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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塔尔赫尤克的东南方有两条奔流入海的大河。“新月沃地”见证了第一批农耕者和第一批大型聚居点。因此，那里孕育出第一批城市和第一批帝国也就不足为奇。“美索不达米亚”意为“两条河流之间的地方”，这两条河流是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临近大海之时，这两条河流河面变宽，流速变慢，蜿蜒汇入地形复杂的三角洲。在沼泽区之前，有一片肥沃、湿润的黑土地，非常适宜农耕。它与哈塔尔赫尤克附近松软、湿润的土地有异曲同工之妙，但面积更大，吸引了大批来自周边地区的人。他们在此安家落户。最初用芦苇建屋，后来用泥砖盖房。房屋鳞次栉比，逐渐形成村落。大约7000年前，也就是哈塔尔赫尤克被废弃后不久，埃利都诞生了，这可能是世界上第一座城市。在之后的数百年里，这一地区的城镇越来越多。埃利都是一座由泥砖建成的聚居点，城中的神庙建筑层层叠加。这座城市可能是由公共聚会场所发展而来，各地的村民都来此祭拜神祇。从总体上看，这里规模更大，并不是一处温情脉脉的无政府主义场所。
农业所需的灌溉系统和堤坝系统非常复杂，所以各个村落必须联合建造和维护。要完成这些工作，就需要将劳动者组织起来。农业进步带来粮食剩余，而粮食剩余又导致统治者和祭司的出现。他们修建神庙，雇佣仆人侍奉自己。美索不达米亚世界是一个泥泞、湿润、阳光灼人的平原，那里最有特色的主建筑就是金字塔神庙，人们在其中敬拜神祇。在世界各地，人们都把神祇想象为高高在上。因此，在一马平川的平原上，使神祇高高在上的唯一方式就是大兴土木。人们将埃利都建在一处台地上，靠近一片淡水湖。城市的一侧是沙漠，另两侧分别是沼泽和耕地。
不同地貌和各色神祇在埃利都水乳交融。男神阿普苏和女神提亚玛特是众神之首，他们分别是淡水之神和咸水之神。然而，这两位水神并没有给这座城市足够的眷顾：大约4000年前，埃利都可能发生了大洪水，失去了主宰地位。与此同时，另外一座伟大的城市——乌鲁克——趁势崛起。在鼎盛时期，这座城市的人口达到约8万人，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人类聚居区，是哈塔尔赫尤克人口规模的10倍。乌鲁克国王吉尔伽美什是世界上第一部文学作品的主人公，也是历史上第一位有名有姓的英雄人物。吉尔伽美什是否实有其人还存在争议，但他的故事涉及《圣经》里所记载同等规模的大洪水，还囊括了性爱和背叛、友情和失败及旅程和死亡等题材。
由于被记载下来，我们才能获知这些故事。在乌鲁克和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其他城镇，人们在泥板上刻画各种符号。这些符号可以代表谷物的收获量和所有权，也可以代表正在交易的啤酒和其他商品。经过数百年的时间，这套符号和记录体系逐渐演变成书写体系，人们以此记录故事和思想。文字诞生的原因与乌鲁克诞生的原因大致相同。气候变化使环境愈发炎热、干燥，农民们被迫修建更庞大、更复杂的灌溉系统以维持农业产出。单个家族或村庄没有能力，也没有时间完成所需工作。只有在某些人的领导下将大量的人力组织起来才能渡过难关。领导者可能是祭司，或者至少来自神庙。他们可以站在高大的神庙中，监督大型水利工程的建设。
一旦劳动力和专业工匠被组织起来，领导者就有能力修建更庞大的神庙。成功的灌溉工程使建造者获得回报：久而久之，那些领导者就宣称，他们能向神祈求、与神交谈、代神发声。他们对本地居民的生死存亡担负重任，最初的统治阶层由此产生。他们站在高台之上，侧耳倾听神的教诲。统治者之下是书记员或中级官员，他们从下层劳动者那里搜罗统治阶层所需的谷物、啤酒、肉类和金属。有组织的等级制社会根本无法离开文书工作。在乌鲁克的例子中，所谓的文书工作就是“制作泥板”。
“反馈”是一个基本观念。它可以解释，为什么人们一旦被组织起来，挤进城墙环绕的城市，社会就会加速发展。苏美尔人及其后生活在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民族——如阿卡德人和巴比伦人——都经历了快速的社会变革，这是以往任何群体未曾经历过的。祭司们都希望谋求特殊地位，以震慑人心，使其更接近神祇。为达到这一目的，统治者需要大量劳动力和全职工匠，还需要进行测量和规划工作，而这就意味着要有详细的记录和书写工作。为使劳动力能够持续劳作，人们还需要献上大量粮食、啤酒和各种原材料。
向民众征税并不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有时还需使用暴力。与此同时，积累的财富还可能招惹强盗，甚至是敌对城市的觊觎。人们为此筑起城墙，一些男性成了专职的守护者，军人阶层诞生了。很遗憾，没有任何手段比战争更能推动技术进步。在燧石和骨头之后，青铜成为切割工具的主要材料，使苏美尔人获得了短暂的发展优势。随后，战车出现了。起初，战车有四个轮子，行驶缓慢，后来逐渐发展成为两轮车（上流社会最初可能只是为了狩猎取乐才发展了这种车辆）。
