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我们的故事开始于1863年5月24日，一个星期日。那天，我的叔叔利登布洛克教授急急忙忙地赶回自己位于柯尼斯街十九号的小房子。柯尼斯街是汉堡老城区里一条历史最为悠久的街道。

女仆玛尔塔刚开始准备饭菜，她以为自己准备晚了。

“这下可糟了，”我心想，“叔叔是个急性子，要是饿了就得马上吃饭，不然就会大发雷霆。”

玛尔塔轻轻推开餐厅的门，小心翼翼地对我说：“利登布洛克先生今天回来得可够早啊！”

“是啊，是早了些，”我回答道，“但是没关系，玛尔塔，饭菜没准备好也没事儿，现在还不到两点呢。你看，圣米歇尔教堂的钟声刚刚在一点半的时候响过。”

“可是教授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呢？”

“或许他自己会告诉我们为什么吧。”

“教授来了！我得忙去了。阿克赛尔先生，麻烦您帮我跟他解释一下吧。”

说完，玛尔塔便转身回到厨房里了。

我一个人留在了餐厅里。叔叔脾气暴躁，我又是个没什么主意的人，到底怎样才能让叔叔消气呢？我本打算溜回到楼上我的小房间里去，但就在这时，大门被突然推开了，楼梯上想起“噔噔噔”的脚步声。房子的主人穿过餐厅，直奔自己的书房。

他边走边把自己那根圆头手杖丢到餐厅的角落里，又把他那顶宽边帽子扔到餐桌上，还向他的侄子——我，大声喊道：

“阿克赛尔，你过来一下！”

我刚要动身，就听见教授不耐烦地又催了起来：

“怎么回事？怎么还不过来？”

我赶紧奔向这位威严的教授的书房。

其实，我心里清楚，利登布洛克并不是个坏人。不过说实话，除非奇迹发生，不然他这一生都会被当成一个可怕的怪人。

他在约翰大学担任教授，主讲矿物学。每次上课，他都免不了要发一两次脾气。他并不在意学生们是否出勤，课上有没有认真听讲，也不关心他们将来能不能取得成功。对他来说，这些事都是芝麻大小的事，他从来就不在意。用德国哲学家的话来解释，他全凭“主观”在讲课，是在给自己讲课，而不是给学生讲课。他虽是一名自私的学者，但也是知识的源泉。可要想从这枚泉眼里汲取些水分，却并不容易。

一句话，他就是个吝啬鬼。在德国，有几个和他如出一辙的教授。

我叔叔虽然是一名教授，但讲话的时候却有些磕巴。熟人在的时候还好些，在公开场合就差强人意了。对于一位授课教师来说，这个弱点可太致命了。他在学校上课时，时不时就会突然停住，也常常会因为某个生僻古怪的单词而卡壳。好像那个单词对他充满抗拒，不肯低头，到最后，教授被逼到无路可退，只好蹦出一句粗话。之后他又十分恼火，甚至大发雷霆。

矿物学中的许多单词都是半希腊文、半拉丁文的结合，发音很拗口，就连诗人也会抓狂。当然，我决不是在非议这门科学。但若是碰到一些专有名词，例如“零面结晶体”“树脂沥青膜”“盖里泥岩”“方加西岩”“钼酸铅”“钨酸锰”“钛酸氧化铣”等，就算是口齿再伶俐的人也会说不利索。

在汉堡，叔叔的这个毛病人人皆知，但这也情有可原。可他们偏偏想要看他出洋相，专门等他碰上这些拗口的单词，幸灾乐祸地看他出错，等他发火。即使在德国人眼里，这种做法也是很没有礼貌的。利登布洛克教授的课堂上总是有很多人，但其中有不少人是专门来看他发脾气的，借机寻开心。

但无论如何，我必须强调的是，利登布洛克教授是一位真正的学者。虽然有时他难免会笨拙地把标本弄坏，但他却兼具地质学家的天赋异禀和矿物学家的敏锐洞察力。在那些锤子、钻子、磁针、吹管和硝酸瓶当中，他表现得游刃有余、得心应手。仅凭矿石的裂痕、外表、硬度、熔性、声响和味道，他就能准确判断出这块矿石究竟属于哪一种，要知道，当今发现的岩石种类有600多种之多。

在各个大学及国家学术学会中，利登布洛克的名字都如雷贯耳。亨弗利·戴维先生、德·鸿博尔特先生、约翰·富兰克林、爱德华·萨宾爵士等人，每次来到汉堡，都会登门拜访。还有安托万·贝克莱尔先生、雅克-约瑟夫·艾贝尔曼先生、戴维·布雷维斯特爵士、让-巴迪斯特·迪马先生、亨利-米尔纳·埃德瓦先生、亨利-艾迪安·桑特-克莱尔·德维尔先生等，也都喜欢就化学领域里一些棘手的问题来向我叔叔请教。在化学领域里，我叔叔曾有过许多重大发现。1853年，奥托·利登布洛克教授的《超结晶体通论》在莱比锡出版。这本巨著附有铜版插图，但却因成本太高，赔了不少钱。

除此之外，我叔叔还担任过斯特鲁伟先生（俄国大使）的矿物博物馆馆长。在整个欧洲地区，这个博物馆的馆藏都颇具盛名。

刚刚大叫我名字的就是这个人。他身材颀长，腰板结实，头顶一头金发。虽已年届五旬，但看上去好像只有四十来岁。他的一双大眼睛总是在宽大的眼镜后面转来转去；他的鼻子挺拔、细长，像是一把小刀。一些调皮的学生说他的鼻子就跟磁铁一样，能够吸起铁屑。这些都是无稽之谈，他的鼻子倒是对鼻烟情有独钟，而且吸得还不少。

我还想补充一点，我叔叔走路时双手握拳步子迈得很大，一步长达三英尺。由此可见，他是个脾气暴躁的人，所以大家总是对他敬而远之。

利登布洛克叔叔位于柯尼斯街的房子是砖木结构的，房子外围了一圈锯齿状的山墙。房前有一条弯弯曲曲的运河，穿过汉堡旧城，与其他运河相连。1842年，这里曾发生过一场火灾，但柯尼斯街侥幸躲过了一劫。

这所老房子的确有些歪歪斜斜的，中间还朝着马路的方向凸出了一块，屋顶也像美德协会的学生们所戴的帽子一样，房子的垂直度也有些问题。但总体上说来，房子还是挺坚固的。房前长着一棵枝繁叶茂的老榆树，春天一到，老榆树的花朵便伸到玻璃窗里来。

在德国诸多教授中，我叔叔算是较为富有的。这所房子以及里面的一切都是他的，包括居住在里面的人。这些人包括他的养女格劳班——维尔兰人，今年17岁了，还有女仆玛尔塔和我。我父母均已下世，我是他的侄子，自然而然地就成为了他科学实验的助手。

事实上，我对地质学也非常感兴趣。我的血管里也流淌着矿物学家的血液，因此，对于那些珍奇的石头，我一点儿也不讨厌。

简言之，虽然柯尼斯街这间小房子的主人脾气有些古怪，但大家相处起来还是很融洽的。叔叔虽然是个急脾气的人，但对我还是挺和蔼的。谁让他天生就是这种急脾气，没什么好说的，心里清楚就行了。

4月份的时候，他在客厅的陶土盆里种了几株木樨草和牵牛花。这下好了，每天早晨他都要去拽拽叶子，好让花草长得快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