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俭

当我写出下列篇章、更确切地说是其中的大部分篇章的时候，我是独自生活在马萨诸塞州康科德镇瓦尔登湖旁森林中一所我自己盖的小屋里，周围一英里之内没有任何邻居，完全依靠双手的劳动养活自己。我在那里生活了两年又两个月。目前，我又是文明生活里的过客了。

要不是镇里的人对我的生活方式提出十分详细的询问，我本来是不会用这么多自己的事情来打扰读者的。有的人认为我这种生活方式古怪不合理，然而我丝毫也不觉得是这样，而且，考虑到当时的情况，它是非常自然和合理的。有的人问我吃些什么；是否感到寂寞孤单；是否害怕；如此等等。还有的人很好奇地想知道我把收入的多大部分用在了慈善事业上；有些子女多的人想知道我抚养了几个穷孩子。我在本书中将对部分上述问题做出回答。因此，我要请求对我没有什么特殊兴趣的读者的原谅。在多数作品中，这个“我”，或第一人称，都是排除不用的；在这部书里将会保留下来；本书的主要区别就在于言必称我。我们往往都不记得，毕竟说话的总是第一人称的我。如果我对任何人了解得和对自己同样深刻的话，我就不会这样大谈自己了。遗憾的是，经历的浅薄使我只得局限于这个主题。不仅如此，在我这方面，我还要求每一个作家不仅写他所听到的有关别人的生活，而且迟早要把他自己的生活做一个简单而真诚的描述；一些诸如他会从一个遥远的地方写给他的亲人的描述；因为如果他是真诚地生活着的话，我感到，那必定是在一个遥远的地方。也许这些篇章更为适合贫寒的学生。至于其他的读者，他们会吸取对他们适用的部分。我相信不会有人不顾尺寸硬去撑破一件大衣的，因为对合身的人它会是有用的。

我乐于讲述的事情与中国及桑威奇群岛的人没有什么关系，而是和阅读此文的、假定住在新英格兰的你们有关；关于你们的状况，尤其是你们在这个世界上、在这个城镇里的生活的外部状况或情形，其实际情况如何，是否必须像现在这样糟糕吗，是否就不能改善一点了。我在康科德做过多次旅行；所到之处，无论是在商店、办公室、田野上，我都感觉居民似乎是在以千种非凡的方式苦行赎罪。我听到过的关于婆罗门教徒坐着置身于四堆火之间，两眼直视太阳；或者头朝下倒挂在火焰之上；或者扭着头看天，“直到他们无法再恢复原状，而除了液体，什么也不能经过扭曲的脖子通到胃里”；或者用铁链终生锁在树下生活；或者像毛毛虫一样用身体来丈量巨大帝国的广袤土地；或者单腿直立在柱子顶上：即使是这些有意识的苦行赎罪，也并不比我每天亲眼看到的景象更令人难以置信、更使人感到惊讶。比起我的邻居们所从事的劳役来，赫拉克勒斯的十二个艰巨任务简直算不了什么；因为那只不过是十二个，是有穷尽的；可是我从来也没有看到过邻居们杀死或捕获过什么怪兽，或做完过什么劳役。他们没有叫依俄拉斯的朋友用火红的烙铁来烫焦九头蛇的脖子根，而是在砍掉一个蛇头后立刻就有两个头冒出来。

我看到年轻人，我的同乡们，他们不幸继承了农庄、房舍、谷仓、牛群，以及农具；因为这些东西得来容易摆脱难。他们还不如出生在开阔的牧场上，被狼用乳汁养大，这样他们的眼睛还可能比较清楚地看到他们是被召唤到了什么样的田地上来劳作。是谁使他们成了土地的奴隶？他们为什么该享受他们六十英亩土地的所出，而别的人们却命中注定只能忍气吞声？他们为什么一出生就开始挖掘自己的坟墓？他们不得不度过人的一生，推着所有这些东西往前，尽自己所能过得好一些。我遇到了多少可怜的、不朽的人啊，他们几乎被生活的重担压垮、闷死，爬行在人生之路上，推着一座75英尺长40英尺宽的大谷仓，它那奥吉厄斯牛圈从来没有清扫过，还有一百英亩的土地、耕地、牧草地、放牧场及林地！毋需和这种不必要的继承下来的累赘拼搏的、和遗产无份的人们发现，为了开垦和栽培几立方英尺的肉体，已经是够费劲的了。

但是，人是在一种错误下劳作的。人的大部分很快会被犁入泥土成为肥料。如一本古书中所说，他们被通常称为需求的一种命运的表象所支配，储存蛾子和锈蚀会使之腐坏、贼人会进入偷窃的财富。如果不是更早，那么在到达生命的尽头时他们也会发现，这是一个傻瓜的生活。据称，丢卡利翁和皮拉是从肩头向身后扔石头创造了人类的 ——

Inde genus durum sumus，experiensque laborum，

Et documenta damus quâ simus origine nati

或者，如罗利以他铿锵的语言所回应的——

从此我们善良的硬心肠，忍受痛苦和忧虑，

证明我们的身躯具有岩石的质地。

盲目地服从一个犯错误的神谕，从肩头向身后扔石头，不去看它们落到了什么地方，原来不过如此。

大多数人，即便是在这个相对自由的国家里，仅仅由于无知和错误，被生活中人为的烦恼和过于粗重的劳作挤得满满的，以致无法摘取人生精美的果实。他们的手指因过度劳作变得太笨拙、颤抖得太厉害而做不到这一点了。实际上，日复一日，劳作的人没有空闲使自己具有真正完整的生活；他难以和他人保持最为高尚的关系；他的劳动在市场上会贬值。他除了当一架机器，没有时间当别的。经常需要运用他的知识的人，怎么能够很好地记得自己的无知呢？而这正是他的成长所需要的。我们应该有的时候让他免费吃饱穿暖，用我们的滋补饮料恢复他的精力，然后再来评价他们。我们本性中最优秀的品质，就像果实上的粉霜，只有最为精心的对待，才能得以保存下来。然而，我们在对待自己和彼此相处时，却缺少这样的轻柔。

我们都知道，你们中有的人很穷，觉得生活很艰难，有的时候好像连气都喘不过来。我毫不怀疑，在本书的读者中，有的没有钱支付吃下的每一餐，或者是，身上穿的衣服鞋子正在迅速破损或已经穿破，却没有钱买新的，你们用从债主那里借得或偷来的片刻时间来读上这几页书。很明显，你们许多人过的是多么卑微低贱和畏畏缩缩的生活啊，因为经验已经使我的眼光敏锐。你们总是挣扎在边缘上，想做生意，想还债，一个非常古老的泥坑，拉丁人称之为 œs alienum ，就是别人的铜币，因为他们有些硬币是铜铸的；你们仍然在这别人的铜币中生生死死、被埋葬；总是答应明天还钱，答应明天还钱，而今天死了，债却依然没有还清。你们竭力讨好别人，获得惠顾，除了不去做会坐牢的犯法之事外，不知用了多少办法；撒谎，拍马，投票，把自己收缩在一个谦恭的硬壳里，或者膨胀到稀薄而没有实质内容的慷慨气氛之中，这样来使你的邻居愿意让你给他们做鞋，或帽子，或衣服，或马车，或为他购入食品杂货；你们把自己累得病倒，为的是能够存下点防病的钱，能够在旧箱子里或墙的灰泥层背后的袜子里，或者更保险点，在砖砌的储藏库里藏下点什么；不管藏在哪里，也不管藏下的是多是少。

有的时候我感到奇怪，我们竟会——我几乎可以这样说——如此轻率，竟然从事于那被称作黑奴蓄奴制的极端野蛮但是多少有点外来的奴役方式，竟有这么多精明狡诈的奴隶主奴役着北方和南方。有一个南方的监工就够难忍受的了；有个北方的监工就更糟；但是最糟的是，你是你自己的苛刻的监工。说什么人的神圣性！看看公路上赶马车的人，日夜赶往市场，在他们身上有什么神圣的悸动吗？他的最高职责就是给马喂料饮水！比起他的运输利益来，对他来说，他的命运算得了什么？难道他不是在为乡绅“引起轰动老爷” 赶车吗？很是神圣，很是不朽，是吗？你看他那副战战兢兢、鬼鬼祟祟的样子，整天隐隐地提着心吊着胆，既没有什么不朽，也没有什么神圣，而只不过是成了自我评价以及用他自己的行为赢得的名声的奴隶和囚徒而已。比起我们个人的看法来，公众舆论是一个软弱的暴君。正是一个人对自己的看法决定了或者说指明了他的命运。即使在西印度群岛的殖民地，在心灵和思想的自我解放上——有哪个威尔伯福斯能够有所作为呢？再想想这个国家的妇女们，她们编织着梳妆用垫，抵御着末日的来临，以便掩饰对自己的命运过分幼稚的关切！仿佛你能消磨时间而无损于永生。

大部分人过着沉默绝望的生活。所谓的听天由命即是根深蒂固的绝望。人们从绝望的城市去到绝望的乡村，而且不得不以水貂和麝鼠的勇敢精神来自慰。即使在人类所谓的游戏和娱乐背后，也隐藏着固定的、传统的、不知不觉的绝望。二者都没有乐趣，因为工作之后才能获得乐趣。但是，明智的特点之一，就是不做绝望的事情。

当我们用基督教理问答的语言，来思索什么是人的主要目标，什么是生活真正的需要和方式的时候，人们仿佛故意选择那种共同的生活方式，因为比起别的来，他们更喜欢这种生活方式。而他们也确实相信他们别无选择。但是清醒和健康的人们都懂得没有什么能阻碍太阳升起。任何时候放弃偏见为时都不晚。无论多么古老的思想和行为方式，不经过证实就不能轻信。今天人人附和或默认是正确的，结果明天可能会变成是谬误，仅仅是一阵见解的轻烟，而有些人还曾相信那是会给他们的田地洒下滋养的雨水的云朵。老人告诉你做不到的事情，你试上一试，发现你能够做到。老人有老作为，新人有新成就。古人或许一度不知道弄来新的燃料使火继续燃烧下去，新人将一些干柴放在了壶的下面，他们还以飞鸟的速度绕着地球旋转，用他们的说法，这是会要老人的命的。老人并不比别人更具有能够胜任年轻人的导师的资格，而且几乎还不如别人，因为老人失去的要比获得的多。人们几乎会怀疑，即使是最聪明的人，活了一世，究竟有没有学到任何有绝对价值的东西。实际上，老人并没有什么非常重要的忠告可以给年轻人，他们一定知道，出于各自的原因，他们自己的经历是这样地不全面，他们的一生是极其悲惨的失败；也许他们还留有一些和他们的经历不一致的信念，觉得现在只是不如过去那么年轻而已。我在这个星球上生活了大约三十年了，至今尚未从我的长辈那里听到过一个字的有价值的忠告，就连认真的忠告也没有。就这方面而言，他们什么也没有告诉过我，可能也告诉不了我些什么。这里是生活，一个我在很大程度上还没有尝试过的试验；他们尝试过了，但是对我却并无用处。如果我有什么自认是有价值的经历，我肯定会想，我的导师们从来都没有说到过这个嘛。

有一个农民对我说，“你不可能光靠素食为生，因为它提供不了骨骼所需的任何营养。”因此他每天虔诚地献出一部分时间，为他的身体提供骨骼所需的成分；他一面跟在他的牛后面走一面说话，而靠植物发育起了骨骼的牛，不顾一切障碍，猛拉着他和他笨重的犁往前。有的东西，在有的范围里，如最无依无靠的人和病人，确实是生活必需品，在另一些范围里仅是奢侈品，而在又一些范围里则根本不为人知。

对于有的人来说，人生的全部土地，包括高山和低谷，似乎都已经被他们的前人走遍了，一切也都被照料妥帖了。伊夫林曾说过，“智慧的所罗门定下了法令，规定了树与树之间的应有距离；古罗马的行政长官规定了，你能够多久到邻人的土地上去收集一次掉落在那里的橡树果而不算非法进入，以及应该分给那个邻人的份额。”希波克拉底甚至留下了我们应该怎样剪指甲的说明；即要齐着指尖，既不能长也不能短。毫无疑问，认为已经穷尽了生活的丰富和欢乐的那种单调乏味和厌倦无聊，是和亚当同样古老的。但是人的能力却从来都没有得到过衡量；我们也不应用任何先例来判断他能够做些什么，因为尝试过的事物太少了。不论到目前为止你们有过什么样的失败，“别苦恼，孩子，谁会指定你去做你尚未完成的事情呢？”

我们可以用千种简单的方式来试验我们的生活；就像，比方说，使我的豆子成熟的太阳同时也照耀着像我们的地球一样的其他天体。如果记住了这一点的话，就可能防止我犯一些错误。我锄豆子的时候可不是用这种眼光来看的。星星是多么奇妙的三角形的顶点啊！在宇宙的各色星宿上，相距多么遥远、多么不同的生命在同一时刻注视着同一个太阳！大自然和人类的生活就和我们的多种体制一样五花八门。谁能说得出生活会给别人提供什么样的前景？难道还有比片刻间通过彼此的眼睛去进行观察更大的奇迹吗？我们应该在一个小时的时间里，过完世界上所有时代的生活，是的，过完所有时代的所有领域的生活。历史，诗歌，神话！——我还没有读到过像这样令人惊异和使人受益的别人的经历。

我的邻居说是好的事情，其中的大部分我在心灵深处认为是坏的，如果我对什么事情觉得后悔的话，很可能就是我的好的表现。是哪个魔鬼缠住了我，让我表现得这么好？老人家，你可以说你能说的最具智慧的话，——你已经活了七十岁，而且活得也还算光荣，——而我听到一个不可抗拒的声音，让我离开这一切。一代人抛弃另一代人的事业，像抛弃搁浅了的船只。

我认为我们可以放心地相信比我们已经相信了的多得多的事情。我们可以放弃一些对自己的关心，能够放弃多少，就能够在别处真诚地给与多少。和适应我们的优点一样，大自然也能够很好地适应我们的缺点。一些人时刻不停的焦虑和紧张，几乎已经成了一种不治之症。我们习惯了夸大我们所做的工作的重要性；然而却有多少并不是我们所做的啊！或者说，如果我们病了怎么办？我们是多么地警惕啊！决意只要能够避免就不靠信仰生活；从早到晚都防备着，夜里我们不情愿地念祷文，把我们自己交付给了难以预料的命运。我们被迫如此认真而真诚地活着，尊重我们的生活，否认变革的可能。我们说，这是唯一的生活之道；但是，能从一个圆心画出多少条半径来，就有多少种生活之道。一切的变革审视起来都是奇迹，但是这是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的奇迹。孔子说过，“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当一个人把想象中的事情归纳成他理解了的事情时，我可以预见，所有的人最终将以此为基础建立自己的生活。

让我们考虑一下，大多数我上面提到过的烦恼和焦虑都是关于什么的，以及其中有多少是需要我们劳神费力的，或者，至少，需要我们小心对待的。虽然生活在物质文明之中，过一过原始的拓荒生活可能会是有好处的，哪怕只是为了弄明白什么是生活的极端必需品，又是采取了什么方法去获得的；或者甚至去查看一下商人的旧流水账，看看人们在商店里最常买的是什么，店里又储备些什么，也就是说，最基本需要的食品杂货是什么。因为时代的进步对于人类生存的根本法则影响很小；正如我们的骨骼和我们先人的骨骼可能无法区别开来一样。

