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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在最近50年里，科学家们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并进行了广泛的探索，但我们对人类开始耕作和定居的时间仍然知之甚少。有一点可以肯定，公元前1.5万～1.2万年间，当阿济尔人生活在西班牙南部，残存的狩猎部落迁往东方和北方的时候，在北非、西亚或如今被淹没的地中海大峡谷地区，有些人年复一年地做着两种极为重要的事情：耕种庄稼和驯养牲畜。此外，他们不但继承了祖先狩猎用的打制工具，还学着打磨石器。他们不但发明了用植物纤维编织粗糙织物，还学会了制作简陋的陶器。
人类文明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新石器时代，它区别于以克罗马农人、格里马迪人和阿济尔人等为代表的旧石器时代。于是，新石器时代的居民前往气候温暖的地带生活；他们精通制作技术，懂得种植物和养动物，还不断地学习模仿，把技术传播到世界各地。约公元前1万年，大多数人类都达到了新石器时代的水准。
如今，对于现代人而言，播种、耕地、收割、晾晒以及磨粉等一系列生产流程，都是合情合理的步骤，就跟地球是圆的一样正常。然而，对于2万年前的原始人类而言，这并非易事。他们必须经过无数次的尝试和试验，经过无数次的错觉和误解，才能找到有效的方法。在地中海的某些地方曾经长有野麦子，这里的人们在掌握播种知识以前，就已经学会磨麦子当食物。也就是说，播种之前先要学会收获。
世界上有一个特别值得人们关注的现象：哪里有收获和播种，哪里就会发现播种与用活人血祭之间存在着一种紧密联系。对于好奇的人而言，研究这两种原始联系的成因，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如果有读者对此感兴趣，可以阅读和研究一下J.G.弗雷泽爵士的著作《金枝》，那里有你想要的答案。我们必须记住，这种联系只是孩子气的、充满幻想的、迷恋神话的原始人类的幻想，无法用理智的推测诠释。大约1.2万～2万年前，每当播种季节来临，新石器时代的人们都会举行一次血祭活人的仪式。这些用作献祭的人，并不是遭到遗弃或者地位低微的人，而是通过精挑细选的童男或童女。他们在献祭之前，往往受到极好的待遇，甚至被当作神灵受到人们的膜拜。血祭已经演变成一种惯例，主持人是一些年纪较大、具有名望的人。
起初，原始人类头脑中的季节概念很模糊。对于他们来说，确定播种和献祭的时间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在某种意义上，早期的人类经验中还没有“年”的概念。最早的纪年方法是阴历计算法。《圣经》中，人们根据阴历纪年法来推算以色列人祖先的年龄；巴比伦人根据阴历13个月来估算播种时间，这种方法一直延续至今。如果我们没有因习俗而变得思维呆滞，就会发现：在基督教会上，纪念耶稣受难和复活的日子，都会因月亮的盈亏而有所变动。
最早的农学家是否观察过星象，也许还是一个谜。更有可能的是，最早观测星象的人是游牧民族，他们据此辨别方向。当他们得知观测星象可以确定季节时，星象在农业中的地位就变得越来越重要。播种期间的祭祀与某个重要星星的南移或北移息息相关。于是，原始人类对某颗星星产生崇拜之情并编织神话，就是不可避免的结果。
我们不难看出，在新石器时代早期，那些有知识、有经验、懂得血祭和星象知识的人，是多么重要啊。
原始人类对于污秽的恐惧，以及消除此类恐惧的方法是明智的，促使那些有学识的人拥有了另一种权威，从而出现了男巫与女巫、男祭司与女祭司。与其说最初的祭司是宗教专家，还不如说他们是实用科学家。他们的知识大体上都是错误的经验。他们小心翼翼地保守这些知识，以免被众人所知。但是，他们的职责是将其应用于实际——这是无法改变的事实。
大约1.2万～1.5万年前，在所有温暖且水源充足的地方，几乎都会出现新石器时代的群落社会，那里有男女祭司的等级和传统、已开垦的田地、新型村庄和小型城池。年复一年，各个群落间的思想交流越来越多。艾略特·史密斯和利弗尔用“日石文化”来定义这些最早的农耕民族文化。“日石”(太阳和石头)或许不是最妥当的术语，但在科学家尚未找到更恰当的名词之前，我们只能暂时用它。这种文化发源于地中海和西亚的某个地方，并随着岁月的推移逐渐向东蔓延，越过无数小岛，横穿太平洋，最后抵达美洲，与那些来自北方、生活方式更原始的匈奴种族文化相互交融。
“日石文化”熏陶着棕色人种，他们无论走到何处，都会带去一些奇妙的观念和行为。有些思想很怪异，需要心理学家解释才能让人明白。他们建筑金字塔和巨大的墓室，并用巨石设置巨石阵，或许是为了方便祭司们观察天象；他们把死者身体的部分或全部做成木乃伊；他们文身、行割礼；他们有一种古老的习俗叫作“父代母育”，即婴儿出生后，父亲取代母亲在床上坐月子；他们还有象征幸运吉祥的著名的“卐”字饰。
如果我们用黑点来表示这些习俗的传播足迹，并把黑点画在世界地图上，那么沿着温带和亚热带海岸的边缘就会形成一条线，从英国史前巨石阵开始，经过西班牙，横穿世界，抵达墨西哥与秘鲁。不过，在赤道以南的非洲、欧洲中北部和亚洲北部却没有这种黑点，因为这些地区生活着一个完全独立发展的种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