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马上将我知道的一切都告诉给母亲,也许我早就该告诉她,我们立刻意识到眼前的处境非常艰难与危险。这个男人的钱——如果他真的有的话——里面当然有我们的一份,不过老船长的同伴们恐怕是不会同意的。看看之前出现过的两个人吧,黑狗和那个瞎子,不可能用抢来的钱去偿还老船长生前的债务。如果我按老船长说的马上骑马去找利夫西医生,那么母亲自己留在这里,将会处于无人保护的境地,之前我们并没有意识到这点。
事实上,对我们两个人来说,在这里待得越久就会越感到不安。厨房火上的烧煤声,墙上钟表的滴答声,都令我们惶恐不已。我们甚至产生了幻听,总觉得外面传来向这里走近的脚步声。老船长逐渐失去温度的身体此时一动不动地躺在客厅,可怕的瞎子就在附近徘徊,可能随时都会回来,我们吓得几乎就要灵魂出窍了。于是,我们迅速做出一个决定,一起到附近的村子里寻求帮助。说走就走,我们甚至连帽子都来不及戴,便一头冲进布满迷雾的夜色中。
那个小村子离这里只有几百码 远,尽管现在还看不到它,其实它就在下一个海湾的旁边。令人略感欣慰的是,村子与瞎子出现的方向刚好相反,就算瞎子再回过头来找,我们也不会碰上。我们并没有在路上耽搁太长时间,虽然偶尔我们也会停下来,手拉着手屏息凝听四周的动静,好在并没有什么异常,只有波涛的低吼声和树上乌鸦的哀嚎声。
我们来到村里时,已是灯火通明。我至今都不会忘记,当我看到从每家的窗户和房门内透出橙黄色的灯光时,那种雀跃的心情。但这也是我们在这里所能得到的最大帮助了。那些人难道不会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而感到羞愧吗?他们当中竟没有一个人愿意同我们一起回“本鲍上将”去。我们对自己的遭遇说得越多,那些男的、女的和他们的孩子就越会缩进自己的小屋。虽然弗林特船长的名字对我来说十分陌生,但是显然这里的村民已听过关于他的太多传闻,并且早已闻风丧胆。还记得村里有几个在“本鲍上将”附近种地的庄稼人,曾经在路上遇到过几个陌生人,他们误把那些人当成走私犯,当下落荒而逃,仅仅因为他们中的一个人看到凯特湾里停着一条小帆船。由此可见,只要是弗林特船长的部下,无论是谁,都能吓破他们的胆。最终的结果是,有几个人愿意骑马去找利夫西医生请求救援,但是跟我们一起回去守护酒店这件事就没人愿意了。
有人说过,胆小是会传染的,但是争论却能给人以勇气。等每个人都表达完自己的意思后,我的母亲开始了慷慨陈词的演讲。她向大家宣称,她不会让已经失去父亲的孩子再失去属于他父亲的钱。“就算没有一个人敢和我们一起回去,我们也会回去的!”她说,“我们会沿着来时的路走回去,对你们这些没有胆子的大块头不会有一点儿感激之情。就算是搭上性命,我也要将那个箱子打开。谢谢你给我的袋子,克罗斯利太太,我们会用它装满我们应得的钱。”
当然,我也表示要同我的母亲一起回去,所有人都大呼小叫起来,说我们的行为过于愚蠢,但直到最后也没人愿意同我们一起走。他们所能为我们做的就是交给我们一把上了膛的枪 ,当遇到袭击的时候可以防身。另外他们也承诺,如果我们在返回的途中遭遇追捕,会备好马来接应我们。与此同时,他们还派人去找利夫西医生寻求援助。
当我们在这个寒冷的夜里终于踏上凶险的征途时,我的心都快要跳出来了。一轮满月悄悄地升上天空,从迷雾的上方散发出幽幽的红光。这让我们的行动变得更加匆忙。很明显当我们返身回去的时候,月亮会把这里照得如同白昼一样,我们的行踪将被完全暴露在追踪者眼中。我们迅速地在树篱中穿梭,尽量不发出声响,所幸路上并没有看到或者听到什么让我们担心的人和事。直到我们走进房间将“本鲍上将”的大门重重地关上,一颗悬着的心才落了地。
我马上从里面插上门闩,站在黑暗中大口地喘气,房间里只有老船长的尸体孤零零地躺着。母亲从吧台取了一支蜡烛,我俩手挽着手走进了客厅。他躺在那里的姿势如同我们离开时一样,仰面朝上睁着双眼,一只胳膊向外伸着。
“拉下百叶窗,吉姆,”母亲轻声对我说,“不然他们可以从外面监视我们。马上做。”我正按她说的话去做时,她又说道:“我们要把他的钥匙找到。但是谁敢碰他呢,我的老天爷啊,请告诉我。”说着她的声音变成了抽泣。
我马上跪在地上。地板上接近船长手掌的位置有一张小纸片,纸片的一面被完全涂黑了。我确信那就是黑券。我捡起它,看到另一面用非常漂亮的手写体写着:“今晚10点就是你的死期。”
“他们要他10点死,妈妈。”我的话音未落,我们那座又老又笨钟就响了起来。这突如其来的声响吓得我们浑身颤抖,但它也带来了一个好消息,那就是现在才6点。
“现在,吉姆,”母亲说道,“先找钥匙。”
我一个接一个地翻遍了船长的口袋,只发现几枚硬币、一个顶针、几根线和缝衣针、一根被咬掉尾巴的烟卷、一把小弯刀、一个袖珍指南针、一个火绒盒——这就是全部了,我变得非常失望。
“没准挂在他的脖子上。”我母亲提醒说。我压抑住内心的厌恶,扯开他衬衫的领子,他的脖子上果然有一根油乎乎的绳子,我将绳子切断得到了钥匙。这小小的成功使我们充满了希望,毫不疑迟地跑到楼上他的房间去。他已经在这里住了很久,那个箱子自打他来时就被放在那里了。
这个箱子从外表看来与其他箱子没有任何区别,上面被烙铁印了他的首字母“B”。由于长时期地使用,箱角已经被磨损得有些严重了。
“给我钥匙。”我母亲说。虽然钥匙孔有些涩,但随着她转动钥匙,箱子还是一下子就被打开了。
一股强烈的烟草混着柏油的味道冲了出来,最上层只有一件叠得整整齐齐的被洗刷干净的套装。母亲说,它看起来从未被穿过。下面是一些杂物,一个四分仪、一个锡制的酒杯、几根烟、两把非常漂亮的手枪、一根银条、一个老式的西班牙怀表、一些不值钱的外国制造的首饰、一个黄铜做的圆规和五六个珍奇的来自西印度洋的贝壳。我后来想起这些仍旧非常疑惑,他这样一个颠沛流离的人,因为罪孽深重长期被人追踪,为何会一直带着这些贝壳呢?