所谓的生活必需品，我是指人类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的，从一开始，或者由于长期使用，已经变得对人类的生活如此重要的东西，以致即便是有人、也只有极少的人试图过没有它们的日子，他们这样做或者是处于未开化状态，或是由于贫困，或是人生哲学所致。对于许多生灵来说，在这个意义上只有一种生活必需品：食物。对于大草原上的野牛，这仅是几英寸可口的青草，并且有水可喝；除了它要在森林或山的阴影里寻求遮蔽之处以外。野兽需要的只是食物和遮蔽之处。在这样的气候之下，人的生活必需，准确地说，可以分为下列各项：食物，遮蔽处，衣服和燃料；因为我们只有获得了这些，才可能自由地、怀着成功的期望去考虑生活中的真正问题。人类不仅发明了房屋，而且还发明了衣服和吃煮熟的食物；可能出于偶然发现了火的温暖，而后就使用起火来，从起初作为一种奢侈的享受，发展到今天坐在火边取暖的需要。我们注意到猫狗都获得了同样的第二天性。有了适当的遮蔽处和衣服，我们合情合理地保持了自己体内的热度；但是过多的这些东西，或者过多的燃料，也就是说，外部的热度超过了我们本身体内的热度，岂不可以说就开始了灸烤我们自己？自然科学家达尔文说，当他自己的一伙人穿得厚厚的坐在火旁都不觉得暖和的时候，他惊奇地注意到，离火远的火地岛的居民，这些赤身裸体的野蛮人却“在这样的灸烤下汗如雨下”。我们听说，同样，新荷兰人赤裸着身体安然无恙，而欧洲人穿着衣服冷得发抖。难道不能把这些野蛮人的耐寒性和文明人的智力性结合在一起吗？根据李比希的说法，人的身体是一个火炉，食物是保持肺部内燃的燃料。在寒冷的天气我们吃得多，热的时候吃得少。动物的热量是缓慢燃烧的结果，燃烧过快，就会出现疾病和死亡；或者，如果缺少了燃料，或通风有毛病，火就熄灭了。当然，不能把生命的热量与火混淆起来；比喻也就到此为止吧。因此，从上面所说的看来，动物生命和动物热量这两个词语几乎是同义词；因为一方面食物会被看作是保持我们体内之火不灭的燃料，——而燃料起了煮熟食物或从外部增加我们的体温的作用，——遮蔽处和衣服也起了保持住由此产生和吸收了的热量的作用。

那么，对我们的身体而言，最大的需要是保持温暖，是保持体内生命的热量。据此，我们不仅在食物、衣服、遮蔽的房屋上，而且在我们夜晚的衣服——床铺——上，花费了大量的心血，掠夺鸟巢和小鸟胸部的羽毛来准备这个屋中屋，就像鼹鼠在所掘地洞的尽头用草和树叶做床一样！可怜的人类惯常抱怨这是一个寒冷的世界；我们把我们病痛的大部分都直接归罪于寒冷，身体的寒冷和社会的冷漠。在有的气候条件下，夏天使人可能过一种极乐世界般的生活。那时，除了煮熟食物，燃料就不是必需的了；太阳是他的火，许多的果子已经被阳光照得足够熟了，而且一般来说食物种类更多，也更容易得到，衣服和房屋则完全不需要了，或者只有一半的需要了。今天，在美国，我从自己的经历中发现，除了生活必需品之外，几件工具，一把刀，一柄斧子，一个铲子，一辆手推车，对于勤奋好学的人，还有灯，文具，能够享用几本书，也是需要的，只花一点钱就都能够得到。然而有的人很不聪明，他们到地球的另一边去，到野蛮和不健康的地区去，花上十年二十年做生意，为了自己能够生活，——也就是说，保持温暖舒适，——并且能够老死在新英格兰。奢侈的有钱人不只是保持温暖舒适，而是不自然地高温；我在前面已经提到过，他们被灸烤着，当然是时尚的灸烤。

大多数的奢侈品，以及许多所谓的使生活舒适的东西，非但不是必不可少的，而且必定阻碍人类的崇高向上。就奢侈和舒适而言，最明智的人过着比穷人更为简单和贫乏的生活。古代中国、印度、波斯和希腊的哲学家，都是物质财富上最为贫乏而精神财富上最为富有的一类人。我们对他们了解甚少。但是令人惊异的是，我们居然对他们知道得还不少。对于更为近代的改革家和造福于人类的人也是如此。只有从我们称之为甘愿贫苦的有利地位，才能成为人类生活的不带偏见的、明智的观察者。奢侈生活结出的果实是奢侈的，不论是在农业、商业、文学或艺术上，都是如此。现今有的是哲学教授，但是没有哲学家。然而教授身份是令人羡慕的，因为这种生活曾经是受到羡慕的。做一个哲学家不仅需要有深奥的思想，甚至不仅是要建立一个学派，而是要热爱智慧的哲理，并按照它的要求过纯朴、独立、宽厚和信任的生活。不仅从理论上，而且从实际上解决生活中的一些问题。杰出的学者和思想家的成就一般是一种朝臣式的，而不是君王式的或男子汉式的成就。他们仅靠墨守成规设法应付生活，几乎和他们的父辈一样，他们绝不会成为更为高尚的人类的先驱。可是人类为什么会退化？是什么使得家庭没落？使国家衰弱并毁灭的奢侈，它的性质究竟是什么？我们能够肯定在我们自己的生活里没有这种东西吗？哲学家即使在生活的外部形式方面也走在他的时代的前面。他和他的同时代人在吃、住、穿衣和取暖上都不相同。一个人若不能用比别人更好的方式来保持他生命的热量，还怎么能够称得上是哲学家呢？

当有人以我已经描写过的那几种方法获得了温暖以后，接下来他需要的是什么？当然不会是更多的同样的温暖了，如更多更丰富的食物，更宽敞更豪华的房屋，更漂亮更大量的衣服，更多不停燃烧的更为炽热的火，等等。当他获得了生活必需的东西时，就不再会要这些过量的东西，而有了另一种选择；那就是，他开始不必从事卑微的劳作，可以涉足于生活的冒险了。土壤似乎适合于种子的生长，因为它已经使根向下扎，现在也可以充满信心地使茎叶向上生长。人要如此牢固地将自己植根于土地之中，不就是为了能够同样地伸向天空吗？——因为更为高贵的植物的价值在于它们最终在远离地面的空气和阳光中结出的果实，它们不会受到像比较低级的食用植物那样的对待，尽管这些食用植物可能是两年生的，也只培植到它们生长好了根，为此还常常被砍去顶部，所以在开花季节，人们大多认不出它们来了。

我不想给强壮勇敢的人们制定什么规则，他们无论在天堂还是地狱都能够管好自己的事情，说不定建筑物比最富有的人更为宏伟，挥霍得也更厉害，而永远不会使自己穷下来，我们不知道他们是怎么生活的，——如果说像想象的那样，确有这样的人存在的话；我也不想给那些严格地从事物的现实中获得鼓舞和灵感、并怀着情人般的爱和热情珍视现实的人们制定什么规则，——我认为自己在某种程度上属于这一类人；我也不想对那些不管在什么情况之下，日子过得很好的人，而且知道自己日子过得好不好的人说些什么；——我主要想对那些感到不满、对生活或时代的艰辛做无聊的抱怨的多数人说说，而他们本来是有可能改善这些的。有些人对任何事情都抱怨连天、难以劝慰，因为，如他们所说，他们是在尽自己的职责。我心里还想到了那看似富有、但却是最为贫穷的阶级，他们积累了大量的低劣东西，但是不知道如何使用或如何摆脱它们，就这样，他们铸造了自己的黄金或白银的桎梏。

如果我试图说出在过去几年中自己曾希望怎样生活的想法，可能会使对其实际历史有一定了解的读者感到惊奇；但却肯定会使对其一无了解的读者惊讶万分。我就仅仅稍提一下我珍藏在心的几件事情吧。

在任何气候下、在昼夜的任何时间里，我都急切地想要改善当前的状况，在自己的手杖上刻下它的印记；站立在目前的时刻，这正是过去和未来两个永恒的交汇点；站在这个起点上。请原谅含义的晦涩，因为在我的行当里秘密比大多数人的要多，不是我愿意保密，而是这个行当的性质所决定的。我很愿意把我所知道的一切都说出来，而永远不用在大门上写下“不得入内”的字眼。

很久以前我丢失了一条猎狗、一匹枣红马和一只斑鸠，至今仍在寻找它们。我向许多游人说起过它们，形容它们的特点，以及它们会对什么样的呼唤声作出回应。我遇到过一两个人，他们听到过这猎狗的吠叫声、马的蹄声，甚至看见过那斑鸠消失在云朵后面，他们似乎急切地想找回它们，就好像是他们自己丢失了它们似的。

不仅期盼日出和黎明的到来，而且，如果可能，还期盼着整个大自然！多少个冬夏的清晨，在还没有任何邻人开始为自己的事情忙碌之前，我就已经在忙着自己的事了！毫无疑问，我的许多乡亲，如在晨曦中动身到波士顿去的农民，或者去干活的樵夫，都曾在我回来的时候遇到过我。确实，我并没有为太阳的升起具体地出过什么力，但是，请不要怀疑，只要能在日出时在场，就是最为重要的事情。

有多少的秋日，啊，还有冬日我是在城外度过的，想尽力听到风声里的信息，听到并将它迅速传播。我几乎把所有的资本都投入了其中，而且迎风奔跑，为此自己连气都喘不过来。如果是和两个政党有关的，请相信，就会作为最早的新闻出现在报纸上。另外的时候，守望在某个山崖或树梢的观察点上，一有新来的人就发电报宣布；或者在黄昏时分守候在山顶上，等待着天塌下来，我好抓到点什么，虽然我从来没有抓到多少东西，而且连这不多的一点也和古以色列人经过荒野时所得的天赐食物一样，在太阳下消融殆尽。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是一家杂志的记者，杂志的发行量不大，编辑认为，我的文章大部分都不适合刊登，所以，正如在作家身上常有的那样，我辛苦一场的回报就是自己的劳动。然而，在这件事上，我的辛苦本身就是回报。

有许多年我自封为暴风雪和暴风雨的视察员，忠实地履行我的职责；还是检察员，虽然没有检察公路，但检察森林道路和所有的穿地越界的小路，还有架在沟壑上的桥梁，保持四季畅通，公众的足迹证明了它们的功用。

我照料过城里的易惊的家畜，它们跳越围栏，给忠实的牧人带来不少麻烦；我留意农场上偏僻的角角落落；虽然我并不总是知道乔纳斯或所罗门今天在哪一块地里干活，因为那不关我的事。我浇灌过红色的黑果木、沙樱和荨麻树、红松和黑梣、白葡萄和黄色紫罗兰，否则它们会在干旱的季节枯萎。

总之，可以毫不夸口地说，我这样做了很长时间，认真尽责地做好我的事情，直到越来越清楚，市民们终究不会接纳我成为市政官员的一员，也不会给我一个带微薄津贴的挂名职务。我的账，我可以起誓是准确如实地记载的，从来没有人审查过，更不用说认可和付钱结账了。不过，我的心思也不在这上面。

不久前，一个四处流浪的印第安人来到我家附近一位著名的律师家兜售篮子。“你想要买篮子吗？”他问道。回答是：“不，我们不要。”“什么？”印第安人一边出门一边大声喊道，“你打算饿死我们吗？”他看到他勤奋的白人邻居那么有钱，——那律师只需要编织论据，然后像变戏法一样财富和地位就随之而来了，于是他对自己说，我也去做生意；我要编篮子；这件事我会做。他认为他编好了篮子就算尽了他的一份力了，后面就该白人尽他的一份力来购买篮子了。他并没有发现，他需要使别人觉得这篮子值得去买，或者至少让人家认为是这样，或者他自己做点别的让人家觉得值得去买的东西。我也编织过一种质地精致的篮子，但却没有使别人觉得值得去买。然而，我的情况是，我一点也不觉得它们不值得自己去编织，我并没有去研究怎样使别人觉得值得去买我的篮子，反而研究如何才能避免必须卖掉它们。人们赞扬并认为是成功的生活只不过是生活里的一种。我们为什么要在损害别的生活的情况下夸大某一种生活呢？

看到我的市民同胞不太可能在县政府大楼里给我一席之地，也不会给我一个助理牧师的职位，或别的什么地方的有俸禄的教堂工作，而我必须自己设法谋生的时候，我比过去更为一心一意地将脸转向了森林，那里更熟悉我。我决定立刻开始我的营生，就利用我已有的微薄财力，不去等待得到惯常需要的资金了。我到瓦尔登湖去的目的既不是为了过便宜日子，也不是为了过昂贵的生活，而是在最少障碍的情况下处理一些个人事务；阻止我因为缺乏一点常识、一点进取心和经营才能，而做出与其说看来是悲惨不如说是愚蠢的事情来。

我一直都在努力，以养成严谨的商业习惯；这是任何人都必须具有的。如果你是和天朝帝国做生意，那么在海岸上，在塞勒姆的某个港口，有个小会计室就是足够的固定设施了。你可以出口本国生产的东西，纯粹的土产，大量的冰和松木啦，一些花岗石啦，全部用本国的船只装运。这些会是好买卖。亲自监督一切细节；你既是领港员又是船长，既是业主又是保险商；你要买进卖出，并且要记账；每一封收到的信件自己都要看，每一封寄出的信件都要自己写或过目；日夜监督进口货物的卸货；几乎同时出现在沿海的许多地方；——最值钱的货往往会卸在泽西的口岸，——你得是自己的电报机，不知疲倦地扫掠地平线，和所有过往的驶向海岸的船只联络；保持货物源源不断地发送，以供应这样一个遥远的、需求极大的市场；使自己了解市场的状况，世界各地战争与和平的前景，预测贸易和社会及生活方式的发展趋向，——利用一切探险考察的成果，利用新航线和航海技术上的一切进步；——研究海图，查明暗礁和新的灯塔及浮标的位置，并且永远要再三校正对数表，因为某个计算者的错误往往会使本应到达一个友好的码头的船撞碎在礁石上，——有过拉佩鲁兹的无人知晓的命运；——要跟上世界的科学，研究从汉诺和腓尼基人起直到今天，所有伟大的发现者和航海家、伟大的冒险家和商人的生平；总而言之，要不时盘点存货，知道自己的处境。这是一项需要人全力以赴的工作，——诸如赚与赔、利息、净重计算法以及相关的所有一切的测定，都需要广博的知识。

我认为瓦尔登湖会是一个做生意的好地方，不仅是因为有铁路和冰块贸易；它提供了许多有利条件，透露出来可能不是上策；这是个好的口岸，基础很好。没有需要填平的涅瓦河地区那样的沼泽；虽然你到处都需要自己打下桩子才能在上面建造东西。据说涨潮时遇上西风和涅瓦河里的冰块，会使圣彼得堡从地球表面上消失。