宗教祭司、大兴土木、文字、赋税、军人、国王及发动战争的能力逐一出现在人类历史中。上述事物都以人类的第一批城市（人类最早的财富聚集地）为基础，而这些城市的基础则是河流沿岸的农耕文化。农耕文化需要人们团结一致，共同驯服自然。这种转变比旧的部落纽带、家族纽带和血缘纽带更强大，使人类完成了农耕文化之后的又一次飞跃。城市和民族之间的竞争加速了社会发展，直到爆发全面战争带来巨大灾难为止。这种状况在人类历史上周而复始。训练有素的官吏及其掌握的书写楔形文字的技能使不同地区、不同语言的人们能够相互交流，苏美尔语成为美索不达米亚的通用语言。书记员通常都会说两种语言。人类社会出现了一种发展趋势，这种趋势或许会被打断，但绝不会销声匿迹。
第一批城市也孕育了抽象思维。像国王和祭司这样的统治阶层有闲暇思考各种问题，特别是思忖头顶之上的神秘世界。闪烁的星光和运行的天体也曾使巨石阵的建造者们着迷。由此，美索不达米亚诸民族为我们留下了数学——运用简单的算术方法统计贸易和税收，运用复杂的算术方法追寻星辰的轨迹。仰望天空，苏美尔人和巴比伦人常常对夜空中蕴藏的信息迷惑不解：天空究竟是什么形状？天空的常规运行模式是什么？如果神祇能降示消息，那星相就是神祇的文字吗？天空的运行模式是否能够影响人类生活的节奏？
观测星辰需要测量角度。苏美尔人观测了五颗行星的运行轨迹，这五颗目力所及的行星是水星、金星、火星、木星和土星。然后，他们用这五颗行星分别为五天命名，再用月亮为一天命名，用太阳为另一天命名，这样一星期就有了7天。“7”被视为完美的数字。显而易见，苏美尔人的星期就是我们的星期。尽管使用罗马文字或古英语指代，但这7天的名称仍沿袭了苏美尔人的命名方法。土星（Saturn）代表星期六（Saturday），太阳（拉丁语为“Sol”）代表星期日，月亮（Luna）代表星期一（法语为“lundi”，英语为“Monday”，这个词可以拆分成“Moon”和“day”），火星代表星期二（法语为“mardi”，英语中为“Tuesday”；英语的星期二拼写为“Tuesday”，这都归于一位北欧神祇）。同样，星期三（Wednesday）意为“沃丁神之日”（Wodin’s day），而沃丁神与水星有关。木星代表星期四（法语为“jeudi”，英语为“Thursday”；“Thursday”的词根是“Thor”，即雷神托尔，托尔是位北欧神祇，他与代表木星的朱庇特神有关）。金星代表星期五（法语为“vendredi”，英语为“Friday”）。此外，苏美尔人还发展出一套以60为基础的计数系统。“60”可以被除自身之外的11个数字整除，对青铜时代的历法而言，这显得尤其方便。后来，我们的一分钟是60秒，一小时是60分钟，一年是360天，一圈是360度。在巴比伦时期，书记员的计算要既快速又准确：一块来自尼普尔的泥板检验了人们的数学能力：“你知道乘法、倒数、系数、账目平衡和管理会计吗？如何进行各种形式的收入分配，如何分割财产，如何分配土地份额？”
这些成就已足够令人惊叹，但仍不完全，第一批城市还孕育了艺术设计：巧妙的石膏雕刻、华丽的马赛克镶嵌画、精美实用的印章（乌鲁克人用来在包裹上盖章）、镶嵌装饰的棋盘、各种乐器、来自乌尔的黄金饰品及亚述和巴比伦令人赞叹的浮雕等。今天，这些华美的艺术品并没有收藏在伊拉克，而是收藏在柏林和伦敦（伦敦收藏了一小部分），这都要“归功”于19世纪的考古学家。美索不达米亚的每座城市都有自己的神祇、文化和荣耀。乌鲁克之所以闻名于世，不仅因为宏伟的金字塔神庙和天空之神，还因为一位名叫伊南娜的女神。伊南娜象征着丰产，祭祀仪式曾使一位巴比伦文人颇感震惊。他写道：“乌鲁克是一座娼妓之城，吸引了大批纨绔子弟和参加节庆的民众，他们的阳刚气都已被脂粉气消磨殆尽。”
因此，第一批城市成为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遗迹之一。随后的大洪水将其中一些城市变成残垣断壁，而将另一些城市彻底摧毁。这些遗迹屡遭战乱破坏，而后起的文化对其也缺乏兴趣，它们逐渐被人遗忘。在维多利亚时代，考古学家陆续来到这一地区。那时的考古学急功近利，人们以寻珍觅宝为目的。上述种种导致一个后果：尽管一批最珍贵的雕刻等文物入藏欧洲博物馆，但城市遗址本身却无人问津，只能绝望地躺在尘埃中。这实在令人悲伤，因为从某种角度看，苏美尔人、阿卡德人和早期的巴比伦人的非凡成就要远超埃及人。美索不达米亚的城市文化是一种官僚文化，也是一种剥削文化。城市当局对农民压榨严苛，后者必须为运河和筑城缴纳大笔赋税，因为他们要依靠这些设施保证农业丰产。这种城市文化催生出国王，国王们发动战争，相互攻伐，缔造了世界历史上的第一批帝国。与帝国相伴而生的是无尽的痛苦和杀人如麻的刽子手，阿卡德国王萨尔贡就是一例，他给这片土地带来万般不幸。不过，第一批城市也充斥着华美事物、奇思妙想和各种奇观。民众获得了很大乐趣，尽管这些乐趣已不再质朴、纯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