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伯玉《春浮园偶录》，在崇祯三年庚午七月二十二日条下有一则云：

“读范石湖《吴船》《骖鸾》诸录，虽不能如放翁《入蜀记》之妙，然真率之意犹存，故自可读。惟近来诸游记正苏公所谓杜默之歌，如山东学究饮村酒食瘴死牛肉，醉饱后所发也。”《入蜀记》多记杂事，有《老学庵笔记》的风格，故读之多兴趣，如卷四记过黄州时事，八月二十一日条下云：

“过双柳夹。回望江上远山重复深秀，自离黄虽行夹中，亦皆旷远。地形渐高，多种菽粟荞麦之属。晚泊杨罗洑。大堤高柳，居民稠众，鱼贱如土，百钱可饱二十口，又皆巨鱼，欲觅小鱼饲猫不可得。”又卷一之金山寺榜示，赛祭猪头例归本庙，卷五之王百一以一招头得丧，遂发狂赴水几死，诸事皆有意思，更多为人所知。石湖记行诸录自较谨严，故风趣或亦较少，唯在三录中我读《揽辔录》却更有所感，这是乾道六年八月使金的纪事，元本二卷，今只存寥寥数叶，盖是节本，不及楼攻媿的《北行日录》之详，但因此得见那时北地的情形，是很有意义的。八月丁卯即二十日至旧东京，记其情状云：

“新城内大抵皆墟，至有犁为田处，旧城内粗布肆，皆苟活而已。四望时见楼阁峥嵘，皆旧宫观寺宇，无不颓毁，民亦久习胡俗，态度嗜好与之俱化，最甚者衣装之类，其制尽为胡矣。自过淮已北皆然，而京师尤甚，惟妇人之服不甚改，而戴冠者绝少。”案《北行日录》卷上记乾道五年十二月九日入东京城，十日条下有云：

“承应人各与少香茶红果子，或跪或喏，跪者胡礼，喏者犹是中原礼数，语音亦有微带燕音者，尤使人伤叹。”自二帝北狩至乾道初才四十年，中原陷没入金，民间服色行动渐染胡风，观二书所言可知其概，唯民情则仍未变，《北行日录》记十二月八日至雍丘即杞县，有云：

“驾车人自言姓赵，云向来不许人看南使，近年方得纵观。我乡里人善，见南家有人被掳过来，都为藏了，有被军子搜得，必致破家，然所甘心也。”又《老学庵笔记》卷二云：

“故都李和炒栗名闻四方，他人百计效之终不可及。绍兴中陈福公及钱上阁恺出使虏庭，至燕山，忽有两人持炒栗各十裹来献，三节人亦人得一裹，自赞曰，李和儿也。挥涕而去。”习俗转移，民间亦难免，但别方面复自有其不变者在，此在放翁石湖攻媿诸君亦当察知，而深以引为慰者也。

两年前的秋天我写过一篇文章，题曰“汉文学的前途”，后边附记里有这样的一节话：

“中国民族被称为一盘散沙，自他均无异辞，但民族间自有维系存在，反不似欧人之易于分裂，此在平日视之或亦甚寻常，唯乱后思之，正大可珍重。我们繙史书，见永乐定都北京，安之若故乡，数百年燕云旧俗了不为梗，又看报章杂志之记事照相，东至宁古塔，西至乌鲁木齐，市街住宅种种色相，不但基本如一，即琐末事项有出于迷信敝俗者，亦多具有，常令览者不禁苦笑。反复一想，此是何物在时间空间中有如是维系之力，思想文字语言礼俗，如是而已。”当时我是这样想，中国幸亏有汉字这种通用文字，又有以汉字能写下来的这种国语，得以彼此达意，而彼此又大抵具有以儒家为主的现实思想，所以能够互相维系着，假如用了一种表音的文字，那么言语逐渐隔绝，恐怕分裂也就不可免了吧。这个意见现在还是如此，虽然在欧洲民族里也尽有言语宗教以至种族相同的，却仍然与同族分离，倒去和别民族合组国家，有如比利时等，可见这例在西洋也不能普遍的应用。但在中国这总是联系的一部分原因，又一部分则或者是民众的特殊性格，即是所谓一盘散沙性吧。这句话想不出更好的说法，说来似乎很有语病或是矛盾，实在却是真的。因为中国人缺少固执的粘性，所以不分裂与不团结是利弊并存的。有权力的或想割据，讲学问的也要立门户，一个个的小团结便形成一块块的小分裂，民众并无此兴趣，但也无力反抗，只得等他们日久坍台，那时还是整个的民众。这正如一个沙堆，有人拿木板来隔作几段并不大难，可是板一拿开了，沙还混作一堆，不像粘土那么难分开，分开之后将板拿去也还留下一道裂痕。或者说是沙还不如用水来比喻，水固然也可以被堤所隔绝，但防川不易正如古人所说，水总要流动，要朝宗于海是他无目的之目的，中国人民的目的也正是如此，倾向着整个的中国动着。德国性学大家希耳息菲耳特在东方讲学旅行记《男人与女人》里，拿中国与印度比较，说中国的统一和复兴要容易很多，因为他没有印度那样的社会阶级与宗教派别的对立。这话很增加我们的勇气，同时也是对于中国的一句警告，关于治病的宜忌指示得很明白。