因为开始这种生意的时候没有通常需要的资金，所以要揣摩到什么地方去搞到对每一个这样的事业都仍然是必不可少的那些钱，可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让我们立刻涉及实际问题吧，说到衣服，也许我们在购买衣服时更多的是出于爱好新奇和考虑到别人的看法，而不是真正出于穿着的需要。让那些有事情要做的人想一想，衣服的目的首先是保存生命的热量，其次，在目前的社会状况下，是为了遮羞，他可以判断一下，不去增加他衣柜里的衣服，他可以完成多少必需的或者重要的工作。一套衣服只穿一次的国王和王后，尽管他们的衣服是由裁缝量身定做的，也不可能体会穿合身的衣服有多么舒服。他们实际上和用来挂干净衣服的木头支架没有什么两样。我们的衣服一天比一天地更和我们融为一体，打上了穿者的性格印记，直到我们不愿抛弃它们，就像我们不愿抛弃自己的身体，会赶紧用药或采取类似的郑重措施来补救。我从来不会因为一个人衣服上有补丁而降低对他的看法；不过我很清楚，一般来说，人们更为渴望的是穿上时髦的，或至少是干净的没有补丁的衣服，是否问心无愧就是次要的了。但是即使破了的地方没有补好，也许暴露出来的最大缺点就是不够小心而已。有时我用这样的办法来试试我的熟人们：——谁肯穿在膝盖处有补丁，或者只多了两条缝线的裤子？多数人的表现是，他们相信，如果他们穿了，他们一生的前途就毁了。对他们来说，腿断了一瘸一拐地进城也比穿着破裤子去容易多了。如果一位绅士的腿在意外中受了伤，那是可以愈合的，但是如果类似的意外发生在他的裤腿上，那是没有办法补救的；因为他关心的不是真正值得人尊敬的东西，而是受到人尊敬的东西。我们熟悉的人很少，熟悉的衣服和裤子很多。你给稻草人穿上你刚穿过的衬衫，自己没穿衬衫站在一边，谁不会宁可向稻草人致敬呢？那天我经过一片玉米地，在一根戴着帽子穿着上衣的木桩的近旁，我认出了农庄的主人。他比我上次看见他的时候只不过显得多了一点风吹日晒的痕迹。我听说过有一条狗，它向每一个穿着衣服走近它主人的房产的陌生人狂吠，但是赤身裸体的盗贼却很容易使他安静下来。人们在脱去了衣服的情况下，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保持他们相对的地位，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你能够确切地判定，在一群文明人中，谁是最尊贵的阶级的一员吗？当普法伊弗夫人从东到西做环游世界的惊险旅行的时候，到达了离故乡已经很近的俄罗斯的亚洲部分，她说，她觉得要去拜见地方当局的时候，不能再穿旅行服装了，因为她“现在是在一个文明国家里，在那里——人们是以衣取人的”。即使在我们民主的新英格兰的城镇里，谁偶然发了财，哪怕仅仅在衣服和装备上表现了出来，就会受到普遍的尊敬。但是给他以尊敬的人，人数虽然众多，却仍然是异教徒，需要给他们派传教士去。此外，衣服需要缝纫，这是一种你可以称之为永远做不完的工作；至少，女人的衣服是从来都做不完的。

一个终于找到了事情可做的男人不需要穿新衣服去做这事；对于他来说，在阁楼上不知放了多久的落满了灰尘的旧衣服就行了。英雄穿旧鞋的时间比他的侍从穿旧鞋的时间更长——如果英雄有过侍从的话，——赤脚比穿鞋的历史更为悠久，而英雄赤脚也能够对付。只有要去参加晚会和到立法院去的人才必需穿上新衣服，他们经常更换衣服，和穿在衣服里面的人也在经常更换一样。但是只要我的外衣和裤子、帽子和鞋子穿上后适合于敬奉上帝，那就行了；不是吗？有谁会去看他的旧衣服，——他的旧上衣，其实已经穿破了，解体成了最初的成分，因此把它给某个穷孩子也不算行善了，也许穷孩子又把它给了某个更穷的人，或许我们该说更富有的人，因为再少他都能够过得去。我说，要当心所有那些要求新衣服而不是穿衣服的新人的企事业单位。如果没有新的人，又怎么可能把新衣服做得合身呢？如果你面前有什么事业要做的话，穿着旧衣服去试一试。人需要的不是去应付什么，而是去做什么，或者说，是成为什么。也许，无论旧衣服多破多脏，我们永远不应该获取新的衣服，直到我们所做、所从事的事业已顺利扬帆，使我们感到在旧衣服里面的已是一个新人，如果保留旧衣服就会像是用旧瓶装新酒。我们的换羽季节，和飞禽一样，必定是生命的转折关头。潜鸟隐没到偏僻的池塘去度过这段时光。蛇是这样蜕皮、毛虫也是这样脱去其蠕虫的外衣，都是凭借内在的努力和扩展；衣服也只不过是我们最外层的护膜和尘世的烦恼而已。否则，我们就会被认为是披着伪装骗人，最终必定会被我们自己的以及别人的看法所抛弃。

我们穿上一件又一件衣服，好像我们和外生植物那样靠从外面的添加生长起来。我们外面的常常是薄而花哨的衣服是我们的表皮或假皮，并不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可以随处剥下而不会有致命的伤害；我们总是穿在身上的较厚的衣服是我们的细胞壁，或皮层；但是我们的衬衫是我们的韧皮，或者说是真皮，要剥去必定会连带剥下一圈，因而毁掉其人。我相信，所有的人种在某些季节都会穿相当于衬衫的东西。人穿得简单些，能够在黑暗中摸得到自己，并且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很简洁，有备无患，这样，如果敌人占领城镇，他就能够像古代的哲学家那样了无牵挂地空手走出城门，这才是可取的。一件厚衣服在大多数情况下和三件薄衣服的作用一样，顾客可以用真正适合自己的价格买到便宜的衣服：5美元能够买到一件厚上衣，可以穿上五年，2美元买一条厚裤子，1.5美元买一双牛皮靴，25美分买一顶夏天戴的帽子，62.5美分买一顶冬天的帽子，或者花极少的钱在家里自己做一顶更好的帽子，难道穿着这样一身靠自己劳动得来的衣服的人，会穷到没有智者向他表示敬意吗？

当我要求定做一件具体式样的衣服的时候，女裁缝会郑重地告诉我，“他们现在不做这个样子的衣服了”，她丝毫没有强调这个“他们”，就好像是在引用和命运三女神一样的客观权威的话，我发现很难得到我要求样式的衣服，仅仅因为她不相信我说这话是当真的，不相信我这么轻率。当我听到她这句像神谕似的话时，我陷入了片刻的沉思，把每一个字都单独强调了一遍，以便悟出其意义，找出“他们”和“我”之间具有何种程度的血缘关系，以及在一件对我有着如此密切影响的事情上，他们究竟有什么样的权威；最后，我想以同样的奥秘来回应她，并且也不强调那个“他们”，——“不错，他们近来不做这个样子的衣服了，可是现在又做了。”如果她给我量身做衣，不量我的品格，只量我的肩宽有什么用，好像我是一个挂衣钉似的。我们崇拜的不是美惠三女神，也不是命运三女神，而是时尚女神。她以绝对权威纺纱、织布、剪裁。巴黎的猴子王戴了一顶旅游帽，美国所有的猴子也都跟着戴。有的时候，对于在这个世界上是否能够在人们帮助下做成任何非常简单和普通的事情，我已经不抱任何希望了。得先经过强有力的压榨机，把人们的老观念挤榨出来，这样他们就难以很快重新站立起来了，可是里面总有某个人脑子里会像有条蛆似的想入非非，那是从没有人知道什么时候放在那里的一个卵孵化出来的，因为就连火也烧不死这些东西，而你所做的一切就是白费劲了。可是，我们也不要忘记，据说埃及有种小麦，就是经一具木乃伊传下来的。

总的说来，我认为无论在这个或别的任何国家，都不能够断言穿戴已经上升到了具有艺术尊严的地位。目前，人类将就着搞到什么穿什么。像遇难船只的船员，海滩上能够找到什么就把什么穿在身上，隔着一点距离，是时间的距离也罢，空间的距离也罢，相互嘲笑彼此的装扮。每一代人都嘲笑老的流行款式，但是却虔诚地追随新的流行款式。看着亨利八世或伊丽莎白女王的服装，我们觉得很好笑，就像看到食人岛上的国王和王后的服装一样好笑。一切衣服脱离了人就是可怜或古怪的。是穿衣者严肃的眼光和真诚的生活，才阻止了嘲笑，使得任何民族的服装具有了神圣性。让穿着色彩斑斓的服装的小丑突然发作一场绞肠痧，他的服饰也会表现出他的痛苦状态来。当士兵被炮弹击中，他破烂的军装就如王袍般显贵。

男男女女幼稚而凶猛地追求新款式的口味使多少人颤抖着，眯起眼睛往万花筒里看，以便能够发现这一代人今天需要的那个具体图案。生产者们早已懂得，这个口味是古怪而反复无常的。两种图案，其区别仅在于某一种颜色的线多了或少了几根，一种很容易就卖出去了，另一种躺在货架上，虽说常常在过了一个季节之后，后者成了最流行的。相比之下，文身真算不上人们所谓的丑恶习俗。不能仅仅因为刺花深入皮肤，无法改变，就认为它是野蛮的。

我不相信我们的工厂制度是人们能够有衣服穿的最好方式。技工的状况一天比一天更像英国技工的状况；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就我所闻所见，公司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人可以本本分分地穿得好，而毫无疑问是为了赚钱。从长远的观点来看，人最终达到的是他们设定的目标。因此，虽然眼下会失败，他们还是应该把目标定高些。

至于遮身的房屋，我不否认在今天，这已是生活的必需品，虽然有这样的例子，人们在比我们这里还要冷的地区在没有房屋的情况下长时间地生活。塞缪尔·莱恩说过：“拉普兰人穿着皮衣，用皮袋罩着头和肩膀，一夜又一夜地在雪地上睡觉——那寒冷的程度，穿着羊毛衣服的人暴露在这种温度下也会冻死。”他亲眼看见他们那样睡觉。而且他还补充说：“他们并不比别的民族更耐寒。”但是，可能人类在地球上没有生活多久就发现了房屋的便利，家庭的舒适这话可能最初的含义更多的是房屋，而不是家人给与的满足；在有的气候地带，房屋在我们的思想里主要和冬季或雨季联系在一起，一年中三分之二的时间除了雨伞之外，不需要房屋，在这样的地方，上述说法必定是十分片面的，只是偶尔适用而已。在我们这里的气候下，从前夏天几乎仅需夜里遮盖一下就行了。在印第安人的表意符号中，一座棚屋是一天行程的标志，在树皮上刻或画出的一排棚屋意味着他们宿营的次数。人类天生四肢并不巨大，身体也不粗壮，必须力求缩小自己的世界，隔出一个适合于他的空间来。最初他赤身裸体，过露天生活；可是，虽然在晴朗温暖的天气里，这种生活在白天很惬意，但是在雨季和冬天，更不要说炎炎烈日之下，如果他不赶紧用遮身的房屋把自己保护起来，人类恐怕早就灭绝在萌芽时代了。根据传说，亚当和夏娃穿衣服之前是用枝叶遮体的。人需要一个家，一个温暖和舒适的地方，首先是身体的温暖，然后是爱的温暖。

我们可以想象，在人类的幼年时期，某个有冒险精神的人钻进岩洞去寻求遮蔽。在某种程度上，每一个孩子都要重复一遍人类发展之路，爱呆在露天里，即便下雨和天冷也是一样。他本能地喜欢过家家，喜欢骑木马。谁不记得自己小的时候是怀着怎样的兴趣观看突出的岩石或接近任何岩洞的？这是残留在我们身上的、我们最原始的祖先的本能渴望的一部分。我们从岩洞发展到用棕榈叶、树皮和树枝、编织和拉紧的亚麻、草叶和禾秆、木板和木瓦、石板和瓦做屋顶。以致我们最后连在露天生活是怎么回事都不知道了，我们的生活远比我们意识到的要家庭化得多。从壁炉到野外有着巨大的距离。也许，如果我们有更多的日夜在我们和天体之间没有任何阻隔的情况下生活，如果诗人没有在屋檐下吟诵出这么多的诗歌，或者如果圣人没有在屋子里面居住了这么久，情形就会好了。鸟儿不在岩洞里歌唱，鸽子也不在鸽舍里保护自己的纯真。

然而，如果有人打算建造一所居住的房屋，他有必要表现出一点新英格兰人的精明，免得最后发现把自己搞进了济贫所、找不到出路的迷宫、博物馆、救济院、监狱或堂皇的陵墓里。首先，考虑一下房屋的绝对必要性到底有多大。就在这个城镇里，我看到过佩诺布斯科特印第安人居住在他们的薄棉布帐篷里，周围的雪几乎有一英尺厚，我觉得他们很愿意雪更深一些，好给他们挡风。如何能够诚实地获取生计，并且有自由去从事自己真正的爱好，这个问题过去比现在更使我困惑，因为幸运的是，我已经变得有些麻木了。以前我常常看见铁路边上有一个大箱子，6英尺长3英尺宽，工人夜里把工具锁在里面，当时它使我想到，每一个处境困难的人都可以花1美元买一个这样的箱子，钻上几个孔，至少为了透气，下雨和过夜的时候钻进去，把箱盖钩住，这样他就享有了爱他所爱的自由，也拥有了心灵的自由。这看来并不坏，丝毫也不是一种可鄙的选择。你可以熬夜，想熬多晚就熬多晚，不管你什么时候起身出去，也不会有店主或房东追着你的屁股要房钱。许多人为了支付一只更大、更奢华的箱子的租金，一直烦恼到死，而他们在小箱子里是并不会冻死的。我一点也不是在开玩笑。可以容许轻率地对待节俭这个题目，但是却不能够轻率地将它打发掉。一个大多生活在露天的强健的吃苦耐劳的民族，他们过去在这里建造的舒适房屋，使用的几乎都是大自然提供的现成材料。马萨诸塞殖民地管辖下的印第安人主管古金在1674年这样写道：“他们最好的房子用树皮做屋顶，干净利落，密实暖和，树皮是在干枯的季节从树身上脱落下来的，趁树皮还湿的时候用很重的原木把它们压平成大的薄片。……差一些的房子用一种灯心草编的草席做屋顶，也还算密实暖和，但是不如前者好。……我看到有的房子有60或100英尺长，30英尺宽。……我也经常在他们的棚屋里过夜，发现它们和最好的英国房子一样暖和。”他还说，通常棚屋里面地上铺着、墙上挂着精心编织的加有装饰的草席，各种用具都具备。印第安人已经进步到能够在屋顶开的洞口上挂一张草席，用绳子控制草席调节风的作用。最初，这样的一个住所最多一两天就能建成，几个小时就能拆下重新搭好；每家人都拥有一个这样的棚屋，或棚屋中的一个房间。

