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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1月上旬，一个冰冷的早晨，标志着我投资生涯的开始。画面中，一个23岁、服过水兵兵役、刚刚大学毕业的毛头小子，站在托莱多市的高速公路入口的坡道上。这条路通往新近完成的俄亥俄收费公路，他正想要搭便车到纽约市。这种暗淡无光的登场在今日看来不免有些奇怪，如今大规模的学生军团刚出校门，便开始四处寻找有声望的工作和高薪的待遇。当时没有人来好心为我买张公共汽车票，更不用幻想飞机票和高档旅馆了。我的随身物品只有一个休闲背包，一包点心以及口袋中仅存的20美元。为了能赶得及隔天的几场招聘会，我唯一负担得起的就是一路搭车到纽约。
对于早期的那些州际公路的司机来说，我猜自己看起来应该比较老实，那时的交通状况相对现在也不太拥挤，而且犯罪这个“字眼”还没有深入他们的脑海，总之不管如何，搭便车的旅行者在他们那里得到的更多是同情。我没等多久便搭上了车。关于当时说了些什么我已记不大清，但由于我告诉了他，我的行程是从俄亥俄到纽约，自然就引出了1954年世界杯赛事的一些话题。那个时候的纽约巨人队在四场比赛中横扫了克利夫兰印第安人队。作为一名底特律老虎队的铁杆球迷，我对球队的前景感到怅然若失。
那时我对棒球可比投资知道得多。我对股市的一切知识加起来也寒碜得丢人，它们充其量只是大学中与此有关的两门课程。我一点儿准备也没有，也没有想到要靠投资这个行当来牟利，更没有意识到其实那并不比找一份其他工作差。那时，对于大多数美国人而言，1929年10月美国股市的灾难和大萧条仍然让证券市场不寒而栗。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虽然最终还是上升到了1929年的前期高点，却是经历了26年的漫漫岁月。他问我去纽约干吗，我只说是要找一份工作。
在途中横跨宾夕法尼亚州有一小段旅程，我搭上了一个卡车司机的车。他以前是记者团的司机，在距离我上高中的地方科珀斯克里斯蒂（Corpus Christi）很近的南得克萨斯过了些时日。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都是被放逐者，不过我的放逐是自找的。他把自己的离开归咎于一个名叫乔治·帕尔（George Parr）的得克萨斯行政长官，乔治·帕尔靠拉选票在1948年美国内阁竞选中最终以令人怀疑的94票的极微弱优势帮助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赢得了选举，击败了科克·史蒂文森（Coke Stevenson）。那一场竞选势均力敌，相反的几百张选票就足以颠覆美国的总统史。选举结果出来后，政治评论家们给这位未来的总统起了个带嘲讽色彩的雅号：一边倒林登（Landslide Lyndon）。
经过16个小时960多公里的奔波，第5次搭车才把我留在了泽西市（Jersey）的一个卡车停车场，当时已近午夜。我要顺利赶到大苹果（Big Apple），所以进行了一整夜的步行，并且得依靠一些公共交通设施，结果当我最终走进34号街的YMCA旅馆时，迎接我的只是晚班接待员的问候。住宿条件也远没有密歇根大急流村（Grand Rapids）Y酒店的那种魅力，我高中毕业后同时苦干两份工作时曾住过Y酒店。值得庆幸的是，不早不晚基本按时，我终于到达纽约了。我只需要足够的睡眠，在隔日约定的四场面试中保持头脑清醒就可以了。
