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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斯帝国战败后的一个半世纪，正是古希腊文明最辉煌的一段时期。在此期间，包括雅典、斯巴达在内的一些国家，为了争权夺利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公元前431公元～前404年，伯罗奔尼撒战争)，希腊因此变得四分五裂。公元前338年，马其顿人成为希腊人的征服者。无论如何，希腊人的思想、创新精神和艺术创作都发展到了一个更高的阶段，从而成为人类智慧的指明灯。
当时的精神活动中心是雅典。公元前431～公元前404年，在这30多年中，思想开化、精力充沛的伟大政治家伯里克利统治着雅典，他立志要重新建立这座被波斯人践踏过的雅典城。如今令雅典人引以为豪的废墟，正是那个伟大工程的遗迹。伯里克利不但从物质上重塑了雅典，还从精神上提升了雅典。他不但招揽雕刻家和建筑师，还广纳诗人、戏剧家、哲学家和教育家。公元前438年，希罗多德来到雅典讲述自己的历史著作；阿那克萨戈拉来到雅典推荐自己有关太阳和恒星的科学见解；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前赴后继，一起将希腊戏剧发展到尽善尽美的最高境界。
伯利克里促进了雅典的精神生活，直到他死后，这种影响还继续存在。尽管伯罗奔尼撒战争历时太久且耗资巨大，从而破坏了希腊的和平局面，然而政治上的黑暗没有阻止人类思想的进步，反而推动了人们思维的发展。
在伯里克利统治之前，希腊政体上特有的自由意识早已大大促进了辩论术的发展。希腊的最后决定权不在于国王，也不在于祭司，而是在于人民大众或领导阶级的公开辩论与投票选举。所以，能言善辩成为一种非常重要的技艺。接着，一种新兴的职业诡辩家出现了，他们就是传授给年轻人辩论技巧的教师阶层。辩论不能无凭无据，于是在辩论术风靡时，人们开始了对知识的追求。当然，这些诡辩家也提高了辩论的风格、思维方法和效果。伯里克利死后，苏格拉底日渐名声显赫，这得益于他卓越的才能和对错误辩论法的高度批判。一群有志青年聚集在他的周围。公元前399年，他以腐蚀年轻人思想的罪名被处以极刑；他的死法是当时雅典流行的高贵死法，即在自己家中，在朋友的陪伴下，喝下毒草制成的毒药。他虽死犹生，他对人类的思想所产生的影响依然存在。他的年轻弟子们继承了他的遗志。
苏格拉底的弟子中，影响最大的是柏拉图(公元前427—公元前347年)，他建立了柏拉图学院，并教授哲学课程。他的学说大致可分为两个部分：一是探究人类思维的根源和方法，二是研究社会政治制度。他是构思“乌托邦”的第一人，这是一种区别于以往社会制度，且具备更大优越性的社会组织形式。这个概念的产生，表现出人类思想史无前例的胆识，在此之前，人们总是不假思索地遵循社会传统与惯例。柏拉图明确地呼吁人类：“你们深受其害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弊端都是可以控制的，只要你们有信心和勇气，就能改变他们。如果你们愿意提出设想并付诸行动，就可以生活在一个更为合理的社会制度中。你们只是尚未认识到自身的力量而已。”这个具有深远影响力的学说，如今依然印刻在知识分子的心中。他的早期著作之一《理想国》，描绘了一个贵族式的共产主义理想王国；他尚未完成的最后一部作品《法律篇》，讲述的是另一模式的乌托邦国家。
柏拉图死后，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曾经在吕克昂学院执教，继续研究思维方式和社会制度。他来自马其顿的斯塔吉拉城，他的父亲是马其顿的御医。亚里士多德还曾经担任马其顿王子亚历山大的家庭教师。亚历山大的丰功伟业，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中有所提及。亚里士多德精心研究思维方式，从而推动了逻辑学的进一步发展。然而，在此之后的1500多年，甚至更长的岁月里，这一学科停滞了发展，直到中世纪的经院派学者重新拾起它。亚里士多德没有传承乌托邦思想。他认为，柏拉图可以教导人们掌握自己的命运，但更重要的是，人们必须要掌握更渊博、更准确的知识。亚里士多德开始着手将知识系统化，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谓的“科学”。他曾经派出探险队去搜集历史资料。他是自然历史之父，也是政治学的奠基人。他在吕克昂学院的学生曾经研究并比较过158种不同的国家制度。
公元前4世纪，的确出现了一些伟大人物，他们可以称得上是真正的“现代思想家”。那些幼稚的、幻想的原始思维方式，逐渐被有条不紊的揭露现实的思维模式所取代；那些荒谬的象征主义、神灵鬼怪的幻象，以及所有禁锢人类思想的禁忌和敬畏，已经被全盘摒弃。自由化、准确化和系统化的思维方式开始盛行。那些来自北方森林的朝气蓬勃、无拘无束的新思潮，闯进了神秘的殿宇，让阳光照射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