处于野蛮状态的人，每一家都拥有实际上等于是最好的遮身处所，足够满足他们粗陋简单的需要；但是，虽然天空中的飞鸟有巢，狐狸有洞，未开化的人有棚屋，在现代文明社会，却只有不到一半的家庭拥有遮身的房屋，我认为我这样说绝不过分。在文明占主导的大城镇和城市里，拥有房屋的人数只占总体中很小的一部分。其余的人每年付房租以得到这最外面的衣服，变得冬夏都离不开它，而房租钱本可以买上一村子的印第安棚屋，而现在却使他们有生之年都生活在贫困之中。在这里，我并不是想坚持租房比起拥有自己的房子来所具有的不利因素，但是，显然，野蛮人拥有自己的房子，因为盖房子的花费太低了，而文明人一般都租房子，因为他买不起房子；从长远来看他也不见得租得起。但是有人就会回答说，穷苦的文明人只要付房租，就能得到住所，和野蛮人的住处相比，那住所就像宫殿一样。每年付25美元到100美元的房租——这是本地区的价格——他就能够享受到几个世纪进步的成果，宽大的房间，干净的油漆和壁纸，拉姆福德式的防倒烟壁炉，内层抹灰泥的墙，软百叶窗，铜质水泵，弹簧锁，宽敞的地窖，以及许多别的东西。可是，据说享受这些东西的人通常是贫穷的文明人，而没有这些东西的野蛮人，却有着野蛮人的富足，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如果断言文明意味着人类状况的真正改进——我认为如此，虽然只有智者才利用了他们的有利条件，——那就必须表现在它已经建造了更好的房子而没有使房子的价格更高；而一件东西的价格，是我称之为需要为之付出、用以作为交换的那部分生命，或者马上付出，或者长期付出。在这一个地区，一般的房子的价格大约在800美元左右，要存下这笔钱，即使他没有家室的拖累，也需要一个劳动者10到15年的时间，——这是以一个人一天劳动的金钱价值为1美元来算的，有人挣得多些，有人挣得少些；——这样，他通常必须耗费一半以上的生命才能够挣到他的棚屋。如果我们假设他去租房子，这也只是在两害之间的一个结果难以预测的选择。如果野蛮人在这样的条件下用他的棚屋去交换一座宫殿，会是个明智的选择吗？

我几乎把拥有这不必要的房产的全部好处，缩小到为防备将来所需而积蓄的一笔基金，人们可能会猜测，就有关的个人而言，主要是为了支付丧葬费用。但是也许人并不需要去埋葬自己。然而，这里就显示出了文明人和野蛮人之间的一个重要区别；无疑，为了我们的好处，才使文明人的生活形成一种习俗，个人的生活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被纳入了习俗之中，目的是为了维护和提高种族的生活。但是我希望表明，为了获得目前的好处，人们做出了何等样的牺牲，并指出，我们可能过不必承受任何损失而得到所有好处的生活。你说，穷人永远跟着你，还说，父亲吃了酸葡萄，子女牙齿就发酸，这话是什么意思？

“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你们在以色列中必不再有用这俗语的因由。”

“看哪，世人都是属我的，为父的怎样属我，为子的也照样属我：犯罪的他必死亡。”

我的邻居康科德的农人，他们的境遇至少和别的阶级一样好，当我想到他们时，我发现他们大多已经劳作了二十、三十或四十年才成了自己农场的真正主人，通常这些农场是他们附带着抵押权继承下来的，或者是借钱买下的，——我们可以把他们三分之一的劳动看作是房屋的代价，——但是他们通常还没有付清房款。确实，抵押权有的时候超过了农场的价值，因此农场本身成了一个大累赘，但却依然发现有人要继承，用他的话说，是对农场太熟悉了。在向估税员提出问题的时候，我惊奇地得知，他们也无法立刻说出城镇里十二个没有任何债务负担、拥有自己农场的人来。如果你想知道这些农庄的历史，到它们抵押的银行去询问就行了。用在农场劳动的收入真正能够偿还债务的人简直太少了，所以每一个邻居都能够把这样的人指认出来。康科德有没有三个这样的人我都怀疑。人们谈到商人时说，绝大多数的商人，甚至占百分之九十七的人，肯定都会失败的，农人的情况也是一样。不过，在商人方面，他们之中有一个人曾切中要害地说，他们失败的很大部分并不是真正的金钱上的亏损，而只是由于手头不便而没有能够履行约言；也就是说，垮掉的是诚信。但是，这会使事情越来越糟，并且还会让人想到，也许连上述那三个人也并没有能够拯救自己的灵魂，也许他们比那些老老实实地失败了的人在更为糟糕的意义上破了产。破产和拒付债款是跳板，我们的文明大部分就是从这里腾跃、翻筋斗的，但是野蛮人站在饥馑这块没有弹性的厚木板上。然而，每年在这里举行的米德尔塞克斯牛展却总是热闹地大获成功，似乎农业这部机器的所有连接点都处于良好的运转状态。

农人总是努力用比问题本身更为复杂的方式解决生活的问题。为了得到小额的资金，他做起了牛群的投机买卖。他以完美的技艺，用细弹簧丝做了个陷阱，想捉住安适和保证温饱生活的收入，可是，在他转身要走时，自己的腿却陷了进去。这就是他贫困的原因；出于类似的原因，比起野蛮人的千种安适来，我们也都是贫困的，尽管我们处在奢侈品的包围之中。正如查普曼所吟咏的——

虚伪的人类社会——

为了尘世间的伟大

将一切天堂的安乐稀释如空气。

当农人拥有了自己的房子，他不见得因此而更富，反而会是更穷了，是房子拥有了他。就我的理解，这正是莫摩斯强调用来反对密涅瓦建造的房子的令人信服的理由，莫摩斯说她“没有把房子造得可以移动，否则就可以避开恶劣的邻里了”；还可以进一步强调，由于我们的房子是这样笨重不灵便的财产，与其说我们居住在里面，倒不如说常常是被囚禁在里面；要避开的恶劣邻里其实是我们可鄙的自己。至少在这个城镇里，我认识一两个家庭，他们几乎在二三十年的时间里一直想要把市郊的房子卖掉，搬到村子里去住，但是还没有如愿，只有死亡才能使他们得到解脱。

就算大多数人最终能够拥有自己的房子，或者租住在有了各种改进的现代房屋里，文明在改进我们的房屋的时候，却并没有同样改进居住在里面的人。文明创造了宫殿，但要创造贵族和国王却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而如果文明人的追求并不比野蛮人的更有价值，如果他的大半生只是用在获取全部的生活必需品和安适上，那么他干吗要比野蛮人享有更好的住房呢？

但是，那贫苦的少数人的日子又过得如何呢？也许人们会发现，有多少人的表面境况在野蛮人之上，就有多少人会落到野蛮人之下，两者是成正比的。一个阶级的奢侈必定有另一个阶级的贫困。一方面是宫殿，另一方面是贫民救济院和“沉默的穷人”。为法老修建金字塔的数量巨大的工人以大蒜为食物，自己还不一定能够得到像样的埋葬。给宫殿造好了飞檐的石匠晚上回到也许连棚屋都不如的茅草房里。认为在一个惯常表现出文明的存在的国家里，居民中很大的一部分人的状况不会落魄到野蛮人那样的地步，这种看法是错误的。我指的是落魄的穷人，还不是现在落魄了的富人。要了解这一点，我用不着往远处看，只要看看铁路旁到处都有的简陋的棚户，那些文明最后还没有改善的东西；我每天散步时，在那里看到人生活在猪圈样的地方，为了采光，整个冬天都开着门，看不见任何木柴堆，那只是他们经常想象的东西，由于怕冷和苦难而长期形成的蜷缩起身体的习惯，使无论老幼身体都永远收缩变形，四肢和官能的发育也受到了抑制。当然应该去察看一下这个阶级的生活，是他们的劳动建成了表现出这一代人的特色的工程。这或多或少也是在英国这个世界大工场中，各种各样的技工的生存状况。或许我可以把你们引向爱尔兰，在地图上标明是白色或文明地区中的一个。把爱尔兰人的身体状况和北美印第安人，或南太平洋岛民，或任何别的尚未和文明人接触而堕落的野蛮人的状况对比一下吧。我毫不怀疑，他们的统治者和一般的文明统治者一样聪明。他们的状况只能证明，与文明并存的可能是多么肮脏污秽的东西。我现在根本用不着再提南方各州生产美国主要出口产品的劳动者了，他们自己就是南方的主要产品。我只说说那些被称作中等状况的人吧。

多数人似乎从来没有考虑过房子是什么，他们实际上毫无必要地穷了一辈子，因为他们认为他们必须和邻居一样拥有这么个东西。正如一个人总穿裁缝给他们做的各种衣服，或者逐渐放弃了棕榈叶或旱獭皮的帽子，却抱怨日子难过，因为他买不起一顶戴在头上的冠！要发明一所比我们现有的更为方便和豪华的房子是可能的，但是大家都会承认他买不起。难道我们总是要研究怎样得到更多的这类东西，而不能有时满足于少一些东西吗？难道可敬的公民应该这样严肃地通过言传身教，让年轻人在死去之前必须准备好若干数量的多余的高筒橡皮套鞋，雨伞，以及招待并不存在的客人用的空空的客房吗？我们的家具为什么不能像阿拉伯人或印第安人的那样简单？我们民族的恩人，我们把他们奉为天国的信使、为人类带来神明的礼物的使者，当我想到他们的时候，脑子里并没有出现他们身后紧跟着仆役随从、满车的时髦家具的景象。如果我容许这样的说法，即我们在道德上和智力上比阿拉伯人优越，我们的家具就应该相应地比他们的家具更为复杂，这种容忍难道不是过于奇怪了吗？目前，我们的房子里塞满了家具，破坏了房子的整洁，一个好的家庭主妇情愿把大部分家具扫进垃圾坑里去，而不愿早上的活计总也干不完。早上的活计！在奥罗拉曙光女神的红霞和门农的乐声中，这个世界上的人早上的活计应该是什么？在我的桌子上有三块石灰石，但是当我发现它们需要每天擦去灰尘的时候，我吓坏了，我连自己头脑里东西上的灰尘还都没有擦掉呢，我厌恶地把它们扔到了窗外。那么，我怎么可能去拥有一所带家具的房子呢？我情愿在露天坐着，因为青草上不会积起灰尘，除非在人类已经破过土的地方。

是骄奢淫逸之徒开创了民众奋力紧跟的时尚。在所谓最好的旅店里住宿的旅人很快就发现了这一点，因为旅店老板把他当成了萨丹纳帕鲁斯，如果他听凭他们任意摆布，便会很快完全失去男子气概。我认为，在铁路车厢上，我们往往把更多的钱花在奢侈物品上而不是花在安全和便利上，结果没有得到安全和便利，却面对着一个不过是现代客厅的地方，有长沙发、软垫凳、遮阳篷，以及无数其他东方的物件，我们把它们带到西方来了，这些东西本是为天朝帝国的六宫嫔妃和脂粉气十足的当地人发明的，乔纳森连知道它们的名称都应该感到羞耻才对。我宁愿坐在一个南瓜上，并且独自拥有它，也不愿挤坐在一个天鹅绒的垫子上。我宁愿在大地上乘坐空气自由流通的牛车，也不愿坐在观光火车的豪华的车厢里，一路呼吸着污浊的空气上天堂。

原始时代简单无遮蔽的人类生活至少意味着这样一个好处，他仍然只是大自然中的一个过客。当他吃饱睡足有了精神，便又考虑再度上路。他可以说是住在世界的帐篷下，不是穿过峡谷，就是越过平原，或者爬上山峰。但是，看啊！人成了他们工具的工具。那个饿了独自采摘果子吃的人变成了农人；站在树下寻求遮蔽的人变成了管家。我们现在不再露营过夜，而是在地球上安顿了下来，忘记了天堂。我们信奉基督教，仅仅作为改进农业的一个方法，我们为尘世建造了家宅，为死后建造了家墓。最伟大的艺术作品是表现人类把自己从这种状态下解放出来的斗争的，但是我们的艺术的效果只是把这种低级状态变得安逸，使人们忘却那高级的状态。在这个村庄里，实际上没有艺术品的容身之地，如果有什么艺术品传到了我们手里，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房屋和街道，都无法为之提供合适的基座。没有一枚可以挂画的钉子，也没有一个架子可以放置英雄或圣徒的半身雕塑像。当我想到我们的房子是如何建造的，是怎样付清的钱，或者还没有付清的情况，房子内部的经济是怎样管理和支持下来的，我会感到奇怪，在客人赞赏壁炉台上的华而不实的小装饰品的时候，地板为什么没有塌陷下去，让他跌落到地窖里，跌落到虽然是泥土的、然而却是坚实可靠的基础之上。我不能不看到，这种所谓富有和高雅的生活，是人们想争相一跳去获得的，我不喜欢欣赏装点这种生活的艺术品，我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那一跳上了；因为我记得，完全依靠人类的肌肉做出的那最伟大的真正一跳的记录，是某些流浪的阿拉伯人保持的，据说他们从平地上跳过了25英尺的高度。没有人为的支持，人纵使跳到了这个高度之外，也肯定还是要落回地面。我想向这类行为不当的房产主问的第一个问题是，是谁在支撑着你？你是失败了的九十七个人之一吗？还是成功了的三个人中的一个？回答我的这些问题以后，也许我会去看看你的华而不实的小玩意儿，会觉得它们具有装饰性。马车套在马的前面，既不好看，也没有任何用处。在我们能够用美丽的东西装饰我们的房子以前，必须把墙壁刮干净，我们的生活也必须刮干净，打上美好的家务管理和美好的生活的底子：须知，对美好事物的品味大多是在户外培养起来的，那里没有房子和管家。

老约翰逊在他所著的《神奇的天意》中谈到了本镇最早的移民，他和他们是同时代人，他告诉我们，“他们最初是钻在山坡下的地洞里栖身的，并且把泥土高高地堆在木头上，在最高的一侧挨着泥土生起老是冒烟的火。”他们没有“为自己建房子”，他说，“直到土地在上帝的祝福下给他们带来了面包，养活了他们”，第一年的收成少得“他们被迫不得不在很长的一季里把面包切得非常薄勉强糊口”。新尼德兰殖民地的文书为想到那里从事耕作的人提供信息，在1650年用荷兰文写了如下更为具体的情况，“那些在新尼德兰、特别是在新英格兰地区的、最初没有财力不能按照自己的愿望建造农舍的人，在地上挖一个方形的坑，像地窖那样的，6到7英尺深，长宽根据他们的需要，用木头包在坑壁四周，用树皮或别的东西填缝，免得泥土塌落下来；用木板铺在地窖的地面上，顶上用护壁板做成天花板，上面架起一个斜梁的房顶，再在上面铺上树皮或绿草皮，这样，他们能够全家在这些房子里又干燥又暖和地住上两、三或四年，可以想到，根据家庭的大小，在这些地窖里面分成了小隔间。在殖民地时代初期，有两个原因使有钱有势的新英格兰人以这种方式建造他们最初的住处；首先是为了不在盖房子上浪费时间，以免下一个季节缺少粮食；其次是为了不使他们从本国带来的大量贫穷的劳动者感到灰心。在三四年的时间里，当这个地区适合于农业生产以后，他们才花上几千块钱给自己建造漂亮的房屋。”

我们祖先采取的这个做法，至少表现出他们是很谨慎的，似乎他们的原则是先满足更为紧迫的需要。但是，更为紧迫的需要现在得到满足了吗？当我想要为自己搞一处奢华的住所时，我就驻足不前了，因为，可以说这个地区还没有适应人类的文化，我们仍旧被迫不得不把精神的面包切得比我们祖先的小麦面包还要薄得多。这并不是说可以忽视一切建筑装饰，甚至在最简陋的阶段也并非如此；而是先让我们的房子在和我们的生活直接接触的地方充满了美，就像贝类动物的壳的内壁那样；而且不要搞得过分。但是，唉！我曾经进过一两所这样的房子，知道它们里面装饰成了什么样子。

