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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是一个极具吸引力的概念，对于抑郁症患者、制药公司甚至全社会都是如此。它强调了一种“一切问题都可以通过消费来解决”的理念（被无数电视广告强行灌输给我们）；它鼓励了一种“别废话，喝药就好”的态度；它制造了一种“自我”和“他者”之间的鸿沟，在那里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表现非理性。用米歇尔·福柯的话说，这个社会正在阉割我们，要求我们正常，即使它是令我们变疯的原因。
但我依旧很害怕抗抑郁药物和抗焦虑药物。再说它们的名字——氟西汀，文拉法辛，普萘洛尔，唑匹可隆——听上去就像科幻片里的坏人。
在我吃过的药里，唯一能让我感觉好一点的药是安眠药。我只吃过一包，是在西班牙买的，那里的药剂师穿着令人放心的白大褂，说话像医生。那个药叫多米迪那。它没有帮助我睡眠，但我醒着的时候不那么恐慌了。我知道这种药是很容易上瘾的，不吃药的恐惧很快就会压倒吃药的恐惧。
安眠药使我勉强回到英国。我还记得我们在西班牙的最后一天。我坐在桌前，一言不发。安德莉亚向我们的雇主和房东（别墅是他们的，但他们很少在家）安迪和道恩解释我们要回国了。
安迪和道恩都是很不错的人。我喜欢他们。他们比我和安德莉亚年长几岁，但都是很好相处的人。他们经营着伊比萨规模最大的派对——“解放事业”。几年前开始创办时，它就像曼彻斯特同性恋村的小派对一样，后来却发展为曼哈顿工程区“54俱乐部
”那样的规模。1999年，已经成为俱乐部文化的中心，吸引着凯特·摩丝、雅德·贾格尔、欧文·韦尔什、让·保罗·高缇耶、快乐星期一乐队、流线胖小子诺曼·库克等成千上万的欧洲派对达人。那里曾是我的天堂，但现在那里的音乐和人群已成为我的噩梦。
但是安迪和道恩不想让安德莉亚走。
“你们为什么不待在这里？马特会好的，他看起来没事啊。”
“他不好，”安德莉亚回答，“他病了。”
按照伊比萨的标准，我不是一个瘾君子，顶多算一个“酒君子”。布考斯基
的崇拜者和他永远的学生，每天坐在太阳底下卖票、喝酒、读机场小说（我认识了一个魔术师，名叫卡尔，他用约翰·格里森姆
的小说换我的玛格丽特·阿特伍德
和尼采）。真希望我一辈子都没喝过比咖啡更烈的东西，真希望上个月我没喝那么多瓶维纳索尔干白、伏特加和柠檬汁，我应该好好吃早饭，好好睡觉。
“他不像生病的样子。”道恩脸上闪烁着亮粉，大概是前一夜派对的残留。那亮粉让我心烦。
“很抱歉，”我虚弱地说。真希望我得的病看起来更明显一些。
罪恶感像锤子般砸在我身上。
我又吃了一片安眠药，还吃了下午要服用的安定。然后我们赶赴机场。派对生活结束了。
吃了安定和安眠药，我不会有任何“病好了点”的感觉，还是一样难受。药物能做的，只是制造出一点距离。安眠药迫使我的大脑稍微慢下来，但我知道这根本没用。就像多年后，我又开始喝酒了，常常借酒缓解低度焦虑，但我知道第二天焦虑还会在那等着我，外加宿醉反应。
我不愿站出来反对一切药物，因为我知道有些药物对有些人是有疗效的。有时候，它们可以麻痹痛苦，使真正的疗愈工作得以开始。有时候，它们是长期治疗方案的一部分。许多人离不开药物。但对我来说，自从安定让我惊恐发作，我就一直害怕吃药，从没吃过任何抗抑郁的药（治疗焦虑症、惊恐发作的药还吃）。
我很高兴我的自我修复没有依赖药物的帮助。在没有“麻醉剂”的情况下，我不得不实实在在地经历那些痛苦，这意味着我充分熟悉我的痛苦，对脑海中的任何细微起伏都十分警觉。不过我也会想，要是我没那么害怕吃药，痛苦就会减轻了。那种冷酷无情的、持续的痛苦，一想到它就让我呼吸不畅，心脏悸动。我记得坐在汽车后座，巨大的恐惧快要将我吞噬，我想站起来，头触到车顶，我想爬出自己的身体，想挣脱我的皮肤，我的脑海中天旋地转。要是一片药能让我免除那种恐惧就好了，我会吃的。如果有什么东西能减轻我精神上的极度痛苦（没错就是这个词），也许我会更容易痊愈。但不吃药让我变得与自己非常合拍，我明确地知道哪些能帮助我（锻炼、阳光、睡觉、情感激烈的交谈等），不吃药带给我的警觉最终帮助我重获新生。如果我吃了药，那种药物带来的麻木感和不真实感也许会让我康复起来更加艰难。
《深渊》（The Depth ）一书的作者，进化心理学家乔纳森·罗滕伯格（Jonathan Rottenberg）教授在2014年写的一段话，出乎意料地令人安慰：
怎样更好地应对抑郁症？没有神奇药丸。治疗慢性痛症让我们明白，其实我们很难推翻那些身体和头脑的固有反应，相反，我们必须跟随情绪的线索，关注低落情绪产生的根源——过度工作、过少睡眠的生活习惯。我们需要更丰富的描述情绪的语汇，并有意识地寻找中断低落情绪的工具，制止它转变为更长期、更严重的情绪低落状态。这些工具包括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改变我们的周遭事件、情感关系、身体状况（通过锻炼、冥想或饮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