大概都会脱口而出：“这来自中国”，即使他之前从未见过这些东西。考古学的争论和政治分歧使中国人的起源问题如坠云里雾里。许多中国人坚持认为，与世界上的其他人种不同，他们并非起源非洲，而是由一种更早的猿类进化而来。在迁徙到中国时，这种猿类可能已演化为直立人。因此，从生物学的角度观察，中国人与外国人判然两分。这种观点迎合了中国人的世界观，即使国外的共识早已判定这种观点是错误的。
总的来说，中国的发展历程与“新月沃地”很相似，只是比后者晚了2000年左右。然而，在某些方面，如制陶技术，中国更加领先。在驯化动植物上的突破、村落的出现和墓葬中的祖先崇拜等方面，二者基本相似。但是，当神话时代慢慢过渡到历史时代之时，中国的器物就显得与众不同了。今天的考古学家更强调古代中国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在辽阔的大地上分布着多种文化、多样的陶器和建筑。过去，人们认为，中国北方只有一个文明中心。随后，文明逐渐扩展到边缘地区，而其核心部分并未发生很大变化。但是，近期的考古发现挑战了这一观点。不过，与欧洲人不同的是，在中国人的想象中，他们从最早的时期一脉相承，有着强烈的情感纽带。
例如，“龙山文化”存续了1000年左右，从大约5000年至4000年前，与不列颠的新石器文化的各个阶段大致同时。欧洲人对巨石阵民族的记录或记忆已经永远失落了，但中国历史则可以追溯到最早的君王和文化。在中国历史上，有五位颇具神话色彩的帝王，他们都是神一样的统治者，向人类传授了至关重要的文明技艺，如烹饪、耕种、用火、医药、婚姻和驯化牲畜等。据传说，“五帝”中的最后一位帝王发明了文字、陶器和历法——这些发明使龙山文化从其他早期文化中脱颖而出。
早期的中国人曾宣称，人类源于造物主盘古身上的蛆虫，这或许可以被看作是早期人类的自我批判精神吧。
在“五帝”时代之后，中国进入了历史时代，先后兴起了三个王朝：夏朝、商朝和周朝。这三个王朝历经2000年之久。我们已经知道了历任国王的名字，见识了日益精巧繁复的手工艺品，还有城市、寺庙、城堡和文字，这些证据都可以证明近代中国与古代中国一脉相承。简而言之，我们拥有中国的完整历史。
然而，早期中国的历史仍然晦暗不明，神话色彩多于历史证据。根据中国最早的历史文献《尚书》的记载，夏代的中国同时存在1万个方国。因此，夏朝很难被视为中国历史的分界线。考古学发现也证明了当时存在多个相互敌对的方国。据说，夏朝建立于公元前2205年，创建者就是驯服了河流和洪水的大禹。早期中国的历史就是王朝轮替的历史，就像英国的学生曾背诵的王室谱系那样。其实，大禹是后世宣扬“华夏一统”的文人从口头传说中提炼出的人物，成为历代帝王的始祖。据传说，他将华夏划分为几大区域（“九州”）。九州的中心就是帝王所在，九州的外围是四夷之地，再外围则是蛮荒之地。所有圈层听上去就像中国版的“中央王国”，人们有理由怀疑这只是一种宣传策略。
姑且不论大禹，夏朝的国王都实有其人吗？直到最近，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夏朝只是神话传说。毕竟，直到将近2000年后，人们才记录下相关历史。但是，在可能是龙山文化的都城二里头的考古发现颠覆了上述观点。夏朝或许不是一个强大的王朝，但它确实存在于黄河岸边，由龙山文化发展而来。1959年，考古学家在河南省发现了二里头遗址，发掘出一批精美的青铜酒器——中国人称之为“爵”。这是一种优雅的酒器，外形纤细，非常具有现代感。二里头遗址的中心是一座宏伟的宫殿，由多面夯土墙构成。“夯土”是一种建筑技法，需要耗费大量劳动力，但能建造出如岩石般坚硬的建筑。现在，在中国各地仍保留了许多夯土建筑。
中国的考古学界非常激动，因为还有很多未知等待去发现：在最近发掘的墓葬中，考古人员发现了精美的花瓶、玉石制成的饰品、青铜武器、非常古老的文字，以及与养蚕和祖先崇拜有关的证据。与哈塔尔赫尤克不同，这是一种等级森严的文明，由世俗的君王或拥有神权的君王统治，他们能够动员大量劳动力。
黄河及其支流冲积出大片平原。对中国农业而言，这片肥沃的平原非常重要。人类的聚居点在这片土地上持续发展，与两河流域、尼罗河流域或印度河流域的人类发展完全相同——产生了城市、国王和复杂的宗教。河流既带来沃土，又造成危险。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河流经常泛滥成灾。为最大限度提高农业产量，人们需要控制水量，将其分流至农田。与野生动植物一样，河流也要被驯服。这项工作需要精密地组织和领导，社会等级和统治者由此产生。如果只种植庄稼和饲养动物，村庄没有联合的必要；但如果要改造河道、修建灌溉网络和防洪系统，村庄就必须联合起来。在人类历史上，土木工程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常常被人们忽视。
因此，大禹的故事能解释政治权力为何发展的原因。他能成为夏朝的君王，是因为他可以将百姓组织起来，带领人们为公众利益服务。人们通常认为，国王和皇帝会带来压迫，但这个激进的观点不一定正确。起初，统治者不过是些小人物，他们是一群修建堤坝的劳动者。后来，他们开始修筑城墙，组建军队，任命税吏。大禹的传说包含了一些潜在信息：与混乱无序相比，迫使人们接受某种权威要好得多。在这个例子中，混乱无序主要体现在河流改道导致的灾难，大洪水夺走了数百万条生命。换句话说，接受统治者的领导比各自为政要好得多。埃及的法老和巴比伦的祭司一定会赞同这个观点。
大禹治水的故事和王朝治乱兴衰的历史都被人们记录下来，成为民族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早期历史中，只有将人们组织起来，才能协力控制自然。在这一过程中，权威自然而然产生，并代代相传。与欧洲的统治者一样，中国的统治者也声称，他们的权威源于神灵，而不是因为他们善于组织百姓或恐吓臣民。他们可以与神灵沟通，消弭饥荒，停止降雨。因此，中国在艺术和技术领域的长足进步与宗教礼仪密切相关。在中国的考古遗址中，人们总能发现许多文物，如铸造工艺出众、雕刻精美的青铜器，以及乐器和焚烧之后用于占卜的兽骨。巨大的三足鼎和青铜酒器有许多精美的纹饰，其外壁就如珊瑚礁那般复杂。对早期文化来说，这些器物显得非常古怪，人们为何要花大力气制造这些物件？事实上，铸造青铜器是政治的需要：它们是权力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