由于我们今天没有退化到可能要住在山洞或棚屋里、身穿兽皮的地步，最好还是接受人类的发明创造和勤奋努力带来的、付出了高昂代价得到的好处。在我们这一带，木板和木瓦、石灰和砖头比合适的山洞、整根的圆木或足够量的树皮，甚至也比经回火处理过的粘土坯或平整的石块要便宜也更容易得到。我对这个话题是很了解的，因为我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对此都很熟悉。再用上一点脑子，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些材料使自己变得比现在最富有的人还要富有，使我们的文明成为使人得福的好事。文明人是更有经验和更为聪明的野蛮人。不过，还是让我赶快说说我自己的试验吧。

1845年3月底，我借了一把斧子，去到了瓦尔登湖畔的树林中离我打算盖的屋子最近的地方，开始砍伐一些高大的、像箭一样笔直的、年头不多的五针松做木材。开始的时候不靠借东西是很困难的，但是也许这是使你的同胞对你的事业产生兴趣的最好做法。斧子的主人把斧子交给我的时候，说这是他最珍爱的东西；但是当我还给他的时候，斧子比借的时候更锋利了。我工作的地方是一片很赏心悦目的山坡，长满了松树，透过松树我可以看见湖和一小片林中空地，那儿，松树和山核桃树正开始迅速生长。湖中的冰还没有完全融化，但是饱含水分，颜色发黑，不过有的地方已经没有冰，现出水面了。我在那儿干活的日子里，偶尔会飘下一阵雪花，但是当我在回家的路上走到铁路边的时候，看到的大多是在蒙蒙雾气中闪烁伸展开去的黄色沙堆，以及在春日阳光下闪闪发光的铁轨，我听到云雀、小鹟和别的鸟儿已经来到，和我们一起开始这新的一年。这是怡人的春日，人们冬日的不满正和大地一样在开始融化，蛰伏的生命开始伸展。一天，我的斧子柄掉了下来，我砍下一段青绿的山核桃木做楔子，用石块把它砸进去，然后把整个斧子放在湖的小水湾里浸泡，好让木头涨开，这时我看见一条有条纹的蛇窜入水中，在我呆在那儿、大约一刻多钟的时间里一直躺在水底，显然没有感到受到了任何打搅；也许是因为他还没有完全脱离蛰伏状态。我感到，由于同样的原因，人类停留在目前的低等和原始状态；但是如果他们感觉到了春中之春的影响在唤醒他们，他们就必然会上升到一个较为高等较为超脱的生活状态之中。以前，在严寒的清晨，我在经过的路上看到部分身体仍然处于麻木和不灵活状态的蛇，正等待着太阳为它们解冻。4月1日那天下了雨，冰化了，早上雾很大，我听见一只离群的孤雁在湖上到处乱转，咯咯叫着，仿佛迷了路，又仿佛是雾的幽灵。

我就这样一连几天伐木，砍削栋木、立柱和椽子，用的都是我这把窄小的斧子，我没有多少可供交流的或学者般的思想，就自己唱了起来——

人们说他们博闻多识；

可是，看啊！它们已经插上双翅，——

科学和艺术，

还有千般器具；

只有习习清风，

身体能够感知它的吹动。

我把主要的栋木砍削成6英寸见方，多数立柱只砍削两边，椽子和地板只砍削一边，其余的都保留着树皮，它们和锯出的木料一样直，而且结实得多。这时，我还借了其他一些工具，在每一根木料上都仔细挖了榫眼，或在桩上开好榫头。我每天在林中工作的时间不很长；但是通常带着面包黄油做午餐，中午时坐在砍下来的青翠的松枝之间看用来包午餐的报纸，面包上带着松树的芳香，因为我的手上沾了厚厚的一层松脂。虽然我砍伐了几棵松树，在我完工之前，我已经成了它们的朋友而不是敌人了，因为我对松树更加熟悉了。有时，斧子声吸引来一位漫步林中的人，我们就会面对着我砍下的木屑愉快地聊起天来。

我不急着赶活，而是要尽量做得好，因此到4月中旬才做好了我屋子的屋架，可以搭建起来了。我已经买下了詹姆斯·柯林斯——一个在菲奇堡铁路上工作的爱尔兰人的简陋小木屋，好利用它的木板。人们认为这是非常好的一所木屋。我去看木屋的时候他不在家。我在四周走动，起初没有被屋里的人注意到，因为窗子又深又高。木屋很小，尖屋顶，别的也看不见多少，木屋四周培上了5英尺的土，好像是一个肥料堆。虽然屋顶被太阳晒得翘起发脆，却仍是最完好的部分。没有门槛，只有门板下面母鸡一年四季的出入通道。柯林斯太太来到门口，让我到里面去看一看。我走近时母鸡也被赶了进去。木屋里很黑，多数地面是泥土的，潮湿、发粘、冷冰冰的，只有东一条西一条的木板，经不起移动了。她点上了一盏灯，让我看屋顶内侧和墙，和伸到床下的木地板，并警告我不要到地窖里去，那是个两英尺深的土坑样的地方。用她自己的话说，“顶上是好木板，四周是好木板，还有一扇好窗户。”——原本是两个完整的方格，近来只有猫从那里出入。总共全算上，里面有一个火炉，一张床，一个坐的地方，一个在那里出生的婴儿，一把丝绸阳伞，一面镀金框的镜子，一台钉在小栎木上的别致的新咖啡豆研磨机。交易很快就完成了，因为在此期间詹姆斯回来了。我当晚付4美元25美分，他在第二天早晨5点前搬走，并且不得把木屋卖给别人。我在早晨6点钟接手。他说早点去好，以防有人在付给地产主的地租和燃料上提出一些不清不楚而且完全不合理的要求。他向我保证说，这是唯一的麻烦。6点钟的时候我在路上遇到了他和他的家人。一个大包裹里是他们的全部家当，——床，咖啡豆研磨机，镜子，母鸡，——除了那只猫，她躲进树林，成了只野猫，我后来得知，她踩上了捕捉旱獭的夹子，就这样最终变成了一只死猫。

当天上午我就把木屋拆了，拔出钉子，用小车一车车地运到了湖边，把木板摊在草上，让太阳把它们晒白，再翘回原状。我驾着车沿着林间小路行进时，一只早起的画眉不时为我唱上一两声。一个叫帕特里克的年轻人向我告密说，一个叫西利的爱尔兰邻居在我运送的间隙里，把还能用的、直的、可以钉的钉子，U形钉和墙头钉全都放进了他的口袋，我回来后和他寒暄，他站在那里，抬起头以一副得意洋洋、满不在乎的神态，看着那拆毁了的一堆；如他所说，已经没有什么活儿可干了。他在那里代表了观众，并且帮助把这件无足轻重的小事，变得看上去和众神从特洛伊大撤离一样。

我在小山的南坡挖了一个地窖，6英尺见方，7英尺深，一只旱獭曾在那里挖过洞，我挖去了漆树和黑莓的根和土壤最深处植物的痕迹，一直挖到沙土层，不论什么样的冬天，马铃薯放在里面都不会冻坏。地窖的四壁稍稍倾斜，没有砌石块；但是因为太阳从来没有照进来过，所以沙土不会滑下来。这只不过是两个小时的工作。挖土使我特别高兴，因为几乎在所有的纬度上，人类挖地洞以获得稳定的温度。在城市最豪华的房屋里仍然能够发现地窖，人们和过去一样在里面储藏块茎作物，在上层建筑消失以后很久，后人仍能注意到它留在地上的凹迹。房屋只不过是地洞入口处的某种门廊向已。

终于在一些熟人的帮助下，我在5月初把房子的框架立了起来，实际上，熟人的帮助更多是为了利用这样一个好机会来增进邻里关系，而不是出于真正的需要。没有人比我更荣幸，能够有这样的人来帮助我立框架。我相信，有朝一日，他们注定会协力树立起更为宏伟的结构来。我在7月4日刚铺好木板盖好房顶就住了进去，木板的边缘被仔细削薄相互搭接，因此能够很好防雨；但在铺木板之前我在房子的一端为烟囱打好了地基，用了两车石头，都是我从湖边抱上山来的。我在秋天锄完地后，在需要生火取暖之前把烟囱建好了，在那期间，我一大早在露天的地上做饭：我至今仍然觉得，在某些方面这个办法比我们常用的要方便和令人愉快些。在我的面包还没有烤好的时候如果起了暴风雨，我就用几块木板挡在火的上方，自己坐在下面照看我的面包，这样来度过了一些愉快时光。在那些日子里，我手上活儿很多，很少看书，但是地上、垫子或桌布上的任何零星纸片都给了我许多乐趣，实际上起到了阅读《伊利亚特》同样的作用。

盖房子的时候如果考虑得比我更加慎重一些是值得的，比如，考虑一扇门、一个窗子、地窖、阁楼的存在，在人的本性中有着什么样的根据，也许我们在找到比仅仅满足我们一时的需要更好的理由之前，根本不应该建立什么上层建筑。人类建造自己的房屋和鸟儿搭自己的巢一样，有着一些同样的合理性。谁知道呢，如果人用自己的双手建造自己的住处，用简朴而正当的手段提供食物养活自己和家人，他们的诗歌才能说不定会得到普遍的发展，就像鸟儿在做这些事的时候普遍都会欢唱一样？但是，唉！我们其实是像牛鹂和杜鹃，在别的鸟搭的巢里下蛋，它们唧唧喳喳的刺耳噪音也不给旅人以快乐。我们应该永远把建筑的愉快拱手让给木匠吗？在大部分人的经历之中，建筑有多大的意义呢？在我所有散步的过程中，还从来没有遇到过一个人在做给自己盖房子这样简单而自然的工作。我们是属于社会的。不光裁缝被贬为第九位的人，牧师、商人和农人也一样。这种劳动的分工到什么地步才算完？最终达到什么目的？无疑，别人也能够代替我思考；但是如果他替我思考到了排除我自己思考的程度，那就不可取了。

不错，在这个国家里有所谓的建筑师，我至少听说过有一位，他的想法是使建筑装饰含有真理的本质，成为一种需要，因此是一种美，仿佛这是上天对他的启示。从他的观点来看也许没错，其实这只比一般浅薄的涉猎者好上那么一点点而已。作为建筑学上一个感情用事的改革者，他是从飞檐而不是从基础开始的。这只不过是考虑如何把真理的本质放进装饰物中，就好比要使每一个蜜饯李子里面都有一粒杏仁或葛缕子籽，——尽管我认为杏仁如果不带糖更有利于健康，——而不是考虑居民，住在屋子里面的人，怎样能够真正地把屋里屋外建好，而让装饰物听其自然。哪个明智的人会认为装饰物是外在的、仅仅是皮毛的东西，——会认为乌龟具有带斑点的甲壳，有壳的水生动物具有珍珠母的色泽，是像百老汇的居民那样，签一份合同才得到他们的三一教堂？然而，人和他的房子的建筑风格无关，正如乌龟和它的甲壳的风格无关：士兵也不必无聊到试图把自己的勇敢无畏用色彩具体地画在旗帜上。敌人自会明白。考验到来的时候他可能会吓得面色发白。在我看来，这个建筑师似乎是趴在飞檐上，探身对屋子里粗鲁的住户胆怯地小声说些半真半假的东西，他们其实比他更明白。我现在看到的建筑上的美，我知道是逐渐从内向外发展的，是由住在里面的人的需要和特性而生，他们才是唯一的建筑者，——出于某种下意识的真实感和崇高感，完全没有想到外观；如果必然会产生这种增添的美的话，无论是什么样子的，都必定先有同样下意识的生命的美。画家看来，这个国家里最有趣的住房，一般是穷人的最为朴实无华的简陋的木屋和村舍；房子是居民生活的外壳，是居民的生活而不仅是房子的表面特点使得房子别具一格；同样有趣的是市民在郊区的野外小屋，他们在里面的生活和想象中的一样简单愉快，也很少刻意追求住房风格上的效果。大量建筑装饰毫不夸张地说都是徒有其表，一阵九月的大风就会把它们像借来的羽毛一样刮掉，而对房子的实质没有任何损害。地窖里既没有橄榄也没有酒的人们用不着建筑学。假如在文学上也花费同样的心血在文体装饰上，我们宗教经典的建筑师们和我们教堂的建筑师们一样，也花费这么多的时间在飞檐上，情况会怎么样呢？纯文学和艺术，以及讲授它们的教授们就是这样产生出来的。无疑，人关心的是，几根木条究竟是斜放在他上面还是放在他下面，他的小屋涂什么颜色。如果是他自己认真地把木条斜放上去、涂上颜色的，那还有点意义；但是如果精神已经离开了躯壳，那就和造自己的棺材没有什么不同了，——建造坟墓，而“木匠”只不过是“棺材匠”的另一个名字而已。有个人说，在他绝望或对生命感到漠然的时候，抓起一把脚下的泥土，把房子漆成那个颜色。他想到的是他那最后的狭长的房子吗？抛个铜币来决定吧。他必定有着大量的闲暇！你为什么要抓一把泥土？最好把房子漆成你自己皮肤的颜色；让它为你变得苍白或脸红好了。这可是一个改进村舍的建筑风格的事业！等你准备好了我的装饰物，我会用的。

冬天到来之前我造好了烟囱，墙虽然已经不漏雨了，我还是加了一层墙面板，用的是圆木上砍下的第一层木头，有缺陷而且主要是边材，我不得不用刨子把边缘刨平整。

这样，我就有了一所牢固的、木瓦做顶、有墙面板并抹上灰泥的房子，10英尺宽，15英尺长，立柱8英尺高，带阁楼和壁橱，每侧一扇大窗户，两扇活板门，房子的一端有一扇门，和门对着的是砖砌的壁炉。房子完全是我自己盖的，所以不算人工，只算我按一般价格买所需材料的费用，我的房子的确切成本如下；我提供详情，因为很少有人能够确切说出他们房子的成本，能够说出构成房子的各种材料的各自价格的人，就是有，也是少而又少了——