自1955年找工作以来，摩天大楼的遍地开花让这个金融区容光焕发，信息时代也让纽约股票交易所的大厅今非昔比，但华尔街和百老汇交叉路口还维持着老样子。交易所大楼依旧独霸一隅，稍远处耸立着联邦议会大厦，在那里乔治·华盛顿曾进行了第一任总统就职宣誓，而第三座气势宏伟的建筑里面是著名投资金融家J.皮尔庞特·摩根（J.Pierpont Morgan）建立的银行，它的正面依然展示着无政府主义者的炮弹留下的斑痕，1920年9月的一个繁忙星期四，这枚炮弹曾使华尔街惶恐不安。
一个杀伤力稍弱但触及面更广的爆炸则真正撼动了华尔街，那个时候我已经开始从事我的投资事业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近十年，华尔街睡眼惺忪，似乎要被人遗忘。没人想到过将来竟会有议付佣金，更没人能够预见个人也将可以使用电子交易账户即时成交买卖股票。那个时候，有一群衣冠楚楚的男性股票经纪人，他们组成一个有条不紊的体系，专门为富豪、望族以及某些信贷机构服务。投资者要进行股票换手，必须经由股票经纪人提交委托才行。实际上，其中许多证券经纪人本身就是豪门贵族的成员，要不就是有不可一世的靠山。自1929年股灾后人们惊魂未定，一个个都变得保守起来，不敢轻易购买普通股股票。大部分养老退休基金和机构投资者开始把主要目光放在债券和那些最安全的股票上。那时根本还没有所谓的共同基金。
极少人家拥有电视机，而拥有电脑能够及时获取CNBC财经信息和股票即时交易数据的人更少。1955年投资者监视股市依赖的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自动收报机纸带，这种打点纸带间断操作，它们往往打出10个字符，然后就不动了，然后突然又打出10个字符。以这样的节奏，纸带显然会滞后于交易活动数据，尽管那时的每日成交量极少超过500万股——如今单个的热门股或者还不那么热门的股票一天的成交量就可以和它一样多。买卖股票的指令需要手写到小纸片上，并通过气动导管传送装置把这些小纸片运往处理室集中进行指令执行。为了在交易大厅内展示价格波动，有专门的报告员在展示墙上固定锯齿形状的价格标度盘，并不断调整价格。当委托单一拥而上时，要始终维持最新价格怕是强人所难。在交易所之外，大多数经纪公司雇了“粉笔工”和“张贴工”，让他们随着报价变动不停地擦去旧的报价，写上新的报价。
今天的大投行在纽约金融中心之外就基本上一点儿也不为人所知了，那些比较出名的叫作“经纪商行”（wire house），是它们支配了华尔街。它们在外地各市都有办事处，并通过线缆传送买卖指令。其中美林银行（Merrill Lynch）是最大的经纪商行，它一旦推荐某只股票，那只股票肯定会有强烈的动作。如果美林让它的股评队伍建议客户买宾夕法尼亚州中央铁路（Penn Central Railroad），可能一下子就会出现50万股的买单，让交易室处理不过来。而在偏僻地区，比如托莱多或是克利夫兰，独立经营的地方经纪公司则各霸一方。
经此回顾，我会说当时我做出去华尔街的抉择真实地反映了一种投资理念，一种最终让我的整个生涯蓬荜生辉的哲学。投资业务在1955年备受冷落，更谈不上吃香。最优秀、最聪明的求职者通常会投奔诸如福特汽车和通用电气之类的大公司，期望某一天能在这个行业中崭露头角。
我却无此雄心壮志，相反，《巴伦周刊》（Barron）杂志上的一篇文章使我去了四家国家证券经纪公司参加培训，这四家公司是美林公司、Blyth公司、美邦（Smith Barney）以及培基公司（Bache & Co.）。我对自己成为股票经纪人的前景很有信心，我还带了一封一位金融学教授写的推荐信，他曾经劝我考虑从事投资行业。如果不是希德尼·罗宾斯教授，我只能说要取得投资事业的成功还真需要个人的运气和象牙塔里拿来的高文凭了。
我的投资生涯正好在市场开始活跃的关键时间点启动。股票市场虽然名声依旧晦暗不明，但实际上正在逐渐恢复往日的光彩。投资者对联合碳化（Union Carbide）、陶氏化学（Dow Chemical）、明尼苏达矿业及制造公司（Minnesota Mining & Manufacturing）以及伊斯曼－柯达等行业龙头公司的成长预期明显较有信心，以至于其股价重新回到历史的高点。市场对普通股信心的恢复激励着投资者，他们愿意牺牲一部分收入来追逐资本收益，上市公司慷慨的股份分红更不待言。