上边这趟野马跑得有点远了，现在还是回过头来谈范石湖他们所说的胡俗吧。当时他们从临安走来，看见过淮北衣装异制，或语音微改，不禁伤叹，正是当然的，但是我们来切实的一查考，这些习俗的余留似乎也很是有限。诸人记行中所记是南宋初期的事，去今已远，又都在开封一带，我们不曾到过，无从说起。且以北京为例，少加考察。燕云十六州自辽迄元历时四百四十年，沦陷最久，至满清又历二百七十年，建为首都，其受影响应当很深了，但自民国成立，辫发与翎顶同时销除，普通衣服虽本出胡制，而承袭利用，亦如古来沿用之着靴着袴，垂脚而坐，便而安之，不复计较其原始矣。清末革命运动勃兴，其目标殆全在政治，注意礼俗方面者绝少，唯章太炎先生或可以说是唯一的人。太炎先生于民国二年秋入北京，便为袁世凯所羁留，前后幽居龙泉寺及钱粮胡同者四年，其间曾作《噀伧文》，对于北方习俗深致笑骂，可以考见其意见之一斑。此文似未曾发表，亦本是游戏之作，收在《文录》卷二中，寒斋所有一本乃是饼斋手录见贻者，前有小序曰：

“民国二年，北军南戍金陵，间携家累，水土相失，多成疾疫，弥年以来，夭殙相继。昔览《洛阳伽蓝记》，载梁陈庆之北聘染疾，杨元慎水噀其面而为之辞，今广其义而噀之。”案杨元慎原文见《洛阳伽蓝记》卷二，严铁桥编《全后魏文》中未收，嘲弄吴儿语虽刻薄，却亦多隽，可谓排调文之杰作。太炎先生被幽于北京，对于袁氏及北洋政府深致憎恶，故为此文以寄意，而语多诙谐，至为难得。如云：

“大缠辫发，宽制衣裳。呷啜卵蒜，唼嗍羊肠，手把雀笼，鼻嗅烟黄。”又云：

“眙目侈口，瓮项大瘤，毡袍高履，胡坐辕辀。梆子起舞，二簧发讴。”关于妇女有云：

“高髻尺余，方胜峨然，燕支拥面，权辅相连，身擐两当，大屣如船。长襦拂地，烟管指天。”这里所说乃是旗装妇女的形状，现在全已不见，只有旗袍通行于南北，旗女的花盆底则悉化为软底鞋矣。民初尚存大辫，至张勋败亡后此种胡俗亦已消灭，只吃灌肠一事或者还可以算得，其他不过是北方习俗，不必出于胡人也。我们翻阅敦崇所著《燕京岁时记》，年中行事有打鬼出自喇嘛教，点心有萨齐玛是满洲制法，此外也还多是古俗留遗，不大有什么特殊的地方。由此可知就是在北京地方，真的胡俗并没有什么，虽然有些与别处不同的生活习惯，只是风土之偶异而已。明永乐是个恶人，尝斥名之曰朱棣，但他不怕胡俗之熏染，定北京为首都，在百无可取之中，此种眼光与胆力实亦不能不令人佩服，彼盖亦知道中国民情之可信托耶。 lxuKjKN1y01jKZsY7Cr7DLot+CBMZgQkhDQatCQdk96BQeeEwoa8I2HQibkvE4L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