这些就是全部材料，但不包括原木、石头和沙子，这是我依法在政府公地上定居，有权免费使用的。我还在房子边上搭了一个小柴棚，用的主要是盖房子剩下的材料。

我想给自己造一所房子，比康科德主街上的任何房子都更为宏伟和豪华，只要它和我现在的房子一样使我愉快，并且花费不超过现在的房子。

这样，我就发现，想要得到栖身处所的学子，可以花不高于他现在每年所付房租的费用得到一个终身的住所。如果我显得有点不适当地自卖自夸，我的辩解是，我是在为人类而不是为自己自卖自夸；我的缺点和前后不一之处并不影响我的说法的真实性。尽管有不少说教和虚伪，——这是我发现很难从麦粒上分离的麦麸，为此我和任何人一样感到遗憾，——但我还是要痛痛快快地呼吸，舒展身子，这对人的精神和肉体都是极大的宣泄；我决不屈辱地去做魔鬼的代理人。我要努力为真理说句好话。在剑桥学院，一间只比我的房子稍大一点的学生宿舍，光是房租一年就要30美元，房产公司在一个屋檐下并排建了32间房子，捞到了巨大的好处，而房客却要忍受和许多嘈杂邻居相邻的不便，也许还要住到四楼上。我不禁感到，如果在这些方面我们有更多的真知灼见，不仅不需要这么多的教育，因为其实早就已经有了足够的教育了，而且教育的花费也会在很大程度上消失了。在剑桥或别的地方的学生，为了得到所需要的便利设施，他或别人要付出巨大的生命代价，如果双方能够有恰当的安排，只需现在的十分之一就行了。花钱最多的那些东西根本不是学生最需要的东西。例如，在学期的账单中，学费是重要的一项，而他通过和同时代人中最有教养的人来往，所受到的教育要有价值得多，却是不用交费的。建立一所学院的方式通常是，募集捐款，然后盲目地严格按照分工原则行事，而遵从这个原则是需要极其慎重的，——招来承包商，他把这个工程作为投机的对象，雇用爱尔兰人或者其他具体干活的人来打地基盖房子，而将来的学生就得适应它们；一代代的学生就要为这些疏忽付出代价。我认为，对学生或希望从中受益的人来说，自己动手打地基要比这好得多。存心逃避人类必需的任何劳动而获得他垂涎已久的闲暇的学生，得到的只不过是可耻而无益的闲暇，使自己丧失了唯一能够使闲暇有益的经历。“但是，”有人说，“你的意思总不会是学生应该用手而不是用脑子劳动吧？”我的意思并不完全是这样，我认为他们应该这样多多思考；他们不应该娱乐人生，或者仅仅研究人生，由社会供养他们从事这昂贵的游戏，而是应该自始至终认真地经历人生。青年人如不立即尝试去实践生活，又怎么可能更好地学会生活呢？我认为这会和数学一样锻炼他们的头脑。比方说，如果我希望一个孩子学到一些科学和艺术，我不会按通常的办法行事，把他送到某个教授身边，那里什么都教，什么都练，就是不教不练生活的艺术；——只通过望远镜或显微镜来观察世界，从来不用肉眼观察；学习化学，却不学他吃的面包是怎么做的，或者学习机械学，却不学这一切是怎么挣得来的；教他去发现海王星的新卫星，而不去看到自己的缺点，或者他自己是一颗奉承追随着一个什么样的无赖的卫星；或者观察在一滴醋剂中的怪物，却被蜂拥在他周围打转的怪物吞噬。在一个月以后，谁会有更大的进步，——那个一边阅读所需的知识，一边自己采矿石，冶炼后制作成大折刀的孩子，——还是那个在学院里上冶金课，同时从父亲那里得到一把罗杰斯牌袖珍折刀的孩子？哪个孩子最有可能割破手指？——令我非常吃惊的是，在离开学院前，我被告知已经学习过航海术了！——哎呀，我在港口打个转，学到的也会比这多。即使贫穷的学生学习，学的也只是政治经济学，而和哲学同义的生活经济学在我们的学院里却没有实实在在地教过。其结果是，他一面在读亚当·斯密、李嘉图和赛的时候，一面使父亲陷入到无法摆脱的债务之中。

和我们的学院一样，一百种“现代的先进事物”也是如此；对它们存在着幻想；但实际却并不总是正面的进步。魔鬼早期在里面投了资，以后又不断增加股份，一直索取复利到最后。我们的发明往往会是些漂亮的玩具，将我们的注意力从严肃的事情上吸引开去。它们只不过是一些改进了的方式，达到的是毫无改进的目标，这个目标本来已经很容易达到了；就像通向波士顿或纽约的铁路。我们急于修建从缅因到得克萨斯的磁性电报线；但是说不定缅因和得克萨斯之间并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需要交流传递。两者都处于十分尴尬的局面，就像一个急切地希望被介绍给一位耳聋的著名女士的男子，当他被引见、她的号角状助听器的一端放在了他的手里后，却又无话可说一样。仿佛主要的目的是话讲得快，而不是话讲得合乎情理。我们急于在大西洋的洋底挖隧道，使旧大陆提早几个星期到达新大陆；但是也许透露进美国敞开着的大耳朵里的第一条新闻是阿德莱德公主得了百日咳。毕竟，骑着一分钟跑一英里的马的人带来的未必是最重要的信息；他不是福音旅行传道者，也不是来吃蝗虫和野蜂蜜的。我不相信飞毛腿奇尔德斯运载过什么玉米到磨坊去。

有一个人对我说，“我很奇怪你怎么不存点钱；你爱旅行；你今天就可以坐车到菲奇堡去，长长见识。”可是我比那聪明。我知道最快的旅行者是步行的人。我对我的朋友说，我们试试看谁先到那里。距离是30英里；车费90美分。这几乎是一天的工资了。我还记得就在这条路上，工人的工资曾经是60美分一天。好吧，现在我开始步行出发，天黑前到达那里；我曾经整个星期地按这个速度旅行过。而你呢，在这段时间里把车钱挣出来了，会在明天的什么时候到达那里，如果你幸运地及时找到了工作，也可能今晚到达。你大半天的时间不是去了菲奇堡，却是在这里干活。因此，如果铁路通到全世界，我想我还是会在你前头；至于说长见识，如果净是那方面的见识，我就得和你完全断绝来往了。

这就是普遍规律，谁也斗不过它，至于铁路，我们甚至可以说它无关紧要，横竖都一样。修建人人可以利用的通向全世界的铁路等于铲平地球的整个表面。人有种模糊的想法，只要他们在足够长的时间里坚持这种把资本和铁锹结合起来的活动，最终大家必定能够花不了多少时间、不花分文地达到某个目的；可是，虽然大群人拥向车站，列车员高喊“上车啦！”当烟被吹散，蒸汽凝结，人们就会看到，少数人在火车上，其余的被火车碾压，——这会被称作“一个可悲的事故”，确实也是这样。无疑，他们最终会挣够车费，就是说，如果他们能够活那么久的话，但是到那个时候，也许他们已经失去了愉快的心情和旅行的愿望。这种用大半生最美好的时间挣钱，为了在生命最没有价值的部分去享受靠不住的自由，使我想起一个英国人，他先到印度去想发一笔财，为的是可以回到英国过诗人的生活。他应该立刻爬上阁楼去才对。“什么！”百万爱尔兰人从国内所有的棚屋里一跃而起问道，“难道我们修建的这铁路不是个好东西吗？”是好东西，我回答说，相比较而言是好的，就是说，情况可能会更糟；但是，因为你们是我的兄弟，我希望你们能够把时间用在比挖土更有意义的事情上。

在我的房子盖好前，我希望能以某种诚实和愉快的方式挣10或12美元，以支付额外的开销，我在房子附近2.5英亩的薄沙土地上种了些东西，主要是豆子，也种了一些土豆、玉米、豌豆和萝卜。整个地块包括11英亩，上面主要长的是松树和山核桃，上一个季节每英亩卖价是8美元8美分。一个农人说这地“没别的用，只能养吱吱叫的松鼠”。我没有在这块地上施肥，我不是主人，只不过是个合法的定居者，而且也不打算以后再种这么多的地，所以也没有一下子把地都锄了。犁地的时候我挖出了好几考得的根茬，可以作燃料供我烧很长的时间，并且留下了小块圆形的富于腐殖质的原始的松软沃土，整个夏天上面的豆子长得特别茂盛，很容易分辨出来。我房子后面的枯木大多难以卖掉，还有湖上的漂流木为我提供了其余的燃料。我不得不雇一组马和一个工人来犁地，尽管掌犁的是我自己。第一季我的农场的支出是14.725美元，用在农具、种子、工钱等上面。玉米种是别人送给我的。这本来也不值多少钱，除非你种得太多。我收获了12蒲式耳豆子，18蒲式耳土豆，还有一些豌豆和甜玉米。黄玉米和萝卜种晚了，没有什么收成。农场的全部收入是：

除了我消费掉的和当时还在手头的农产品，估计为4.50美元，——手上的钱足以抵偿我没有种的那点草的价值。通盘考虑起来，也就是说，考虑到人的灵魂的重要性和当今的情况，尽管我的试验所用时间很短，不，甚至部分就因为试验时间的短暂，我相信这个结果比康科德任何一个农民那年的收获都要好。

第二年我收入更好了，我用铁锹平整了需要耕种的所有土地，大约有三分之一英亩；我一点也没有被那大量著名的农业著作吓倒，其中包括亚瑟·扬的作品，从前两年的经验中我体会到，如果一个人过俭朴的生活，只吃自己种的东西，自己吃不了的不种，不用它来交换总难满足的大量更为奢侈更为昂贵的东西，他就只需要耕种几平方杆的土地就够了，这点地用铁锹平整比用牛来耕要便宜，不时换块新地来种要比给老地施肥便宜，所有必需做的农活，他只消在夏季有空的时候不费劲就可以做了；这样他就不会像现在这样，被耕牛或马匹或奶牛或猪束缚住了。作为一个对当今的经济和社会措施的成败不感兴趣的人，我希望在这一点上能够公正地说话。我比康科德的任何别的农人都更为独立，因为我不是固定在一所房子或一座农场上，而是能够按照自己不老实的、时刻变化的意向行事。我的日子过得已经比他们好了，此外，如果我的房子被烧，或者颗粒无收，我也会过得几乎和以前一样好。

我常常会想，与其说人在看守牛群，不如说牛群在看守人，牛群比人要自由得多。人和牛交换了工作；但是，如果我们只考虑必需的工作，就会觉得牛具有更大的优势，它们的牛场要大多了。人做交换得来的一部分工作，要一连6个星期割晒干草，这可不是儿戏。当然，没有一个在各方面生活都很俭朴的国家，也就是说，没有一个哲人的国度，会犯下使用动物的劳动这样的大错。确实，过去从来没有过，也不会很快就出现一个哲人的国度，我也不能肯定，有这样一个国度是件好事。然而，我永远不会去驯马或牛，弄来让它为我干活，免得自己仅仅成了个马夫或放牛人；如果这样做似乎使社会获益，我们能够肯定，一个人的得就不会是另一个人的失，马倌和他的主人就有同样的理由感到满足吗？姑且说，没有牲畜的帮助，有些公共工程不可能建设起来，那就让人类和牛马一起分享这方面的荣誉吧；难道因此可以得出结论，若是没有牲畜，人就不可能完成更配得上他的工作了？当人类在牲畜的帮助下不仅开始去做不必要的或精美的工作，而且是奢侈的无意义的工作的时候，就会有一些人不可避免地要干和牛交换后的所有工作，或者，换句话说，变成了最强者的奴隶。这样，人不仅为内心的畜牲干活，而且作为一种体现，他还要为外界的畜牲干活。虽然我们有许多砖石结构的坚固房屋，农民的财富依旧是用他的畜棚在多大程度上超过他的房子来衡量的。据说在这一带，我们这个城镇拥有最大的牛舍和马厩，在公用建筑上也毫不落后；但是，在本县，供人们自由敬神自由发言的厅堂却非常少。国家为什么不通过它们抽象思维的力量，而要以它们的建筑物来纪念自己呢？一部《福音之歌》要比东方所有的废墟都值得赞美得多！高塔和庙宇是王孙公子们的奢侈品。纯朴独立的头脑不会听命于任何王公而去辛苦劳作。天才不是帝王的保留物，金银大理石也不是，除非只是极少的一点。请问，为什么要凿这么多石头？我在阿卡迪亚的时候，并没有看到有人在凿石头。许多国家被疯狂的、通过留下大量凿好的石头使自己永垂不朽的野心所支配。如果在改进自己的举止风度上也花费同样的心血，将会怎样？一件明智之举会比高达月球的纪念碑更值得纪念。我更喜欢看到石头在它们原来的地方。底比斯的豪华是一种庸俗的豪华。有一百座城门的底比斯远离了生活的真正目标，因此反不如围着一个老实人的田地的一平方杆石墙合乎情理。野蛮人和异教徒的宗教及文明建造了辉煌的庙宇，但是你称之为基督教的并没有这样做。一个国家凿的石头大多只是用来修建了坟墓。它活活埋葬了自己。至于金字塔，令人惊讶的不是金字塔本身，而是这样一个事实：竟然有这么多的人使自己屈辱到用整个一生为某个野心勃勃的笨蛋建造一座坟墓，如果将此人在尼罗河里淹死了，尸体再拿去喂狗，倒是要聪明和高尚得多。我也许还能够为他们、也为这个家伙制造些借口，但是我没有那个时间。至于建造者的宗教信仰和对艺术的热爱，这在全世界都差不多，不论建造的是一所埃及的神庙，还是美国银行大楼。总是代价大于所得。主要的动力是虚荣，辅助的是对大蒜、面包和黄油的热爱。巴尔科姆先生，一位很有前途的年轻建筑师，在维特鲁威之后用硬铅笔和直尺画了一张设计图，交给了多布森父子采石公司。在开始30个世纪的蔑视之时，人类却开始仰视它。说到高塔和纪念碑式的建筑，在这个城镇里曾经有一个疯狂的家伙，试图把地挖穿通到中国去，据他说，他挖得深到能够听见中国的锅和水壶的碰撞声了；但是我想我不会特地去赞赏他挖的那个洞。许多人很关心西方和东方建造的纪念碑式的建筑，——想知道是谁修建了它们。而我却想知道，在那个时代，谁没有修建它们，——谁不屑于这样的无聊小事。不过，还是继续我的统计吧。

在测量、做木工活的同时，我还在村子里打各种零工，因为我的手艺和我的手指一样多，挣了13.34美元。8个月的伙食的支出，即从7月4日到来年3月1日算账的这段时间，虽然我在那里生活了两年多，——不算我自己种的土豆、少量的甜玉米和一些豌豆，也没有计算最后一天手上还有的东西的价值，合计是：

是的，我确实总共吃掉了8.74美元；但是，如果我不知道多数读者和我一样罪过，白纸黑字地公布出来不会比我的情况更好，我是不会把我的罪过这样毫不脸红地公之于众的。第二年，我有时能抓到一些鱼做晚餐，有一次竟然还杀了一只糟蹋了我的豆子地的旱獭，——如鞑靼人所说，造成了它的灵魂转世，——并且把它吃了，部分是出于试验；尽管有点麝香气味，它还是给了我短暂的享受，不过我也看到，即使村里卖肉的人给你把旱獭加工处理好了，长期享用也并不是好的做法。

在同一时期内，衣服和一些杂费开支总共是8.4075美元，虽然从中很难看出具体的开销；

油和一些家用器皿2.00美元

除了大多不是在家里做的洗衣和缝补——还没有收到账单——之外，所有的金钱支出都在这里了，下面是在世界的这个部分所有需要花费的钱，或许还有超过了需要花费的钱在内：

现在我是对读者中需要谋生的人说话。为了支付这笔开销，我卖掉了农场的产品：

从支出中减去此数，差额是25.2175美元，这是一个方面——这几乎是我开始时的资金，是预计需要发生的费用，——另一方面，除了我因此而得到的闲暇、独立和健康之外，我还获得了一所舒适的房子，想住多久就可以住多久。

这些统计数字，无论看上去带有怎样的偶然性，因而似乎没有什么启发意义，但由于它们具有某种完整性，因此也就有了一定的价值。我的开支全都记了账。从上述各项中可以看出，仅仅食物一项，一个星期就要花去27美分。在后来将近两年的时间里，我的食物是黑麦和不发酵的玉米粉、土豆、大米、很少的一点咸猪肉、糖浆、盐，还有饮用水。对于像我这样热爱印度哲学的人，主要以大米为主食是再恰当不过的了。为了应对一些顽固的爱挑剔的人的异议，我不妨说明，如果我偶尔在外面吃饭——以前我总是这样做，相信以后也会有机会这样做的——它经常会不利于我的家用安排。但是，正如我所说，正因为在外面吃饭是个不变因素，因此丝毫也不会影响我上述这种比较说明。