战后经济复苏，整体向好，物价稳定。在刚刚过去的一年中，美国国民生产总值已经接近4000亿美元，创下了历史新高。高尔夫也热起来了，休闲玩家纷至沓来，这又是一个经济繁荣的信号。根据美国1954年对高尔夫球的统计数据，当年共有380万高尔夫玩家，高尔夫球场增至5000个，总占地面积达150万英亩
。这是20世纪下半叶的第4年，同时也是延续物价没有显著上涨的第6个年头。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后果是物价下跌44%，经济学家们都注意到了这种反差，所有的信号都是积极向上的，各类商品供求两旺。1月3日的《华尔街日报》报告说，许多公司管理层对经济预期乐观，各自都在筹划新建制造工厂。
作为对这些鼓舞人心信号的反馈，1955年的第一个交易日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冲至408.89点，刷新了历史纪录。伯利恒钢铁（Bethlehem Steel）、克莱斯勒汽车、通用汽车、伊斯曼－柯达以及新泽西标准石油也都在1月3日这一天大步走高，换手量达到了500万股——当然按今日标准仍然微不足道，不过在1955年这可几乎是五年来最高的成交量了。杜邦公司跳高了4个点，收盘至每股
美元。看来我一来到纽约，纽约似乎就热情似火了。
我的面试并没有遇到特别的困难。在海军部队待过两年，听过两门金融课，在俄亥俄托莱多的领先男士服装店做过销售员，我想这些对于一个证券经纪人来说已经足够了。我每次一停下，就会有一大串的问题向我袭来，可能是要发掘我是否具备所需的基本素质。我可不懂害羞，也不会让人轻视，他们的问话无法让我抬不起头。面试结束后，我猜我做得相当不错，不过我没有留下来等待张灯结彩的款待。我还没等到获知我给纽约留下了什么印象就匆匆赶回了家，我要为克利夫兰国家城市银行（National City Bank）的一个职位接受面试。为了使旅途更加愉快并且能保证按时到达，也为了善待自己，我给自己买了张灰狗长途汽车的车票，谁想车上那群卡车司机彻夜放歌。
我没有受到纽约的优待：美林和Blyth没给我任何的婉约之词，而是平白地拒绝了我；美邦请我回去参加进一步的测试和面试；培基则得出结论认为我的声音缺乏必不可少的权威，做股票经纪人恐怕不合适，不过做证券分析师倒还可以考虑。培基提供的工作一开始让我感到不自在，但是后来我发现我真的更加适合做证券分析师和投资组合经理，而不是为了生计而歇斯底里地骗取别人的资金推高股市。股票经纪人干好的话收入可以不菲，但他们花费大多数时间就是为了持有股票，很少考虑投资组合的问题。他们的日常行为有时看来庸庸碌碌，愚笨又徒劳，且又受制于人，而我需要激情。如果我想成为证券分析师，克利夫兰就已然可以满足我——对我刚结婚四个月，一直没离开过托莱多的妻子莉莉来说也更为方便，因此我决定去这家银行。
我不知道，或许是对冷淡接待我的报复，我一离开纽约回到克利夫兰，华尔街就受到了严惩，这可能是因果报应。1月6日星期四，这是美联储宣布将购买股票的保证金从50%上调到60%的第二天，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大跌2.2%。这是自五年前朝鲜战争爆发以来对股东最惨烈的一次打击，隔夜《华尔街日报》对此做了报道，而且自这天起股市愈加恶化，直到1月14日才探底反弹。
虽然这些事件构成了我最初担任专业投资者的市场背景，但那时我还没有注意到太多。我的深谋远虑、我的恒久策略（可能有些人要骂我傲慢自大了）此时还暂时埋没在俗世尘埃中。