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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母在机场接我们。他们站在那里，看起来疲惫、开心、担忧集于一身。我们拥抱，开车回家。
我好些了。我好些了。我把魔鬼留在了地中海，现在我好多了。我还在吃安眠药和安定，但其实我不需要吃它们，我只需要家，需要爸爸妈妈。是的，我好些了。我还有点儿神经紧张，但我好多了。我好多了。
“我们很担心你。”妈妈说，紧接着又用另外87种稍有不同的表达方式重复着她的担心。
妈妈回过头，微笑地看着坐在后座的我。她的笑容带一点苦相，眼角挂着泪，无神采。我感觉到了来自妈妈的负担，作为一个出了毛病的儿子的负担，被爱的负担，作为失望的负担，作为一个未曾妥善兑现的希望的负担。
但是——
我好些了，有点神经紧张，但这情有可原。我好些了，真的。我还可能成为希望。说不定我会活到97岁。没准我会是个律师、脑外科医生、登山运动员、戏剧导演。我还年轻，还有时间，还有时间。
窗外夜幕已降临。纽瓦克24号大街。纽瓦克是我出生的地方，现在我又回到这里，一个4万人的港口城市，一个我曾经只想逃离的地方。但现在我又回到这里。没关系，回来也好。我忆起我的童年，快乐的、不快乐的校园时光，还有旷日持久的自尊心挣扎。24。我24岁了。纽瓦克24号，这个路标就像来自命运的宣判，冥冥中昭示着这一切终将发生，唯一缺的就是我的名字了。
我记得，我们四个人在厨房餐桌上吃了饭，我没说太多话，但说的话足以证明我挺好的，没发疯，没抑郁。我挺好的。我没疯。我没抑郁。
我记得那天我们吃的是鱼肉馅饼，应该是我父母特意为我做的疗愈食物，我吃得很舒服。我坐在餐桌前吃着鱼肉馅饼。时间是晚上十点半。我走到楼下的卫生间，拉了一下灯绳，灯亮了。楼下的卫生间是深粉色的。小便完，我冲了马桶，注意到脑海中正在发生改变，阴云再度压下来，我的心理世界光影变幻。
我好些了。我好些了。不论我在心里强调多少遍，只要一个怀疑就能颠覆一切。只要有一滴墨水掉进一杯清水，就会污染整杯水，所以一旦我意识到自己还没完全康复，就会觉得自己还是病得非常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