除了一根银条和外国的首饰,我们再也没能发现什么值钱的东西了,这些似乎对我们来说也没什么用。再往下是一个经历过多个海港洗礼的、早已被盐水浸成白色的水手斗篷。母亲不耐烦地把它拽了出来。最后映入眼帘的是躺在箱底的一个油布包裹,里面有一些文件和一个帆布袋子,碰一碰竟然发出金子撞击的声音。
“我要证明给那些恶棍看,我是一个讲信用的女人,”我的母亲接着说,“我只会拿走属于我的那份钱,多一分我都不会要的。帮我撑开克罗斯利太太的袋子。”然后她开始从船长的钱袋里数钱,放到我手中的袋子里。
这真是件费时费力的工作,因为这些钱币来自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面额——有西班牙金币、法国的金路易、英国的畿尼和西班牙银币,除此之外我就不认识了。它们被混乱地堆在一起,畿尼是数量最少的钱币,但却是我母亲唯一知道如何换算的币种。
当我们数到一半的时候,我突然将手放在了母亲的胳膊上,在这被迷雾笼罩寂静无声的夜晚,我听到的声音足以让我的心脏从嗓子眼里蹦出来,那就是瞎子的木棍敲击冰冷的地面的声音。声音变得越来越近,我们屏住呼吸坐在那里。然后,木棍开始猛烈地敲击酒店前门,还有人在转动门把手,门闩被推得吱呀作响,接下来房门里外都陷入一片寂静。最后,门外又响起了嗒嗒的敲击声。令人庆幸的是,这声音变得越来越远直至消失在夜空中,那种欣喜简直难以言表。
“妈妈,”我说,“我们带上全部的钱赶快走吧。”我确信拴上门闩的房门使他起了疑心,没过多久就会招来更多的是非。那时的我非常庆幸自己拴上了房门,那些没有见过瞎子的人是不会理解我的心情的。
虽然我的母亲当时也怕得要命,但是却固执地既不肯多拿一分不属于她的钱财,也不愿意少拿一分属于自己的钱财。“现在还不到7点,”她说,“我们还有时间。”她知道自己的权利是什么,并坚持要捍卫它。我们争执起来,直到从小山丘那边传来一声低低的口哨声,才终止了我们的争论。
“带上我们数好的钱!”她说着跳起身来。
“那我就用它来抵债好了。”我边说边拿起了油布包。
蜡烛被我们留在了空皮箱旁,我们摸索着走下楼梯,打开房门全力逃了出去。我们出发的时候已经不早了,雾很快就散开了,月光将高地那边照得清清楚楚,只有山谷底部正中的位置和酒店门前还笼罩着一层薄雾,帮我们进行第一步潜逃。在山谷阴影不远处,离小村庄还有一半多路程的地方,是完全暴露在月光下的。不仅如此,我们听到几个人奔跑的脚步声已经离我们越来越近了。我回头确认他们的位置,一束摇动的灯光正在快速地前进中,显然他们中的一个人提着一盏灯。
“我亲爱的孩子,”我的母亲突然说道,“拿上钱快跑,我已经跑不动了!”我想,我们一定死到临头了。我谴责那些胆小的邻村人,抱怨母亲是那么诚实却又贪婪,她刚才是那么的蛮勇大胆,现在却如此弱不禁风。幸运的是,我们恰巧走到一个小桥边,我搀扶着颤抖的母亲往堤岸走去。刚一到那里,我母亲就长叹一口气倒在了我的肩膀上。我不知道哪里来的蛮力——想必当时我的动作一定非常粗鲁——设法拖着我的母亲往拱桥下的坡道走去。但是由于桥太矮了,我只好匍匐着移动,最终我们不得不停下来,我母亲几乎整个暴露在外面。我们就那样静静地待在那里,听着酒店那边传来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