我从自己两年的经验中知道，即使在这个纬度上，获得必需的食物也容易得令人难以相信；人可以和动物一样吃简单的食物，而仍然能够保持健康和体力。我从自己的玉米地里采集了马齿苋（Portulaca oleracea），用水煮后加些盐，做成了一顿吃得很是满意的午餐，在好几点上都令人满意。我附上了马齿苋的拉丁文名字，因为它的俗名不起眼，但味道却极好。请问，一个理智的人，在和平时代，在一般的中午，有足够的煮熟的甜玉米棒子，外加一点盐，他还想要什么呢？就连我的食物的那点变化也是服从于胃口的要求，而不是健康的要求。但是人类竟然到了这样的境地，他们经常挨饿，不是因为缺少必需品，而是因为缺少奢侈品；我认识一个善良的女人，她认为自己的儿子丢了命是因为只喝水。

读者会发现，我是从经济学的而不是饮食学的角度来对待这个问题的，除非他有储藏丰富的食物，否则是不会贸然把我的简单有节制的饮食方案付诸试验的。

最初我用纯玉米粉和盐做面包，真正的锄头玉米饼，我把饼放在木瓦板上，或盖房子时从木料上锯下的木片上，在户外的火上烘烤；但是它很容易被熏黑，还有股松木味。我也试过用面粉做面包；但是最后发现，用黑麦和玉米粉混合起来做最方便好吃。天气冷的时候，一连烘烤好几个这样的小面包是很有意思的事情，小心翼翼地照料和翻动它们，和埃及人照料他的孵化中的鸡蛋一样。我烤熟的面包是真正的谷类果实，对我的感官来说有一种和别的上等美果一样的芳香，我用布包着它们，以便尽可能长久地保留这芳香。我研究了做面包这古老而不可或缺的艺术，请教了能够找得到的权威的典籍，一直追溯到原始时代和最初发明的未经发酵的面包，人类从吃干果和生肉的野蛮时代，第一次进入了吃这种食物的温文尔雅的境界，随着我研究的逐渐深入，通过据认为面团偶然发酸而教给了人们的发酵过程，通过后来的各种发酵措施，直至我读到了“美好的、香甜的、有益于健康的面包”，这个生命的支柱。一些人认为酵母是面包的灵魂，是填塞面包的蜂窝组织的灵魂，像女灶神维斯泰的火种一样被虔诚地保存下来，——我想，由五月花号船带过来的几瓶珍贵的酵母解决了美洲大陆的问题，其影响至今仍在这片土地上随着谷类作物的波涛上升，膨胀，传播，——我定期地、忠实地到村子里去取这发酵的引子，直到最后在一个早上，我忘记了规则，把酵母给烫坏了；这个事故使我发现，就连酵母也不是不可或缺的，——因为我的发现不是通过综合而是通过分析的过程得来的，——从那之后，我就高高兴兴地省去了酵母，虽然大多数主妇都认真地对我断言说，不经过发酵的面包是不安全的，不会对健康有益，上年纪的人还预言说我的生命力很快会衰退。然而我发现酵母并不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成分，我一年没有用酵母，仍活在人世间；我很高兴避免了在口袋里放一满瓶酵母这样的琐碎事情，何况瓶子有时候还会砰地一声炸裂，里面的东西令我十分尴尬地撒了出来。省去这东西要简单和体面一些。人是一种比任何别的动物都更能够适应各种气候和环境的动物。我也没有往面包里放苏打或别的酸碱类东西。我似乎是根据公元前两个世纪马库斯·波休斯·加图的烹饪法在做面包。“Panem depsticium sic facito．Manus mortariumque bene lavato．Farinam in mortarium indito，aquæ paulatim addito，subigitoque pulchre．Ubi bene subegeris，defingito，coquitoque sub testu．” 我对这段话的理解是——“这样来揉面做面包：好好把手和揉面槽洗干净；把粗粉放进揉面槽，逐渐加水，彻底揉好；面团揉好后，做成想要的形状，盖上盖子烘烤。”也就是说，放在烘烤锅里。没有一个字是关于发酵的。不过我并没有总是享用这生命的支柱。有一段时期，由于囊空如洗，我有一个多月没有见过面包。

每一个新英格兰人都能够很容易地在这片黑麦和玉米的土地上生产出自己的面包原料来，而不必依赖远方不断浮动的市场。但是我们远非俭朴和独立，以致在康科德，商店里很少出售新鲜甜美的玉米粉，而碎玉米粒和更粗的玉米粉几乎没有人吃了。农民大多把自己生产的谷物用来喂牛和养猪，以更高的代价从商店里购买对人的健康至少没有更大好处的面粉。我看见自己很容易地就能够生产出一两个蒲式耳的黑麦和玉米来，因为前者在最贫瘠的土地上也能生长，后者也并不需要最好的土地，用手推的磨把它们磨碎，没有米和猪肉也行；如果需要浓缩的糖，我在试验中发现能够用南瓜或甜菜做出非常好的糖浆来，而且我知道，我只要栽种上一些枫树，就能够更容易地得到糖浆了，而在枫树生长期间，除了已经提到过的之外，我还可以使用其他各种替代品，正如先辈们所唱的那样，“因为，”——

“我们可以用南瓜、欧洲萝卜和碎胡桃木

“酿制成酒甜润我们的嘴唇。”

最后再说盐，那食品杂货中最粗放的东西，为了得到盐，可以借机到海边去上一趟，或者如果我根本不用盐，也许就可以少喝些水。我没有听说印第安人专门为找盐操过心。

这样一来，就食物而言，我可以避免一切商品交易和以物易物，而我已经有了遮身的房子，剩下的就只有衣服和燃料的问题了。我现在身上穿的裤子是在一个农家织的，——感谢老天人类身上仍然保留着这么多的美德；因为我认为，从农夫堕落为技工，和从人堕落为农夫，同样都是巨大而难忘的堕落；——在一个新的地方，找燃料是件很累赘的事情。至于说栖息地，如果不允许我继续在政府的公地上居住，我可能会以卖给我耕种的土地同样的价格——即8美元8美分——购买一英亩土地。但是实际上，我认为我在这块土地上居住后使它升值了。

某些怀疑者有时问我这样的一些问题，如我是否认为可以仅仅靠素食活着；为了立刻从根本上说明问题，——因为信仰是根本——我已习惯于回答这样的问题了，我说我靠吃木板上的钉子也能活下去。如果他们不能理解这一点，我要说的话他们也就理解不了多少了。就我而言，我很乐于听到有人在进行这样的试验；像有个年轻人试着靠玉米棒上长的硬玉米粒生活了半个月，用牙齿进行所有的研磨。松鼠一族做了同样的试验，成功了。人类对这些试验感兴趣，虽然几个对此力不从心的老妇，或者拥有亡夫遗产中磨坊的三分之一的寡妇，会感到惊恐。

我的家具一部分是自己做的，其余的没花多少钱，我也没有记账，计有一张床，一张桌子，一张书桌，三把椅子，一面直径为三英寸的镜子，一把火钳和一个壁炉木柴支架，一把水壶，一只长柄平底煎锅，一只油炸锅，一把长柄勺，一只脸盆，两副刀叉，三个盘子，一个杯子，一把羹匙，一只油罐，一只糖浆罐，以及一盏日本式的漆灯。没有人会穷到需要坐在南瓜上。那是得过且过的做法。在村子里的阁楼上有许多我最喜欢的椅子，只要去拿就行了。家具！感谢上帝，不用家具仓库的帮助，我能坐能站。看到他的家具装在一辆牲口拉的大车上往内地去，只有几只少得可怜的空箱子，暴露在光天化日和众目睽睽之下，除了哲学家，什么人能够不感到羞愧呢？这就是斯波尔丁的家具。看到这样一车家具，我辨不出它究竟是属于一个所谓的富人的，还是一个穷人的；它的主人似乎总是穷困的。确实，这类东西你拥有得越多，你就越是贫穷。每一车东西看上去似乎都包括了12所棚屋里的一切；如果一所棚屋意味着贫穷，那么这就是12倍的贫穷。请问，我们为什么要搬家，不就是为了抛弃我们的家具，我们蜕下的皮壳，最终离开这个世界，到另一个备有新家具的地方，让这些老家具被烧掉吗？这就仿佛一个人把所有的捕兽夹子都拴在自己的腰带上，他无法在我们撒下了绳索的野地里经过而不拽动它们，——拽动他的兽夹。只有尾巴被夹住留在了捕兽夹里的狐狸是幸运的。麝鼠为了逃命，不惜咬断自己的第三条腿。怪不得人失去了自己的灵活性。多少次他处于绝境之中！“先生，恕我冒昧，你说的绝境是什么意思？”如果你是个具有异常的洞察力的人，无论在什么时候你遇到了一个人，都能够看到他后面拥有的一切，是的，还有他假装并不拥有的许多东西，甚至他的厨房设备以及他保存的舍不得烧掉的所有中看不中用的花哨东西，他好像是套在上面的牲口，尽可能勉力前行。我认为如果一个人穿过了一个节孔，或者通过了一个门道，而他的一车家具却过不去，这人就处在了绝境之中。当我听见某个时髦整洁、外表结实、似乎无牵无挂、一切安排妥帖的人谈到他的“家具”是否保了险的时候，我不由得对他怜悯起来。“可是我的家具怎么办？”那时，我的快乐的蝴蝶就缠在蜘蛛网上了。就连那些很长时间似乎都没有什么家具的人，如果你更仔细地询问一下，就会发现他们在别人的谷仓里也存着几件呢。今天的英国，在我的眼中就像一位带着大量的行李旅行的上了年纪的绅士，都是在长期的居家过日子中聚集起来的中看不中用的花哨东西，他没有勇气把它们烧掉；大箱子，小箱子，圆筒形纸板盒，包裹。至少扔掉前面的三件。现在，就是一个健康人也没有能力搬起床走路，所以我一定要劝告一个生病的人放下他的床开跑。当我遇到一个移民背着放有他全部家当的大包裹步履蹒跚地前行时，——看上去就像是从他的脖子后头长出来了一个巨大的瘤子，——我很可怜他，不是因为这就是他的一切，而是因为他需要背着这一切。如果我需要拽着我的兽夹，我会注意这是个很轻的夹子，不会夹住我的致命部位。但是也许最聪明的办法是永远不要把自己的爪子伸进去。

顺便说说，在窗帘上我不需要花钱，因为我没有要挡在外面的窥视者，窥视的只有太阳和月亮，而我又愿意让太阳和月亮往里面看。月亮不会让我的牛奶变酸，也不会让肉腐烂，太阳也不会伤害我的家具或使我的地毯褪色，如果有时候这个朋友太热情了，我发现躲在大自然提供的某种帘子后面，要比在居家中增加任何支出项目更为经济。有一次，一位女士曾主动要给我一块地席，但是我的房子里没有可以铺它的地方，我也没有时间在屋里屋外给它抖灰，我谢绝了，宁愿在门前的草地上擦脚。最好在坏事一开始的时候就防止它。

此后不久，我参加了一位教会执事动产的拍卖，因为他的一生没有白过——

人所作之恶，死后别人还记得。

照例，一大部分都是从他父亲时候起即已积聚起来的中看不中用的花哨东西。剩下的东西里有一条干绦虫。在他的阁楼上和别的满是灰尘的旮旯里躺了近半个世纪后，这些东西没有被烧掉；此时，不仅没有一堆火把它们烧掉，或者作净化的销毁，反而拿来拍卖，或者说延续它们的生命。邻居们急切地聚集拢来看这些东西，买下了所有的一切，小心谨慎地搬到自己的阁楼上和满是灰尘的旮旯里，躺在那里直到料理他们的遗产的时候，那时它们又照此从新开始一遍。人一死，就一了百了了。

也许，我们模仿某些野蛮民族的习俗对我们会有好处，因为他们至少每年要做出一次蜕皮的假象；不论他们是否真正做得到，他们是有这种观念的。巴特拉姆描述了莫克拉斯印第安人有庆祝“首批收获节”的风俗，如果我们也能这样庆祝不是很好吗？“当一个镇子庆祝这个节日的时候，”他写道，“人们已经为自己准备好了新衣服，新的锅碗瓢盆，以及其他家用器皿和家具，他们把所有穿旧了的衣服和其他讨厌的东西收拢在一起，彻底清理和打扫房子、广场和整个镇子里的污秽，把这些和剩余的谷物以及其他陈旧的食品堆放在一起，然后点火烧掉。他们吃药，然后禁食三天，此时，镇里的火全部熄灭了。在禁食期间，他们禁止对食欲及任何欲望的满足。然后宣布大赦，一切罪人可以重回镇子，——

“在第四天早晨，大祭师在公共广场上将干木头相互摩擦，擦出新的火种，镇里每一家都从这里取得纯洁的新火种。”

然后他们尽情享受新收获的玉米和水果，一连三天又唱歌又跳舞，“接下来的四天他们招待邻近镇子里来的朋友，和他们一起欢庆，这些朋友也已经以同样的方式净化自己，做好了准备。”

墨西哥人每52年也进行一次类似的净化活动，他们相信这该是世界结束的时候了。

我几乎没有听到过比这更真诚的圣礼了，也就是说，如词典的定义所说的圣礼，“内心和精神美德的外在可见表示”。我毫不怀疑，他们最初是在神灵的直接启示下这样做的，尽管他们的宗教经典没有记载这一启示。

在5年多的时间里，我就这样完全靠自己双手的劳动养活自己，我发现，一年中大约工作6周，就能够支付所有生活必需的开销。整个冬季以及夏季大多数时间，我都有闲暇用来读书。我曾一心一意地试过办学校，发现支出和收入相抵，有时支出还超过了收入，因为我不得不穿戴，训练，更不要说还得照着样子思考和判断了，再说，我还损失了时间。由于我教书不是为了同胞的好处，而仅仅是为了谋生，自然不会成功。我还试过做买卖；但是发现需要10年才能够发展起来，而那时我说不定即将成为魔鬼了。其实我倒是担心，到那个时候我的买卖会做得所谓的兴隆起来。以前当我考虑找个什么样的谋生之道时，因为顺从朋友的意愿而有过的一些可悲的经历仍然记忆犹新，迫使我动脑筋想办法，我常常认真地想靠采摘黑果为生；这件事我肯定能做，它的微薄的利润可能够我生活了，——因为我最大的本领是需求极少，——因此资金的需要也很少，娱乐排遣一般情绪的需要也很少，我这样愚蠢地想道。当我的熟人毫不犹豫地去经商或从事专业工作的时候，我琢磨采摘黑果这个职业和他们的职业最像了；整个夏天在山中四处漫游，采摘碰到的浆果，然后又毫不在意地把它们处理掉；就这样来放牧阿得墨托斯的羊群。我还梦想自己可以采集野草，或者用运干草的车把常绿植物运给喜爱看到林木的村民，甚至运到城市里去。但是此后我明白了，商业将厄运带给它经营的一切；就算你经营的是来自上天的启示，也摆脱不了和商业有关的一切厄运。

由于我对某些事物的偏爱，尤其重视我的自由，由于我能够过艰苦的生活而获得成功，目前我还不想把自己的时间花费在挣得昂贵的地毯或其他漂亮的家具，或精美的厨房，或希腊式或哥特式的房屋上。如果有什么人在获取这些东西的时候生活不受干扰，得到了之后又知道怎样使用它们，我就把这种追求拱手让给他们。有些人很“勤劳”，好像为劳动而爱劳动，或许因为劳动可以防止他们惹更大的祸；对于这些人，眼下我没有什么话要说。那些不知道有了比现在更多的空闲之后该怎么办的人，我的建议是加倍努力工作，——一直干到能够养活自己，取得了自由证书为止。就我自己而言，我发现打零工是最不受约束的行当了，特别是，一年只需要干30或40天就能养活自己。太阳下山，打工人的劳动就结束了，他便能够自由地致力于他所选择的、和他干的活无关的爱好；而他的雇主则月复一月地推测估算，一年到头没有个喘息的时候。

总之，信念和经验使我深信，在这个世界上，只要我们过简朴明智的生活，养活自己不是件苦事，而是个消遣；正如较为纯朴的民族从事的工作，对于崇尚人造物质的民族只是娱乐而已。人并不需要满头大汗才能养活自己，除非他比我容易出汗。

我认识的一个继承了几英亩土地的年轻人，他告诉我，如果他有足够的手段的话，他想过我这样生活。无论如何，我不愿任何人采取我的生活方式；因为，没有等到他学会之前我可能已经为自己找到了另外一种生活方式，除此之外，我希望在这个世界上有尽量多的不同的人；我希望每一个人都非常谨慎地找到并追随自己的生活方式，而不是他父亲的或母亲的或邻居的生活方式。年轻人可以盖房子，种地或航海，只要不妨碍他告诉我他想做的事情就好。我们的聪明仅在于目标的精确上，就像水手或逃奴眼睛紧盯着北极星一样；但是这已经足够指导我们一生的了。我们不一定能够在计算好的期间抵达我们的港口，但是我们会保持正确的航线。

无疑，这种情况如果对一个人适用，对一千个人也更是适用的，正如一幢大房子，按其大小的比例来说，并不比一所小房子更贵，因为一个屋顶就可以盖住几个房间，下面只要一个地窖，一道墙可以分隔开几个屋子。但是对我来说，我喜欢单独的住处。何况，通常来说，自己盖整个的房子，要比说服另外一个人，要他相信共用一堵墙的好处来得便宜；当你说服了他以后，要想使这道共用的墙省钱得多，墙就一定很薄，而结果那个人又不是个好邻居，还不保养好他的那一边的墙。通常，人们唯一可能进行的合作是极其局部的和表面的；而能够有的那一点点真正的合作却好像并不存在，因为那是一种听不见的和谐。如果一个人有自己的信念，无论在什么地方，他将以同样的信念与人合作；如果他没有信念，不论他和什么样的人交往，他都将和别人一样过自己的日子。最高和最低意义上的合作意味着一起谋生。最近，我听说有人建议，两个年轻人应该一起周游世界，一个没有钱，一路走一路做水手或犁地挣钱，另一个口袋里装着汇票。不难看出，他们不可能长久结伴或合作，因为其中之一根本就什么都不做。他们经历中的第一个有趣的危机就会使他们分手。尤其是，如我已经表示的，独自出行的人今天就可以出发；但是和另一个人一起旅行的人必须等到那人准备就绪，也许要等很长时间才能动身。

但是我听到有些同乡说，这想法很自私啊。我承认，到目前为止，我很少从事慈善事业。我出于责任感做出过一些牺牲，其中包括牺牲了慈善这一令人愉快的事情。有一些人用尽办法，想说服我承担起对城里某个贫困家庭的资助；如果我无事可做，——因为魔鬼专门给游手好闲的人找活干，——我可能会试一试这类消遣。但是，当我想到要这样做，使某些穷人过得和我一样舒服，视他们的天堂为己任，甚至已经主动向他们提了出来，他们却无一例外地、毫不犹豫地宁愿继续这样穷下去。当我的男女同乡以这样多的方式致力于为同胞做好事之时，我相信至少可以有一个人用不着这样做，而去做其他不那么人道的事业。做慈善和别的事情一样，需要天才。至于说做好事，这是人浮于事的职业中的一种。况且，我也还是试了一番的，尽管可能很奇怪，但我满意地看到这事不合我的本性。也许我不应该有意识地、故意地摒弃了社会要求我去做的、为的是拯救世界不遭毁灭的具体的善事；我相信在别的地方有着一种类似的、但无比坚定的力量正在保护着世界。但是我不会阻碍任何人去施展他的天才；我自己没有做，但对于全身心终身行善的人，我会说，坚持下去，哪怕全世界都称此为作恶，而他们很可能会这样说的。

我远不是说我的情况特殊；无疑许多读者会做出同样的辩护。在做事情方面，——我不能保证我的邻居会说好，——我毫不犹豫地说，我是个第一流的雇工；但是好在哪里要由我的雇主去发现。我做的任何“好事”，即常识中的好事，都必定是我主要事业之外的，而且大多数是无意中做的。人们很实际地说，就从你所在的地方开始，按你的本来面目开始，不要一心想成为更重要的人物，怀着预先的善意去做善事。如果我也按着这个格调说教的话，我会这样说，开始去做好人吧。仿佛太阳把他火焰的光辉燃烧到月亮或一颗六级亮度的星星以后就停了下来，然后像罗宾·古德费罗一样行事，向每一所村屋的窗子里张望，引人发疯，使肉变质，使黑暗能够为人眼所见，而不是逐渐不停地增加他和煦的热度和恩惠，直到他明亮得没有哪个人能够直视他的脸，然后，也是同时，他在自己的轨道上绕着地球运转，给地球带来好处，或者说，如某种更为真正的哲学所发现的那样，世界围绕着他转，获得他给与的好处。当法厄同想以他的恩惠来证明他的天神出身，仅仅驾了一天太阳车，就驶出了轨道，烧掉了天堂下层几个街区的房子，烧焦了地球表面，使每一条泉水干涸，造成了撒哈拉大沙漠，直到最后主神朱庇特用一个霹雳把他一个倒栽葱地打到地球上，而太阳，由于为他的死感到悲伤，一年没有照耀。

没有任何气味比走了味的行善更难闻的了。那是人的、是神的腐尸气味。如果我确切地知道，有个人有意识地怀着为我做好事的目的往我家来，我一定会逃命，就像遇到非洲沙漠中叫做西蒙风的干热风要逃命一样，那风会在你嘴里、鼻子里、耳朵里和眼睛里灌满了沙子，直到你窒息，我怕自己会传染上他在我身上做的一些好事，——那上面的病毒会混在我的血液之中。不，——要是这样，我宁可自然地遭到伤害。对我来说，一个人在我挨饿的时候给我吃的，或挨冻的时候使我温暖，或如果我掉进沟里把我拉出来，他不一定是好的人。我能够给你找到一只能够做这一切的纽芬兰狗。慈善不是在最广泛的意义上对你的同胞的爱。霍华德无疑是一个别具特点的极其仁慈和杰出的人，也得到了回报；但是比较而言，如果他们的善举并不能在我们人生的最好阶段，在我们最值得帮助的时候帮助我们，一百个霍华德对我们又有什么用处呢？我从来没有听到过任何慈善会议，曾诚心诚意地提出对我，或像我这样的人做好事。

耶稣会的会士被印第安人弄得无计可施，这些印第安人在被绑在火刑柱上烧死时，还在向折磨他们的人建议一些新的折磨方法。他们超越了肉体的痛苦，因此有时就会超越传教士所能提供的任何慰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法则，对于那些本身不在乎会受到什么样的对待、以一种新方式爱他们的敌人、几乎完全宽恕他们的行为的人来说，是没有多少说服力的。

要确保你给穷人他们最需要的帮助，尽管是你的所作所为使他们远远落在了后面。如果你给他们钱，你们自己要和他们一起去花，而不要仅仅把钱一给了事。有时候我们会犯奇怪的错误。其实穷人并不是又冷又饿，而是肮脏邋遢，破衣烂衫，举止粗俗。其原因一部分是出于他的个人趣味，而不只是由于他的不幸。如果你给他钱，他说不定会拿来买更多的破衣烂衫。你往往会可怜在湖上切割冰块的笨手笨脚的爱尔兰劳工，穿着这么破烂的衣服，而我身穿整洁而更时髦一些的衣服却在那里冻得发抖，直到在一个严寒的日子，一个掉进水里的工人到我家里来取暖，我看见他脱去了三条裤子，两双袜子，才露出了皮肤，虽然这些衣物确实又脏又破，他能够拒绝我要给他的额外的衣服，因为他有这么多里面的衣服。他正需要这样一次落水。于是我开始可怜起自己来，我看到，给我一件法兰绒衬衫，比给他一整家廉价衣店是个更大的善行。每一千个人砍罪恶的枝丫，只有一个人在砍罪恶之根，很可能在穷人身上花去了最多的时间和金钱的人，正是以自己的生活方式最努力地制造出了贫穷的人，他的努力是徒劳的。正是虔诚的奴隶主，把从奴隶身上收益的十分之一，用来换取其余的奴隶一个星期日的自由。有的人雇用穷人在他们的厨房里干活，以此表示对他们的仁慈。如果他们雇用自己在那里干活不是更仁慈一些吗？你吹嘘把十分之一的收入用在了慈善事业上；或许你该把那十分之九也用在上面就算完了。然而，社会追回的只是财产的十分之一。这是出于财产所有人的慷慨，还是由于主持正义的官员的失职？

慈善几乎是唯一获得人类充分赞赏的美德。不，对它的评价实在是高得太过分了；而正是我们的自私才造成了对它的过高评价。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在康科德这里，有一位健壮的穷人向我夸赞一个同镇的人，因为，如他所说，他对穷人很好，他指的是他自己。人类的慈善的大叔大婶们比他们真正的精神父母受到更大的尊敬。有一次我听到一位牧师关于英国的讲演，这是一个有学问、有才智的人，在历数了英国的科学、文学和政治伟人如莎士比亚、培根、克伦威尔、弥尔顿、牛顿等人之后，还讲到了她的基督教英雄，仿佛是牧师的职业对他的要求似的，他把这些人提到了远高于上述人物的地位，称他们是伟人中的最伟大者。他们是佩恩，霍华德，以及弗莱夫人。人人都会感到这是一派胡言。后三人不是英国最优秀的男女；也许，只能说是她最好的慈善家。

我不会从慈善应得的赞扬中减去什么，而只是要求公道地对待所有以自己的工作和生活有益于人类的人。我重视的主要不是人的正直和善意，这可以说是他的枝叶。绿叶枯萎了的植物，我们用来做草药茶给病人喝，起的只不过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作用，而且大多被江湖郎中所用。我需要的是人的花朵和果实；希望有芳香从他那里飘向我，给我们的交流增添成熟的风趣。他的善良不能是局部的、昙花一现的行为，而是持久不断的，大量充足的，他不需为此付出代价，而且是一种自己没有意识到的行为。这是一种掩盖了万恶的慈善。慈善家总是用回忆他自己已经丢开了的悲伤作为一种气氛将人类包围起来，并称之为同情。我们应该传播的是我们的勇气，而不是我们的绝望，我们的健康安适，而不是我们的疾病，并且要注意这病不会传染开去。从哪片南方平原传来了恸哭声？在哪个纬度上居住着我们应该给他们送去光明的异教徒？谁是我们要拯救的放纵而残忍的人？如果有什么使人病了，因此他无法履行职责了，甚至如果他肚子痛，——因为这正是值得同情之处，——慈善家立即开始着手改革世界。作为宇宙的缩影，他发现，这是一个真正的发现，而他是这个发现者，——世界一直在吃青苹果；事实上，在他看来，地球本身就是一只巨大的青苹果，想想人类的子孙在它尚未成熟时就有去啃吃它的危险，这是多么可怕；于是那激进的慈善使他直接就去找上了爱斯基摩人和巴塔哥尼亚人，还包罗了人口众多的印度和中国的村庄；就这样，通过几年的慈善活动，有权有势的人物利用他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与此同时，他也治愈了自己的消化不良症，地球在它的一侧或双侧面颊上有了淡淡的红晕，仿佛它在开始成熟，生活失去了粗野，再一次温馨健康起来。我做梦也想不到有比我犯下的更大的滔天大罪。我从来没有见到过，而且永远也不会见到比我自己更坏的人了。

我相信，使改革者感到如此悲哀的，并不是他对不幸的同胞的同情，而是他自身的苦恼，尽管他是上帝最神圣的儿子。让这一切得到改正，让春天来到他面前，黎明在他床前升起，他会连道歉的话都不说，就抛弃他慷慨的伙伴。我不谴责嚼烟草，理由是我自己从来不嚼；嚼用烟草的人都必得付出代价，戒了的也一样；虽说我自己也尝过不少东西，是我该加以谴责的。如果有朝一日你上了歧途，干了任何慈善之举，不要让你的左手知道你的右手干了些什么，因为不值得知道。救起溺水者，系好你的鞋带。从从容容，开始做一些自由的劳动吧。

我们的举止在和圣贤交际过程中被败坏了。我们的赞美诗集回响着对上帝悦耳的亵渎和永远的忍受。人们会说，就连先知和救世主们都宁愿抚慰人的恐惧而不愿加强人的希望。哪儿也没有记载下对赐予的生命的简朴的、由衷的满足，也没有对上帝的令人难忘的赞美。一切健康和成就都对我有益，无论看起来多么遥不可及；一切疾病和失败都使我悲伤对我有害，无论它可能对我或我对它有多么大的同情。如果我们确实想用真正的印第安式的、植物的、磁性的或自然的方式使人类得到恢复，让我们首先使自己像大自然一样简朴健康，驱散聚集在我们自己眉头的阴云，在我们的毛孔里注入一点活力。不要做济贫的助理，而要努力成为世界上一个杰出的人。

我在设拉子的德高望重的萨迪的《蔷薇园》中读到，“他们询问一个智者，在至高无上的神创造的许多著名的高大成荫的树之中，没有一棵可称作azad，或自由树的，只有柏树例外，而柏树却不结果，这里面有什么奥秘吗？他回答说，每一棵树都有自己相应的果实和特定的季节，季节持续期间繁茂开花，时令不对则枯萎凋谢；柏树不受这两者的影响，永远繁茂，azads，或宗教独立者，就具有这个特性。——切勿一心只放在转瞬即逝的东西上；因为Dijlah，或底格里斯河，在哈里发的宗族绝灭后，仍将继续流过巴格达：如果你手头富足，就像椰枣树那样慷慨吧；但是如果你手头没有能够施舍的，就像柏树那样，做个azad，或自由人吧。”

补充诗篇

贫困的虚荣

可怜的贫困家伙，你实在过于放肆，

竟然要求在苍穹之下拥有一席之地，

因为你那简陋的茅屋，或木桶，

只会培养一些使人懒惰或迂腐的品性，

在唾手可得的阳光下或荫凉的泉水旁，

处处有根茎和野菜；在那里你的右手，

从心灵上撕去了仁爱的激情，

而灿烂美丽的美德正是从激情的茎干上怒放出来的，

你使人性堕落，感觉麻木，

像戈尔戈那样将鲜活的人变成了顽石。

我们并不需要你那迫使人节制的

单调乏味的社会，

或那不知欢乐或忧愁的

反常的愚蠢；也不需要你那被迫表现出的

虚伪的消极的坚毅，被拔高到了

积极的坚毅之上。这低劣卑鄙的一伙，

将他们的位置固定在了平庸上，

成为你们卑贱的心灵；但是我们

只倡导这样的美德，容许超常、

勇敢和慷慨的行为，威严高贵，

明察秋毫的审慎，无限的宽宏，

以及那古人未曾留下名字而只有

典范的英雄美德，如赫拉克勒斯，

阿基里斯，忒修斯。回到你那可憎的小屋里去吧；

当你看到新的文明的天空时，

尽力弄明白那些杰出人物是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